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也逐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这时候，周恩来伯伯又指示，无论如何要找到我。几经周折，党组织派毛齐华叔叔亲自回家乡寻找我。他很快找到了我。那天，我穿了一件土布缝制的棉袍，提了个小包袱，忐忑不安地跟毛叔叔到了上海。毛叔叔告诉我，这回一定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身边。他还问我，孩子，想不想爸爸妈妈？
我的眼泪马上下来了。谁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这么多年了，我连父母的一点音讯都没有，人们都说我是野孩子。只要找到了爸爸妈妈，我就不是野孩子了。我抹去眼泪，兴奋地期待着见到父母的那一天。
一个多星期后，几个地下交通员陪同我坐上一艘小船，去寻找不知在何方的我的父母亲。小船到了江苏淮阴，叔叔们把我带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见到了司令员张鼎丞叔叔。这位解放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和蔼的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我叫到身边，拿出一张画报，指着画报上的一个穿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说：“来来来，你看，这就是你的爸爸。”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的真名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
在淮阴停留几天，我继续北上。不久，到达北平。党的交通员把我送到北平军调处。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伯伯。他算是我们家的老相识了，很小的时候，在上海，他就抱过我，当然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叶剑英伯伯非常高兴地把我接到景山东街他的住处，给我弄来吃的喝的，然后他拿出一张照片，笑着说：“看看，这就是你的爸爸。你就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我接过爸爸的照片，欣喜地看了又看，小心地放在了衣袋里。
1946年4月16日，从北平开完会准备返回部队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带着我一块乘军调处的值班飞机，飞临张家口。飞机落地了，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前来接我。坐进吉普车里，范叔叔一路上和我说话。我说上海土话，范济生说带有河北味儿的普通话。我们说了一路话，有趣的是，他的话我没听懂几句，后来也才知道，我说的话他也没听懂几句。
我们到了军区司令部驻地东山坡，范叔叔指着一排平房的门说：“那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赶快去吧！”
这句话我听懂了。我有些慌乱地走过去，推开一间平房的门。阳光照进屋里，我见到一个看上去身体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大概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后来我得知，母亲是不久前，步行一个多月，才从延安到达张家口的。
在我发愣的当儿，她猛地站起来，一下子认出了我，惊喜地说：“丽丽！是丽丽！”
母亲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拉到怀里，哭出了声。我也忍不住哭起来。哭了一阵，心里踏实多了。我们母女二人说了一大堆互相思念的话。不多时，外面响起脚步声，妈妈抹一下眼泪，我也擦干眼泪。
一个高大的男人来到了屋门口，停住脚步，定定地打量我。母亲百感交集地说：“丽丽，你看，谁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来人，急忙掏出叶剑英伯伯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左对右看。那人明白了什么，哈哈笑着，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
没错，是我的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泪水不可遏制地再度奔涌，我泪流满面，泪眼模糊。爸爸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他走上来。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肩头，安慰我，劝我不要哭。他感慨地说：“14年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以后我再也不用看你小时候的那张照片了。”
是的，在与父亲分别14年后，我终于回家了。在父母身边生活，有家的感觉真好！我把1946年的4月16日当成我的再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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