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父亲的大量心血。
开国大典那天，北平正式改称北京。11月下旬，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父亲被推选为北京市市长。由此说来，父亲是北京市第一任民选的市长。
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规定，将“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没收妓院财产，以作为救济妓女之用”。
作为新当选的市长，父亲对这件事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向旧社会丑恶现象宣战的大事，是对我们执政能力和能否取信于民的考验。当天，他就和彭真联名发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
仅仅用了12个小时，就封闭了北京市所有的224家妓院，400多名妓院老板和领家被集中管训，1200多名妓女则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由政府帮助她们另谋生活出路。
北京市带了个好头。全国各地都迅速掀起封闭妓院的联合行动。妓院和妓女，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没有哪朝哪代管过。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千年污垢便得以消除。说起来这件事情不算大，但它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中国是一个新风扑面的新国家，是一块变干净了的国土。
毛泽东主席很快便知道了北京市的这一行动，他对我的父亲说：“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新中国开国大典震惊世界。父亲是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委员，彭真、父亲等人为副主任委员。接着，又成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兼任阅兵司令员，父亲任阅兵总指挥。父亲便又把主力精力放到阅兵上，他亲自组织人员拟出《阅兵典礼方案》，和副总指挥杨成武一起向中央领导汇报，毛泽东等人对方案给予了肯定，毛泽东总结说：“阅兵也像打仗，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父亲最担心的，是对付蒋军空袭的问题。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陆军的优势已消失殆尽，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便是大量地进行空袭。几个月前，他们空袭了南苑机场，是从青岛起飞的6架B-24型轰炸机，投下了30枚炸弹，炸死炸伤24人。如果开国大典时敌机前来空袭，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损失可就大了。
父亲和有关人员一道分析了敌机的特点后，向毛泽东提议，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是因为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这个时间，敌机从所占有的任何一个机场起飞，向北平飞行，都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时间。
参加开国大典的骑兵部队，有1978匹战马。如遇空袭，马匹管控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受阅的骑兵部队，采取了各种措施，把各种情况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父亲仍然作着最坏的打算，他向受阅部队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保持原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按照原定的阅兵方案，空军不参加阅兵式，因为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父亲不甘心，8月底，他们三人到南苑机场视察，到了飞机跟前，见了飞行员，就问：“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接受检阅？”“现在能飞给我们看看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找个地方坐下，看着我们的P-51型飞机一架架腾空而起，编队飞行，然后从容落地。他们心里更是痒痒开了。
几天后，父亲又陪同朱德来到南苑机场。17架飞机作了表演，按不同的机种从观礼台前飞过，朱老总和父亲为飞行员的表演热烈鼓掌，心里也更有底了。二人回去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才决定开国大典上，空军也要出动。
受阅前，全体飞行员面对国旗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0月1日下午2时55分，毛泽东、朱德一前一后，沿着西侧的古老梯道，最先登上天安门城楼。刘少奇、周恩来紧随其后。3时整，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正式成立了！”他亲自摁下电扭，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阅兵式开始，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父亲向朱德致军礼，并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朱德由我的父亲同车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检阅式完毕，分列式开始。这是新中国这部历史的首页，30万军民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最为庄严的伟大时刻。大阅兵的圆满成功，让为此殚精竭虑了三个月的父亲终于松了一口长气。
1951年初，由于军队工作过于繁重，父亲向中央提出，辞去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他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那是建国前后，特殊时期的一年半，是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年半。不知不觉间，首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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