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开始，父亲在白区生活了4年，这是漫长而艰险异常的4年。很多他熟悉的同志牺牲了，还有很多他熟悉的人叛变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便是金子。父亲有一次对我说：“一想到那些死难的同志，我就想着多干点事，替死去的战友多干点。”
这4年甚至改变了父亲的性格。父亲一生惜言如金，平时不爱讲话，能不说就不说；父亲一生谨慎，处处小心，组织观念极强，保密观念极强。我常常想，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白区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而较早认识我父亲的人说，你的爸爸以前不是这样的，在老家的时候，在法国的时候，他是很活跃的，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可是后来，他怎么就变了呢？
父亲跳出了“火坑”，远去了，母亲和我还得继续生活，而且更加困难。父亲走了后，不懂事的我，每天都哭着要找爸爸，弄得母亲心烦意乱。房东也给惊动了，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看医生。”
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没有病。母亲把我抱到外面，到马路上去看汽车，到公园里去看小动物，慢慢地，我就忘记了爸爸。
我忘了爸爸，爸爸却不会忘记我。母亲想到，爸爸一定会牵挂我，一次在公园，遇到照相的，母亲灵机一动，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两寸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作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1933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母亲当年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杨庆桂和她的孩子，同我们母女住在一栋房子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这个机关被敌人侦察到了。母亲和杨庆桂得到内线传递出的消息后，临危不乱，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焚烧文件，销毁证据。她们刚忙完，敌人的便衣也到了，进屋搜查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母亲和我，杨庆桂和她的孩子被带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敌人找了个“托”，来指认我母亲，那人穿着工人的服装，走到我母亲身边，小声说：“同志，怎么你也被捕了？”
母亲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是共产党，你看错人了。”
无论怎样，母亲和杨庆桂阿姨都坚决否认，敌人无奈，又不甘心，便把我们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反复提审。敌人想从两个女人的嘴里挖出中共中央机关的情报。母亲和杨阿姨死不承认。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们被关进监狱后，和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关在一起。她们总想哄骗你说些什么，可是你非常听话，不哭也不闹，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根本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话。”
母亲又对别人说：“孩子跟我受了不少苦，白天她不用我抱，自己躺在床上睡或坐在我旁边。有时晚上提审，我就一定带上她，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正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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