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父亲算是母亲的上级，有时母亲还听父亲讲课，父亲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让母亲感到既好玩又亲切。但是，那时母亲并没有想别的。此时的父亲已接近而立之年，从欧洲回来后一直孓然一身，他注意到那个叫张瑞华的女机要交通员意志坚强，胆大心细，吃苦能干，而且机灵秀气，于是在心里悄悄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终于有一天，父亲按捺不住了，他来到母亲的住处，略带羞涩地说：“张瑞华同志，我想找你谈一谈……”
母亲并不感到吃惊，她以为是谈工作。她就说：“我今天没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父亲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
父亲说完就走了。关于父母的爱情，在我长大之后，从来没听他们说起过。我当然也不便问。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只零零星星地提到一点。我所知道的这些，大都是从出版物上看来的。有人采访过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得到的资料也并不算多。母亲去世前的那几年，家里的保健医生护士们趁母亲高兴的时候，偶尔会问一句：“老奶奶，你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
母亲说：“当然是他追我了。”
大家嘻嘻哈哈笑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想，父母的爱情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产物，它不可能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它是简单的，质朴的，却又是持久的，珍贵的，是打着革命印记的爱侣。
话说父亲过了几天，又找到了母亲。他们面对面坐着，忽然都脸红了。父亲毕竟更成熟一些，他镇定片刻，于言谈中流露出对张瑞华同志的爱慕之情。我的母亲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满脸通红，心跳加剧。她很可能是捏着衣角，手心里全是汗，低着头说：“我想想，过两天再告诉你，行不行？”
在母亲的脑海里，她最难忘的印象是，广州起义最关键的时候，父亲掐着腰，指挥人们抵抗从观音山上冲向指挥部的敌人，他毫不畏惧，镇定而沉着。这个形象母亲是永远也忘不掉了。
前面说过，父亲的身材算是比较高的，比一般的南方人都要高，他身材挺拔而匀称，不论是在广州，还是在香港，都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他长方形的脸膛轮廓分明，眼睛明亮，嘴唇的弧线给人一种坚毅之感。母亲还注意到，这个人特别爱整洁，衣服虽破旧，但从来都穿得干干净净，大热的天，风纪扣仍然扣得紧紧的，显得有条理，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含蓄、深沉、儒雅。
好像他不苟言笑，看上去挺严肃，挺严厉的样子，但又没见过他发脾气……
那两天，母亲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人”的影子。他严肃一点，严厉一点，又能怎么样？嗨！不怕他！……母亲轻松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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