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特别提到了1942年一次会议上的情景——
我讲到，部队给养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为了度过难关，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讲着讲着，心中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平时大家说我是一个“能够控制感情的人”，但是，那一次，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泪，许多同志也流了泪，会场上一片哽咽声。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那个时候，军民之间就是这样的紧密团结，同舟共济！几十年后回想起来，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
曾担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的王平上将，回忆起我的父亲时说，军区有个骑兵营，该营是在长征后期吴起镇战斗中缴获了一批敌人的战马后，由父亲亲手组建的。抗战初期，骑兵营屡建战功。父亲对该营感情很深。但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却决定撤销这个骑兵营，因为这时的骑兵不仅不适应山地作战，而且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已成为反扫荡的沉重包袱，尤其是马匹还要消耗大量粮食，给根据地人民增加了负担。按照父亲的指示，800多匹战马退役分散到老百姓家耕地。同时，父亲又决定保留这支英雄部队的番号，扩建成了无马的骑兵团，编入王平的三分区建制。
没有马的骑兵团，也算是一大特色吧。
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喂马的黑豆为主食，开饭的时候，有人戏称自己成了专吃马料的“第二骑兵团”。吃黑豆，很难消化，不少人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病。战士们也许想不到，他们的司令员也常常食用黑豆。许多年后，父亲的很多老部下回忆道，父亲那时就经常以黑豆为主食。就连我的母亲张瑞华，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时，就得了严重的胃病，即使如此，她也得食用黑豆，为此常常胃痛，人们经常见她捂着肚子，皱着眉头，脸色蜡黄，行动困难。
为了生存，有的部队时常越过封锁线，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背粮，一旦与敌遭遇，就且打且退，背回来的粮食上常常溅有血迹，吃饭的时候，有时会吃到弹片甚至子弹头。父亲想到这些，往往吃不下去，他尽量节省，把饭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但是，当他听说一分区一团有个重机枪班长，块头极大，在部队粮食标准大大减少之后，饿得扛不动机枪时，他破例批准这个班长吃双份口粮。他听说抗敌剧社的田华、张华等“小鬼队”的孩子们吃黑豆，还挖野菜，采老乡们一般不吃的杏树叶充饥，他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心疼地连声说：“不能让孩子们吃这些东西，剧社的粮食定量不减，不能减！”
父亲还特别嘱咐部下，凡是讨饭要饭的小孩子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可怜的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
为了战胜困难，父亲叫司令部的人员养猪、种菜，他自己带头，养了两只奶羊和四只来杭鸡，反扫荡时就把它们放在筐里，驮在骡背上带着走。房东霍延龄的二女儿翠婷得了天花，病得厉害，父亲天天让翠婷喝他的奶羊产的羊奶调理身体。那段时间，不知有多少伤病员喝过父亲提供的羊奶。
养羊、喂鸡——人们也许很难把这种事情同一位高级将领联系起来。这在八路军以外的其他军队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就是这样与老百姓和他的部队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
最艰苦的日子逐渐过去了。
就在这一年，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踩伤30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这一年的大旱饿死了300万人。而在晋察冀根据地，很少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两相比较，说明共产党创立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光明所在，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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