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家的那两天，我们倾诉着离别之苦，我听不懂父亲的四川话，父亲也听不懂我的上海土话，母亲就做我们两个人的翻译。谈起我所受的苦，父母亲一次次掉下眼泪。有一次，我带着怨气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把我丢给人家不管？”
父亲正色道：“孩子，你不要怨恨爸爸和你的妈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才这么做的。要恨，你就恨我们的敌人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里，父母亲也是聚少离多，父亲带兵打仗，东奔西走，常常顾不上母亲。有一次，母亲写信给父亲，倾诉离别之苦，还半开玩笑地写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荣臻，你是几过家门，也不来看看我，现在你也成了大禹啦……”这封信被军区司令部的一位参谋误认为是公函，拆开一看，才知道拆错了。军区参谋长孙毅赶紧嘱咐那位参谋不要声张，把信重新封好交给父亲。当时父亲实在太忙，匆匆看了信，竟然没察觉信被拆开过。几十年后，绰号“孙胡子”的孙毅将军提到这件事，我的父母亲才知道竟然有过这种事。
那段时间没有仗打，父亲相对轻松，他带着我到人家串门，一次次地说：“我的女儿丽丽找到了。”大家都恭喜父亲，说：“聂司令员找到了女儿，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父亲限我十天学会说普通话。我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父亲说，他的四川话好听，别人也能听懂，不像我的上海土话，谁也听不懂。
不久的一天，父亲安排我到张家口第一完小上课，还把一个日本制造的黑色皮包送给我，说这是我的书包。我都16岁了，还要上小学，有些难为情。父亲说：“只要是学习，哪怕年龄再大，也不丢人。学到了本领，才能为劳动人民做事情。”
我背起书包到张家口第一完小四年级上课了。在学校里，我仍然叫过去的名字——李丽。北平解放后，我才改姓聂，叫聂丽。文化大革命时，改成现在的名字——聂力。
父亲送给我的这个书包我保留了一辈子。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刚刚见到父母的情景，想起父亲鼓励我学好本领的那些话。我有了家，成为幸福的人。却有人失去了家，失去了父母。就在我到达张家口的那一天，我见到父亲之前，父亲刚刚参加完公祭“四·八”烈士纪念大会。
1946年4月8日，叶挺和夫人以及王若飞等人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噩耗传来，父亲悲痛万分。叶挺曾经是他最亲近的战友和同学，也是他最佩服的人之一。16日上午，在张家口公祭“四·八”烈士纪念大会上，父亲以低沉的嗓音讲话，泪水不可抑制地流下来，他亲自写了一副长长的挽联，献给永远离去的战友——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父亲伤痛之余，想到了叶挺的孩子。叶挺有九个孩子，父亲想收养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算是对老战友的一个交待，一种纪念。他通过党组织提出了建议。不久，叶家的老二叶正明、老四叶华明就来到了张家口，和我父母以及我住在一起。我亲耳听到父亲对他们说：“孩子，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在我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就这样，他们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父亲工作忙，有时顾不上照顾他们，我的母亲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可以说对他们无微不至，什么都替他们想到了，有时连我都跟着“吃醋”。母亲说：“你想想吧，你叶伯伯不在了，咱们为他的孩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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