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不久，林彪调红军大学当校长，中央任命左权代理军团长。从1932年初算起来，父亲和林彪共同战斗了4年多一点时间，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领导红一军团，把这支队伍锻造成红军最硬的一只拳头。林彪要走了，父亲仍是有点舍不得。不管怎么说，他们合作的还是不错的，矛盾在所难免。军政主官闹点矛盾，争一争，吵一吵，拍拍桌子，那太正常了。有的单位的军政主官，根本没法合作，用他们的话说，“尿不到一个壶里”，中央只好给他们调开。父亲和林彪，远远没到合作不下去的地步。
有人对我说：“是你的爸爸脾气好，小事不计较，大事讲原则。”
我笑笑。我的爸爸就是这样的人，让他给说准了。
林彪会不会留恋父亲？也许也有一点吧。平津战役结束的时候，他居然私下里动员父亲，跟他搭班子，一块南下。这或许就是一个证明。
1936年5月18日，一军团奉命西征。西征和东征的目的差不多。但由于西北的马家军骑兵不敢恋战，往往是望风而逃，一军团只打了几个小仗，战果不大。
7月底的一天，一军团正在豫旺堡整训，我的母亲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这简直是喜从天降，宛若梦境。通信员把父亲从前方叫回来，父亲一眼看到母亲，惊奇不已，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天才说：“你和孩子，好吗？”
是的，他们已经快5年没见面了，自从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分手后，绝少音讯，不知死活。如今重逢，母亲禁不住喜泪横流。在她的眼里，父亲是那样瘦，那样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瘦弱。但是，她随即发现，自己的丈夫一抬手一投足间，有了职业军人的味道，他不再是当年香港或上海的那个文雅的地下工作者，而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果敢坚毅的将领了。父亲的这种变化让母亲感到陌生，又感到新鲜。
无风的夜晚，在那间小而又小的土坯房里，母亲向父亲讲起他们分手后的日子。当母亲讲到她与我分手的情景时，父亲的眼里蓄满了泪水。
母亲接着说，她丢下女儿，擦干眼泪，化妆成阔太太，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天津。在天津地下党的安排下，住进一个外国人家里，等待机会去陕北或山西寻找中央红军。这一等就是三个月。母亲实在等不及了，经组织上同意，先奔赴陕西。母亲化妆成小学教师，天津地下党员王超北带着她，经北平沿平汉路到郑州，再沿陇海路到达陕西华山脚下的华阴，改乘汽车到了澄城县的刘家洼。王超北有个朋友在刘家洼小学当校长，母亲就暂留在刘家洼小学当教师。
这所学校抗日救亡的气氛很是浓厚，母亲课余时间亲自编写了小话剧《生路》，并与大家一起排练。过了两个多月，在西安地下党的安排下，母亲赶到西安，女扮男装，化妆成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勤务兵，乘坐一辆十七路军的卡车，向北开拔。最后穿过东北军的防地，到达红军控制下的安塞。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母亲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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