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残忍，后来国内的出版物上，对这一段历史讳莫如深，都是“宜粗不宜细”，很少披露真正的内幕。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也是极少谈起，偶尔听他念叨过一次，说那是我们斗争的需要，在那时候不得不那样做，比如有时候，发现了一个叛徒，就把他约到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偷偷把他干掉，干掉以后，把他解剖了，然后装在麻袋里把他扔掉。你不杀他，我们的同志就会遭殃啊！
父亲又说：“在特科工作时极为劳累紧张。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到很晚才能回来，而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有时通宵达旦开会或采取行动，几乎天天如此。
母亲回忆那段生活的时候，说：你的爸爸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在5点以前，我要给他做好早饭，一直到晚上12点钟才回来，有时甚至到凌晨3点钟才回来。他多晚回来，我都不能睡啊，总是听着动静，你爸爸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了，因为你爸爸的皮鞋声跟别人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边等着、听着，等着脚步声停了，按约定的信号，轻轻的敲几下，对上了，就开门让他进来，天天如此，真是提心吊胆啊！
父亲嘱咐母亲，随时做好他被捕、牺牲的心理准备。父亲说：“如果我天亮还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这种话父亲每天出门的时候，几乎都要说一遍。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母亲得了神经官能症，常常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头疼心慌，焦躁地睡不着觉。这个病症伴随了她一辈子。
可以设想，他们每天都是生离死别一般。一到困难的时候，父亲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和周恩来等人面对巴黎公社社员墙所发出的誓言。因此，他是无畏的，他的意志和信念是坚定的。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火里炼出的金子才是最纯最真的金子，我想，那些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凡是坚持下来的，对党和革命而言，都有一颗纯真的金子般的心。
顾顺章不时地涌出胆大妄为的念头，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去炸“一品香”旅馆；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声势”。父亲发现后，及时报告周恩来等人，制止了他。
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思想仍然在党内兴风作浪。他不考虑在白区积蓄力量、隐藏待机，幼稚地认为1930年下半年，革命就已经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条件，对全党发出决议，要在全国发动总暴动，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革命高潮的中心”。他命令红军向大中城市进攻，要打长沙、南昌、南京、武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在是天方夜谭，可笑至极。
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刘伯承，只带领一个叫刘云的同志到武汉去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红军会师武汉。结果一到武汉，刘云被捕牺牲，刘伯承一个人回到了上海。李立三同时要父亲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
父亲他们去了镇江，找到地下党。父亲问：“起义有什么力量？”
回答说：“医院里有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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