后来，我通过各种途径，得知了抗美援朝的一些情况，也就渐渐理解了父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央上层，抗美援朝期间，有4个人压力最大，也最忙，首当其冲是毛主席，在国外是彭德怀，然后就是周总理和我的父亲。总参谋部是连接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总部的枢纽，需要上传下达，父亲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文电，随时都要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建议，有开不完的会，不断地请示汇报，需要不断地思考问题…………
幸好，父亲战争年代就有锻炼身体的习惯，身体素质一直不错，才能够长期承受超负荷的运转。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说：“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又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当时，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抗美援朝作战物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实施，华北军区也承担其中一部分。父亲多次告诫军区后勤部，说：“当前，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首要任务，是大局的大局，中心的中心，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我们有的要给，没有的想方设法筹措也要给，要尽量满足前方需要。”父亲吩咐，凡途经华北的入朝部队，军区一定要尽东道主之谊，尽量把他们所缺的弹药物资补齐，还要给入朝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一次餐。
但是，由于战线的延长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愈发突出，有东西运不上去。父亲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前线供应困难的电报，有时一天接到一大叠。有一些电报他印象很深，比如：第40军于1950年在温井、两水洞地区，首开纪录，歼敌1个营，这一天后来被中央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但是该军却有7个营在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第四次战役，该军只能喝稀饭打仗。又比如：第42军出国首战黄草岭期间，断粮三四天，被迫一边打仗，一边派人挖土豆充饥。还有：第66军在第二次战役的22天，只得到补给3万多斤粮食，不够一天食用。再有：第39军入朝75天，只得到应该供应粮食的百分之十三，第四次战役，该军有16天未得到任何补给。
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二次战役，我军歼敌3万6千人，自己伤亡3万余人，却有5万1千多人冻伤，失去战斗力。
彭德怀来电报，电文只有六个字：“饥无食，寒无衣。”父亲看了，心情沉痛。那段时间，他和总后勤部的部长杨立三、铁道兵的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立即组织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制作炒面，到后来，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加入了制作炒面的行列，周总理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很快集中了数百万斤炒面运往前线。但是，食用时间一长，部队普遍反映，炒面伴雪吃下去，引起腹胀腹泻，加之副食供应不上，很多人患夜盲，仍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吃炒面时，往往呼出面尘，战士们称为“喷气式”，并编成顺口溜：“中国撒拉密（朝语：人），来到朝鲜地，吃的是喷气式，躲的是比恩机（朝语：飞机）。”更有人编笑话说：“毛主席打电话给高岗，要他给前方送好面，高岗听错了，误听成送炒面，所以送来的净是炒面。”
因此，战士们对炒面“又爱又恨”，编了顺口溜说：“不想家，也不想老婆，只想吃个白馍馍。”、“影戏歌舞不想看，只想吃顿白米饭。”
不断有各种消息传到后方，一般都是先汇总到总参这里，父亲再去抓落实。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买汽车、突击培训司机、增派工程兵修路、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入朝、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责成总后勤部改进服装装具，改善熟食供应……
父亲后来回忆道：“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战士们高兴了，我的父亲却累倒了。195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他晕倒在办公室里。范济生秘书把他搀到沙发上躺了一会，素来身体无恙的父亲没当一回事，躺了一会又爬起来，继续处理电文。可是，他总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怎么也站不稳。他坚持到下班，才请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帮助诊断。傅连璋检查后，明确告诉说，他已患上了多种疾病，主要有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
傅连璋要父亲立即住院治疗。父亲仍然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执意不肯，想继续坚持工作。最后，在傅连璋的再三坚持下，才达成了在家中绝对卧床治疗的方案。
父亲病倒了，最着急的是他的秘书范济生。范秘书说，聂总整天连轴转，别说他是50多岁的人了，就是他们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也给拖得受不了，真是疲倦不堪，有时走起路来，身体直摇晃。他还说，他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毛病。这么个熬法，谁能受得了？
当年跟随父亲打仗的部下都有个感觉，那就是他们的“聂总”身体一直不错，很少听说他生病，即便是在晋察冀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接连不断的反扫荡中，也没见他病倒。但是，这一次，他真的顶不住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坏了。尤其是心脏病，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不知有多少次，让他在死亡边缘上走过。
傅连璋大夫十分关心父亲的病情，有一次，他悄悄对范济生秘书说：“你看，聂总的身体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卧床休息，这样长时间地躺在硬板床上可不行。”
范秘书不明白傅大夫的意思，傻傻地望着他。
傅大夫只好又说：“能不能想办法给聂总换个软床？”
“换软床？”
“对！”
傅大夫走了，范秘书心里犯了愁。到哪里去弄个软床？况且连软床是个什么样儿，他也没见过，心里没底。但他认为傅大夫的话有道理，就抽空去家具店转悠。一连跑了几个家具店，都没有卖软床的。最后，还是在崇文门内一个商店里，买到了一张旧的席梦思床。
这张软床让病中的父亲感觉舒服了一些。
父亲病倒的那段时间，母亲正在莫斯科治疗她的老胃病，我仍然是住校，每星期在家住一天。这下可以好好地和父亲在一起了，我反而感到很高兴。虽说我已经22岁了，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依偎在慈祥的父亲身边。我和他说话，拉呱，不断有笑声响起。但是我发现，虽说傅大夫嘱咐，绝对卧床，他却很难做到绝对，他躺在床上，还要阅读大量文电，不断地接待来请示汇报的工作人员，口述意见。
于是，我不忍心再打扰他，就悄悄退出去。让他好好地睡一觉吧，把以前损失的觉补回来。
记得小时候我在上海，听人家说，共产党是蓝眼睛，红胡子，杀人不眨眼。这自然是胡说，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我回到父母身边很长一段后，仍然是懵懵懂懂。现在，我终于能搞清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百姓，而拼命工作的人，是那些不那么自私的人，是那些光明磊落的人。
实实在在地说，我是从父亲身上，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等人身上，悟出这个道理的。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国民党的哪个将军为了工作，累倒在办公室里？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带领的这一批人能够这么快地夺得江山，得到天下。
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地长大了。
父亲卧了一个月的床后，觉得病情有所减轻，就卧不下去了。他要去上班。我把他送到大门口，望着他的车子在萧瑟秋风中远去。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你一定多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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