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后来到达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前，来了个德国人李德，那时父亲一下子想到了这个诺伊曼，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果然，李德更是瞎指挥，堡垒对堡垒，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导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区。德国人素来机械、教条，固执，由他们来指挥处于幼芽状态的中国革命武装，那只能是让他拿鸡蛋往石头上扔。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藏在一家米店的大量手榴弹突然被敌人发现，引起张发奎的警觉。正是由于这个意外，迫使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进行。也恰恰由于这个意外，改变了诺伊曼原先制定的白天起义的计划，初期的战斗进展还算顺利。
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的大部，叶挺提出，应该适时撤离广州，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父亲和叶剑英等人支持叶挺。但是，诺伊曼却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在这个重大关头，张太雷又站到了诺伊曼一边，下令固守阵地，伺机占领广州全城，然后宣布成立苏维埃。
最好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一天之后，大批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形势急转直下。11日中午，一股敌人杀向起义指挥部，机枪子弹打碎了指挥部的玻璃，引起一阵混乱。父亲动员指挥部的所有人员上阵，他亲自来到前沿阵地上，指挥人们拼命阻敌，终于打退了敌人。
这个场景恰恰被从这里路过的我母亲看到了。60多年后，母亲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时刻，她回忆说：“起义的第二天中午，我正往指挥部押送反革命，听到指挥部北面枪声密集，看到聂荣臻双手掐着腰，站在由米袋堆成的沙包后面，在指挥大家抗击由观音山上反扑下来的敌人。在他身旁是一挺机枪，由他指挥，不断向敌人扫射，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无法前进，而他则一动不动，神态威严。”
在这之前，在指挥部里，父亲已经与母亲碰过面。
说起母亲来广州的过程，还是蛮曲折的。母亲到武汉分校上课不久，就遇到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从沙市出发偷袭武汉的事件。武汉兵力空虚，母亲所在的军校紧急动员学生上阵，跟随叶挺将军南下迎敌。母亲当然不甘落后，她要求上了前线，担任战场救护。在弹火纷飞的战场上，母亲受到了实战锻炼，她救护伤员，掩埋尸体，什么都抢着干，经常弄得浑身是血；她总是冲在女生队的最前面，耳边常有流弹飞过，但她不怕。她鼓励女伴们：“越是害怕退缩，子弹就越是去找你，子弹专找胆小的。”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人心慌慌，母亲所在的军校女生队解散，党组织通过关系，把尚未暴露身份的几名女共产党员，分配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军医处当护士，这其中就有母亲。这个教导团是我党控制的队伍。南昌暴动前，军官教导团秘密开赴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暴动。但是刚到九江，就被张发奎派来的人缴了械，教导团一千多人被扣留了一天一夜。关键时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站出来，毛遂自荐要当教导团的团长，并且说服了张发奎放人。
母亲后来多次说过，多亏了叶剑英，否则教导团的命运就很难说了。由于途中处处不顺，母亲跟随叶剑英到达南昌时，已经是8月7日，起义队伍早已南下了。叶剑英又带领教导团千里行军，七折八转进驻广州。就是这支队伍，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起义的那天凌晨，正式打响之前，母亲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第4军军医处的处长、书记官、军需官是张发奎的铁杆亲信，痛恨共产党，要在起义前解决掉他们，以防走漏风声。共产党员、教导团卫生队队长柯辉萼，第4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贺宗霖奉命执行任务，但需要有人配合。柯辉萼问我母亲：“小张，你敢去吗？”母亲说：“敢！”他们骗开军医处长的门，突然冲进去，把那个胖乎乎的处长捆起来，那家伙如梦初醒，破口大骂：“你们跟共产党走不会有好下场。” 柯辉萼一挥手，母亲等人七手八脚就把他勒死了。紧接着，他们又如法炮制，解决了书记官和军需官。
然后，母亲抹一把脑门上的汗，把一条红领带系到脖子上——这是参加起义军的标志。不一会儿，城内各处就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喊杀声。
暴动开始之后，广州市区潜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他们打冷枪，散布谣言，或者向城内城外的敌人通风报信，危害很大。起义军领导之一的恽代英说：“组织肃反队很有必要。”张太雷犯愁了：“眼下起义军都在各处作战，谁来干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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