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来自部下的源源不断的批评，远在延安的父亲忧虑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名誉损失，而是担心这次会议使晋察冀的工作出现偏差。果然，有些人宁左勿右，为了进行长期的对日战争准备，决定对军区主力部队动大手术，“大团变小团”，有的主力团只保留两个营，部队大量裁减、分散，在缩减主力军的同时，又编散了一批作为地方军主力的地区队，把他们下放到县游击队里去。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我得知晋察冀部队正在分散缩小的情况时，确实是深感不安的。我们有的同志在当时没有把准备发展部队和准备反攻这件迫在眉睫的大事紧紧抓住，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长期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上面。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伯承、小平、陈毅等人交换过意见，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已经把部队主力集结起来了，准备迎接战局的重大变化，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父亲的忧心忡忡并不是没有来由。后来的事实证明，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军区部队虽然发展到号称一百个团，但大多数是刚从地方武装集中整编为野战军的，其中有很多是新兵，战斗力很差，军政素质也很弱。这种状况，给晋察冀的部队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有不少仗没有打好，与这种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而对于那些面对自己的过火的批评，父亲始终保持了沉默。他手下的战将、绰号“纪大炮”的原一分区3团团长纪亭榭在会上听不下去，与人拍桌子骂娘，纪亭榭来延安后，父亲把他找来，批评他不该骂人。纪亭榭心直口快地说：“骂人不对，我承认。可是个别人采取攻击你的办法，在那儿活动要参加‘七大’，打个人的小算盘，这对吗？”
父亲深沉地说：“晋察冀的工作，我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的，应该允许人家提出批评。即使有些意见提得不够准确，供我们参考也是好的。”
当时担任四分区35团政委的傅崇碧后来说：“聂老总胸怀很宽广、度量大。他从延安回来后，对那些提过他意见的人依然如故，仍然重用。”
1945年4月至6月，父亲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不久，日本投降。9月初，中央决定全力争取东北。
对于争取占有东北这个大局，父亲早在“七大”听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就有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当时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要父亲尽快回到晋察冀主持工作。据父亲的秘书周均伦回忆，本来，在抗战胜利前，父亲心里头曾经萌发过，将来不回晋察冀工作了，1944年的晋察冀高干会议对他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他担心回去后不好开展工作。但是，当毛泽东找他谈话，要他回晋察冀时，他表示，坚决服从中央要他回晋察冀的决定，而且决心贯彻中央决定，尤其是着眼在占有东北这个大局。
父亲是个永远以大局为重的人，他真的不是那种时常打自己的小算盘的人。抗战爆发那年，他以大局为重，甘冒大风险，仅带3000人孤悬敌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今，抗战胜利，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再度受命出征。
他后来回忆说：“飞机起飞以后，我回首向延安默默告别。渐渐地延河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巍峨的宝塔山依稀可辨。在飞机上，我俯视着机翼下的大地，沉浸在回到晋察冀后如何工作的万千思绪之中。”
父亲最后的想法是，占有东北，是全党的大局，更是晋察冀的大局。晋察冀紧靠东北，应该在占有东北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