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真金与真情
7 父母爱情
珠江在呜咽。枪声稀疏了，父亲换上一身便装，往八旗会馆附近的驻地走去。来广州后，他一直租住在一处民房里。路上，他看到一具具的尸体，刺鼻的血腥味儿让人窒息。在一个路口，遇到商团对过往行人搜身，把父亲随身携带的钢笔等物品抢走了。父亲表现得异常冷静沉着，始终没有吭声，因为他不会广东话，一张口就没命了。父亲终生都没能改变他的四川口音。
回到住地的时候是半夜，他没敢叫房东的门，因为半夜叫门会引起怀疑。他一直在楼梯口等。天亮了，房东开门之后，他才大大方方地上楼。房东说：“你起得这样早啊。”父亲说：“是啊，不知道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了看。”
我的母亲在部队撤退之后，躲藏在一个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海员家里，那位海员也是共产党员。应该说母亲非常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而且他机警过人。他让母亲换上他妻子的衣服，然后把母亲穿的军装拿出去埋了，从而躲过了搜捕。三天之后，他告诉母亲，已经接到党组织通知，要她去香港，并且告诉了她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
母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起身就要告辞。那位同志拦住母亲，跑出去买来一套绸缎旗袍，把母亲打扮成阔太太的样子。他亲自陪送母亲到码头，一路上应付敌人的盘查，直到把母亲送上船，才放心地回去。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母亲一直记着那位海员同志。遗憾的是，他当时用的是化名，即使想寻找他也无从找起。一次，母亲念叨说：“唉，也不知那位同志怎么样了……”
父亲也是三天后到的香港。广州留给他最难忘的印象，就是那里的木棉花开得好艳好艳，就像烈士们的鲜血。
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了香港，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和内地相比，香港相对安全一些。右倾的陈独秀下台后，李立三和他的“左”倾主义又统治了党内。一到香港，他就气呼呼地指责广东省委，广州暴动工作没搞好，简直无能。他让我父亲立即去追叶剑英的教导团，通知他们往海陆丰转移。父亲说，撤退时他已经通知教导团撤往海陆丰，没必要再去通知，而且他对这一带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那里又是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去了肯定是送死。父亲并非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了，他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活着可以多为党工作，为什么不想办法保护？
大概李立三也觉得派一个四川人去不合适，又提出让黄锦辉去。结果黄锦辉一去无回，被敌人杀害于花县。黄锦辉是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后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父亲和他感情很深。父亲说：“为了一个不必要的任务，牺牲了一个好同志，使我心里甚为难过。”
以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父亲就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他担任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那一时期，令他感到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李立三及其继任者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问结果，只求形式，不停地派干部到各地做一些用处不大的工作，比如去发动群众贴标语、撒传单，上街游行等。很容易把我们的人暴露，惨遭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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