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敌人的这一偷袭，我们的情报部门也没能发现。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彭富九对于没有破译傅作义偷袭张北的行动一直耿耿于怀，全国解放后，他找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主任了解情况，这才得知，当时，狡猾多端的傅作义怕泄密，内部没有用蒋介石统一的密码，他自己另搞了一套，蒋的电报比较正规，傅的电报故意搞得颠来倒去，把时间和签名插在电文里面，致使破译十分困难。彭富九还了解到，傅作义没有破译机构，但架了几部电台测向，听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以此得知解放军在西南面有主力，而在张北方向空虚。这就促使他下决心从张北偷袭。
应该说，父亲在张北方向是个失着，他只部署了一个团在万全地区警戒，要张北的地方部队“注意西面敌骑兵之扰乱”。对于这个失策，父亲并不避讳，他后来检讨说：“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进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直插张北估计不足。”
就是因为这个变故，使张家口撤退蒙上了一层阴影。
父亲紧急部署撤退。蒋介石下令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截至10日晚，父亲还在张家口。他告诉最后撤退的部队，对于张家口及其附近的建筑设施，例如下花园发电厂、张家口飞机场等等，都不要破坏，一来那里还有人民群众，二来撤出来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还会回来的。
但是，下花园的发电厂还是被破坏了，后来查明，那是工人搞的，他们思想不通，不愿把发电厂留给敌人。一瞬间，山城的灯火全部熄灭。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撤退的那天晚上，一轮明月悬在天上，好似也有送别之情。各部队都撤完了，我们才在明亮的月色中，告别了这座塞外山城……在回根据地的路上，中秋节的夜晚正好经过清西陵，天上的月很圆很大。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下了车，观赏了月夜的西陵景色，可真是悠哉游哉了！”
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兴高采烈，下令第二天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国民党上层为此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宣传机构大肆叫嚣：“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张家口毕竟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丢掉的第一个较大城市，在我方内部引起较大争议。40多年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那时候有些同志，尤其是党政机关的一些同志，思想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对于为什么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过不去，好像撤离了张家口就不得了，什么都完了似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艰苦奋斗抗战八年，钻了八年的山沟，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可是，我们刚进张家口一年多点儿，为什么又把它让给敌人了？
还有一些同志，好当事后诸葛亮，在张家口弃守问题上，说长道短，大发议论，说张家口不能丢，应该怎么部署，怎么进攻，怎么坚守等等，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就是忘了一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
父亲的助手、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上将后来说：“放弃张家口，中央局开会表决，我首先表示同意。党内思想工作难做，有人战略眼光差，就事论事。；在为放弃了平绥线，才能到平汉线上打击敌人的弱点。我和聂荣臻同志是看到了这一点的。这是个正确的措施。”
针对有些人思想拐不过弯来的状况，晋察冀中央局于撤出张家口12天后，在涞源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父亲作了主要发言，他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正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嘛！所以，我们撤离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嘛！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
父亲又说：“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的力量又弱于敌人，就是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想走走不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家口就变成了一个包袱，看你有没有决心把它丢掉。而我们决定撤离张家口，就是决心丢掉这个包袱，回到我们的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在那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以在运动战中歼灭更多的敌人，这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
这次会议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半年后，中央放弃了延安，也没有人再大惊小怪。
此后很多年，晋察冀的很多老同志一直记着涞源会议，说那是令人难忘的一次会议。它是晋察冀军区部队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关键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晋察冀的部队就用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来回报人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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