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到安全的地方之后，父亲却又得知，彭绍辉、肖华的少共国际师还在江那边。父亲又急了：“一帮小孩子，不管他们，那是死定了。”他和林彪紧急商量一下，派出一支部队重渡湘江，总算把他们接过了湘江。
湘江的水，见证了红军将士的血。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
半个世纪之后，著名作家魏巍来我家做客，向父亲谈起，他去长征路上访问，在当年红军过湘江的地方，至今仍有烈士遗骨暴露荒野，父亲听后沉默了好久。为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在湘江之战最惨烈的战场——湘江西岸脚山铺附近修建纪念碑，把烈士遗骨妥为安葬，以慰忠魂，教育后人。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不久，广西方面决定修建“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
过了湘江，红军前途仍然莫测。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深感责任重大，似乎吓破了胆子，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对着自己脑袋瞎比划，手足无措，父亲遇见他，严厉地说：“你是领导者，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越是紧张时刻，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这位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左”倾冒险主义者，一直是极为乐观的，可是刚才中央纵队过江时，有人向他建议，最好按建制过江，避免混乱，他竟然有气无力地说：“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过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几个就算不错了。”
过湘江后，父亲因脚部的扎伤没有痊愈，只能坐担架行军。有时他和同样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一块行军。父亲在红军总政治部当副主任时，王稼祥是他的上级，两人比较熟悉。有一天，父亲实在忍不住了，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这时的王稼祥，说话是有份量的。父亲欣喜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不久就有了划时代的遵义会议。
先是一军团1师1团率先突破乌江天险，然后一军团2师6团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智取遵义城，大获成功。
似乎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红军的厄运快要结束了。但遵义会议之前的争夺仍然是很激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三番两次找父亲谈话，动员父亲在会上支持博古。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父亲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与会代表们用民主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领袖。父亲为自己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并且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