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家的感觉真好
如果把父亲从延安回晋察冀比作回家的话，那么，我也终于迎来了回家的时刻！
1932年，父亲离开我和母亲，走了；1935年，母亲又离开我，也走了。我孤零零的一个5岁的孩子，寄养在上海嘉定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的家里。毛齐华也是长年不在家，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有三个孩子，还有年迈的老母亲，全家就指望他的爱人，因此家里生活十分困难。
我就在艰苦的乡下环境中一天天长大。那几年，我受尽了磨难，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下地干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挨打。更要命的是，村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有人见我没爹没娘，见了面就骂我，说我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
夜里，我常常在睡梦中哭醒：我的父母在哪里？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在我渐渐长大之后，更是什么都干，否则就没有饭吃。我种地、做饭，还给人家当过一段时间的长工，帮人带孩子，每月能换来一斗米。在地里干活，割麦子也好，插秧也好，我比谁都快。我还学会了纺线和织布。得了疟疾，一会冷一会热，照样下地干活。有一回，到地里摘棉花，不小心扎破了小腿，鲜血直流，我就用泥巴把伤口糊上，后来感染了，不停地化脓，最后烂到了骨头。小腿上的这个伤疤陪伴了我一辈子。
幸亏毛齐华叔叔的老母亲对我还好一些。我叫她老奶奶。我和老奶奶相依为命。老奶奶说，我是他儿子托付来的，她一定要把我养大，以后好对儿子有个交待。我伤心难过的时候，她总是劝我：“别难过，小时候受苦，将来长大了一定有福气。”
在和父母分别的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更不可能知道父亲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他们只是给我留下了模模糊糊的影子，甚至父亲连影子都没留下，他走的时候，我才两岁多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牵挂我的人里面，除了父母，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周恩来伯伯。
周伯伯自始至终地关注着我的命运。我的父母亲从未向他提过寻找孩子的事情，他却一直把事情挂在心上。大约在1938年，上海战事平静下来后，周伯伯百忙之中，委托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龚饮冰同志负责寻找我，打算把我找回来，送到延安，或者是送到我父母身边。龚饮冰派出的两位地下党的同志来到了嘉定乡下，找到我住的小破屋里，他们说：“丽丽，我们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我不认识这两个人，对他们的突然到来感到害怕。他们越想把我带走，我越是恐惧。我躲到炉灶后面，警惕地说：“你们是骗子，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爸爸妈妈找来，叫他们自己来接，别人不行！”
任他们怎么劝说，我就是不跟他们走。两位叔叔担心说多了暴露身份，只好悄然离去了。
后来老奶奶去世了，我的日子更加的苦。到后来，我甚至记不得自己的年龄了。大约在我十三、四岁那年，我考上日本人在嘉定办的嘉丰纱厂，成了一名童工。纱厂里的工头们都是吸血鬼，他们又凶又狠，那一时期，我亲身经历了黑暗社会中工人所受的欺压，亲眼目睹了姐妹们悲惨非人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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