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父亲专程赶到上海汇报。李立三虽然恼火，但他不直接跟我父亲谈，他让向忠发出面谈。父亲以前多次顶撞过李立三，可能是李立三不愿意再碰钉子。
向忠发本来是个驳船上干粗话的工人，没什么文化，他能当上总书记，完全是唯成份论的结果，可以说是个闹剧。向忠发把我父亲叫到他的房间，瞪着眼睛一拍桌子，说：“聂荣臻，你胆敢取消五一游行示威，我看是临阵脱逃！”
这是一顶很大的帽子。父亲有理有据地说，作战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情况来决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好的指挥员从来不这样做。父亲又说：“我们这一点点力量，是好不容易积聚下来的，你们这样做，不顾党的损失，只为了交卷，是蛮干，我坚决反对！”
向忠发说不出什么道理，烦躁地挥挥手，把父亲打发走了。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日后每每想到自己的这个主意保护了香港党组织，父亲就颇为自豪。
1930年5月，父亲携母亲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都是被叛徒出卖，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以及处决叛徒特务。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
在特科，顾顺章的权力非常大。此人过去是个耍魔术的，在上海开了家魔术店，本是个流氓无产者，靠坑蒙拐骗过日子。后来混到党内，因为胆子大，敢干，心狠手辣，被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认为有魄力，就青云直上，进入党的政治局，负责特科具体工作。他有了权力，更加胡作非为，他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日益腐化堕落，而且在同志面前趾高气扬，胡作非为。
中央调父亲来特科工作的意图，是从政治上加强特科。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李立三亲自找父亲谈话，让他化名李松涛，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做掩护。父亲找顾顺章报到，他可能意识到父亲是对着他来的，当下就不高兴，以后就想各种办法刁难父亲。父亲后来回忆道：“他是特科负责人，要给你小鞋穿，你有什么办法。他晓得我们这些人从国外学习回来，没有搞过特科这种事，初来上海，人生地疏，经验不足，就专门派给你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你能说不去执行吗？不过，并没有难倒我，交待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偏偏革命低潮时期叛徒特别多，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叛变了。
捕捉和审讯叛徒，是件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就会如获至宝，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有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难保。那时候，特科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叛徒，杀叛徒，虎口拔牙。当然也随时有可能被叛徒带来的特务和军警杀掉。
顾顺章让我父亲负责搞行动，就是想看看父亲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下手杀叛徒。那是一段血腥的历史，说起来是很残酷，但是，那个特定的条件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不下手敌人就会对你下手，不干也得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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