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小时候的生活，都是我长大后母亲、父亲，以及周恩来伯伯、邓颖超妈妈、刘伯承伯伯等人告诉我的。我把那些线索串起来，试图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一个礼拜后，父亲把我们娘俩接回家，他委托中央军委委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阿姨照顾母亲和我，便又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了。
父亲给我取名李丽，小名丽丽。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苦恼。母亲身体瘦弱，没有一滴奶，而我又不肯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忍不住就过来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啊？要去看一看哪！”
母亲道出实情。房东太太出主意：“你给小囡找个奶妈呀。”
母亲摇摇头。按照中央的规定，来领导人家里工作的佣人，也必须是地下党员，这是秘密工作的基本要求。到哪里找一个正值哺乳期的女共产党员？母亲连想都不敢想。她想尽种种办法给我喂牛奶。父亲若是晚上回来的早，就抱着我，在楼前走来走去，一直拍到我睡着。我养成吃牛奶的习惯后，父母亲的这个苦恼才算是去除了。
搞秘密工作，彼此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即便是夫妻，也需要严格防范。父亲对母亲传递文件的机关在哪里从来不问，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情况也是知之甚少，不该见的人不能见，不该知道的不问。
有一天，父亲临时要见一位同志。可我睡着了，外面天气又不好，只有一间屋子，母亲到哪里躲？父亲想了想，就说：“你就躺到床上睡觉，用被子把头捂起来，不要看人家。我们悄声说，你也听不到。”
只能这样了。那个同志进家之前，母亲钻进被窝，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半个钟头后，那人走了，母亲才掀开被子，她喘着粗气说：“真把我憋坏了。”
我一点一点长大，也许是我长的还算可爱，也许是长辈们都喜欢孩子的缘故，父亲的同志每逢见到我，都要抱一抱，亲一亲。尤其是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他们没有孩子，却又非常喜欢孩子，见了我就亲的不得了，口口声声让我叫他们“干爸爸”、“干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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