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基本信息】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10月

【内容简介】

《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是解放军女中将聂力回忆她的父亲——聂荣臻元帅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为国防科技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此外本书还展现了聂帅作为一个体贴爱人的丈夫、牵挂女儿的慈父、疼爱孙女的祖父的普通人的情感侧面，充分展示了他开国元勋、科技主帅、厚道长者的形象。 　　

聂帅的许多故事，人们已是耳熟能详。但在本书中，我们还是能够读到许多新鲜的内容，譬如他早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岁月；与林彪的数度合作；以及建国前后担任北京市市长；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主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谈判；在决策与领导“两弹一星”中的重大贡献；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以及他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密切交往等等，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的披露，丰富了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解读聂帅、认识聂帅，而这也是本书的亮点。 　　

本书求真尚实，经过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广泛的搜集资料，大量采访事件的当事人，还原了历史及人物的真实性。鲜活感人的细节、震撼人心的场面，层出不穷，为本书增添了极大感染力。 　　

本书还收入聂帅及家人照片九十多幅，其中不少系首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聂力（1930.09 -），女，重庆江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曾任国防部科委科技部副局长，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七届、八届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7月24日，晋升中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性中将。聂力为聂荣臻元帅之女。丈夫丁衡高上将，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防科工委主任。

【目录】

告慰父亲

第一章 赤子情怀

1、魂兮归来

2、黑暗中的启航

3、刻在心底的誓言

第二章 勇立潮头

4、从黄埔到北伐

5、南昌起义前后

6、悲怆的抵抗

第三章 真金与真情

7、父母爱情

8、在“地狱”中奔走

9、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

第四章 星火与铁流

10、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1、长征打先锋

12、东征复西征

第五章 威扫敌倭青史留

13、绝妙的伏击

14、有力的出击

15、“扫荡”与反“扫荡”

第六章 模范晋察冀

16、“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17、像滚雪球一样

18、新中国的“试管”

第七章 铁血柔肠

19、血迹与泪痕

20、最困难的日子里

21、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第八章 受命之初

22、永远以大局为重

23、家的感觉真好

24、放弃张家口，到底是对还是错

第九章 决战华北

25、捷报频传的季节

26、毛泽东来了

27、担当配角，一样出彩

第十章 最繁忙的日子

28、首都的“大管家”

29、为军队正规化奠基铺路

30、身在北京，心系朝鲜

第十一章 强国宏图

31、夙愿与抉择

32、壮美的蓝图

33 原子弹，已经不是梦

34 钱学森说：这一天啊，大家记住啊！

35 自力更生，力争外援

第十二章 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36 艰难的起飞

37 殚精竭虑，未雨绸缪

38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39 开弓没有回头箭

第十三章 黄金时代

40 科学工作的勤务员

41 士为知己者死

42 强有力的领导

43 唤来科学的春天

44 五位元帅参加的婚礼

第十四章 炸响原子弹

45 二机部的工作我亲自管

46 赶快把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搞响

47 这张《号外》留下

第十五章 震撼世界的特大事件

48 导弹，已经秘密准备好

49 周恩来说：有聂老总去亲自主持，我们更感到放心了

50 闪电般的进步

第十六章 风暴中的“核聚变”

51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52 为氢弹，两度出征罗布泊

第十七章 蓝天上的中国星

53 我很关心这件事

54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第十八章 目光投向海洋

55 一份绝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56 三步并作一步走

57 动乱年代的“上方宝剑”

第十九章 坎坷岁月不了情

58 让你牵挂让你忧

59 “逆流”中的沉与浮

60 我还能做点什么？

61 危难之际情更浓

第二十章 再上新征程

62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63 痴心依然不改

64 与科技有缘的两代人

第二十一章 晚霞别样红

65 胡耀邦说：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

66 操不完的心

67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

第二十二章 不尽的思念

68 最后的历程

69 魂归大漠戈壁

70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71 替父亲划个句号

后记

【章节选读】

告慰父亲

寂静的夜里，我又梦见了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势——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

我晓得父亲最想知道什么。所以不需要他询问，我就会娓娓道来。13年来，我一次次地告诉父亲，我国的神舟一号至五号飞船先后上天，我国自行研制的各种卫星、导弹和火箭纷纷升空，他为之奠基的我国高科技事业结出了累累硕果。

这个寂静的夜晚，也就是2005年10月12日的夜晚，在梦中，我又一次欣喜地告诉父亲，当日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和另外八位共和国元帅的纪念邮票，同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一起，成功地飞向了太空。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父亲脸上挂着笑意，嘴角动了动，仿佛在说：我都晓得了，我国的高科技事业突飞猛进，我真的很高兴……

父亲在黑夜中远去。不知何时，我醒了。我的眼角湿漉漉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对操劳了一生的父亲（当然还有母亲）无边无际的思念，成了我精神支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父亲述说的那些内容，也许父亲早就知道了，因为他的部分骨灰就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里，站在他的墓碑前，就能够看到高高的发射架。在那里，他能够最早听到火箭的轰鸣，最早看到卫星和飞船的升空，似乎他仍然在继续指挥着，永恒地关注着我国的航天事业……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由父亲拍板，并报经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批准，在甘肃西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设起新中国第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这便是东风基地，也就是后来颇为著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新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从这里起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升空，中国的第一艘飞船，以及第一艘载人飞船也都是从这里翱翔九天。我认为，这里已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象征，这里创造的每一个奇迹，都是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写照！

半个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献出了生命。仅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就有600多位烈士长眠在戈壁滩上。1987年5月14日，父亲颤抖着手，写下“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大字，后来人们把它竖立在烈士陵园里。整整5年之后，也是5月14日，父亲撒手西去。按照父亲的遗愿，我们把他的部分骨灰埋葬到他亲手题写碑铭的烈士墓地。这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墓地，因为这里埋葬的，既有元帅，也有将军、科学家和普通士兵。有这么多的部下在这里陪伴他，父亲并不寂寞。

是的，父亲并不寂寞。十多年来，虽然他安息在遥远的戈壁滩上，却仍然有无数的人来这里看望他。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过，更有少先队员排着队，把一束束沙枣花和一块块胡杨木放在父亲墓碑前。胡杨被誉为是沙漠的精灵，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记得1992年8月10日，江泽民来烈士陵园瞻仰，然后对基地的干部战士发表讲话，说：“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有许多同志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牺牲在这里。特别是聂荣臻元帅，建国以后，他把大量心血花费在我国的航天科技事业、导弹事业和国防科工委的事业上。我们深深地怀念聂帅，怀念他对国防科技事业的深切关怀和杰出功绩。我们要永远学习和发扬聂帅对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不遗余力的奉献精神。”

据说，曾经担任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场系统总指挥的张建启，每逢有重大发射任务，或者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就会习惯性地来到我父亲的墓碑前，默默地跟他交流。不知他是给老人家汇报什么，抑或是祈求老人家在天之灵保佑他们成功？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10多年了，我却总觉得他依然活着，依然和人们在一起，因为他走进了很多人的心灵。被中央誉为“两弹一星”元勋的著名科学家任新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都在讲，谁谁是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要我说，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就是聂老总。他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没有他，中国航天根本搞不上去。当然是中央领导同志下了决心搞导弹，他也是中央的领导，他是下决心的最大最积极的倡导者。这方面的许多事，从小到大，都是他一手办的。他不是一般的领导。”

著名女科学家林兰英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聂帅不仅是打仗的元帅，也是科技界的元帅。当初毛主席决策搞两弹一星是很正确很英明的……但决策再好，没有一个帅是不行的。搞科研也与打仗一样，打仗时不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元帅。在科技界，聂帅是当之无愧的元帅。”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说：“我个人认为，在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方面，聂帅是做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的。他不仅具体领导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特别是像两弹一星方面的工作，而且他在科技界倡导了一种作风，那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他手下工作，感觉到有极大的一种激励的力量，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向前、向上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他的人格，他的品德所带来的力量。我在他的领导下，他给我这方面的感觉最为突出，使我终生难忘，使我能够下决心一定要献身于祖国！”

钱学森——这位当今中国的大科学家则充满深情地说：“在聂帅手下工作的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经历。”

…………

父亲是个非常含蓄而谦逊的人。在他生前，最不希望听的，就是别人颂扬他的话。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赞美，也许其中不泛溢美之辞，但我相信，人们是发自内心的，人们是在真心实意地讴歌他。我常常设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灵，听到这些赞美他的话，一生谦逊、儒雅的父亲会作何感想？他一定会摇摇头，拒绝听这些话。然后，他就说：“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我虽然没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

这是他在遗言里说的话。

父亲在世时，很多时候我并不觉得他有多么的伟大，尤其在他的晚年，我往往感到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老头，终日沉默寡言，看上去有点严肃；但他很少训斥人。他一生都是这样，很少训斥人，包括对部下和家人。有很多的话他都装在心里，轻易不说出来。他和我的母亲一辈子极少吵嘴，甚至很少红脸，像他们这样的夫妻在高级干部里应该说并不多。许多年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评价父亲的一生。想来想去，我只能用两句话来概括：“父亲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了前半生，二是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我国科学技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后半生。”

2005年10月17日凌晨，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遨游了5天之后，顺利返回地面。天要亮了，我迫不及待地走出房间，抑制住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的藤萝架下，来到父亲的那尊半身铜像前，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父亲。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之后，这尊半身的铜像便成了父亲留在我们家中的一种象征。我久久地望着晨曦中父亲的半身铜像，恍惚中思绪回到了5年多前，回到了父亲的故乡——江津……

那里，也有一尊父亲的铜像。

第一章 赤子情怀

1 魂兮归来

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11月19日，在父亲的故乡——江津市几江镇西郊艾坪山麓，将要举行“聂荣臻元帅铜像揭幕暨陈列馆开馆仪式”。那天上午，阳光明亮，秋风微拂，美丽的艾坪山麓彩旗飞舞，人山人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委托，出席铜像揭幕仪式和陈列馆开馆仪式。

9时3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迟浩田和成都军区、重庆市、江津市的主要领导一起，揭下父亲铜像上的巨大红绸。那一瞬间，望着父亲高大的铜像，我怎么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任泪水夺眶而出……

是的，父亲一百岁了，一百岁的父亲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整整一百年前，父亲诞生在这里；整整八十年前，他离开故土，飘洋过海，到法兰西勤工俭学。从此他四海为家，四处征战，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干出了一件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抒写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现在，在他离别故土八十年之后，一百岁的父亲终于又回来了。当年出走的时候，他是一个稚气未脱、身材修长、胸怀壮志的四川乡下青年，而今，他变成了一座铜像，蕴含着无尽的沧桑。他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故乡人中间；他带给故乡的，除了骄傲，便是思念。

夜晚，萧瑟的秋风中，我在江津的街头徘徊。耳边隐隐传来长江的涛声，还有汽笛悠长的鸣响。透过迷蒙的夜色，我的思绪在现实与往昔之间跳跃。父亲在一个世纪的风雨中，同时也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穿行，穿行……

公元1899年12月29日，父亲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也就是如今的重庆江津市吴滩镇。这是一个有趣的日子，仅仅一天之后，人类便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父亲快满月时，读过几年私塾的祖父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对他的妻子说：“这是句吉利话。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你觉得如何？”祖母满意地笑了。两年后，父亲又有了一个妹妹聂荣昌。

吴滩离江津60多华里远，这地方林木葱郁，层峦叠翠，流水潺潺，自然风光秀丽，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小镇。然而，父亲后来却回忆说：“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家的祖上本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但到了父亲出生时，聂家已经破落了。我的祖父聂仕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老实厚道，整天为生计发愁；祖母唐雨衫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心地善良。虽然家境困难，但在父母亲的熏陶下，父亲从小就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小小年纪，他就帮祖父到水塘里挑水，祖母劝不住，只好用小刀在水桶上刻了一条横线，规定父亲挑的水不能超过这条横线。他同情穷苦人，常为孤寡老人送稻草垫铺御寒；他恳求外祖父为可怜的穷人请医治病；他在寒风中把冻得发抖的小女孩带回家吃饭；他还为贫穷的校友购置笔墨文具……

尽管家徒四壁，吃穿困难，但祖父祖母仍然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儿子读书，图的是将来孩子有个出息。8岁那年开始，父亲到外祖父唐远谟开办的私塾馆读了3年多书，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社会面临着动荡。而那时，父亲的三舅唐海潭正在重庆政法学堂读书，他见多识广，思想激进，每次回家，都能带来许多新的社会消息，他的高谈阔论对幼小的父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父亲虽然不知道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想法，已经不知不觉间闯进他年幼的心灵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王朝灭亡，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郐子手、满清官僚赵尔丰、端方被杀。这些重大消息接连不断传到吴滩场，父亲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他向往新学，向往外部的世界。15岁那年，父亲转到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这个学校的老师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在这里父亲才算开了眼界。他发愤学习，珍惜时光，曾书写“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小条幅，贴在课桌上自勉。在他出生地的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上面刻着两个字：破睡。意思是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

那时的父亲也很勇敢。陈食场小学设在名叫“三官殿”的一所庙宇内，庙堂四壁排列着许多神像，令教室更显拥挤。父亲私下组织一些胆大的同学，敢于冒犯“天威”，巧妙地打掉了神龛和泥塑菩萨，扩大了校舍。父亲“打菩萨扩校舍”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70年之后，曾与父亲在陈食小学读书的余凤翔老人撰文：“聂于案头，自题铭言，籍以自励。每于夜读都到深夜，因而成绩优异，超越朋辈。他平时闲静少言，惟有与同学探讨学问时，则侃侃而谈，理通词达，娓娓不倦。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笔尖有力，锋芒毕露。老师曾评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1917年，18岁的父亲考入江津中学。这所学校是川东地区的著名学府，学制4年，教学设施先进。但是入学刚一个月，就爆发了川黔军阀间的混战，贵州军队进驻江津中学，停留3个月。父亲目睹了军阀胡作非为、欺压人民的种种暴行，他痛恨置人民死活不顾的各路军阀，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那时他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学习中，认真刻苦地吸吮文化科学知识。

也许就是这个时期，父亲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看到国家落后，民不聊生，认为只要把工业搞上去，国家富强了，就能减少人民的苦难。要想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做学生的首先需要搞好学习。他面壁而读的精神，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教室里已空无一人，父亲仍然面对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杜文运走进来，说：“荣臻，休息一会吧。你每天都如此吗？”

父亲回答说：“是的，老师。”

“为啥呢？”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工夫就不能穿透它。”

杜老师点点头，他看到父亲的课桌上，摆着《天演论》《物种起源》《新青年》等书刊，便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学生写出了《评内忧外患》《评楚霸王》两篇精彩的文章，其中那篇《评内忧外患》， 杜老师毫不吝啬地给了个满分，并贴到中堂，供同学们品读。

1918年端午节，父亲约了七八个同学，租了只小船，到浩荡的长江里畅游。船到江心，面对着滔滔江水，同学们激情勃发，感慨万千。父亲热血沸腾，不由得吟诵起屈原《离骚》中的诗句：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

…………

乘骐骥以驰骋兮，也许正是父亲前半生的写照。就在那一天，在剧烈摇摆的小舟中，父亲对他的同学发出：“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转过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某种程度上说，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也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狂热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他和激进的同学一起游行示威，撒传单，贴标语，反对袁世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巴黎和会。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迎来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抵制日货，是父亲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事件。位于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然而店铺里卖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后，愤怒的学生不顾校方的阻拦，冲出校园到大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就势焚烧了从店铺里搜来的日本货，轰动了整个江津城。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为此他上了当地军警的“黑名单”。

有消息说，军警将对参与焚烧日货的学生进行镇压，轻则开除或勒令退学，重则逮捕。显然，父亲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关头，父亲面临着重大选择。是就近到某个亲戚家躲避一下，还是告别家乡，彻底远行？想到不能再上学了，父亲觉得，在家乡再呆下去，已无意义。经过冷静思索，他做出一个完全出乎全家人意料的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时父亲不到法国去，他的一生绝对会是另一种样子。这个决定对于父亲来说，太重要了！

不可否认，焚烧日货是父亲远行的直接导火索，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萌发了工业救国的理想，到国外去学点本事，回来好办工业，让老百姓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是他最向往的。借这个事件，到法国去，应该说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父亲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他父母的反对。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我的祖父祖母担心他们的宝贝儿子飘洋过海，发生什么意外，那样会要了他们的命。但是，我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生死都要去！”

在二舅唐富华的劝说下，他的父母后来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接着又在二舅和众位亲友的资助下，凑足了留学所需的300块银元。办理去法国的手续非常简便，父亲和几位同学一起，到重庆法国领事馆，没费什么劲就领到了护照。

儿行千里母担忧。等待远行的日子里，我的祖母常常是泪眼迷离地望着她的儿子。虽然经常吃不饱饭，却没影响父亲的发育。父亲身高一米七七左右，在四川人里面算是高个子，后来的十大元帅里面，刘伯承个子最高，第二高就是我父亲。父亲离家的那一天，祖母把一坛醇酒埋在院子里的地下，说好等父亲回来时再挖出来摆酒接风。父亲出门时，祖母拉住他的衣角，小心翼翼地问：“荣臻，啥子时候能回来？……”

父亲说：“多则5年，少则3年，我就会回来的。”

望着自己日渐衰老的母亲，父亲说这话时，我想他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他挥挥手，义无返顾地走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与父母的永诀！此一去，他再也没能踏进这道翠竹掩映的院门，祖父祖母也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祖父于1933年去世时，父亲正在中央苏区率红一军团反“围剿”，而1935年祖母去世时，父亲正跋涉在长征途中。那位一直关心帮助他的二舅唐富华，也在解放前夕病逝了。重庆朝天门码头，汽笛一声鸣响，小火轮开足马力，迎着初升的朝阳去了。在遥远的地方，未知的命运正等待着父亲。

2 黑暗中的启航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更有大批有志青年来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求真理，以图报效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上千人来欧洲，主要是法国勤工俭学。去法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有30多人。

这实在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幸事，因为在中国早期的革命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1919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上午，父亲等人乘座的小火轮顺江而下。60多年后，他回忆道——

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顿时使我们心情轻松了许多。特别是船过万县，驶过著名的三峡，我们都聚集在甲板上，扶着船舷，抬头仰望云雾中的白帝城，并排耸立的巫山十二峰。脚下是咆哮的激流，发出震耳的轰鸣，联想到这座座山峰的美好传说，不少人吟起了古诗人赞美三峡的诗句。

有一位同学吟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辈此去他国乡，不知何时能归还？”父亲接口道：“立志报国，哪管他日久天长。”

小火轮驶出了四川的领地。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美丽富饶，然而四川又极为闭塞。古人曾有“少不入川，老不出川”之说，意思是四川人要想干大事，就得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说来也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四川籍的竟然占了四位，比湖南还多一个，他们是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四川还涌现出注定会光耀史册的一代伟人邓小平。有趣的是，除了刘伯承之外，其余的四位都是早期到欧洲留学的。

船到汉口，靠码头小憩。父亲约上几个同学去看火车。他们兴奋地赶到汉口车站，很不凑巧，站上没有火车。听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方火车行驶的声音，于是，父亲他们赶紧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轨上，隐隐听到一阵又一阵“嗡嗡”声，父亲想，那大概就是火车行驶的声音吧。他们嚷嚷着，从法国回来，要在四川修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奔跑。

在上海，父亲花100银元，买到了去法国的船票，四等舱，最差的一种票。12月9日，他和同伴们登上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这艘外国人的大船鸣着长笛，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再见了，祖国！人们站在甲板上，向着岸边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使劲招手，很多人流下了眼泪。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是暗暗抱着“学不成，死不归”的决心去的。这也许是一次决定自己终身命运的远行，一股复杂的情绪笼罩了父亲。

邮轮穿越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一路上，父亲真是大开了眼界。船在风浪中颠簸得厉害，很多人晕船晕得死去活来，不少学生受不了，途中下船转船回国，父亲却始终没有晕船，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途中，父亲度过了自己20岁的生日。在水天相连的大洋里，不时地看到鲸鱼喷出的水柱，时喷时停，这种壮观的海上奇景，使父亲暂时忘记了忧愁和疲劳。35天之后，邮轮到达法国的马赛港。双脚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瞬间，父亲意识到，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父亲先从马赛来到巴黎，紧接着又到蒙塔尔纪学习法语。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尤其是陈毅，初次见面就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四川老乡比父亲早两个多月来到法国，他为人热情奔放，性格豪爽，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父亲与陈毅叔叔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父亲内敛、沉郁、斯文、坚韧，但这并不妨碍父亲喜欢陈叔叔。他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建立的。

半年多之后，又一批中国学生到达巴黎，父亲前往欢迎他们，这一回，他又认识了一位小个子的四川老乡，此人便是16岁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

在法国的两年多时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做工，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巴黎西门子公司等工厂，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他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文革”期间，父亲最困难的日子里，下放到北京的一家工厂劳动锻炼时，仍能较熟练地在车床前展示手艺，令厂里的工人们颇感惊奇，其实就是这时候打下的技术基础。

西方并非天堂，法国也非想象中那样美好，留法的中国学生很快就面临着失业、失学、饥饿等残酷的现实。在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他们起来抗争。最大的一次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父亲参加了一系列的斗争。进占“里大”的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拘押后，父亲机警地用一张探视证明救出了3个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赵世炎。斗争失败后，104名中国学生被遣送回国，其中就有陈毅、蔡和森。

这场斗争的失败，对勤工俭学生冲击很大，很多人情绪低落，相继申请回国。父亲这时的心情也是苦闷的。不久，他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和义ABC》等著作，他的世界观随之悄悄发生着变化。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以前所抱的“实业救国”的愿望非常不现实，只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社会革命，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知识分子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国家才能富强。

我认为，父亲世界观的改变，是他出国之后最大的收获。1922年6月，他给他的父母亲写了一封信，信是文言文的形式，他写道：“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已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可以看作是父亲的宣言书，是他早期思想大转变的标志。

1922年8月，父亲在刘伯坚、熊味耕介绍下，加入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旅欧“少共”，这成为父亲世界观转变的根本标志。后来令父亲殊为可惜的是，他参加革命的两位引路人刘伯坚、熊味耕，前者于1935年牺牲于江西苏区，时任红军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者回国后脱党，解放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1923年春，父亲迎来了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在比利时，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只创建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个没有什么力量的小党，前途未卜，参加中共的大都是热血青年，也许有人出于投机心理入党，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才加入党组织的。那个理想便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和劳苦大众的幸福，因此可以说，这些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是中国人民真正优秀的儿子。

入党，是父亲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思想飞跃。为了拯救久处水火之中的祖国，他毅然放弃“实业救国”的理想，放弃专业学习，以天下为已任，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党的工作，从而成为职业革命家。

至此，我的父亲才算是真正地启航了。在黑暗中，他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了远处的光明，并愿意为之献出自己的一生。有了这种恒心，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和他的战友们前进的脚步？

3 刻在心底的誓言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少共”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父亲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许多年之后，父亲仍能清楚地记得周恩来留给他的印象：“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朝气蓬勃……我每次到他办公的那间只有5平方米大的房间时，他要么就是聚精会神地伏案挥笔疾书，要么就是认真地在与人谈话，吃饭也常常是几片面包，一杯开水，有时也有一小碟青菜。”

接着，父亲和李富春、邓小平等人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6月，根据中共“三大”的决定，旅欧的80多名党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又过半年，国共合作后，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父亲被选为处长。这一时期，父亲从没间断对马列主义著作的攻读，还进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学习。父亲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感叹说，那真是一个如饥似渴的时期，他觉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那真是一段令人神往的岁月，虽然远在海外，远离亲人，但他们自觉团结起来，团结在党旗下，就像亲兄弟一样，激情似火地从事崭新的事业。这些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凭借自己对革命的满腔热忱，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勇敢地担负起改造中国的重任。

1924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甲子年的正月初一。那天，父亲同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四人相约，坐上通往贝尔——拉雪兹公墓的专程车，去瞻仰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神情肃穆地站在“社员墙”前，周恩来作为几人的“大哥”，率先举起右拳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了！”接着，父亲举起右拳，深情地说：“我为自己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由衷高兴。我要一辈子信仰、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富春、邓小平也都进行了宣誓。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尽管坎坷不断，但他们终生铭记着这个誓言，因为他们把它刻在了心底。

他们宣誓的那一刻，不远处的树丛中，“扑棱棱”飞起一群鸟儿，也不知是什么鸟儿，它们舒展着翅膀在纪念墙上空盘旋几圈，然后直插蓝天。许多年之后，父亲仍然忘不掉那群鸟儿盘旋飞升的影子，它们开始是舒缓的，后来快如闪电，宛若人生的轨迹。

9月，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和20多位同志一起，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按照计划，有的直接回国，有的到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周恩来就是直接回国的，他走之前，父亲等人和他一起喝了酒，为他送行。大家相约，回国后再见！

一个月后，他们经德国辗转来到莫斯科。不久就是十月革命胜利7周年纪念日，那天，父亲他们应邀参加了红场庆祝十月革命的游行，见到了在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的斯大林，这让父亲他们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兴奋了很长时间。

父亲他们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其间见到了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著名革命家李大钊，并听他讲了课，他还找父亲等人谈了话。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的名字是很响亮的，父亲很敬仰他，过去了很多年，父亲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

又过了3个月，父亲被选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也就是有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这是为了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父亲和叶挺、熊雄、王一飞、颜昌颐、李林等30多人组成一个“中国班”。父亲担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这个中国班对外是严格保密的，纳入了苏联红军的编制系统，同红军穿一样的衣服，过一样的生活。在这里，父亲他们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给他们授课的，都是红军师一级的指挥员。来这里之前，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或者说只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还没有接触到军事方面的知识。父亲预感到自己将来肯定会有带兵打仗的机会，所以他很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时光，他对军事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事实上，正是在这里，父亲为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班里，曾经担任孙中山警卫营营长的叶挺格外引人注目。和其它同学相比，叶挺算是个老兵了。父亲和叶挺很谈得来，他们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令父亲感到十分可惜的是，他这个班的30多个同学大部分牺牲于解放前夕，他的好朋友叶挺也于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同时遇难的还有叶挺的夫人，以及王若飞等人。

1925年5月，国内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共产国际决定，这批中国班的学员尽快回国。8月上旬，父亲他们离开莫斯科，取道海参崴，乘船经日本长崎回国。父亲后来回忆道，他们乘坐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的时候，传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半年前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他和同学们深感忧虑，不知国内政局将向何处发展。父亲说，他恨不得插翅飞到国内去，投身于革命浪潮。他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1925年9月3日，好像是下午，父亲他们乘坐的轮船驶进上海吴淞口。父亲的眼前出现了海岸线和岸上的景物。他心头一热，眼睛霎时湿润了，他默默地念叨：祖国，我回来了！他注意到同学们也都是眼窝发潮。当年，他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的情景历历在目，然而屈指一算，已经快6年了，如今他已26岁。5年多前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远赴异邦，寻求救国富民之路。而今，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双脚落地的那一刻，父亲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第二章  勇立潮头

4  从黄埔到北伐

1925年9月中旬，父亲跨进黄埔军校的大门，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一切。这所军校虽然只成立一年多，但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地方。广州当时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各派政治势力暗中较劲，黄埔军校当然是各方下力角逐的舞台。

十几天前，在上海，父亲他们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学在王若飞引见下，见到了赫赫有名的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父亲几年前就读过他的文章，对他应该说是很崇拜的。但是见了面，说实在的，他留给父亲的印象并不是太好，远远赶不上对李大钊先生的印象。陈独秀慢条斯理地说了几句话，把20多个回国的同学分成了两拨，一拨到南方，一拨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件，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至于去了怎么办，陈独秀并没讲。

父亲被分到南方。到广州后，他先见到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老朋友重逢，很是高兴。周恩来征求父亲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去给汪精卫当秘书，还是到黄埔军校工作。父亲毅然选择了后者，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的秘书，兼任政治教官。

对于父亲来说，这又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试想，如果他选择给汪精卫当秘书，必定是一个“污点”，即便他铁了心跟定共产党，那么，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康生也不会饶他；即使那时过关，到了“文革”，还能够过关吗？

父亲到黄埔不几日，周恩来随蒋介石参加第二次东征，邵力子继任政治部主任。在黄埔的日子，是父亲回国后的第一个岗位，他负责安排学员的政治教育，自己编教材，有时亲自上课；他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虽然辛苦，但干得很带劲。他注意到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员，往往是共产党人，像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还有主管军事教育的叶剑英，他们都是黄埔很有威望的教官。父亲一一去拜访他们，去看叶剑英时，有人告诉说，叶剑英也随军东征了。父亲是最早关注军队政治工作的人之一。1925年10月24日，他在《黄埔潮》上发表名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指出：一切军队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除了物质和技术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须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的命令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他还以苏联红军为例，论述了知道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这说明父亲当时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具有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主席后来谈到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时，给予了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1926年3月20日，突然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天，父亲被人骗到中山舰上，暂时被软禁起来，同时遭软禁的，还有许多共产党员。事后才弄清，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要把他赶走。于是借机逮捕了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还提出共产党员一律退出他领导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但是，软弱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向蒋介石妥协了。250多名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这其中有39人经不起考验宣布退党。周恩来被免去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父亲也被免去黄埔军校的职务。这个结果直把当时担任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发抖，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这是党成立后遭受的一个挫折，也可以说是国共决裂的一个重要信号，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年轻的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被老奸巨滑的蒋介石给耍了。蒋介石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北伐，我们损失了大批共产党员，为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但胜利果实最终又被蒋介石窃取，等于白白给老蒋卖了一次苦力。

中山舰事件也使父亲认识到，共产党最终会和国民党、蒋介石彻底分手。离开黄埔后，父亲到广东区委军委，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为北伐做准备。

北伐，是那个阶段最振奋人心的伟大事件，父亲积极投入其中。5月1日，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誓师出征。父亲陪同周恩来接见了该团连以上的干部，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周恩来发出“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他的话激励着众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近武汉。父亲他们也把工作重点转往武汉。父亲负责保持与各部队的联络，传达中央的指示。他经常冒着危险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他数次经过刚刚发生过激战的战场，望着遍地来不及掩埋的尸体，闻着刺鼻的血腥味，既感叹战况的惨烈，又羡慕叶挺等老同学能够指挥部队攻城拔寨，效命疆场。他盼望着自己也能够指挥一支部队，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硝烟未散，父亲便从城门下的沙包封里挤进了城，找到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在武汉中和里号下房子，和湖北省委军委一起办公。父亲担任了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那时候，不少地方建立了军委，早期的军委并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到1931年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和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

张国焘来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有着北京大学教授名头的张国焘。父亲注意到张国焘和陈独秀有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比较软弱，对军队和武装斗争不感兴趣。而那时候，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共产党需要搞自己的武装，偏偏握有重要权力的陈独秀等人并不热心，这是不久之后共产党一败涂地的最主要原因。

一天傍晚，父亲在武昌的南湖还遇到了蒋介石。蒋虽然是父亲在黄埔军校的上司，但他很少光顾军校，即使来也是装装样子，他习惯把人叫到家里去，以示亲近，以便拉拢。因此，父亲与他并不熟悉。半个多世纪后，父亲仍然清晰地记得遇到蒋介石的那天傍晚的情景：“他坐在轿子上，前面有两个灯笼引路，后面有两个灯笼跟着，四个人抬着轿，和我碰了个对面。我是一个人，他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管我。”大概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他面前的那个瘦长的年轻人日后会不遗余力地与他作对。

又一天，父亲在中和里的军委驻地，偶遇几个年轻人举行入党宣誓，其中有一个苗条、清秀，中等个头，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子，引起父亲注意。这个女孩子名叫张瑞华，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10年之后，埃德加·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称她为“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

母亲是河南信阳人，家在鸡公山下的张湾村。她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家境倒是与我父亲相似，家族都是先富后穷。母亲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很贫困了，她要求上学，外公不同意：家里吃饭都困难，哪有钱供一个女孩儿上学？性格倔强的母亲就说：“我带弟妹们上鸡公山，砍荆条和竹子回来编筐子，卖了钱上学。”在她强烈要求下，外公只好同意她上了上学。以后母亲就利用课余时间编筐子，卖了钱交学费买书本。这也算是一种勤工俭学吧。

岁月匆匆，母亲小学毕业后，提出要到信阳的女子师范上中学。家里自然又是不同意，那个年代，村里没有几个女孩子上学，能让她上小学，已经是父母格外开恩了。我的母亲是那种柔中有刚的人，遇事非常沉着，非常有韧劲，她软磨硬缠，不达目的不罢休，她说：“钱，我自己在外面挣，可以勤工俭学，你们只要给我刚去时的费用就行了。”

这个时候，母亲遇到了一个她终生感激不尽的人，那便是她祖母的娘家侄子，母亲称之为表叔的高警予，此人在信阳女师当教员。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母亲经考试进入她朝思夜盼的信阳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母亲才知道，高警予早就是个共产党员了。在高警予有意无意的引导下，母亲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加上“五卅”运动的强烈冲动，民主革命的思想占据了她的脑海。

北伐军占领武汉，武汉一下子成了新的革命的中心，吸引着各地的年轻学生。这时，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黄埔军校成立武汉分校，到信阳来招女生，党组织推荐母亲去报考。母亲挥泪告别亲人和家园，随学校的老师饶辉南直奔武汉。而那位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表叔高警予，却在这之前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到了武汉，母亲才知道饶辉南是共产党员。她向饶辉南提出，自己也要入党。饶辉南摇摇头：“你还小啊。”母亲说：“小什么啊，我都18岁了。”她说的是虚岁，其实母亲这时候才17岁。母亲追着饶辉南嚷嚷着非要入党，饶辉南给她缠得没办法，就向湖北省委军委作了汇报。没想到，还真的被批准了。那天母亲接到通知，到位于中和里的省委军委驻地进行入党宣誓，与我的父亲不期而遇。

当然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会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母亲只是记得，她进中和里的时候，天空是阴的，像要下雨的样子，而她离开时，太阳突然冒了出来，面前一片红彤彤。

1927年初，母亲考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她一同穿上军装的共有195名女性，其中有后来成为李富春夫人的蔡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徐向前的夫人黄杰。

5  南昌起义前后

1927年是20世纪里值得记住的重要年头。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手，这便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一二”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事件发生后，在武汉的父亲受中共中央指派，和李立三一起，紧急赶赴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善后事宜。

为了安全，父亲和李立三通过关系，搭乘宋子文的船顺江而下。到上海后，父亲协助周恩来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善后事宜，把大批骨干队员转入秘密状态，或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中央命令父亲随同周恩来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估计与他这时熟悉上海的情况有关。

不久，中央要在武汉召开“五大”，父亲和周恩来都是“五大”代表。他们装扮成学生，冒险登船前往，途中多次遭到盘查，幸好平安无事。但是他们赶到武汉时，“五大”已经结束了。这时，武汉的局势也在迅速恶化。

在各支队伍里开展工作的共产党人纷纷遭到驱逐。那段时间，父亲在周恩来领导下，分管派遣工作，他见到了一个又一个老朋友。先是朱德，他在德国时，父亲就与他认识。朱德从莫斯科回来后，党派他到军阀杨森那里开展工作。蒋介石一反共，杨森跟着反共，朱德在那里呆不住，来到武汉。考虑到朱德与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经组织上同意，父亲经手，把他分配到驻南昌的第三军，旋即被任命为公安局长、军官教导团团长。不久朱德为南昌暴动立下功劳。

陈毅也被杨森赶出来，到了武汉。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哪里，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人不认识他，打发他到叶挺的部队去当兵。还算幸运，他在大街上碰到了父亲在莫斯科的同学颜昌颐，父亲听说这事后，立即把他找了来。两个老乡见面，除了激动就是感慨，从法国分手算起，他们已经5年多没见面了，彼此都有了沧桑感。父亲把陈毅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担任党的书记，公开身份是文书。

邓小平也来了，他是被冯玉祥从西安“礼送”出境的。经父亲等人介绍，他到党中央工作。

还有刘伯承，他是在泸州起义失败后，来武汉的。父亲与他认识了。那时的刘伯承是川中名将，父亲的家离刘伯承的老家云阳不过百十公里，他比父亲大7岁，算是个老资格的兄长，两个老乡相见，格外地亲热，然而这时候已接近南昌暴动的时间，父亲赶紧报中央同意，介绍刘伯承到南昌去，起义时，他担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共产党，彻底宣布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在这之前，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当然还有军阀，当作自己的敌人，而现在，真正的头号敌人变成了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一对曾经有过密切合作的“兄弟”，变成了“天敌”，两党的厮杀也变成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党中央决定用武装暴动的方式挽救处于灭顶之灾的党，暴动地点选在南昌。周恩来被中央任命为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旋即又指定父亲、贺昌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父亲为书记。前敌军委的任务仍然是负责起义的联络工作。汪精卫动手后，武汉呆不住了，中央的同志大都集中到九江，策划南昌暴动。7月20日，在九江开了个碰头会，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参加，父亲也参加了。会上，李立三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赶紧打响第一枪。父亲提出，起义准备工作并未做好，必须等中央的命令。但是在李立三鼓动下，几个性子急躁的中央委员也主张不等中央命令，马上动手。

父亲发现，李立三这个人与陈独秀正好相反，他们一个急一个慢，一个狂热一个低沉，说白了，就是一个“左”一个右。果然，见父亲老是唱反调，李立三火了。他那时候是中央常委，职务上远高于父亲。李立三指着父亲说：“你是奴隶主义，胆子小！”

父亲就说：“我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擅自行动。”

李立三又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听我们的。”

父亲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个的？再说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还好，父亲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会议决定，等中央的命令行动。

搞南昌暴动，我党主要依靠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这些部队都属于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周恩来临去南昌前，在九江给父亲交待任务，让他设法把驻九江至南昌之间马回岭的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当时他们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不可靠，于是二人约定，起义一开始，立即从南昌放一列空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父亲即组织装备和人员开往南昌。

被父亲视为主心骨的周恩来走了，父亲单枪匹马，来到驻马回岭的第25师。这个师部分部队是在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我党在这些部队中的根基比较扎实。但是，该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要想把这支队伍全部拉走，是不现实的，父亲打算“吃瓜挑熟的”。他紧张地密谋、策划，几乎三天三夜没合眼，在共产党员、73团团长周士第，75团副营长孙一中大力协助下，把这两个团拉了出来，同时还拉出了74团一个重机枪连。

8月1日下午，一列空火车来到了马回岭。这说明南昌已经动手，父亲笑了。他和周士第紧急安排把辎重装车运走，然后带领部队沿铁轨徒步往南昌走。然而，一列火车从屁股后面追了上来。原来是张发奎带着卫队追来了！见到骨干部队纷纷被拉走，张发奎急红了眼。火车停下，他站在车门口高喊，命令部队马上回去。

隔着一座铁路桥，起义部队与张发奎的卫队形成对峙。父亲当即立断，命令张发奎赶紧退回去。张发奎哪里肯走？父亲于是吩咐身边的一个排长：“往天上放枪！”

一排子弹从张发奎乘坐的列车顶上呼啸而过。也许他认为起义的人都是红了眼的，当即吓坏了，火车不能退，他赶紧下车，只带几个随从往回跑了。跑到安全的地方后，他又派一个参谋来找父亲，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他那个宝贝望远镜慌乱中丢在了火车上，是德国造的，非常的高级。说实在的，父亲真舍不得还给他，但想到张发奎还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就交还了。同时让那个参谋把全副武装的卫队也带了回去。

父亲他们日夜行军，于8月2日拂晓到达南昌。他看到了南昌城头飘扬的红旗，心里感到说不出的舒坦。盼来盼去，就盼望着自己的红旗能够升起来，如今，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南昌起义让共产党人出了一口恶气，从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后来，共和国的10位元帅里，有7位是从南昌起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经过一夜的行军，父亲又渴又饿，他买了个大西瓜，一口气吃下大半个。多少年之后他还记得，那个西瓜真是甜极了。

周恩来听说父亲拉出了25师的两个团另一个连，3000多人，大为惊讶。这支队伍继续沿用25师的番号，后来在南下途中失败后，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于次年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

起义军南下遭到失败是必然的。若干年后人们得出结论，说如果不在酷暑时节长途跋涉，而是转进到附近的山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结局会是另一个样子。但那个时候，中央的上层还没有这个意识，中央只想着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南下途中一路溃败，那情景多年之后，父亲仍然历历在目。酷暑、饥饿、怒骂、呻吟、哭泣、死亡；指挥混乱，决策频频失误，打乱仗；大量人员投降、逃亡，惨不忍睹……简直让人度日如年。两个月后，父亲作为叶挺第11军的党代表，和叶挺一起狼狈地到达广东普宁县的流沙镇。

在这里，遇到周恩来等人。此时的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非常的痛苦。父亲后来对我说：周伯伯发作厉害的时候，连稀粥都无法吃下去，有时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还在喊，冲啊，冲啊……

看到自己最钦佩的人病成这样，父亲心急如焚。然而，没容他们喘口气，敌人又上来了，把起义部队整个冲散了。周恩来身边只剩下父亲和叶挺等几个警卫人员。他们架起他，仓皇撤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他们随时都有被俘的危险，为了缩小目标，父亲和叶挺商量后，遣散了那几个警卫。然后，二人架起不时说胡话的周恩来，在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向陌生的旷野。

四周都是敌人，道路不熟，语言不通，而且他们只有一把小手枪，稍有不慎，就得束手就擒。周恩来是临时中央的常委，他如果被俘，损失就大了。父亲和叶挺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宁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好周恩来。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差不多要走投无路时，他们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他就是这一带的人，父亲认识他。父亲激动地对杨石魂说：“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们。”

他们商量后，决定渡海到香港去。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他们抬上周恩来，晓宿夜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陆丰甲子镇，打算从这里出海。却又赶上台风，波浪滔天，根本无法出海，只得住下。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好又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

说起来应该感谢彭湃，是他在这里打下了群众基础，才使得父亲他们没有遭遇更大的意外。父亲一直记得，黄秀文家里只有一张床，只能让周恩来睡，他、叶挺、杨石魂就睡在地上。

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了。父亲他们担心他会死去，冒险把他护送到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老中医治疗。治疗期间他们住在海边一座废弃的房子里，当地人传说那房子闹鬼，多年没人敢住了。父亲想，别说闹鬼，就是地狱也要闯一闯。几天后，周恩来病情稍有好转，他们便返回金厢镇，在诸村上了一条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

那条船就像一叶扁舟，真的是太小了。周恩来、叶挺、杨石魂、我父亲，再加上船工，一共五个人，根本挤不下。他们安排周恩来躺下，船舱里再也盛不下第二个人，他们四人只能挤在舱面上。台风刚过去，仍然是风大浪急，小船晃得厉害，坐都坐不稳，随时都有掉到海里的危险，大伙吓得脸发白，心乱颤。幸好船上有绳子，四个人就把用绳子把身子牢牢拴到桅杆上。

小船就像一片树叶，贴着浪尖颠簸着前行。这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上之旅，谁能知道，他们能不能到达彼岸？

真是只有天晓得了。

6  悲怆的抵抗

那是一次令我的父亲终生难忘的海上历险，他们在茫茫大海中飘荡了两天一夜，人人瘦了一圈。为了保护周恩来，父亲和叶挺几乎耗尽了心血。终于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时，他们都觉得到了天堂一般，忍不住就想掉泪。

周恩来有救了，父亲和叶挺的心总算踏实了。他们把他送到医院，便去找广东省委机关接头。当时广东省委就设在香港。他们衣衫褴褛，像两个叫花子，又忘了问杨石魂接头的暗号，省委的人根本不理他们。二人赶紧到商店里买衣服。父亲身上不名一文，叶挺比他有经验，腰里缠着很多面值百元的港币。二人挑好衣服，付钱时，叶挺抽出一张百元大票，店老板打量他们一眼，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急了，拿过票子，气愤地撕碎了。

父亲一看不好，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老总啊，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

叶挺看来更像一个“老江湖”，他解释说：“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就更麻烦，我扯了，就没事了。”

他们换了个商店，买衣服换上，又洗了澡，理了发。仿佛不认识似的，两人对视一下，然后哈哈笑起来。自从离开南昌后，他们就没这么轻松过。

这年11月，父亲分配到广东省军委工作。他一到，就又面临着组织起义，这回是在广州。

说实在话，父亲反对举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刚失败，广州的革命力量已经很薄弱，在这个时候想夺取广州，建立苏维埃，根本不可能。但是，中央已经决定搞，谁也否定不了。

省委和省军委的人员陆续秘密抵达广州。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起义的主要领导，但是他根本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派来的顾问诺伊曼。这是个25岁的德国人，傲慢而刚愎，他提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游行，自然是白天。父亲等人建议，应该采取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诺伊曼不接受。父亲和他争论，他居然指责说：“你反对十月革命！”

偏偏张太雷就听诺伊曼的。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也提出不少好意见，但张太雷只听诺伊曼的，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所以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起义。甚至可以说，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父亲后来到达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前，来了个德国人李德，那时父亲一下子想到了这个诺伊曼，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果然，李德更是瞎指挥，堡垒对堡垒，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导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区。德国人素来机械、教条，固执，由他们来指挥处于幼芽状态的中国革命武装，那只能是让他拿鸡蛋往石头上扔。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藏在一家米店的大量手榴弹突然被敌人发现，引起张发奎的警觉。正是由于这个意外，迫使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进行。也恰恰由于这个意外，改变了诺伊曼原先制定的白天起义的计划，初期的战斗进展还算顺利。

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的大部，叶挺提出，应该适时撤离广州，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父亲和叶剑英等人支持叶挺。但是，诺伊曼却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在这个重大关头，张太雷又站到了诺伊曼一边，下令固守阵地，伺机占领广州全城，然后宣布成立苏维埃。

最好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一天之后，大批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形势急转直下。11日中午，一股敌人杀向起义指挥部，机枪子弹打碎了指挥部的玻璃，引起一阵混乱。父亲动员指挥部的所有人员上阵，他亲自来到前沿阵地上，指挥人们拼命阻敌，终于打退了敌人。

这个场景恰恰被从这里路过的我母亲看到了。60多年后，母亲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时刻，她回忆说：“起义的第二天中午，我正往指挥部押送反革命，听到指挥部北面枪声密集，看到聂荣臻双手掐着腰，站在由米袋堆成的沙包后面，在指挥大家抗击由观音山上反扑下来的敌人。在他身旁是一挺机枪，由他指挥，不断向敌人扫射，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无法前进，而他则一动不动，神态威严。”

在这之前，在指挥部里，父亲已经与母亲碰过面。

说起母亲来广州的过程，还是蛮曲折的。母亲到武汉分校上课不久，就遇到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从沙市出发偷袭武汉的事件。武汉兵力空虚，母亲所在的军校紧急动员学生上阵，跟随叶挺将军南下迎敌。母亲当然不甘落后，她要求上了前线，担任战场救护。在弹火纷飞的战场上，母亲受到了实战锻炼，她救护伤员，掩埋尸体，什么都抢着干，经常弄得浑身是血；她总是冲在女生队的最前面，耳边常有流弹飞过，但她不怕。她鼓励女伴们：“越是害怕退缩，子弹就越是去找你，子弹专找胆小的。”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人心慌慌，母亲所在的军校女生队解散，党组织通过关系，把尚未暴露身份的几名女共产党员，分配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军医处当护士，这其中就有母亲。这个教导团是我党控制的队伍。南昌暴动前，军官教导团秘密开赴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暴动。但是刚到九江，就被张发奎派来的人缴了械，教导团一千多人被扣留了一天一夜。关键时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站出来，毛遂自荐要当教导团的团长，并且说服了张发奎放人。

母亲后来多次说过，多亏了叶剑英，否则教导团的命运就很难说了。由于途中处处不顺，母亲跟随叶剑英到达南昌时，已经是8月7日，起义队伍早已南下了。叶剑英又带领教导团千里行军，七折八转进驻广州。就是这支队伍，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起义的那天凌晨，正式打响之前，母亲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第4军军医处的处长、书记官、军需官是张发奎的铁杆亲信，痛恨共产党，要在起义前解决掉他们，以防走漏风声。共产党员、教导团卫生队队长柯辉萼，第4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贺宗霖奉命执行任务，但需要有人配合。柯辉萼问我母亲：“小张，你敢去吗？”母亲说：“敢！”他们骗开军医处长的门，突然冲进去，把那个胖乎乎的处长捆起来，那家伙如梦初醒，破口大骂：“你们跟共产党走不会有好下场。” 柯辉萼一挥手，母亲等人七手八脚就把他勒死了。紧接着，他们又如法炮制，解决了书记官和军需官。

然后，母亲抹一把脑门上的汗，把一条红领带系到脖子上——这是参加起义军的标志。不一会儿，城内各处就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喊杀声。

暴动开始之后，广州市区潜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他们打冷枪，散布谣言，或者向城内城外的敌人通风报信，危害很大。起义军领导之一的恽代英说：“组织肃反队很有必要。”张太雷犯愁了：“眼下起义军都在各处作战，谁来干这项工作？”

有人就出主意，说广州的青年赤卫队对当地情况熟悉，可以干这件事。那天我母亲随同别人来指挥部办事，听到他们说话，就走过来对恽代英说：“恽教官，请你也批准我去搞肃反吧！”恽代英是武汉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母亲认识他。军情紧急，母亲的要求居然被批准了。她在指挥部领到了一支驳壳枪，装上子弹，就随青年赤卫队的人出发了。

他们逮捕的第一个反动分子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法院院长沈藻修。他们把沈藻修押上一辆黑色的皮尔卡汽车，打算带到指挥部去，但是到了途中，有人认出了这个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郐子手法官，有位愤怒的赤卫队员把他从汽车上拖下来，绑在电线杆上对准他头部就是一枪。母亲既感到痛快，又认为不能随便枪毙人，应该经组织上批准后，再公审他们。

起义的头两天里，肃反队一共抓到了300名左右的反动分子，统统关到指挥部下面的一座空房子里。这两天两夜，母亲没有合眼，甚至不记得吃过几次饭。那辆黑色的皮尔卡汽车穿街过巷，常常是车厢里塞满了抓来的反动分子，母亲就站在车门外的脚踏板上，一手抓住车门，一手握着驳壳枪。她的这个形象多少年之后还有人记得。

然而遗憾的是，起义失败来得太快，还没有来得及处理那些被抓的家伙，敌人就把他们放了出来，他们带领军警疯狂搜捕、屠杀革命者。母亲后来每每想起这事就扼腕叹息：我们没有经验，放过那些坏人实在可惜。

起义面临着失败，到处都在打乱仗，起义军占领的阵地纷纷被敌人夺去，然而张太雷却对寥寥几个能够赶来开会的人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他说完这话不超过半个钟头，就在回指挥部的路上被敌人的冷枪打死。

许多年之后，提起广州起义，父亲对我说：张太雷革命热情高，干劲大，可惜的是他不懂军事。当时他要是多听听叶挺和我的，也许不至于死。他要是活下来，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位高级领导人。

12日黄昏，父亲和叶挺到财政厅的天台上观察战况，他们看到形势极度危机。父亲就问叶挺：“怎么办？”

叶挺受到诺伊曼“痛斥”后，就不再说话。父亲急了，说：“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否则就会全军覆灭！”

叶挺没有反对。

见总指挥没有反对，父亲马上返回指挥部，和省军委委员黄锦辉一起，分头下达撤退的命令。正是这个决定，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叶剑英的教导团训练有素，动作整齐，立即经花县撤往海陆丰，居然保留下来1200多人。工人赤卫队就惨了，他们分散在各处，各自为战，没法一一通知他们，除了战死的，最后被俘的全部被杀。后来统计，有5700多人死于敌人的报复性屠杀。父亲回忆说：“军警四处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

幸好，恽代英、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杨殷、陈郁等领导人及时撤了出去。父亲继续留在指挥部组织撤退，他与他亲爱的同学和战友叶挺挥手告别。父亲望着叶挺结实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与叶挺的诀别，从这以后，他们没能再见面。

那天夜里，父亲留在指挥部组织卫队殊死抵抗敌人，拼命掩护起义军残部撤退。这支卫队主要由黄埔军校的朝鲜学员和中山大学的朝鲜学生组成，他们非常勇敢，几乎全部战死。

然而，该撤的都撤走了，父亲却没能走脱。

我的母亲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竟然也没能走脱。 

第三章 真金与真情

7  父母爱情

珠江在呜咽。枪声稀疏了，父亲换上一身便装，往八旗会馆附近的驻地走去。来广州后，他一直租住在一处民房里。路上，他看到一具具的尸体，刺鼻的血腥味儿让人窒息。在一个路口，遇到商团对过往行人搜身，把父亲随身携带的钢笔等物品抢走了。父亲表现得异常冷静沉着，始终没有吭声，因为他不会广东话，一张口就没命了。父亲终生都没能改变他的四川口音。

回到住地的时候是半夜，他没敢叫房东的门，因为半夜叫门会引起怀疑。他一直在楼梯口等。天亮了，房东开门之后，他才大大方方地上楼。房东说：“你起得这样早啊。”父亲说：“是啊，不知道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了看。”

我的母亲在部队撤退之后，躲藏在一个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海员家里，那位海员也是共产党员。应该说母亲非常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而且他机警过人。他让母亲换上他妻子的衣服，然后把母亲穿的军装拿出去埋了，从而躲过了搜捕。三天之后，他告诉母亲，已经接到党组织通知，要她去香港，并且告诉了她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

母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起身就要告辞。那位同志拦住母亲，跑出去买来一套绸缎旗袍，把母亲打扮成阔太太的样子。他亲自陪送母亲到码头，一路上应付敌人的盘查，直到把母亲送上船，才放心地回去。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母亲一直记着那位海员同志。遗憾的是，他当时用的是化名，即使想寻找他也无从找起。一次，母亲念叨说：“唉，也不知那位同志怎么样了……”

父亲也是三天后到的香港。广州留给他最难忘的印象，就是那里的木棉花开得好艳好艳，就像烈士们的鲜血。

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了香港，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和内地相比，香港相对安全一些。右倾的陈独秀下台后，李立三和他的“左”倾主义又统治了党内。一到香港，他就气呼呼地指责广东省委，广州暴动工作没搞好，简直无能。他让我父亲立即去追叶剑英的教导团，通知他们往海陆丰转移。父亲说，撤退时他已经通知教导团撤往海陆丰，没必要再去通知，而且他对这一带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那里又是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去了肯定是送死。父亲并非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了，他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活着可以多为党工作，为什么不想办法保护？

大概李立三也觉得派一个四川人去不合适，又提出让黄锦辉去。结果黄锦辉一去无回，被敌人杀害于花县。黄锦辉是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后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父亲和他感情很深。父亲说：“为了一个不必要的任务，牺牲了一个好同志，使我心里甚为难过。”

以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父亲就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他担任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那一时期，令他感到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李立三及其继任者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问结果，只求形式，不停地派干部到各地做一些用处不大的工作，比如去发动群众贴标语、撒传单，上街游行等。很容易把我们的人暴露，惨遭屠戳。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广州，任务是发动群众贴标语撒传单，表明共产党仍然存在。父亲对此表示反对，说，起义刚失败，敌人盘查很严，周文雍长期在广州从事活动，起义时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很多人认识他，几乎是家喻户晓，敌人重金悬赏，他去了无异于自投罗网。但是，李立三坚持要他去。结果，忠实地执行党的命令的周文雍刚去了没几天，就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军一同被捕，他们慷慨赴死，演出了一场感天动地的“刑场上的婚礼”。

周、陈二人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香港，父亲痛苦地流下了热泪。他与这两位同志都很熟悉，他深深地崇敬他们，又为他们感到深深的惋惜。父亲把报纸上报道二位志士的文章和照片剪下来，一直珍藏着。不久，周恩来来香港，父亲拿出剪报给他看，他也是一声叹息，流出热泪，然后是久久的沉默。

多年以后，父亲对我说：邓颖超听说周文雍和陈铁军的事情后，更是难过。邓颖超和陈铁军很熟悉，是一对很要好的革命姐妹。周恩来当时就表示，将来革命胜利了，要把他们的事情写成书，拍成电影。

大约是1980年前后，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父亲曾在家里四次接见该剧的编剧张义生和导演蔡元元，父亲说：“陈铁军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这样的女同志是不多见的，她斗争英勇不怕死，被抓去以后还那样顽强，到了刑场又表示了爱情，你们演员一定要把陈铁军演好。”

我感觉那段时间父亲为这部电影特别操心，他居然替编剧设定情节，他强调：表现陈铁军在秘密机关等候外出的周文雍归来，要让观众看出她焦虑、担心，包含着同志情与少女爱，一种复杂的心态。他还说，全剧高潮的处理要让观众落泪，否则就是失败。

有一天，他午睡醒来，随手在一张《参考消息》上写下：“寓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活动中”，特别嘱咐，把他这句话转告剧组。

那部电影放映之后，周文雍和陈铁军，这两位先烈的名字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

话说当时，我的母亲也看到了登载周文雍陈铁军英勇就义的报纸，为此她还哭了好一阵子。像周文雍、陈铁军这样的爱情，也许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爱情，足以让人一辈子忘不掉。

母亲到香港后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为党的秘密机关传递情报。父亲母亲为周、陈二位革命志士的悲壮爱情深深折服。殊不知，他们也悄悄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到香港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父亲算是母亲的上级，有时母亲还听父亲讲课，父亲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让母亲感到既好玩又亲切。但是，那时母亲并没有想别的。此时的父亲已接近而立之年，从欧洲回来后一直孓然一身，他注意到那个叫张瑞华的女机要交通员意志坚强，胆大心细，吃苦能干，而且机灵秀气，于是在心里悄悄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终于有一天，父亲按捺不住了，他来到母亲的住处，略带羞涩地说：“张瑞华同志，我想找你谈一谈……”

母亲并不感到吃惊，她以为是谈工作。她就说：“我今天没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父亲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

父亲说完就走了。关于父母的爱情，在我长大之后，从来没听他们说起过。我当然也不便问。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只零零星星地提到一点。我所知道的这些，大都是从出版物上看来的。有人采访过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得到的资料也并不算多。母亲去世前的那几年，家里的保健医生护士们趁母亲高兴的时候，偶尔会问一句：“老奶奶，你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

母亲说：“当然是他追我了。”

大家嘻嘻哈哈笑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想，父母的爱情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产物，它不可能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它是简单的，质朴的，却又是持久的，珍贵的，是打着革命印记的爱侣。

话说父亲过了几天，又找到了母亲。他们面对面坐着，忽然都脸红了。父亲毕竟更成熟一些，他镇定片刻，于言谈中流露出对张瑞华同志的爱慕之情。我的母亲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满脸通红，心跳加剧。她很可能是捏着衣角，手心里全是汗，低着头说：“我想想，过两天再告诉你，行不行？”

在母亲的脑海里，她最难忘的印象是，广州起义最关键的时候，父亲掐着腰，指挥人们抵抗从观音山上冲向指挥部的敌人，他毫不畏惧，镇定而沉着。这个形象母亲是永远也忘不掉了。

前面说过，父亲的身材算是比较高的，比一般的南方人都要高，他身材挺拔而匀称，不论是在广州，还是在香港，都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他长方形的脸膛轮廓分明，眼睛明亮，嘴唇的弧线给人一种坚毅之感。母亲还注意到，这个人特别爱整洁，衣服虽破旧，但从来都穿得干干净净，大热的天，风纪扣仍然扣得紧紧的，显得有条理，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含蓄、深沉、儒雅。

好像他不苟言笑，看上去挺严肃，挺严厉的样子，但又没见过他发脾气……

那两天，母亲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人”的影子。他严肃一点，严厉一点，又能怎么样？嗨！不怕他！……母亲轻松地笑了。

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母亲搬出住处，提着一只盛放她所有物品的小箱子，住进了父亲在香港皇后道的秘密住所。这时父亲29岁，母亲19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这是急风暴雨年代里弥足珍贵的柔情与蜜意，我的父亲母亲太看重这份感情了，所以他们总是为对方着想，谁也不去惹对方生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忠贞不渝，一直这样携手前行。

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很快就迎来了客人。他们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登门贺喜。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他。母亲后来回忆道：“一见到他，印象就非常深刻。他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然是毛孩子，但他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父母亲有了一个小家，温馨、充实。但生活相当拮据。组织上规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男的每月15元，女的每月7元，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这么点钱，又是在香港，还要不停地外出，生活自然是非常地困难。母亲记得，整个夏天，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他们住的地方，有几十级台阶，母亲在窗口就能看到父亲归来的身影。他一进屋，总是满头大汗，爱干净的他脱下上衣，母亲帮他洗净，或者是他自己动手洗净晾上，他只能穿一件背心在家里呆着。母亲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件，为便于掩护，乘船要坐好一点的舱位，穿着也要符合身份，不过也只是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当时时兴的旗袍。

有一次，母亲提出让父亲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父亲以为母亲想买衣服了，就陪她去了。到了柜台，母亲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逼着他试穿。父亲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又拧不过，可他真的是不想为自己破费，眼珠转了转，便凑到母亲耳边说：“有情况。”他拉着母亲匆匆离开店铺。等母亲明白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只能苦笑。父亲说：“就那点钱，留着给你用吧。”这话让母亲鼻子一酸，差点落泪。

1929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途经香港时，父亲知道了，抽空把他拽到家里。自从在法国认识后，他一直称呼我的父亲“老兄”，这个称呼一辈子都没变。那天，母亲倾其所有，做了一餐丰盛的饭菜招待小平，刚刚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贺昌和妻子作陪。他们聊得开心，吃得也很开心。邓小平当然不会知道，为了招待他这一餐饭，他的老兄和小嫂子需要过几天苦日子，因为一下子用去了半月的伙食费。

吃到兴头上，突然传来了警笛声。几个人面面相觑。搞地下工作的人，感觉最刺耳的，就是这种声音，它仿佛是魔鬼的呼唤，令人窒息。

8  在“地狱”中奔走

警笛声远去了，几个人定定神。父亲和贺昌向邓小平继续介绍广西方面的情况。那个时期，广西党的各项工作，受广东省委领导，父亲他们向广西派遣了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一些。

说实在话，在白区工作，随时都会面临被捕的危险。被敌人捉住，要么是坚贞不屈，其结果是，十有八九被敌人杀掉；要么是当叛徒，背叛良心，回过头来与自己曾经的同志为敌，下场也不会好。这两种结果，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白区的岁月是恐怖的，它使人的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在白区，职务越高目标越大，就越危险，因为敌人千方百计想捕获“大头目”，想“钓大鱼”，叛徒、特务盯的就是那些高层领导人。不像在双方敌对的战场，高级领导往往受到严密的保护，安全反而有保障。父亲有一次曾对我念叨，当年在白区牺牲的那些同志，如果他们在苏区工作，大部分都能活下来。

父亲在香港就曾经数次历险。

一次是结婚前，父亲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父亲感到十分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父亲知道出了事，从容地离开了。

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父亲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父亲刚到香港，为了便于联系，就把自己住址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写了一张小纸条。恰巧那会儿父亲不在，躲过一劫。而与父亲同住一室的军委委员杨剑英却被抓了起来。幸好杨剑英会说广东话，字条上写的又不是他的名字，几天后把他放了。这个突发的事件教育了父亲，以后他轻易不留字迹给人。他变得更加谨慎。

可惜的是，过了两年，父亲的这位好友杨剑英还是在香港被捕，被敌人枪杀。

又有一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父亲也要与会。他去的途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等他赶去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父亲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这个时候，父亲又意识到，如果他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如果他再一张口，必暴露无疑。他镇静了一下，硬着头皮，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就这样他脱险了！

遇到叛徒，是最要命的。在白区工作，怕的不是特务，而是叛徒。特务不认识你，你机警一些是有可能摆脱他的。如果遇到叛徒，那就麻烦了，因为他认识你，你再镇静也没用。

这一次，父亲果真遇到了叛徒。是在电车上。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父亲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父亲脑子一炸，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认出了父亲，居然还冲父亲点点头。父亲知道不妙，如果那家伙上前动手，就麻烦了。父亲凑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跑远了。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后来看反映白区生活的电影，经常能看到戴礼帽穿西服的地下党跳电车的镜头，我就联想到，我的父亲也跳过电车啊！到了晚年，父亲的双腿不能行走，只能坐轮椅，我有时望着他萎缩的双腿发呆，父亲意识到什么，就咕哝道：“人老先老腿啊。”

恐怖的岁月，让人变得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丝。父亲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葬送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敌人是凶恶的，而“左”倾盲动主义者很多做法往往“投其所好”，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父亲善于思考，性格沉稳，脑袋很少发热，比较实事求是，这就决定他与“左”倾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发生冲突也是在所难免。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实权仍握在李立三手中。这年五一节，李立三下死命令：香港党组织要在五一这天搞大规模游行示威，显示我党在香港力量强大。当时邓发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他将担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省委决定我的父亲也到现场，参与组织指挥。

父亲到了约定的集结地点一看，有点傻眼。来的人全是清一色的党员和干部，有的还是各区委的负责人，根本没有什么群众。那时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很多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回来的工人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才安定下来，他们的革命热情暂时不高。父亲看这阵势，越想越不对劲。他来到邓发身边，使个眼色，悄声说：“我请你喝茶。”

邓发疑惑地跟着我父亲来到附近的一个茶楼。父亲要了个单间，关上门，说：“今天这个游行不能搞。”

邓发问：“为什么？”

父亲说：“你没看到吗？全是党员和干部，一闹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只能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他们会把我们一网打尽！以后香港党的工作还怎么做？我的意见是，赶紧把人打发回去！”

邓发也意识到此话有理，但他为难地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待？”

父亲说：“你是总指挥，你去报告，说明情况嘛。”

邓发想了想：“我下命令取消。你去给中央报告行不行？主意是你出的嘛。”

父亲心想，只要相信自己是对的，谁去报告都可以，就答应了。

不久，父亲专程赶到上海汇报。李立三虽然恼火，但他不直接跟我父亲谈，他让向忠发出面谈。父亲以前多次顶撞过李立三，可能是李立三不愿意再碰钉子。

向忠发本来是个驳船上干粗话的工人，没什么文化，他能当上总书记，完全是唯成份论的结果，可以说是个闹剧。向忠发把我父亲叫到他的房间，瞪着眼睛一拍桌子，说：“聂荣臻，你胆敢取消五一游行示威，我看是临阵脱逃！”

这是一顶很大的帽子。父亲有理有据地说，作战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情况来决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好的指挥员从来不这样做。父亲又说：“我们这一点点力量，是好不容易积聚下来的，你们这样做，不顾党的损失，只为了交卷，是蛮干，我坚决反对！”

向忠发说不出什么道理，烦躁地挥挥手，把父亲打发走了。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日后每每想到自己的这个主意保护了香港党组织，父亲就颇为自豪。

1930年5月，父亲携母亲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都是被叛徒出卖，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以及处决叛徒特务。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

在特科，顾顺章的权力非常大。此人过去是个耍魔术的，在上海开了家魔术店，本是个流氓无产者，靠坑蒙拐骗过日子。后来混到党内，因为胆子大，敢干，心狠手辣，被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认为有魄力，就青云直上，进入党的政治局，负责特科具体工作。他有了权力，更加胡作非为，他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日益腐化堕落，而且在同志面前趾高气扬，胡作非为。

中央调父亲来特科工作的意图，是从政治上加强特科。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李立三亲自找父亲谈话，让他化名李松涛，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做掩护。父亲找顾顺章报到，他可能意识到父亲是对着他来的，当下就不高兴，以后就想各种办法刁难父亲。父亲后来回忆道：“他是特科负责人，要给你小鞋穿，你有什么办法。他晓得我们这些人从国外学习回来，没有搞过特科这种事，初来上海，人生地疏，经验不足，就专门派给你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你能说不去执行吗？不过，并没有难倒我，交待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偏偏革命低潮时期叛徒特别多，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叛变了。

捕捉和审讯叛徒，是件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就会如获至宝，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有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难保。那时候，特科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叛徒，杀叛徒，虎口拔牙。当然也随时有可能被叛徒带来的特务和军警杀掉。

顾顺章让我父亲负责搞行动，就是想看看父亲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下手杀叛徒。那是一段血腥的历史，说起来是很残酷，但是，那个特定的条件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不下手敌人就会对你下手，不干也得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太残忍，后来国内的出版物上，对这一段历史讳莫如深，都是“宜粗不宜细”，很少披露真正的内幕。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也是极少谈起，偶尔听他念叨过一次，说那是我们斗争的需要，在那时候不得不那样做，比如有时候，发现了一个叛徒，就把他约到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偷偷把他干掉，干掉以后，把他解剖了，然后装在麻袋里把他扔掉。你不杀他，我们的同志就会遭殃啊！

父亲又说：“在特科工作时极为劳累紧张。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到很晚才能回来，而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有时通宵达旦开会或采取行动，几乎天天如此。

母亲回忆那段生活的时候，说：你的爸爸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在5点以前，我要给他做好早饭，一直到晚上12点钟才回来，有时甚至到凌晨3点钟才回来。他多晚回来，我都不能睡啊，总是听着动静，你爸爸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了，因为你爸爸的皮鞋声跟别人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边等着、听着，等着脚步声停了，按约定的信号，轻轻的敲几下，对上了，就开门让他进来，天天如此，真是提心吊胆啊！

父亲嘱咐母亲，随时做好他被捕、牺牲的心理准备。父亲说：“如果我天亮还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这种话父亲每天出门的时候，几乎都要说一遍。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母亲得了神经官能症，常常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头疼心慌，焦躁地睡不着觉。这个病症伴随了她一辈子。

可以设想，他们每天都是生离死别一般。一到困难的时候，父亲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和周恩来等人面对巴黎公社社员墙所发出的誓言。因此，他是无畏的，他的意志和信念是坚定的。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火里炼出的金子才是最纯最真的金子，我想，那些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凡是坚持下来的，对党和革命而言，都有一颗纯真的金子般的心。

顾顺章不时地涌出胆大妄为的念头，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去炸“一品香”旅馆；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声势”。父亲发现后，及时报告周恩来等人，制止了他。

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思想仍然在党内兴风作浪。他不考虑在白区积蓄力量、隐藏待机，幼稚地认为1930年下半年，革命就已经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条件，对全党发出决议，要在全国发动总暴动，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革命高潮的中心”。他命令红军向大中城市进攻，要打长沙、南昌、南京、武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在是天方夜谭，可笑至极。

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刘伯承，只带领一个叫刘云的同志到武汉去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红军会师武汉。结果一到武汉，刘云被捕牺牲，刘伯承一个人回到了上海。李立三同时要父亲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

父亲他们去了镇江，找到地下党。父亲问：“起义有什么力量？”

回答说：“医院里有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

父亲苦笑不得。既然组织起义，就得熟悉地形。他到街上买了一张镇江地图，回到旅馆，远远看到他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父亲知道出事了，立即走开。后来得知，是镇江市委书记被捕，机关被破获，有人叛变了。

天已傍晚，老在街上危险，住店也危险，父亲就到了一家澡堂，用洗澡来消磨时间。那时，镇江的澡堂通宵开放，父亲出了这一家，又进那一家，一晚上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次日坐火车回到上海。李立三见父亲这么快就空着手回来，十分不快。父亲说明，镇江根本没有起义的可能。李立三不相信，顾顺章又派人去镇江核实情况，得知市委机关确已被破坏，书记被捕，这才了事。

父亲从镇江回来不久，就离开特科，到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担任参谋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父亲给他当助手。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来，由他们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父亲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多灾多难的白区地下工作，形势才有所好转。

193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上海党中央又面临着一次全军覆没的危险！

4月下旬的一天，一个自称是钱壮飞朋友的人，急如星火从南京赶来，急慌慌找到父亲、陈赓和李强，说出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顾顺章叛变了！

事后得知，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路过汉口，路遇一个魔术队，他手痒痒了，竟上台表演魔术，被台下的叛徒认出，当即遭到逮捕。

顾顺章立即就叛变了。他先供出乘车去鄂豫皖的张国焘、陈昌浩，敌人立即安排堵截，幸好张国焘、陈昌浩警惕性很高，提前一站下车，使敌人在车站捕捉他们的计划落空。

顾顺章被连夜秘密解到南京，蒋介石欣喜若狂。万幸的是，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得到，他立即派人坐火车赶到上海，最先见到父亲等人。

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人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他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

这个变故实在是太可怕了！情况万分危机，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父亲满头大汗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一见邓颖超就说：“小超，顾顺章叛变了，恩来同志呢？”

邓颖超吃惊得张大了嘴巴：“恩来，他不在家……”

父亲说：“你马上准备搬家，我去找他。”

据说，顾顺章叛变后，恶毒地向敌人献计，妄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他还到南京监狱，指认了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恽代英，恽代英随即被杀害。恽代英一年前就被捕了，但他化了名，敌人一直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

在上海，父亲他们很快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一场闪烁着血光之灾的行动，父亲和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连夜分头出动，迅速销毁了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领导人转移，凡是顾顺章认识的人全都搬了家，切断了与顾顺章的全部联系，废止了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父亲后来说：“那两天，他就没有合眼，别的同志也是这样。那是太紧张了。”

在敌人没有动手的时候，父亲他们还搜查了顾顺章的家，发现了一封他写给蒋介石但还没有发出的信，说明这家伙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顾顺章来到上海，带领大批特务四处搜查。结果是一无所获。应该感谢钱壮飞，如果不是他，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大批负责人，很有可能集体蒙难。对于我党来说，那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父亲的晚年，每每提到地下斗争时期的生活，他总是攥着拳头，愤恨地说：“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叛徒！”

父亲他们搬家后，虽然平安无事，但活动大受限制，他们与顾顺章打过很久的交道，彼此太熟悉了，为防止被他指认，以后就经常待在家里，轻易不敢上街。

几年后，敌人见顾顺章没什么用处，还是把他杀掉了。可耻的叛徒，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两个月后，向忠发又出事了。此前他一直隐藏在周恩来的寓所内，可他擅自外出找姘头过夜，遭叛徒告密被捕，随后便叛变了。

向忠发的叛变，又引起一场震动，形势越发紧张，上海地下活动越来越难以开展了。1931年12月中旬，中央决定父亲离开白区，到苏区去。

这个时候，我已经1岁多了。父亲此去，是把我和母亲一块带走，还是把我们娘俩留下？

9  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

母亲随父亲来上海后，仍然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干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就是照顾父亲，操持家务。

这时候母亲已经怀上了我。她挺着愈来愈大的肚子，忙来忙去。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她还在操劳。那天，周恩来约陈赓来到我家，找父亲谈工作。母亲一早到菜场买了菜，点了两个煤油炉，又是炒菜，又是做饭。他们谈完工作，她已经做好了一桌还算丰富的饭菜。

吃过饭，三个男人出去了。母亲收拾完碗筷，突然感到阵阵腹痛，她盼着父亲快点回来。到半夜父亲才回来，母亲已经痛得快坚持不住了。母亲满脸是汗，头发都汗湿了，说：“今开夜里可能要生了。”

就要做父亲了，我的父亲这才把脑子从工作转到面前的母亲身上。深更半夜的，他们住的又偏僻，怎么办？父亲硬着头皮下楼。还好，居然找到了两辆人力车。父亲搀着母亲下楼，坐进车里，来到一家美国人开办的慈善医院，住进了产房。

安顿好母亲，父亲便怀着歉意走了，夜里还有工作等着他做，特科的工作，往往是在夜里进行。

第二天，即1930年9月23日，母亲生下了我。当时难产，只能剖腹产。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他挠挠头皮，歉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

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事，你看我们娘俩不是挺好吗？”

父亲把目光投在我的小脸上。初为人父，面对陌生的孩子，他居然有一点羞涩。母亲把襁褓中的我递给他，他亲了亲我红红的小脸蛋。然后，他对母亲说：“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增加营养。”

可他是空着手来的，没带任何东西，并不是他粗心大意，而是他太忙了。我的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细心人，事情往往考虑得很周到，唯独对小时候的我，关心太少。

没说几句话，父亲又走了。

关于我小时候的生活，都是我长大后母亲、父亲，以及周恩来伯伯、邓颖超妈妈、刘伯承伯伯等人告诉我的。我把那些线索串起来，试图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一个礼拜后，父亲把我们娘俩接回家，他委托中央军委委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阿姨照顾母亲和我，便又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了。

父亲给我取名李丽，小名丽丽。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苦恼。母亲身体瘦弱，没有一滴奶，而我又不肯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忍不住就过来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啊？要去看一看哪！”

母亲道出实情。房东太太出主意：“你给小囡找个奶妈呀。”

母亲摇摇头。按照中央的规定，来领导人家里工作的佣人，也必须是地下党员，这是秘密工作的基本要求。到哪里找一个正值哺乳期的女共产党员？母亲连想都不敢想。她想尽种种办法给我喂牛奶。父亲若是晚上回来的早，就抱着我，在楼前走来走去，一直拍到我睡着。我养成吃牛奶的习惯后，父母亲的这个苦恼才算是去除了。

搞秘密工作，彼此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即便是夫妻，也需要严格防范。父亲对母亲传递文件的机关在哪里从来不问，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情况也是知之甚少，不该见的人不能见，不该知道的不问。

有一天，父亲临时要见一位同志。可我睡着了，外面天气又不好，只有一间屋子，母亲到哪里躲？父亲想了想，就说：“你就躺到床上睡觉，用被子把头捂起来，不要看人家。我们悄声说，你也听不到。”

只能这样了。那个同志进家之前，母亲钻进被窝，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半个钟头后，那人走了，母亲才掀开被子，她喘着粗气说：“真把我憋坏了。”

我一点一点长大，也许是我长的还算可爱，也许是长辈们都喜欢孩子的缘故，父亲的同志每逢见到我，都要抱一抱，亲一亲。尤其是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他们没有孩子，却又非常喜欢孩子，见了我就亲的不得了，口口声声让我叫他们“干爸爸”、“干妈妈”。

说起来我真的很幸运，小时候，除了周伯伯和邓妈妈，抱过我的人还有刘伯承、叶剑英伯伯，还有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等诸位叔叔，以及李富春伯伯，蔡畅阿姨。母亲后来告诉我，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曾经和我们家是邻居，他们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买吃的，我1岁生日的时候，蔡畅阿姨还特地找裁缝为我做了一套花布裙子。

我长大之后，常常想，他们逗我玩，抱抱我，笑一笑，是不是也想松弛一下整天紧绷着的神经？白区的生活，令人压抑和窒息，对人的神经是极大的磨损。对于地下党员来说，白区就是地狱，他们就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

1931年的除夕之夜，邓妈妈、刘伯承伯伯来我家串门，进来后自然又是抱一抱，逗一逗。把我放到摇篮里后，邓妈妈意犹未尽，便又去推摇篮，她没有注意到，摇篮旁边放着马桶，不小心就把马桶碰翻了，尿液顺着楼板缝隙往下流淌，这下可就热闹了。不一会儿，房东太太气急败坏跑上来：“李太太！李太太！你们楼上干什么呀？屎尿都弄到我们神仙桌子上面了！”

大家伙吓得直吐舌头。我的母亲赶紧跑下楼，看到房东一家正在祭祖拜神仙，求祖宗保佑一年的平安。把人家的好事给冲了，而且是这样一种冲法，房东一家就是不发火，母亲也深感对不住人家。她连忙赔礼道歉，自然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小孩子不小心踢翻了马桶，大过年的，实在是罪过。母亲好话说了一大堆，抢着把香案和地板上的尿液擦干净，在香炉里插上三柱香，又磕了三个头，房东一家的气才算消了。

母亲回到楼上，众人舒了一口气。邓妈妈说：“我闯了大祸了！”

直到1973年，刘伯承伯伯住院，母亲带我去看望他，他还记着这事，他说：“你小的时候，我们在你家闯了一个大祸，害得你妈妈给人家磕头哇。告诉你了没有？”

我蹒跚学步。我牙牙学语。我会跑了。我会说话了。我和爸爸也越来越亲了。据母亲后来讲，每当爸爸要外出，他一穿外衣，我就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牵着母亲的手，要到衣架上帮爸爸拿帽子，一直送到楼梯口才作罢。每当爸爸回来，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我就跑出来，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起爸爸的手，拉他进家门。

可是，爸爸却要离开我们了。

爸爸走之前，周恩来伯伯、邓妈妈和刘伯承、叶剑英伯伯相继离沪。周伯伯邓妈妈走前，我的父母亲抽空请他和邓妈妈吃了顿饭。母亲知道周伯伯喜欢吃狮子头和饺子，特意准备了虾仁、鸡腿、冬笋三鲜馅的饺子。他们如约来了，母亲煮了一大锅饺子，有的还煮破了，几个人先把好的吃了，然后又吃破的，最后连汤都喝光了。周伯伯抹抹嘴巴，连连说：“真好吃！真好吃！等于又过了一个年。”

直到半个世纪后，邓妈妈见了我母亲还在念叨这事：“你那个饺子，怎么那么好吃呢？”

那天吃罢饭，父母亲送二位出门，“干爸爸”和“干妈妈”最后抱了抱我。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抱我，亲我。我再次见到他们，已是解放以后。

十天后，父亲也要走了。

考虑到我还小，父亲去苏区，要穿过重重封锁线，党组织决定，母亲和我继续留上海。

母亲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临走前，爸爸在家收拾东西，他的目光不停地落到我身上。妈妈知道他牵挂孩子，就说：“荣臻，你放心走吧，我会带好丽丽的。”

爸爸说：“瑞华，你们多保重啊！”

妈妈扭过了脸，悄悄抹去眼角的一颗泪珠。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感情的闸门，然后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神色平静地帮爸爸整理他惟一的那只箱子。妈妈是坚强的，是勇敢的，这是她留给爸爸的最初印象，爸爸对她的这个印象一辈子没变。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你的妈妈很坚强。”

分别的时间到了，193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冷风萧瑟的清晨，妈妈抱着我，送爸爸出门。据说我的手里拿着爸爸的礼帽。到了巷子口，爸爸蹲下来，我帮他戴上帽子，爸爸一把抱住我，亲亲我的额头，站起来，整整帽子，理理长袍，提起箱子，坐进黄包车里，他冲我们招招手，远去了。

再见了，爸爸！

兵荒马乱，世事难料，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相见？

爸爸后来对妈妈说，当初他是抱着“不一定再见面”的复杂心情，离开我们母女的。

从1928年开始，父亲在白区生活了4年，这是漫长而艰险异常的4年。很多他熟悉的同志牺牲了，还有很多他熟悉的人叛变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便是金子。父亲有一次对我说：“一想到那些死难的同志，我就想着多干点事，替死去的战友多干点。”

这4年甚至改变了父亲的性格。父亲一生惜言如金，平时不爱讲话，能不说就不说；父亲一生谨慎，处处小心，组织观念极强，保密观念极强。我常常想，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白区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而较早认识我父亲的人说，你的爸爸以前不是这样的，在老家的时候，在法国的时候，他是很活跃的，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可是后来，他怎么就变了呢？

父亲跳出了“火坑”，远去了，母亲和我还得继续生活，而且更加困难。父亲走了后，不懂事的我，每天都哭着要找爸爸，弄得母亲心烦意乱。房东也给惊动了，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看医生。”

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没有病。母亲把我抱到外面，到马路上去看汽车，到公园里去看小动物，慢慢地，我就忘记了爸爸。
我忘了爸爸，爸爸却不会忘记我。母亲想到，爸爸一定会牵挂我，一次在公园，遇到照相的，母亲灵机一动，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两寸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作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1933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母亲当年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杨庆桂和她的孩子，同我们母女住在一栋房子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这个机关被敌人侦察到了。母亲和杨庆桂得到内线传递出的消息后，临危不乱，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焚烧文件，销毁证据。她们刚忙完，敌人的便衣也到了，进屋搜查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母亲和我，杨庆桂和她的孩子被带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敌人找了个“托”，来指认我母亲，那人穿着工人的服装，走到我母亲身边，小声说：“同志，怎么你也被捕了？”

母亲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是共产党，你看错人了。”

无论怎样，母亲和杨庆桂阿姨都坚决否认，敌人无奈，又不甘心，便把我们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反复提审。敌人想从两个女人的嘴里挖出中共中央机关的情报。母亲和杨阿姨死不承认。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们被关进监狱后，和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关在一起。她们总想哄骗你说些什么，可是你非常听话，不哭也不闹，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根本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话。”

母亲又对别人说：“孩子跟我受了不少苦，白天她不用我抱，自己躺在床上睡或坐在我旁边。有时晚上提审，我就一定带上她，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正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幸运的是，我们坐的是英租界的监狱，如果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十有八九活不下来了。英帝国主义分子提审时，国民党的特务穿着警服陪审，但他们不能问话，只能听。一个月后，我们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的结论回到家里。杨阿姨问我母亲：“瑞华大姐，现在我们怎么办？”

母亲说：“先等等，我们不动声色，这可能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注意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监视，再找适当机会设法逃走。”

国民党的特务果然在日夜监视我们，母亲和杨阿姨耐心地等待时机。大约过了一个月，一天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外面街道上的路灯也熄灭了。母亲一看机会来了，她从后门溜出去，直奔离此不远的一个汽车行。这个汽车行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当年顾顺章叛变，所有的联络点都取消了，顾顺章唯独不知道这一个，周恩来伯伯决定把它保留下来，没想到，它又成了我们的救星。母亲在那里找到了地下党员刘子华，刘子华连夜想办法，帮助我们母女和杨庆桂母子逃出了虎口。

后来，母亲带我来到浦东，在一家地下党办的印刷厂里做工。那时节，我已经4岁多了，开始懂事了。我有个存钱的小罐，只要有零钱，我就往里塞，不让母亲动，我说：“存钱给爸爸，将来买枪打反动派。”

1935年春天，上海党组织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党决定尽快分批疏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央红军也随之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总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毛齐华找到母亲，说：“张瑞华同志，组织上决定你离开上海。”

母亲问：“要去哪里？”

毛齐华说：“先去天津，再转往陕西或者山西，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

与中央红军会合，自然就能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母亲那一瞬间高兴极了。但是，她立即想到什么，就问：“我的女儿丽丽怎么办？”

毛齐华说：“你孩子太小，这一路上不知会遇到什么事情……还是留下来吧……”

母亲的眼里霎时涌出了泪水：“孩子留下，我怎么放心？……”

毛齐华说：“组织上就是这么定的。这也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安全。你女儿留下来跟我老母亲、妻儿一块生活，你就放心走吧。”

母亲无话可说了，骨肉分离，让她心如刀绞。但是，她别无选择。

又是秋天，仲秋节前后，本是团圆的季节，我和妈妈却要分别了。当年爸爸走的时候，我太小，不记事，现在，我已经记事了。爸爸走时，妈妈没掉泪；现在，她却泪如雨下。她紧紧地搂着我，泣不成声。

再见了，妈妈！

妈妈的身影消失了，我凄厉的哭声渐渐弱下来。太阳落山了，归家的燕子在我头顶徘徊。我死劲咬住嘴唇，久久望着暮色苍茫的远方……

爸爸妈妈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

第四章  星火与铁流

10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月明星稀，冷风扑面，一匹快马在福建长汀至江西瑞金之间的山道上急驰，马上的人不时地挥动马鞭子，催马快跑。马蹄声在山谷中传得很远。

骑马的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聂荣臻。

这一天是1932年1月1日。山野间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对于父亲来说，从这天起，他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父亲化妆离开上海后，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七折八拐来到长汀，一路上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幸好还算顺利。整个旅途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当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撤退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算起来南昌起义已是4年多前的事情，想起当年的惨状，父亲一路上感慨不已。

每往前走一步，就离中央苏区进一步，他的心情愈发好起来。他本来是学军事的，到战场上与敌人较量，那才叫过瘾。后来他回忆说：“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

中午，父亲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到了长汀。当时的福建省委设在长汀，省委书记欧阳钦是父亲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二人见面，父亲真是太高兴了。

当天，他就要求去瑞金。瑞金，是父亲心中的圣地，前三次反“围剿”，让中央苏区威名大震，父亲做梦都想到这里来大干一场。欧阳钦叔叔给他找了一匹马，他骑上马，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了瑞金。后来他回忆道：“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父亲下了马，有人把他领到红军总部。天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群英会萃，真是太热闹了，灯火明亮，一片欢声笑语。叶剑英责怪父亲：“老弟你太大胆了，这一路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毛泽东过来和父亲说话。当年在黄埔军校工作时，父亲就曾数次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他讲课，这个操一口湖南口音的大个子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不紧不慢，幽默诙谐，喜欢用力打手势。常常是听他讲一次话，就忘不掉他了。

父亲谈到上海特务、叛徒横行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这里可靠。”

父亲又说：“对呀！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笑了笑，指一指墙边的枪杆子：“还是拿这个，痛快啊！”

中央原定分配父亲到湘鄂赣根据地去，几天后又决定，就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说起这事来，父亲又算是幸运的，留在中央苏区，就能够随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学习、请教。中央的这个决定令他很开心。

那些天父亲格外的兴奋，他觉得根据地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人是可爱的，歌声是优美的，饭菜是香的。对他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真的是换了角色，换了人间。他就琢磨着，怎样尽快地适合新任务。

1月底，父亲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主任王稼祥工作。

父亲到中央苏区面临的第一次大仗就是打赣州。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敌人重兵布防，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开会研究是否打赣州，父亲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记得很清楚，会上，毛泽东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装备差，是打不下来的，所以反对打这一仗。朱德也不赞成打。但是，最后表决时，因为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父亲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会上没有发言。

战斗打响后，父亲随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司令部行动，帮助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这场战斗果然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打成了持久战，整天都是打得昏天黑地，双方死伤无数，其状惨烈。最终红军无法攻克赣州城，33天后被迫撤出，不但损兵折将，而且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是个失败的战役。

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过去在白区，他痛恨“左”倾冒险主义者，因为他们常常瞎指挥，搞盲动，白白牺牲自己的好同志，现在呢？如果高层指挥员决策失误，损失的可能就是几百上千，甚至更多士兵的性命！他开始琢磨毛泽东说过的话。当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途中，几乎没打过一场好仗，父亲后来曾为此感叹：“那时我们还没学会打仗。”赣州攻坚战，又给父亲上了很好的一课。他觉得，打仗是一门大学问，光熟读兵书没有用，主要的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有一种大局观。他认为，毛泽东就有那样的大局观，站得高，看得远，而且又实事求是，头脑冷静。他对毛泽东的信服和崇拜，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3月初的一天，有个地下交通员从上海来到瑞金，交给父亲一个信封。父亲说：“什么东西呀？”

对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父亲拆开信封，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露了出来。父亲惊喜不已。那便是我在公园里照的那张照片，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父亲看到，一片宽阔的草地上，我穿一件浅色连衣短裙，目光凝视着前方，眉头微微皱着，像在期盼什么……这张照片一定是唤起了父亲对我和母亲的思念，他连连向那位秘密交通员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父亲始终把我那张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的上衣兜里，有空儿时，就拿出来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陪伴父亲长达15年之久，一直到我们重逢时，他还装在身上，早就发黄了，上面浸透了汗渍。

3月12日，中革军委决定重组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总指挥，父亲为政治委员。这个决定让父亲感到突然，因为事前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当然他心中也很高兴，谁都知道，红一军团是中央苏区的主力，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能够到这样一支部队担任政治委员，既是中央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

在一个春风送爽的清晨，父亲与林彪见面了，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到了一起。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县人，离开家乡报考黄埔时，他改了名字。“彪”是小老虎的意思。当年在黄埔军校，林彪是第四期学生，父亲是政治教官，那时候父亲就与他认识，林彪也曾经听过父亲讲的政治课。要说起来，在黄埔时的林彪并不显山露水，不怎么爱参加活动，也不爱说话。他从黄埔毕业，父亲经手，把他分到了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当时父亲随北伐军到了武汉，林彪到武汉叶挺部报到时，还把父亲的一件行李从广州捎到武汉，交给父亲。

按说，父亲是老师辈，林彪是学生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学生，几年之后，已成为红军中最为炙手可热的名将之一。他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后，很快就展露出军事上的才华，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当到军团长，这时他还不满25岁。父亲到中央苏区后，就听说了林彪的战功，他为黄埔军校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本来，中央根据地早就有红一军团的建制，朱德曾兼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毛泽东兼任红一军团的政委，几个月前稀里糊涂给撤销了。红一军团重新成立，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这支部队深有感情的朱德和毛泽东亲自到会讲话，表示祝贺。

林彪和父亲也在会上讲了话。林彪简短地说：“我个人，担子重一些，承担吧！”这话并不通顺。父亲琢磨，林彪的意思可能是说，他愿意挑重担。

那天，父亲穿着一件陈赓送给他的咖啡色皮夹克，显得很精神。父亲站起来先作自我介绍，他说：“我到苏区来以后，做过总政治部的副主任，现在调来一军团当政治委员，深感责任很重。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战斗。一军团是个老部队，久经锻炼，有很好的光荣传统。同志们有很多战斗经验。以后我们共同建设红军，保卫苏区，为共产主义奋斗！”

从这时起，父亲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部队，南征北战，长达5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某种程度上说，父亲的命运也和林彪连在了一起。

后来父亲听人说，林彪这个人有不少毛病，他喜欢搞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在中央根据地遇到困难时，多次要求离开主力去打游击，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情绪而写给他的一封复信。父亲还听说，打仗时，林彪经常不顾大局，擅自行动，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被林彪扔下不管而牺牲的。

但不管怎么说，林彪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这一点勿庸置疑。否则，他不会进步那么快，清高自负的毛泽东也不会那么看重他。

战争年代，会打仗，能打仗的将领，自然是党的宝贵财富，是部队的福气。因此，父亲打定主意，决心与林彪配合好，与广大指战员相处好，把部队带好，以不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合作期间，林彪确实有不少问题，但他对父亲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是父亲坚持原则的意见和建议，他也能够接受。两人之间也很少发生特别剧烈的冲突。总之，他们之间的配合，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父亲到一军团上任不久，就面临下一场战役怎么打的问题。王明“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苏区中央局，不吸取打赣州失败的教训，仍然想沿赣江而下，攻打赣江两岸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提出红军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但中央局命令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走到半路，毛泽东找到林彪和父亲，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父亲和林彪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两人随即给军委发电报，建议军委将他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幸好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毛泽东大喜，觉得打胜仗的机会来了。那个时候，红军指战员都明白，不能老蹲在根据地吃老本，得主动出击，开辟新地区，打土豪筹钱款，解决吃饭问题和扩充红军，所以毛泽东来一军团动员时，部队热情很高。

一军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经闽西直下闽南，先在龙岩解决了张贞第49师的一个团，然后在五军团配合下，随即发起漳州战役，痛快淋漓地全歼第49师大部，占领漳州。红军缴获了两架飞机，父亲和林彪觉得新鲜，二人赶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一张合影，这可能是父亲和林彪第一次合影。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

毛泽东在漳州给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这是父亲来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大胜仗，他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策略，也使他对毛泽东更加钦佩。

父亲注意到，林彪兜里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人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流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父亲觉得他比较年轻，比较单纯，没多少世故，年轻人看重荣誉，自我欣赏一下，个人主义思想重一点也是正常的，也就没往心里去。

一军团在漳州活动了近两个月，父亲作为政治委员，非常看重部队的入城纪律，漳州是红军打下来的大城市，在当时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又是侨乡，侨眷很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好影响。毛泽东亲自制订了入城后的纪律，比如筹款时，对一般工商业，要通过商会执行，不能使用打土豪的办法。父亲严格督促执行。漳州市区内，没发生大的违犯现象。

但是在漳浦筹款时，有些部队做了过头事。有的土豪和商人不肯交款，就把他们拉到大街上，当众拷打。父亲听说后，赶去处理，一问，说是军团长同意这样做的。

父亲坚决反对，他找到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罚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

林彪反唇相讥：“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父亲说：“我们既要钱，也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

这在父亲的记忆中，是他来一军团后第一次和林彪发生冲突。父亲后来说：“林彪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这一次，林彪让步了。以后类似的事，极少发生。

一个多月中，红军在漳州筹款100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质，绝大多数上交中央了。

但是接下来，却又打了一个窝囊仗，那便是有名的南雄水口战役，后来它成为红军史上著名的恶仗。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指挥红一、五军团，于6月底至7月上旬在水口地区与粤军激战，双方又形成了对红军不利的消耗战，打了半个月，虽然击溃了陈济棠的20个团，但红军伤亡惨重。父亲后来回忆：“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子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毛泽东也承认，水口战役“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实在说，那个时候的红军将领还是稚嫩的，还没有真正学会打仗。父亲认为，那一仗的教训在于，一是敌情摸得不准，二是没能及时集中兵力。他默默地把这些教训记在了心里。

红军渐渐成熟起来，父亲也在战火硝烟中成熟起来。他把一军团的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各级政工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不论是思想教育，还是战场鼓动，改造俘虏，发动群众，培养干部等等工作，在红军各个军团中，都是比较成功的。他注意爱护干部，关心部下，当年红军中搞肃反，抓AB团，扩大化现象比比皆是，曾经让很多人心惊胆寒，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父亲到一军团后，没有杀过一个干部。为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他大力提倡各部队开展文体活动，亲自动手编写了反映南昌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更有趣的是，他还上台演出过话剧。我无法想象父亲上台演出的情景，他那么严肃的一个人，还会演戏？但是，有好几个当年父亲的老部下告诉我：“在中央苏区，你的父亲参加演出过话剧《庐山之恋》《杀上庐山》，还演得挺像那么回事呢！”

有人说，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红一军团能够成为红军劲旅，有人甚至概括一军团为“主力中的主力”，这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绝对是分不开的。

父亲积极参与军事指挥，这从他和林彪共同签发的大量电报就能看出来。从1932年初到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前，林彪和父亲指挥一军团在中央根据地南征北战，四处出击，大小仗数十次，基本上没打什么败仗，战果是红军各个军团中最突出的。

1932年8月中下旬的一周之内，在乐安、宜黄战役中，一军团在三军团配合下，全歼敌27师3个旅近万人，仅俘虏就抓了5000人，还打下一架敌机。

1933年1月上旬，一军团在浒湾之战中，与强敌遭遇。激战中11师师长陈光、10师师长李锡凡先后负伤，部队一度难以招架，紧急关头，林彪和父亲赶赴第一线直接指挥战斗，流弹就在他们身边飞来飞去，站在他们俩中间的一位作战参谋中弹牺牲，他们毫不畏惧。就这样，终于稳住阵脚，并最终扭转战局，此役击毙敌人2000多，缴获大量辎重。

1933年1月，蒋介石坐镇南昌，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2月底，在著名的黄陂之战中，林彪和父亲共同指挥一、三军团组成的左翼队，和组成右翼队的五军团一起，取得黄陂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歼敌约两个师，俘敌上万人。战斗中，父亲来到杨成武任政委的32团。杨成武上将后来回忆说：“团长不在，我感到指挥力量单薄。这时，聂政委来到我身旁，亲自指导我指挥作战。当敌人进入到伏击地域时，我几次准备出击，他却不动声色地说：不忙，不忙。直到敌人全部钻进‘口袋阵’，他才要我们发起冲锋，他也跟着冲下山去。”

仅过了21天，红军又打了一个大仗——草台岗战斗。此役红军包围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主力第11师，这支部队号称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倾全力突围，敌机赶来助战，鏖战中，一颗炸弹落在父亲和林彪身边，气浪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抛到山坡下，父亲也被掀倒在地，他们爬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最终该师大部被歼。有趣的是，俘虏身上都带着一条绳子，父亲问俘虏们：“你们的绳子是干什么用的？”

俘虏们回答说：“是出发前上司发的，用来捆绑红军回去领赏，没想到自己成了红军的俘虏。”

黄陂、草台岗战斗，共歼敌3个师，近3万人，是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就此宣告敌人的这次“围剿”失败。蒋介石给陈诚的手谕称：“此乃本年来未有之惨事。”

8月底，林彪和父亲又指挥一军团进行了乌江圩战斗，歼敌第80师大部。这是五次反“围剿”前红军取得的最后一个胜利。

自此以后，局势急转直下。本来，四次反“围剿”后，红军空前壮大，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达8万人，一大批将领已经成熟起来。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完全统治了中央，在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们命令红军与敌人拼消耗，“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保卫广昌”等等一系列战略错误，迅速导致红军和苏区萎缩，这使父亲又想起李立三掌权时的情景。他觉得，本来已经学会打仗了，可是却打不了胜仗。望着越来越不利的局面，父亲内心很苦闷，他更加思念毛泽东。

仗越打越糟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仍然推行他的“短促突击”论，坚持搞阵地战。令父亲深感意外的是，林彪居然响应李德和博古等人，他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印发到全军团。父亲和林彪已经共事两年多，父亲认为林彪是很会打仗的，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打仗有股子猛劲，对战术有研究，他内心里肯定是不赞成，甚至是抵制短促突击的，一军团为此伤亡了多少可爱的士兵？可是他为什么却要写文章迎合？

父亲判断，林彪是想从政治上表示一种姿态。说白了，就是投机。父亲参加革命10余年，得出的结论是，善于搞投机的人，是不讲原则的。林彪的行为，令父亲感到忧虑，也使父亲对他保留了一份警惕。
红军在苏区大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了。

11  长征打先锋

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但是在当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溃败。

出发前，一军团的总人数为1.98万，是各军团中人数最多的。

军委一开始就把一军团置于先锋的位置上，虽然没有明说，但一军团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当开路先锋。

领受任务后，在父亲提议下，林彪和他一起去看望了住在瑞金郊外的毛泽东。这段痛苦的时光让父亲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可是自从宁都会议挨批后，毛泽东已经赋闲了两年。据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

一军团长期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一军团的两个主要领导来家里拜访，让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很是高兴。当父亲得知毛主席也能随军转移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当时就想：“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一军团占领粤汉铁路东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在九峰山至五指峰之间通过。

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接到军委电报后，林彪却不派部队占领九峰山，他的理由是，敌人离这里尚远。为此，父亲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父亲的理由是，今天敌人没来，不等于明天不来，我们不能只管自己过去，如果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中央纵队截断了怎么办？父亲坚持说：“必须按军委的命令行事。”

他们为此大吵一场。后来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在通往九峰山的乐昌大道上已经发现敌人，林彪半信半疑。军团部到达一个叫麻坑圩的小镇，林彪机智地用敌人的电话，冒充国民党军官，同乐昌附近的敌民团团长通电话，得知粤军确已派1个团开往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着急，赶紧派2师4团，连夜抢占九峰山。

父亲后来回忆说：“幸亏我们没有侥幸。”

这件事情又使父亲看到了林彪不顾大局，在军事指挥上不负责任的那一面。

血战湘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悲惨的一幕，也是我军历史上最有名的败仗，最大的“滑铁卢”。然而，这个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蒋介石调动20多个师麇集湘江两岸，妄图聚歼红军主力于湘桂边境。但由于敌人指挥不统一，彼此勾心斗角，是有许多空子可钻的。1934年11月27日，林彪和父亲指挥一军团率先渡过湘江，次日，彭老总指挥三军团也顺利过江，红军的这两个主力军团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30公里地带的湘江，这一区域，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这个时候，敌人主力尚未合拢，中央纵队距最近的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急行军一昼夜可至。但是，“左”倾主义者愚不可及，他们仍然按常规行军，舍不得丢掉从瑞金带出来的坛坛罐罐，80多公里的路居然走了四整天！就是这要命的四天，差一点葬送中国革命。

红一、红三军团的3万多将士为了保住渡口，一连三个多昼夜，与10万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厮杀。一军团守右翼，三军团守左翼，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每天都有数千人牺牲，鲜血流进湘江，滔滔向北流去，惨状难以形容。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和林彪商量后，把军团政工人员全部派到一线连队，向全军团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几年前，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拍的不错，很多人看过。有个军事专家对我说：“不足的地方，就是因为一军团出了一个林彪，所以一军团的故事，画面上反映的少。其实呢，一军团跟三军团是主力军团，两个军团里面，一军团是主力里面的主力。过湘江，光反映了三军团在打，彭德怀在那里指挥。其实当时，一军团对付全州方向的敌人，是中央军和湘军，是最主要的；三军团对付广西的敌人，白崇禧指挥的桂军相对好打一些。一军团在湘江之战中，打得最厉害。”

父亲到了晚年，我也数次听他谈起湘江惨烈的四天四夜。他讲到2师5团的政委易荡平，在尖峰岭上，年轻的易荡平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夺过警卫员的枪，对着自己的头颅抠动了扳机。

那一仗，如果不是担任掩护的一、三军团殊死相搏，如果不是红军将士危难之际焕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勇，如果不是彭老总、林彪，还有父亲他们这些军团领导临危不乱，冷静指挥，谁也说不清楚那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

万幸的是，中央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总算让父亲他们松了一口气。林彪和父亲组织部队交替掩护撤退，敌人的一支迂回部队竟然打到了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这是好多年没有过的事。警卫员邱文熙向父亲报告：“首长，敌人爬上来了。”

父亲说：“你看错了吧？我们的部队正在调动。”

邱文熙说：“没错，是敌人。”

父亲到前面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正往山坡上爬。父亲并没慌乱，他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马上去山后面通知2师师长刘亚楼撤退，然后回到指挥部，和林彪、左权以及指挥部的参谋、警卫人员拿起枪，快速地消失在树林中。敌人的飞机贴着树梢撒传单，飞行员的脸都能看清，机声轰鸣，林木翻涌，我们的战士没见过这么近的飞机，吓得不敢走了，父亲大声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不会下来抓人，要注意地面的敌人！”

撤到安全的地方之后，父亲却又得知，彭绍辉、肖华的少共国际师还在江那边。父亲又急了：“一帮小孩子，不管他们，那是死定了。”他和林彪紧急商量一下，派出一支部队重渡湘江，总算把他们接过了湘江。

湘江的水，见证了红军将士的血。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

半个世纪之后，著名作家魏巍来我家做客，向父亲谈起，他去长征路上访问，在当年红军过湘江的地方，至今仍有烈士遗骨暴露荒野，父亲听后沉默了好久。为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在湘江之战最惨烈的战场——湘江西岸脚山铺附近修建纪念碑，把烈士遗骨妥为安葬，以慰忠魂，教育后人。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不久，广西方面决定修建“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

过了湘江，红军前途仍然莫测。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深感责任重大，似乎吓破了胆子，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对着自己脑袋瞎比划，手足无措，父亲遇见他，严厉地说：“你是领导者，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越是紧张时刻，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这位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左”倾冒险主义者，一直是极为乐观的，可是刚才中央纵队过江时，有人向他建议，最好按建制过江，避免混乱，他竟然有气无力地说：“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过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几个就算不错了。”

过湘江后，父亲因脚部的扎伤没有痊愈，只能坐担架行军。有时他和同样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一块行军。父亲在红军总政治部当副主任时，王稼祥是他的上级，两人比较熟悉。有一天，父亲实在忍不住了，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这时的王稼祥，说话是有份量的。父亲欣喜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不久就有了划时代的遵义会议。

先是一军团1师1团率先突破乌江天险，然后一军团2师6团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智取遵义城，大获成功。

似乎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红军的厄运快要结束了。但遵义会议之前的争夺仍然是很激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三番两次找父亲谈话，动员父亲在会上支持博古。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父亲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与会代表们用民主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领袖。父亲为自己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并且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二渡赤水以后，红一、三军团联合作战，再占遵义。敌人两个师来援，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在遵义城外，打退了敌人。林彪一看追歼敌人的时机来了，从一个参谋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又把这张纸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大大“追”字，分头传达给部队。父亲随部队追到一个叫懒板凳的村子，这时天色已晚，部队打了一天仗，两顿饭没吃，全都很疲惫。父亲对各师、团指挥员说：“我们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惫，难道敌人不疲惫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部队立即又出发了，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途中，不少部队超越了敌人，在一个村子里，敌人停下来做饭，红4团的一个战士进了伙房，看到一盆热气腾腾的炖鸡，抄起来就吃，敌人的伙夫烟雾中没看清是红军进来了，斥责说：“这是给师长做的，谁他妈在偷吃？”

红2团动作也不慢，他们追击王家烈的“双枪兵”，敌人宿了营，爬到炕上吞云吐雾抽大烟，团政委邓华带人冲进去缴了他们的枪，他们竟然以为是自己人，咕哝道：“你们开什么玩笑？”

这一仗，一、三军团联手，消灭了中央军1个多师，黔军一部，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胜利，战士们乐开了怀。

后来从贵州到云南，又到四川，可能走了一些冤枉路。林彪又出来闹事了，这回他是对着毛泽东去的。他对父亲说，部队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会把部队拖垮的。他说：“像这样领导指挥怎么行！”

父亲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因此跑点冤枉路也是难免。”

林彪根本就没听进去。过了金沙江，在四川会理休整期间，他当着父亲、左权、罗瑞卿等人的面，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拒绝了他。父亲听不下去，严肃地指出：“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

父亲又警告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仍是不听。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大意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请彭德怀出来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他试探着，让父亲在信上签名。父亲断然拒绝了，说：“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

最后，林彪单独签名送上去了。

几天后，在会理城外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训斥。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关于这段历史，父亲是除林彪本人之外的最直接的当事人，他是最有发言权的。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父亲首次披露了这段历史。后来的很多演义，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林彪大张旗鼓地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却没有“记仇”，后来一直重用他。那时他让毛主席下台，让和他交往并不密切的彭德怀上台，可能并不是有什么恶意、阴谋或私心，而是年轻人敢于直言的表现吗？二占遵义后，红军并没有打什么大仗，尽是在跑路，可能林彪觉得，部队跑得很疲劳，忍不住就要发表意见。基于他年轻，又没有造成什么恶果，毛主席就没有“记仇”？

这其中的原因，谁也说不清了。

父亲一直坚持认为，林彪这个人比较单纯。其实从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他单纯的一面。

作为父亲来说，这次和林彪针锋相对地斗争，却是必要的。父亲必须这么做。

红军继续前进，前面就是大凉山彝族区和天险大渡河。父亲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兼任红军先遣队的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一起，率领一军团第1师杨德志的第1团，以及配属部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主力北上开路。

1935年5月20日早晨，刘伯承和父亲率先遣队来到冕宁县的泸沽镇，从这里到大渡河边有两条路，一条是经冕山、越西到达富林，这是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彝族区到达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山路，而且汉人想通过彝族区很难很难，70多年前石达开就是走这条路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的。朱德来电，命令先遣队走大路。但是，大路是川军防范的重点，而且如果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刘伯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走小路去安顺场。他们向军委报告，电台却又联系不通，这两位四川老乡决定甘冒违抗命令的风险，先行动后报告。

父亲后来曾经说过：“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险棋，每一步都胜利了。”这一次，他们又走了一步关键的险棋。

途中，工兵排几十个战士被千余彝民围住，器物被抢光，连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刘伯承和父亲早有严令，没有他们俩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总算没酿成大祸。

刘伯承是个老四川，早年在川西一带活动过，懂得当地方言。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说服了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二人就在彝海边上，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当时父亲在场，见证了这个后来被无数次称颂的历史瞬间。父亲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谁要是毁盟、背盟，就和这只公鸡一样死掉。他们二人达成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

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先遣队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紧接着，小叶丹指派他的弟弟等族人，12次往返，把中央红军全部安全护送出彝族区。一路上父亲对刘伯承深为钦佩，后来他说：“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毛泽东、朱德赶上来后，说起“歃血为盟”，毛主席好奇地问：“彝族人跪，是左脚先跪，还是右脚先跪？”

刘伯承和父亲作了回答。毛主席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才赢得了孟获信任，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感动了小叶丹。”

刘伯承和父亲说道：我们是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化他们的。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现在我们对外开放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在当年“彝海结盟”的所在地冕宁县。我们这个基地用长征系列的火箭，在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上，把我国的和外国的一颗颗卫星射向太空。这个基地我多次去过，2000年还参加了“彝海结盟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每当到达冕宁，我的脑海里就涌现出刘伯承伯伯和父亲当年率先遣队行进在崎岖山路上的身影……

正是由于快速顺利通过彝族区，先遣队才出敌不意，急行军70公里突然出现在大渡河边的渡口安顺场。刘伯承和父亲指挥1营营长孙继先，乘着夜幕一个突然袭击，解决了守敌两个连，找到一条尚未被敌人破坏的木船。这才有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

大渡河虽然宽约百米，但流速极快，是长征途中红军渡过的最湍急的河流。次日拂晓，渡河开始了。刘伯承和父亲站在涛声如雷的大渡河边，望着十七勇士乘坐的小船奋勇向对岸划去，在迫击炮和机枪掩护下，冲向河对岸的敌人阵地，控制了对岸。

父亲记住了那十七个真正的勇士，也记住了刘伯承站在大渡河岸边的高大形象。

一天后，毛泽东、林彪等人来到安顺场。毛泽东召集刘伯承、林彪和我父亲开会，指出船少人多，无法架桥，大部队短时间难以渡完，敌人重兵已经从几个方向追过来，必须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跨过大渡河，到那时，才可以说，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做出两路夹击的部署：林彪率军团部、红2师、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行进；刘伯承和父亲率红1师、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行进，两路人马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340里的路，毛泽东命令他们两天半的时间赶到。

那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两天两夜，河两岸的两支部队像赛跑似的，一边与小股敌人打仗，一边急速地行进。半个世纪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二师四团的任务是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我们两支英雄部队，互相支援，夹大渡河北上，当时的情景真是动人。他们在对岸边行军边不断地对我们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意思是告诉那里有敌人，要我们注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虽然由于河水的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却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了脚步，向泸定桥急进。我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

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的红4团，是夺取泸定桥的功臣部队。他们创造了一天一夜行军240里的奇迹，奇绝惊险地夺下了泸定桥。父亲和刘伯承从东岸赶到泸定桥时，已是午夜两点。杨成武提着马灯，冒雨陪同他们二人在铺了门板的泸定桥上走了一趟。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们心情都是无比激动。走到桥中间，刘伯承在门板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父亲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说：“全国革命胜利后，要在这里建一座纪念碑，纪念我们的烈士，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他们。”

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后来的打下天险腊子口，后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无疑是红军长征途中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我的父亲都参与了。这是他的骄傲，也是我永远的骄傲。

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一军团又走在了最前面。在荒无人烟的川西高原，路越来越难走，过一个铁索桥时，从江西一直跟着父亲的一匹骡子陷进铁索中去了，怎么也拔不出来，为了不耽误部队过桥，父亲只得忍痛下令，把它推到万丈峡谷中，这让父亲心中非常难过。

夹金山横在了面前，这是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不断有人倒在山上。父亲边走边鼓励大伙，不能停下，一停下就会没命。他那时正在病中，发烧，脚上的伤又在化脓，但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一股劲，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

那天林彪却掉队了，没能越过夹金山。父亲记得，以前他几乎是从来不掉队的。

在懋功，父亲见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30军政委李先念，李先念送给父亲一匹骡子。后来父亲就是骑着这匹骡子到达陕北的。

6月26日，父亲列席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上，父亲已经溴出了张国焘要搞分裂的气息。对于张国焘这个人，父亲过去曾多次接触过，总觉得这个人野心很大，心术不正，说话阴阳怪气，傲慢自大，给他的印象实在不好。

现在，对于张国焘来说，机会似乎来了，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而且衣衫破烂，个个面黄肌瘦，看上去战斗力很差，而他的部队却有8万人，兵强马壮，武器精良。这便使他有了想法。

父亲清楚地记得，两河口会议的第二天，张国焘就在住处请彭德怀和他吃饭。席间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他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父亲预感到，张国焘是不会白白“请客”的。从他那里出来后，父亲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

彭德怀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父亲说：“给，就要。”

实际上张国焘没拨给一、三军团一个兵，他那只是试探父亲和彭德怀是不是有投靠他的可能。

张国焘搞分裂的苗头越烧越旺，父亲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有一次，张国焘手下的干将陈昌浩召集林彪和父亲等人开会，会后留下来吃饭，吃过饭，天尚未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

这时一军团刚刚编入北上的右路军序列，陈昌浩是右路军政委，算是父亲的上级。父亲只好留下来。陈昌浩问：“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对会理会议态度又是怎样？”

父亲明白了陈昌浩的意思，一下子悟到这是张国焘请吃饭的继续，说白了，就是想把父亲拉过去。父亲说：“遵义会议我早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我的态度不会变。”

那天晚上，陈昌浩东拉西扯，暗示加诱导，父亲就是不上他的钩，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父亲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

他才说：“好吧，你走吧。”

父亲真的让张国焘和陈昌浩失望了。回去的路上，父亲非常的警惕，后来他回忆说：“我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小心谨慎，是父亲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好习惯。小心谨慎总是没有错。

不久，父亲又获悉，张国焘提出一个方案，在一、四方面军中交换干部，父亲到31军当政委，林彪到另一个军当军长。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父亲提醒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不以为然，责怪父亲：“你这是宗派主义。”

父亲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想，这是路线问题。”

林彪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

父亲有点急了：“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这一次，二人越争越上火，因为父亲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让步。父亲后来回忆说：“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后来幸而有毛泽东的临机决断，有叶剑英及时提供的情报，有徐向前大义凛然的配合，中央和一方面军主力才摆脱了张国焘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这使父亲更加钦佩毛主席了。

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父亲在会上发言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

天险腊子口是一军团长征途中啃掉的最后一块“骨头”。中央红军北上，腊子口是必经之路，但是，它险峻至极，小小的口子，不过30米宽，两面都是绝壁，形成一个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从这道隙缝里奔流而下，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桥头筑有坚固的碉堡，敌人做好了死守的准备。毛泽东、林彪和我父亲亲自部署、指挥了腊子口之战，红4团采用了正面强攻、迂回和攀登绝壁的办法，终于拿下了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战斗结束，父亲来到腊子口桥头，看到脚下的手榴弹破片层，竟然有半尺深，他慨然长叹：“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扣关而入？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长征已接近尾声。在哈达铺，父亲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上面载有一条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从中发现陕北有一块根据地。他如获至宝，马上派骑兵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下决心引着这支不足万人的红军向陕北进发。
1935年10月19日，林彪和父亲率部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而结束了伟大的长征。长征是不朽的英雄史诗，父亲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曾在长征路上做出过一点贡献的指挥员，长征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他的血脉，没有什么艰难困苦能够战胜他了。

12  东征复西征

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整编，长征后期一度取消的一军团番号又恢复了，而这时的一军团其实是由原一军团和三军团合并而成。林彪任军团长，父亲任政治委员。父亲这时非常注意团结问题，新的一军团成立不久，召开体育运动大会，父亲借机发表讲话谈团结问题，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父亲当时站在一张八仙桌上，用四川话慷慨激昂即席演说：“原一军团的同志要向三军团的同志学习，加强团结，发扬光荣传统，把一军团建成优秀的铁军……”

新的一军团成份复杂，除了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底子外，还有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老底子，还有邓小平、张云逸的左、右江起义的老底子，还有黄公略的原红三军的老底子，全是英雄部队。英雄部队有时就“翘屁股”，谁也不服谁，所以父亲非常注重团结问题。

直罗镇战役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打的第一个大仗，毛泽东亲自指挥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把东北军109师包围在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直罗镇。战斗发起后，约一个团的敌人冲向一军团指挥所，指挥所只有一个警卫排和少数机关人员，几十人对上千人，形势危急。林彪、父亲和左权参谋长都掏出枪来阻击敌人。后来警卫连调上来了，父亲亲自带着警卫连冲下山，把企图突围的这股敌人压了下去。父亲的警卫员孙起峰就是冲锋时牺牲的，这个战士从瑞金参军以后一直跟着父亲，他的牺牲让父亲很痛心。他牺牲时还背着父亲的图囊，鲜血染红了图囊。以后父亲一直珍藏着这个带血的图囊，解放后把它献给了军事博物馆。

直罗镇战役以全歼敌109师和106师一个团而结束，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但是，陕北毕竟太穷了。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发起东征战役，打出抗日的旗号，扩大政治影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找”阎锡山要人要钱。自此，父亲又全身心投入东征的准备工作中。1936年2月19日，东征战役前一天，毛泽东向部队发了这样一封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以聂荣臻之表为准。”当时从战斗中缴获来的表快慢不一，为防止扯皮，毛主席就发了这样一封电报。连父亲都想不到，他的那只旧手表居然成了东征战役的标准表，于是，各级指挥员纷纷找父亲对表。这件事一时在军中传为佳话。

就要渡河了，一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父亲举起望远镜，第一次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壮丽景色：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到处白茫茫一片，一望无际，真是壮丽异常，与江南的绿色相比实在是崭新的天地。白雪覆盖着大块大块的浮冰，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像一座小银山，在水里缓缓浮动，一阵急流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渣，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惊起成群白鸟，贴着冰面掠过。渡口两侧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山头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在白雪上可以看到不少黑点，那是敌人的碉堡……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一直忘不掉当初留给他的那个壮丽的印象。

在为期75天的东征中，共歼敌1.7万人，筹款40万元，扩充新兵约7000人，其中一军团扩红5000多人。

父亲80多岁的时候，还记得东征时唱的一首歌——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了抗日英雄们……

他说：“即使我到了垂暮之年，每当哼这首歌时，仍使我豪情激荡，不能抑止。”

东征是成功的，但东征总结时，父亲却挨批了。

5月14日，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动员西征。毛泽东在会上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会议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

事情的起因在于林彪。东征时，徐海东的十五军团在北线伤亡较大，加上他们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较少。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和父亲，要他们拨一千到两千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先看的电报，他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骂了一句脏话：“有鸟的几个兵！”

林彪的意思是，扩充的这些兵，一军团自己补充都不够，怎么好再给别人？

父亲拿过电报看了，又找下边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发现一军团很多连队缺额较多，把新扩充的兵都补上，仍然不能满编。父亲当时也想，基于这种情况，不拨最好。于是，他和林彪联名给毛泽东打电报，请求免拨。毛泽东便不高兴了，当时在打仗，没说什么。

在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态度严厉，甚至提出来，要打倒本位主义。父亲怎么也没想到，林彪会低着头一声不吭，仿佛这事跟他无关。父亲便站起来，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后来，父亲在回忆录中说：“这一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而且，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受批评，我也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遇到问题就躲，把责任推给别人，大概是林彪一贯的做法。无独有偶，1949年，辽沈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一再违抗中央命令，迟迟不挥师入关，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本来是林彪的问题，他却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这也算是一个例证吧。
在这里，我无意贬低林彪。我只所以多次写到林彪，是因为父亲和他是搭当，两人整天战斗在一起，他的很多事情父亲看到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父亲后来讲给我听，又在回忆录里讲给读者听。林彪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

父亲也无意贬低林彪。林彪毕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是他的老战友，战争年代功勋卓著。但他后来发展到妄图篡党夺权，谋害领袖，以至叛国投敌，最终走上不归路，难道是偶然的吗？

父亲认为，那绝不是偶然的。透过林彪在战争年代的某些做法，也能够看出一点端倪。

大相寺批本位主义，成了父亲的一个污点。父亲承认，他是有本位主义。不过从这以后，他时时警惕本位主义。从这个角度说，挨点批评也是值得的。

随后不久，林彪调红军大学当校长，中央任命左权代理军团长。从1932年初算起来，父亲和林彪共同战斗了4年多一点时间，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领导红一军团，把这支队伍锻造成红军最硬的一只拳头。林彪要走了，父亲仍是有点舍不得。不管怎么说，他们合作的还是不错的，矛盾在所难免。军政主官闹点矛盾，争一争，吵一吵，拍拍桌子，那太正常了。有的单位的军政主官，根本没法合作，用他们的话说，“尿不到一个壶里”，中央只好给他们调开。父亲和林彪，远远没到合作不下去的地步。

有人对我说：“是你的爸爸脾气好，小事不计较，大事讲原则。”

我笑笑。我的爸爸就是这样的人，让他给说准了。

林彪会不会留恋父亲？也许也有一点吧。平津战役结束的时候，他居然私下里动员父亲，跟他搭班子，一块南下。这或许就是一个证明。

1936年5月18日，一军团奉命西征。西征和东征的目的差不多。但由于西北的马家军骑兵不敢恋战，往往是望风而逃，一军团只打了几个小仗，战果不大。

7月底的一天，一军团正在豫旺堡整训，我的母亲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这简直是喜从天降，宛若梦境。通信员把父亲从前方叫回来，父亲一眼看到母亲，惊奇不已，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天才说：“你和孩子，好吗？”

是的，他们已经快5年没见面了，自从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分手后，绝少音讯，不知死活。如今重逢，母亲禁不住喜泪横流。在她的眼里，父亲是那样瘦，那样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瘦弱。但是，她随即发现，自己的丈夫一抬手一投足间，有了职业军人的味道，他不再是当年香港或上海的那个文雅的地下工作者，而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果敢坚毅的将领了。父亲的这种变化让母亲感到陌生，又感到新鲜。

无风的夜晚，在那间小而又小的土坯房里，母亲向父亲讲起他们分手后的日子。当母亲讲到她与我分手的情景时，父亲的眼里蓄满了泪水。

母亲接着说，她丢下女儿，擦干眼泪，化妆成阔太太，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天津。在天津地下党的安排下，住进一个外国人家里，等待机会去陕北或山西寻找中央红军。这一等就是三个月。母亲实在等不及了，经组织上同意，先奔赴陕西。母亲化妆成小学教师，天津地下党员王超北带着她，经北平沿平汉路到郑州，再沿陇海路到达陕西华山脚下的华阴，改乘汽车到了澄城县的刘家洼。王超北有个朋友在刘家洼小学当校长，母亲就暂留在刘家洼小学当教师。

这所学校抗日救亡的气氛很是浓厚，母亲课余时间亲自编写了小话剧《生路》，并与大家一起排练。过了两个多月，在西安地下党的安排下，母亲赶到西安，女扮男装，化妆成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勤务兵，乘坐一辆十七路军的卡车，向北开拔。最后穿过东北军的防地，到达红军控制下的安塞。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母亲心花怒放。

在安塞，母亲见到了叶剑英。母亲上前说：“参座，我是张瑞华。还认识我吗？”

叶剑英颇为惊奇地瞪大眼睛：“哇！张瑞华呀！你这身打扮，要不说，我还真不认识哩！”

叶剑英让人拿来红军的服装，母亲换上了。她就这样变成了红军女战士。母亲左看右看，自个都觉得，自己突然变得漂亮了。

一天后，叶剑英派人把母亲等人送到保安。人们把她引见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对她说：“荣臻同志是好同志，他工作很认真，为人很正派，对党很忠诚。”

毛泽东又说：“听说你们5年没见面了，抽空去看看荣臻同志吧。”

毛主席寥寥几句话，让母亲感到亲切又实在。几天后，红军总部副官处给她准备了一匹骡子，由一名战士护送，来到了豫旺堡。

简单述说一下离别后的情况，他们共同思念起远在上海的我。父亲拿出我的那张早已发黄的照片，在马灯下久久地打量。差不多5年了，这张小小的照片陪伴着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他思念女儿，思念妻子，但他只能把这种思念埋在心底，因为他无法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妻子女儿身上。

母亲只在豫旺堡住了三四天就回保安了。

母亲临走时说：“啥时候，我们全家才能团聚？”

父亲说：“革命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能团聚。”

革命什么时候成功？这时候谁也说不清啊。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让蒋介石感到不妙，重新调集重兵围攻。这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山城堡战役。

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进行山城堡之役。但是，一军团的部队上去之后，其他部队却没有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位置，有些上去的部队也没按时发起进攻。即使一军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总之是不想打，理由是敌人做好了工事，我们的部队又太疲劳。

父亲这下急了，态度坚决地说：“部队都已经展开了，怎么还考虑打不打呢？好打也要打，不好打也要打！至于敌人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这是部队野战时驻下后的常规，这种野战工事比较简单，不用怕。”

父亲接二连三接到不能打的电话。父亲真是急了，说：“你们不打，我们一军团单独打，把东征、西征扩大的部队作为代价，来打这个战役。”父亲想想这样也不合适，又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们的部队不仅展开了，而且已经打响了，如果决心再动摇，即使本来是胜仗也会打成败仗的。”

彭德怀表示：“坚决要打，无论如何要打，不能动摇！”

军史上说，父亲的决断，成了决定这一重要战役的重要因素。

山城堡战役，歼敌近一个师，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对红军的追击。此役由此成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第五章  威扫敌倭青史留

13  绝妙的伏击

1987年，在平型关战斗50周年之际，父亲赋诗一首——

集师上寨运良筹，

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

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

威扫敌倭青史留。

常抚皓首忆旧事，

夜眺燕北几春秋。

2002年9月中旬，我来到平型关前，参观了当年八路军115师与日军板垣师团激战的十里长沟，以及115师师部所在地上寨镇、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等地方。沿途，当人们知道我是聂荣臻的女儿时，不知有多少人热情地围上来，眼里闪着激动的光。父亲和林彪率部创造的平型关大捷，让当地的父老乡亲们自豪了一辈子。我觉得，那些朴实的乡亲们，都把我当成了亲人，仿佛他们多少年以前就认识我。

平型关只是万里长城上的一个小小的关口，它的名气远远不如山海关、雁门关、嘉峪关等著名关隘。在1937年9月25日前，相信没有多少人知道它。

但是，历史却给了平型关一个名扬四海的机会。

1937年8月底，八路军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林彪和父亲率领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改编而成的115师，行进在最前面。蒋介石的委任状上，林彪是师长，父亲是副师长。一个多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父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师政委。

那个时期，同民党军一溃千里，整个华北战场一片失败景象。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30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西安，“恐日病”和“亡国论”甚嚣尘上。人们都盼着，中国的军队能够打一个胜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也好啊！

日本人太狂妄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大批的国民党军丢盔弃甲南逃时，却有一支部队迎着他们上来了，而且这支部队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精英。

林彪带343旅先走了一步。父亲带师司令部和344旅经过五台，穿过龙泉关，插往平型关东南面的上寨镇，与林彪会合。父亲对林彪说：“部队全带上来了，前边的情况怎么样？”

林彪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

林彪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然后问父亲有什么看法。

父亲说：“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父亲又说，这是我们八路军第一次同日本人交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平型关打一仗的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情况前线指挥员有权决定，不必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之前，八路军还没和日本鬼子打过照面，连日本人长什么样都说不清楚。从前方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日本人不可战胜”。在这种险恶的背景下，率领仓促上阵的115师主动打一仗，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林彪和我的父亲就有这种勇气，历史选择了他们。那年林彪30岁，父亲38岁。这对老搭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9月25日早晨7时整，平型关战斗打响，至中午，战斗结束。此役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平型关前的这条寂寞了千年的十里长沟，洒满了侵略者罪恶的血。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115师为此牺牲了200多人，不少是打扫战场时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令人痛心。

关于平型关大捷，有很多的记述，我没必要在这里重复战斗的过程了。当年担任343旅参谋长的孙毅中将，人称孙胡子，他一直跟在林彪和父亲身边。父亲去世后，他写过一段话，算是一个“花絮”吧。孙胡子写道——

在战斗最紧张激烈的时候，我看见聂荣臻拄着个棍子，带着3个通讯员，翻山越岭到杨德志那个团坐镇指挥去了，一直到战斗结束才回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带着胜利的喜悦，立即起草了给毛主席的报捷电报。当天晚上，我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条土炕上，因为胜利，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就同聂荣臻聊了起来。我说：“政委，你今天够累的吧？”聂荣臻爽朗地回答：“打了胜仗就不觉得累了。战斗胜利，情绪高涨，累也消失了。”聂荣臻的一席话，说得我更来精神了，我们干脆不睡了，披起衣服，一直聊到天明。

当初，父亲他们也许并没意识到，这一仗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连续几天，贺电像雪片一样飞来，父亲他们乐了。

平型关大捷，替全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它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仗的政治意义更大，它使八路军名扬天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国民党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先生著文，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下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说不尽的平型关，抗战胜利60多年了，只要一提抗战，人们差不多总要说到平型关大捷。它是一座丰碑，是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誓不低头的一种象征。但是，人们似乎又隐隐约约感觉到，党内对这一仗是有争议的，尤其是林彪出事以后。1974年前后，有人写文章，要否定平型关之战，认为打这一仗不大符合毛泽东游击战的思想，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父亲不干了，虽然他当时处境并不好，但他还是给中央写信，说，不要因为林彪出事了，就否定平型关战斗。后来经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姚文元批示，平型关之战不要批判，类似的文章才没有登报。

打完平型关，父亲和林彪就分手了，林彪带115师主力南下，父亲带少数人留下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们再度携手合作，已是12年后的平津战役中。

平型关之战，算是一次绝妙的伏击。在晋察冀，父亲指挥部队打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仗之后，他又迎来了雁宿崖、黄土岭伏击战，这回是不是也很绝妙呢？

1939年10月底，父亲忙着筹备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他还把彭真、贺龙、关向应邀请到军区机关驻地和家庄来做客。30日晚上，已经很晚了，来军区开会的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敲开了父亲的门，报告说，坐镇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派出三路人马向一分区扫荡，其中东路全是鬼子，由迁村宪吉大佐率领，约600多人，近日就将出动。

杨成武说：“司令员，让我们打个伏击战吧。”

父亲思考一阵，问：“情报可靠吗？”

杨成武把情报来源说了，父亲认为可靠。杨成武又谈了他想在雁宿崖设伏的打算。父亲眼睛一亮：“打！重点打东路的鬼子兵。用胜利来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父亲去征求贺龙、彭真的意见，他们也认为可以打个歼灭战。于是，父亲就对杨成武说：“成武，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即赶回去组织指挥这个战斗。一定要抓住战机，全歼一路敌人！”

父亲信任地望着杨成武。杨成武心头顿时一热。父亲非常信任他手下的这员爱将，那年湘江血战，杨成武身负重伤，父亲特意交待师长陈光，一定要抬着杨成武走，不要寄养在老乡家里。就是这个决定，才使杨成武后来一次次屡建奇功，成为一代名将，长征中的飞夺泸定桥，夺取天险腊子口，都是他参与指挥的。在陕北吴起镇，杨成武和团长黄开湘都患了重伤寒，不久黄团长去世，杨成武的病也加重了，父亲带着医生来到他的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成武，你的病会好的，我们还要一起去打击日本侵略军呢！”杨成武流泪了。后来他终于战胜病魔，到抗日的战场上，屡立新功。

杨成武满怀信心地冲父亲敬个礼，骑马远去了，途中顺便看了地形。两天后，他把作战方案报给父亲，父亲批准以约6000人对600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力求全歼这股清一色的鬼子兵。父亲对杨成武说：“我不离开电话机，有情况你随时报告。”

11月3日晨，迁村宪吉大佐率领的600多鬼子，被引诱进了雁宿崖伏击圈，战斗轰然打响。由于日本兵基本上是宁死不屈，所以战况惨烈，持续了大半天。父亲闻知敌人仅剩两个阵地在顽抗，觉得胜利在望，遂命令杨成武迅速发起全面攻击。至傍晚5时，战斗结束，只有10余名敌人趁着夜色溜走，600多鬼子陈尸雁宿崖下。打扫战场时，战士们捡到一件衣襟里绣有“迁村宪吉”四个字的日军呢大衣，不知哪具尸体是他的，因而也无法确定他是死是活。

这已经是一个重大胜利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父亲在电话机旁守了一昼夜，战斗一结束，他命令参战部队立即撤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准备再战。根据他的经验，敌人一旦吃亏，肯定要报复，败得越惨，报复得愈凶。

战机稍纵即逝，如果父亲他们犹豫一下，如果他们保守一点，那么，在获得一次重大胜利之后，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完全脱离战场，避开敌人的锋芒，防止敌人报复。既如此，就不会有后来的黄土岭了。

但是，父亲意犹未尽。他决定前方由杨成武统一指挥，再打一仗。

然而父亲和杨成武都没想到，这回他们钓到了一条“大鱼”——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

独立混成第2旅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52岁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被捧为精通“山地战”的“名将之花”，他善于运用“新战术”，头脑灵活，指挥果断，但他骄纵成性，暴戾自负。日军的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他却是中将军衔，足见日军高层对他的看重。雁宿崖下的一场惨败，让他大失颜面，他恼怒之下，亲率1500多名清一色的日军，分乘90多辆卡车从张家口赶来报复。

阿部离家的时间是11月4日清晨，出发之前，他还给孩子留下一封信——

……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三、十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八时三十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

那么再见。

阿部没有想到，他再也回不来了！这封轻描淡写的家信，竟然成了他黑色的遗书，后来发表在日本的《朝日新闻》上。

父亲在和家庄的司令部里运筹谋划，调兵遣将，杨成武在第一线周密布置，引敌入瓮。父亲最后在电话里加重语气说——

彭真、贺龙、关向应三位同志都支持我们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你们应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入黄土岭地区后，你们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他。

黄土岭在古长城下，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个峡谷，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但是，历史也给了它一个名扬天下、载入史册的机会，就如同两年多以前的平型关。

11月7日，日军全部钻入伏击圈，战斗打响后，他们拼死突围，几欲得手。父亲要求杨成武调整战斗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这时候，我们的炮兵发挥了作用。著名作家魏巍，当时是1团1营的教育干事，亲眼目睹了炮击场面。他写道——

大家正在为我们的迫击炮手叫好，看见上庄子附近的一座独立家屋走出几个人来，在那里指指划划，很像是一群指挥官的样子。一个同志说：“我们的迫击炮，要是能朝那里楔它几炮才好呢！”说话之间，有几发炮弹就接二连三地在那里爆炸了。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

另一位亲眼看到这个场面的是独立家屋的女主人梁金花。她后来对人们介绍说——

洋鬼子把我们18个人关在东边那座小屋里。嘿，咱八路军长着“千里眼“，早就瞅准了他们。“呜——呜——”接连打来了炮弹，第四颗炮弹就把老洋鬼子打倒了。当场打死他们12个人，还有两头毛驴，一条洋狗。我们18个老百姓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八路军真是神炮手啊！

由于黄土岭地形开阔，地形条件远不如平型关，再加上日军极为顽强，宁死不屈，而且空投了指挥官，还有日机前来助战，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后，虽毙敌900多，但残余的敌人仍在拼死固守待援。父亲考虑到多路敌人将至，不必恋战，遂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当时，父亲并不知道阿部已经命丧黄土岭，他是不久从敌人的广播中得知的。击毙日军中将级指挥官，这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是第一次。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大将写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悼词。《朝日新闻》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宣称：“自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阿部的骨灰送到东京时，“帝都下半旗致哀。”

平型关与黄土岭，是抗日战争这座丰碑上的两朵绚丽的花朵，是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

14  有力的出击

应该承认，八路军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洛川会议上，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实际上，由于自身实力的原因，八路军很少打运动战和攻坚战，也就是很少主动进攻，而是以防守为主，伺机歼敌。对于弱小的八路军来说，发动群众与扩大武装，才是惟一的出路。这便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猜忌与不满，他们常常把一顶“游而不击”的帽子甩过来。

晋察冀军区三次出击平汉路，便是主动进攻的战例。这对国民党方面，也是一种驳斥。

1938年1月31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晚上，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中，父亲把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叫到一边，说：“让他们热闹去吧，我们到作战室研究一下出击平汉路的计划。”

原来总部刚刚来了训令，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拖住华北的日军，总部要晋察冀军区在平汉路方面主动出击。而这时，军区刚成立才两个多月，战斗力还很弱。

父亲和几位参谋人员忙了一个通宵，做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作战部署。2月9日夜，各军分区按计划出击，三天中居然攻占了铁路沿线的两个县城，袭击了十多个县城，毙伤日伪军700多人，烧毁车站6个，破坏铁路50多公里。

第二次主动出击平汉路，是4月下旬，徐州会战的关口。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军区部队连续破坏铁路80多公里，使平汉铁路三天不能通车，并且一度攻入保定南关，引起日军恐慌。

第三次主动出击，是在7月上旬，武汉会战期间。军区部队居然袭击了北平西北郊的石景山发电厂，致使北平城内断电。平汉路方面，八路军攻占了易县县城，一度占领了保定南、北关，炸毁了保定至定县间的一断铁路。

三次大规模出击，拖住了华北的部分日军，也壮大了晋察冀军区的声势。

日军停止正面战场的作战后，源源不断地向华北转移重兵。到1938年底，华北日军增加到11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能够拖住这么多的日军，晋察冀的八路军起了主要的作用，等于减轻了其它战略区的压力。

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八年抗战中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先后达39个团，毙伤日伪军8700余人。

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的那天晚上，父亲就在离前线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指挥战斗。他回忆道——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呀！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这个时刻，不只我们这里，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路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那天晚上，望着远处火爆的场面，本来很少抽烟的父亲高兴地拿出大烟斗，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的警卫人员说：“洋火。”他是想叫人拿火柴来点烟，谁知作战科18岁的参谋杨火跑过来，答了一声：“到！”父亲先是一愣，随即笑了：“唉，我是要洋火点烟，哪想到这里偏偏有个叫杨火的人。”

大家哄然大笑。

百团大战打痛了日本人。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面说：“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历史上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据说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认为这样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评估，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也使蒋介石加强了对我们的警惕。

但不论怎么说，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公路受到了广泛破坏，是有利于整个抗战的，更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

对于备受争议的百团大战，父亲认为，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

首先，百团大战是一个主动的进攻战役，日本人处处防守挨打，经常是被打得哭爹叫娘，充分显示出八路军的血性和刚勇之气。

主动地去揍日本鬼子，而不是被小鬼子撵着到处跑，这样的感觉很好。多付出一点代价，也值得。

15  “扫荡”与反“扫荡”

“扫荡”与反“扫荡”，是根据地军民同日本人斗争的主要形式。

国民党对付红军时，叫“围剿”，日本人对付八路军，叫“扫荡”，意思都差不多。对于反扫荡，父亲有他自己独特的心得。他曾说：“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

他深有感触地说：“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们的党政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特别是军区司令部指挥机关。既然敌人有他扫荡的重点，我们的反扫荡也有防御的重点，我们的首脑机关要尽量精干灵活，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不能设一个什么阵地，在那里固守。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

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你要能安全地走出去，并不是容易的事。要寻找敌人的空隙，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来穿去，要看准了才走。”

父亲说：“每次反扫荡，边区党政民机关团体都是随我们一起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那么多的人，不便于同敌人打，一打就要遭受重大的伤亡。”

父亲还说：“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面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因为，我们同敌人打交道多了，知道它的扫荡没什么了不起。”

我知道，父亲面对困难时，总是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他把反扫荡说得那么轻松，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艰辛备至的。日本鬼子毕竟是豺狼猛兽，凶狠至极，反扫荡和一般的打仗不同，还要考虑到千千万万根据地百姓的生命和财产，所以每一次带领边区军民反扫荡，都会让父亲掉几斤肉，会耗费他大量的心血。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成为三个邪恶的轴心国。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华北，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为其提供战略支持。“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接替了屡遭败绩的多田骏，成为华北方面军新的司令官。冈村上任伊始，就组织5个师团，用“铁脚闪击”战术，在中条山地区把国民党25万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令蒋介石大失颜面。

冈村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北岳区。1941年夏秋季节，他调集5个师团、6个旅团，另有部分伪军，共7万多人，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配以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试图“一举歼灭五台山的共产军”。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扫荡，边区军民面临着空前的灾难，父亲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冈村宁次孤注一掷，使出了“杀手锏”：以重兵将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以阜平为中心，从四面八方铁桶般团团围住，利用伪军、汉奸和密探将“聂总部”可能突围的每一条大道和小路都查明、堵死，然后步步为营，分进合击，逐渐缩小包围圈，企图将父亲和他指挥下的晋察冀军区指挥机构一网打尽，这一行动便是这次“铁壁合围”战的核心。

冈村宁次步步紧逼，父亲沉着应对。他们的较量正式开始了。

敌人的扫荡开始后，父亲决定军区领导机关暂时不动，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跳到外线去打击敌人，他只留一个团保护军区机关。

8月下旬，敌人的攻击目标已经指向中心区。冈村宁次玩了不少把戏，比如，伪装撤退、空投假命令等等，故意在阜平以南开了个口子，等着父亲去钻。

各路情报送到父亲那里，父亲一眼看穿了敌人的把戏，自然不会去钻口袋。搞铁壁合围，却又留个口子，那是糊弄小孩子的。父亲带着军区机关起程转移，到达阜平西北的马驹石村，然而刚到一会，就遭到4架敌机轰炸，多人伤亡。

有一架敌机朝父亲待的屋子俯冲下来，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赶紧扶着父亲跑到屋外的小树林里，卧倒在一个土坎边。炸弹就在他们身前身后爆炸，炸起的瓦片、泥土落了父亲一身。

敌机飞走了，人们都问怎么办，往哪个方向走。父亲说：“现在不能走，摸不清敌情，乱走更危险。我们先在这附近隐蔽起来。”

3天之后，父亲于夜间率众南渡沙河，然而刚刚过河，却意外地遇上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区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南设下了层层包围圈。父亲马上决定，两拨人马一同再折回沙河以北。爬上岸往回走，到达雷堡村时，又碰到刚转移至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

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

雷堡在阜平以北30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各路人马把个小村子挤得满满的，可能有史以来，雷堡村就没见过这么多人。电台架起来了，父亲要向八路军总部和延安报告情况。

不一会的工夫，4架敌机飞抵雷堡上空，俯冲投弹，又造成了伤亡。这说明，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

敌机飞走了，侦察员们纷纷跑来报告，敌人重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西面的敌人，离雷堡不足20里了。父亲站在一个高处，望着面前乱成一团的队伍，沉思不语。

如果光是军区机关突围，就已经不容易，现在又加上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女老少，有多少人？近万人！这么一支庞大的突围队伍，而且都是后方机关人员，带的东西多，又不能打仗，行动又迟缓，怎么才能从敌人眼皮子底下钻过去？稍有不慎，一旦受到敌人合击，只有一个团的部队保护，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简直太可怕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是个极其危急的时刻，近万人的目光都盯着父亲，人们都期盼着父亲能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父亲冷静地思索着对策，他知道，越是这个时刻，越需要冷静、沉着，临危不乱。临危不乱是他一贯的风格，当年在苏区，在长征路上，他和林彪就以临危不乱著称。试想，如果指挥员的脑子乱了，只要走错一步棋，那局面就难收拾了。

望着敌人远去的飞机，父亲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呢？连续两次挨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为什么捕捉得这样准，这样快？”他想，是不是内部有敌人的奸细？可是，就是有奸细，也不可能这么快把情报传递出去，肯定有别的原因……

父亲踱步沉思，突然，“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猛然醒悟。后来他回忆说——

哎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是专门同延安联系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是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们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

父亲皱眉思索再三，打算先从电台上做文章。他下令电台准备停止对外联络，让通信员把侦察科长罗文坊叫来，把想法讲了，交待说：“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冈村宁次坚定合击的决心。”

父亲命令罗文坊，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然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地和各处联系。
罗文坊说：“是不是给敌人保留一个空中目标，继续把他拖住？”

父亲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它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们。”

罗文坊立即带着电台和小分队出发了。万幸的是，他们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日军也被牵过去。

入夜之后，父亲瞅准时机，下令转移。近万人马在夜幕掩护下往外穿插，离敌人最近的时候，只隔着一个山头。一夜走了40公里，中间经过阜平西北角的丁家庄。这个地方父亲来过，1937年9月他带着队伍去上寨与林彪会合时，就曾路过这里，不久就有了平型关大捷。而今再度经过这里，他带着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虽然不是去打仗，是躲敌人，但比打仗还要难啊！

他们继续前插，一路上虽未与敌人接触，但险情不断。所幸的恰恰就是未与敌人交火，否则很难走掉。

父亲清清楚楚地记得，9月2日那天，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常家渠的小山村。这个村子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七八十口人，村民们以为鬼子来了，都躲到更深的山里，直到中午时分，才陆续返回，看到突然涌进来这么多的人，他们依然吃惊不小。

父亲一路上是拄着枣木棍子行军的，到了常家渠，虽然很疲劳，他却不能休息。现在，情况仍然严重，他们并没有跳出两万日军的合击包围圈，集结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敌人主力，距常家渠仅10里路，日军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有时同我们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

父亲穿着缴获来的灰黄色的日本风衣，拄着枣木棍子，带人仔细察看这一带的地形，苍天保佑，这真是一个隐蔽的好地方。许多年以后，父亲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地方的地形，他说：“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大道，但村庄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悉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

他们就在常家渠隐蔽下来了。为了不再暴露目标，父亲命令道：“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都不准回答。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要对这一万人负责！”

常家渠的乡亲们把能吃的全拿出来了，可是那么多的人，根本不够，只好把地里正在生长的玉米棒子都掰了来，把树上尚未成熟的核桃也打下来，大凡能入口的，一律弄回村子。父亲特地交待，各单位都要给乡亲们留下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结束，由抗日政府归还粮食。

近万人的队伍在常家渠一带的山沟里隐藏着。日军虽然一直未出现，但敌人的飞机却时常飞临上空侦察，如果被它侦察到这里有那么多的人，势必引起敌酋的怀疑。大家想出了防侦察的法子，只有山头上的防空哨兵一吹哨子，所有的人都隐蔽不动，所以敌机失灵了。

那几日，压力最大的自然是父亲。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和鬼子照面，但敌情瞬息万变，一旦有事，这么多的人，根本走不脱。如果有事，就是大事，近万人里面，有六七千人并不是战斗员，而且又不是一般的群众，大都是各级党政群机关和党校的学员，遇上凶恶的鬼子，很多人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人宰杀，这太残酷了。打了10年的仗，父亲可以说身经百战，他想不起哪一次像这次这样紧张，即便是湘江之战时，手下的人都是战斗员，实在顶不住，总可以突围。

没有硝烟的战斗，有时比激烈的战斗还要令人窒息。父亲总算是领略到了。

常家渠的气氛是异常压抑的。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又累又饿，不少人病倒了。由于神经持续地紧张，终于有人顶不住了。

这天，担任掩护任务的1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来到父亲的临时指挥所——一间低矮的茅草屋里，报告说，昨晚，3营一个卫生班长发生动摇，组织两个战士逃跑，准备跑回家去，都追回来了。史进前说：“在这么关键的时候逃跑，万一跑到敌人那里去，或者是被敌人逮住，我们这里就全暴露了，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父亲坐在土炕上，点点头。

史进前说：“我们决定把领头的那个卫生班长毙了，团里让我来向司令员请示。”

父亲沉思一下，说：“你们的意见，是要枪毙？”

史进前说：“对！我们是光荣部队，出这种事，还了得？”

父亲沉默片刻，问：“他们确实是想跑回家去吗？”

史进前点点头，又说：“虽然他们主观上不是去投敌，但我们仍要执行最严肃的纪律。考虑到开枪会暴露目标，我们准备……”

史进前说出了另外的处决方法。父亲久久沉默着，能看出来他的心情很复杂。最后，父亲说：“大敌当前，有少数人动摇，主要是教育问题，先把逃跑的人看押起来，以后再说。”

父亲处理事情是那样慎重，令在场的人都受到了一次教育。许多年后还有人讲到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搞清那3个逃跑的人最终受到了什么惩罚，但在常家渠，尤其是那个卫生班长，他没有受到枪毙之外的处决方式，是他的福分。

这样藏下去总归不行。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他们呼叫。父亲后来回忆道——

我知道，中央和总部关心着我们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早联系上，常家渠不能久待，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事后我才知道，那几天，因为延安电台呼叫不到我们，中央很焦急，总部也很着急。这么大规模的扫荡，搞不清我们的情况，很担心哪！延安还派了一个电台主任带着密码，出发来寻找我们，中央还发出电报，要总部和晋冀鲁豫方面支援我们。

在等待突围的日子里，父亲让秘书打开那个干电池收音机，听到设在北平的日伪电台发布消息说——

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3天听不到“聂总部”的电台出现了，聂荣臻已阵亡……

听到这里，人们气愤地痛骂日本人胡说八道。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关上收音机。

9月5日下午，侦察员报告，沟外大路上的敌人空出了一个口子。黄昏时分，父亲下达突围命令。不料，前面的人刚走出五六里，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往西开进。父亲不想冒险，遂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9月6日黄昏，父亲率队再度出发。眼看就要突围出去了，侦察员匆匆赶来，向父亲报告说，由阜平往西运动的敌人又不走了，都宿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那正是父亲预先选定的突围路线。父亲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返回常家渠。

9月7日夜，他们第三次离开常家渠。在这之前，父亲得到报告，通往龙泉关方向有一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父亲决定就奔这个口子去，在敌人的合击圈尚未完全合拢之前，跳出去。

这回，他们终于成功了，不费一枪一弹，全部跳出了敌人设下的大包围圈。

父亲后来说：“这次遇险，我几天几夜没有合眼。”

父亲回想起敌人电台说他已阵亡，便抽空挥笔写下了《誓死驱逐日寇出边区》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谓我已阵亡，窥其用意，似乎要借此以动摇我军士气，其实这是可笑而无力的……我们全边区的子弟兵，哪怕就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弹，誓死必将日本法西斯强盗驱逐出边区！”

这次反扫荡，历时两个多月，根据地的军民同敌人在外线进行大小战斗800多次，毙伤敌人5500多人。日军到处扑空，战线越拉越长，补给线时常遭到八路军破坏，天气也变冷了，只得狼狈撤回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

10月20日，冈村宁次在北平会见记者时，不得不承认：“华北治安的恢复困难，要想很快消灭共匪是不容易的。”

又说：“共匪像老鼠，皇军犹如狮子，狮子力量虽然大，但不能捕鼠，要找猫来才行，这猫即是民众。”

在反扫荡总结大会上，父亲针锋相对地说：“他所谓的‘猫’即是汉奸组织，以华制华那一套。但我们说他找的不是猫而是狗——汉奸走狗。狗是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当然，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中，边区军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军区部队伤亡了2000人，人民群众被日军杀害的更是无法统计。“三光政策”让很多地方成为无人区；找不到我主力决战，恼怒的日本人把八路军原驻地的厕所都烧毁了。

反扫荡结束后，父亲又率司令部回到平山县寨北村。一天，父亲见到曾经舍生忘死将敌人引向台峪的侦察科长罗文坊，显得特别亲切。谈话间，父亲问：“哎，你会不会踢足球？”

罗科长说：“会呀。”

父亲说：“能不能组织一次足球赛看一看？”

罗科长似乎有点不明白父亲的意思：“司令员，你想看球吗？”

父亲笑一笑，说：“你看，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苦战，踢场球，好让大家轻松轻松。”

罗科长高兴地说：“行！机关里知识分子多，还有电台人员，我知道有不少人会踢足球。”

于是，在村外一块收割过庄稼的大田里，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赛。机关人员、部队，乃至寨北村的老百姓全来看热闹，父亲盘腿坐在庄稼杆上，哈哈地笑着，和大家伙一起看球。喊声、掌声、笑声、哨子声，响成一片。

1941年秋季的反扫荡，就这样过去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晋察冀军民对敌作战达2万8千多次，歼灭日伪军30余万。

第六章  模范晋察冀

16  “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晋察冀这个地名，年轻一代的人可能对它已经很陌生了，年纪大的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晋，就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旧省名，首府是张家口；冀，就是河北省。晋察冀，就是这三个省交界的这一大片地方。好比陕甘宁，就是陕西、甘肃、宁夏交界的那一片地方一样。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由于弱小的革命队伍需要发展，只好往偏僻的地方钻，几省的接合部往往是敌人力量的薄弱地带，所以这些地方就容易成为革命力量的温床。

除了前面讲到的晋察冀和陕甘宁，类似的名字还有很多，比如鄂豫皖，比如湘鄂赣，比如湘鄂川黔，比如晋冀鲁豫，等等，它们都是著名的红色根据地。

晋察冀这个名字，初叫时感觉有点别扭，多叫几遍才顺口。它是华北的腹地，在它最红火的时候，名声响亮的很，北平天津的很多大知识分子都愿意来这个地方工作。

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核心区域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它像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父亲的命运和晋察冀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抗战之初，八路军将士想的最多的，是赶紧到前线杀敌，多消灭敌人。尤其是平型关大捷之后，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各支队伍都想也来个什么大捷。毛泽东不是这样，毛泽东想得最多的，是创建根据地，是发动群众，是扩大武装。所以应该说，毛泽东是最高瞻远瞩的，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

1937年9月24日，也就是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毛泽东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

对于创建根据地，父亲是敏锐的。平型关战斗前，115师就派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政治部机关和骑兵营，翻越山西、河北交界的崇山峻岭，东进到河北的阜平县城，在冀西山区发动和组织群众了。

10月20日，毛泽东又发出一封重要的电报，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115师等部和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115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5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该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电报精神，八路军总部当即决定，父亲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当时，115师的师部离总部很近，父亲担负这一重任是在五台南茹村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当面告诉他的。随他留下的部队除了独立团，还有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单位，总共3000人。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了。受命的当天夜里，他久久无法入睡。他本来早就不吸烟了，这时又把烟斗翻了出来，一个劲地吸。

后来我曾经问过有关人士，为什么当时要把我父亲留下？人家说，八路军的3个师的师长不可能留下，副师长里面，你爸爸留下最合适了，他长期和林彪搭班子，资格老，能够独当一面，他留下，毛主席也放心。

还曾有人提出过：“115师兵分两处，是不是因为林彪和聂荣臻关系不好，搞不下去了，中央才同意他们各干各的？”其实更不是的，父亲和林彪的关系一直尚可，而且他们刚刚打完平型关，获得广泛赞誉，他们当时也没闹什么大矛盾。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娘子关失守后，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疯狂扑来，太原危在旦夕。八路军总部和115师主力准备南下。重压下的父亲这时只想着，要想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是干部，有了干部就好办啊。可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人们往往都愿意跟着主力走，很少有人主动愿意留在敌后。还好，左权、任弼时、邓小平这几个老战友很支持父亲，他们把总部副官长唐延杰推荐给父亲当参谋长，把总政秘书长、曾被毛泽东誉为马背书法家的舒同也推荐给了父亲。

师里“分家”时，别的都好办，在分干部时，闹了点争执，父亲自然想多留下点，林彪想多带走点。父亲想了个办法，他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说：“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素以公道、讲原则著称，他来分配干部，大家都算满意。

夜色下，115师主力向南开拔，父亲久久地望着自己的老部队消失在山边尽头。这次分手，父亲有些依依不舍，甚至有些伤感，毕竟离开的人里面，有许多是和他一起从长征路上冲杀过来的，这一走，何时才能相见？

太原城陷落了，各路人马远去了，在山西北部响了两个月的隆隆炮声停息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他们该占领的地方。父亲他们留下来了，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而他们的周围全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人。

孤悬敌后——这个词儿这段时间使用率特别的高。

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

他们能不能立住脚？

他们能不能有个大发展？

这都是一些疑问。有很多人心里是没底的，他们提出怀疑也是正常的。在华北，日本人势如破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路所向无敌，除了平型关，中国军队就没再打一个好一点的大仗，几十万人马稀里哗啦给冲到了山西的南部。如果不是日本人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上海方向，山西的战局更是糟糕。这样的情况下，被隔断在敌后的这区区3000人，不够日本人塞牙缝的，要啥没啥，远离后方，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谈何发展？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心里有底，在他生前，也没有问过他这事。我只是看到很多材料上说，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心声了。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父亲首先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

这几个人便是晋察冀的老班底。

父亲以前是“聂政委”，这以后就成了“聂司令”了，人们有时也叫他“聂总”，后来他年纪更大时，又有人叫他“聂老总”。他是聂政委时，他的主要精力是抓政治工作，如今他成了聂司令，还兼着政治委员，那就得军事政治一肩挑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心着悬在敌后的父亲和他的3000人马。毛泽东当然清楚，如果这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创建得顺利，那么，就会极大地增强八路军在别处创建根据地的信心，这就可以使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共产党靠什么？靠人民，当年在苏区，凡是根据地建设搞得好的时候，部队就能大发展，如今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在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告成立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父亲发来电报，电报中说：“阎蒋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

不靠国民党发饷，而靠自己筹集供给之。”

父亲后来说：“正是毛主席对晋察冀的关心和厚爱，使同志们的信心越来越足。”

日军兵力不足，确实是他的大患。由于日军正集中兵力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加上五台县不是交通要道，所以日本人一直没来。父亲他们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创根据地。

五台县，应该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中心。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三百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和尚庙叫作青庙，喇嘛庙叫作黄庙，当时山上共有汉、蒙、藏、满各族僧人1700多人。

父亲回忆说：“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父亲一直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情景。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得知聂司令要来看望出家人，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披着袈裟，分列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声音幽雅动人，使人犹如坠入仙境。父亲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父亲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僧侣也是中国人，也痛恨日本人，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

这话说得太好了。父亲也深为感动。自此以后，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

连五台山的和尚喇嘛都发动起来抗日，一时传为佳话。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但是父亲总觉得，把军区指挥机关设在五台，位置也不适中，应该往东靠一靠。他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东发展。

1937年11月18日，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直到抗战结束。

阜平，就好比是晋察冀的延安。

然而，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6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8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迅猛地发展起来，不断地骚扰各地的日军，令日本人日夜不得安宁，简直不胜其烦。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骚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算是晋察冀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五台山的烽火逐渐向四周蔓延，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感受到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英勇的指挥者聂荣臻将军”签署的军区“核桃大小字的布告”，居然贴到了“恶魔和无耻的走狗所盘踞的北平城内外”，使“敌伪汉奸倒抽一口冷气”。

日本同盟社也发出电讯，惊呼：“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件之根源。”

有了巩固的晋察冀山地根据地，父亲并不满足。他一直琢磨怎样尽快地向冀中和冀东平原地带扩展。1937年10月，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久，父亲派人携带密码到达冀中，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来，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父亲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

吕正操上将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军容严整，正正规规，显得很严肃，但是对同志却很亲切，使人感觉见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他们在一起聊过多次，聊得很开心，晚上同睡在一条大炕上。他很快把父亲看作自己的师长，有事就向他请示。父亲还把长征时保存下来的一双袜子送给他，他立即珍藏起来。吕正操又说：“对聂司令的道德风尚我一直是很敬佩的，因为从他身上反映了共产党的领导作风，所以我敬佩他，感谢他。”

吕正操要率所部开回冀中平原开辟根据地，父亲鼓励道：“敌后游击战争，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在平原也可以进行。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后来父亲向吕正操的部队派出不少干部。他们果然在冀中平原站住了脚，各项工作都搞得红红火火。

不久，在父亲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

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1938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我琢磨，毛主席的意思可能是说，古时候的鲁智深把五台山搞的不得安宁，而今，聂荣臻把晋察冀周围的日本鬼子搞得不得安宁。

不知我的这个说法是否妥当？

17  像滚雪球一样

参加洛川会议的时候，父亲就特别注意到，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父亲说，他意识到：“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台分家”，留给父亲的是3000人，司令部机关人手更少，大家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

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3000人变成3万人，30万人。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武装力量的建设更是形势喜人。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他们成立了4个军分区，每个分区下辖3个团，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游击支队。对于父亲来说，他这个司令员腰杆子越来越粗了。

父亲更加重视发动群众参加八路军。他在《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中说，为了完成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发展武装和巩固部队的工作。我们用了全力，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武装，普遍地组织游击战、义勇军……并紧紧抓住了群众抗战的热情，使他们踊跃地加入军队，发动胜利的游击战争。”

父亲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在晋察冀，有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等。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些部队的成分。

父亲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也改成了《子弟兵》。这样称呼，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战士们保卫家乡，就是保卫边区，就是保卫祖国。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来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热情地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响遍了中华大地，一直沿用至今。

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八路军在晋察冀打开局面后，这些形形色色的杂色武装，慑于八路军的声望，同时也怕被敌人吞并，想借八路军的名义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找上门来，请求八路军收编、加委。

早在1937年11月17日，父亲就向总部和中央发电报告，说收编溃兵大有希望，散在晋察冀军区范围内的散兵游勇有数万人可以收编。

父亲对怎样收编这些杂色武装，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这些拿枪的人，跑到敌人那边去，对根据地是很大的危害，跑到我们这边来，如果改造得好，就可以为我所用。

对于抗日志士和人民群众组织的土生土长的游击队伍，吸收他们参加八路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那些打着抗日招牌，祸害百姓，勾结敌人，脚踩两只船，乘着混乱局势来捞一把的杂七杂八的武装，父亲他们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最终采取了适当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了。

1939年初，标榜抗日的“七路军”司令孟阁臣有投向日军的活动。此人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人员，他乘着混乱之机，在易县、满城一带占了一块地盘，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自称“七路军”——暗含着他比八路军还要大一截。他的队伍虽然是乌合之众，但他人多势众，占据的地埋位置比较重要。

父亲第一次见孟阁臣时，那家伙口口声声说，他愿意同八路军联合，一起抗日。父亲心里清楚，这样的人实际上缺乏诚意，仗着人多枪多，又打着抗日招牌，八路军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他从来就不想真正抗日，无非是浑水摸鱼罢了。

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只要你不反对抗日，不叛变投敌，就不动你，一时改造不过来，继续耐心细致地做工作。

不久，就发现他跟日本人拉上了关系，准备撕下“抗日”招牌，变成伪军。父亲得到了他同敌人勾结的确凿证据，加上他的部队不断骚扰地方百姓，令群众切齿痛恨，军区和边区政府经过研究，决定由一分区的部队解决孟阁臣和他的“七路军”。

父亲亲自到了一分区，杨成武说：“我们准备采用开会的办法，把孟阁臣召来扣下。”

父亲当即说：“这个办法不行，孟阁臣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扣他一个人，掌握不住他的部队，搞不好容易出大乱子。”

杨成武问：“那怎么办？不能再拖了。”

父亲说：“先稍等等。要等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把他的部队包围起来，一个袭击就解决了。”

杨成武按照父亲的意见，经过充分准备，集中3个团的兵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痛快淋漓地，一举把孟阁臣和“七路军”解决了。搜查时，这个兵痞掠夺的财宝堆成小山，仅抄得的金元宝一项，就堆了满满一炕，居然把土坯炕压塌了。

孟阁臣被押送到军区，父亲找他谈话，希望他认罪悔改，弃旧图新。这家伙表面上痛哭流涕，口口声声改邪归正，但没几天，就越狱潜逃。

孟阁臣被重新抓获后，经边区政府审讯处决。父亲说：“抗日战争中，我们一直强调少捕人，少杀人。但是，对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危险人物，就不能心慈手软了。

孟阁臣是父亲亲自下令枪毙的。父亲后来说：“他一辈子，就下令枪毙了这一个人。”

孟阁臣的部队绝大部分成员经教育改造后，成为真正的抗日战士，不少人进入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到1939年底，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顿时变得“干净”了。

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放大。

到1939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31个团，近10万人；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72个县，10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

主力部队从3000人变成30多万人，扩大了100倍。当初“五台分兵”的时候，谁能想得到呢？

18  新中国的“试管”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又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

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6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国统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丁的办法，把老百姓捆绑到前线，而在这里，到处是参军的热潮。

李公朴后来写了一本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他激昂狂放地写道——

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晋察冀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特别是鼓舞着年轻一代的希望和向往……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型！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是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决定前往晋察冀的，是经毛泽东同意的。著名中国作家周立波为他当翻译。

从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2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个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他不明白，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立法院和邮局，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创立剧社？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他有太多的问题，父亲一一作答。

他说：“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好奇地望着父亲，期待着下文。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质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有名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卡尔逊听得有点目瞪口呆。

接着又说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和军官的补充等问题。在一旁翻译的周立波，注意观察着父亲，他敏锐地捕捉到，当父亲说到自己创办学校自己培养干部的时候，显得非常兴奋。周立波后来写道——

在许多新的设施中，他最得意的，是创建军政学校。“想不到在这里还会办学校吧？”他这样说。他是个很持重的人，说这句话时，却快活得像个孩子一样，跳跃起来。对于军事家，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快事。他学到的一切，他们在十年艰苦斗争中经过的一切，通过这个学校，可以传给华北许多爱国的青年与志士，使他们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尽最大的心力。“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以天下为心的英雄的乐事。“而那时候”，旁边有人插嘴说，“我们觉得一切都没有把握，聂司令的组织能力真不小，不久，一切都有了头绪。”

卡尔逊对周立波说：“我到五台来，看到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员的一个特点，无论他们的衣服怎样褴褛，脸色怎样苍白，他们的枪总是擦得很亮。”

他又对我父亲说：“我参加过一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

这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一切都还刚刚开始，但这样的所见所闻，就已经给卡尔逊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恋恋不舍地走了。

但是，5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这回是毛泽东亲自指派作家刘白羽、电影艺术家汪洋和戏剧家欧阳山尊陪他来的。父亲说：“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这回，卡尔逊的怀疑彻底消除了。他写道——

傍晚，聂来谈。他，也显出了过去五个月的活动的艰辛。他削瘦的脸更瘦了，眼睛蒙上了忧伤。肩负着人民生存的重任，是会使有感情的人有这种改变的。不过，他甚至比我一月份在阜平见到他时更有信心了，这期间有了许多成就。日本人洗劫并烧毁了阜平，但他们几次要进入五台高原的企图都被粉碎了。临时政府的控制力量已经延伸到河北省的中部，一支远征军实际上已到了北平的北边和东边地区，在那儿日本人的统治据认为是强有力的。

在建立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增强他们抵御侵略的力量方面的发展是很杰出的。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虽然聂不认为是他的功绩，但他的思想、精神和动力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卡尔逊上尉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这是个有趣的比喻。父亲一直记着这位有正义感的美国军官，他是深入晋察冀腹地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用一个外国人的目光，见证了晋察冀发展的历程。

在日本鬼子不扫荡的日子，晋察冀根据地是很安定的，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开展，秩序井然。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社会风气非常的好。

著名诗人田间，当时就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用一首名为《偶遇——题聂司令员》的诗，记述了我父亲的一个生活片断——

将军，他在我门前/喝过茶，歇过马/将军，他在我门前/和我谈过话/问过我的庄稼/长的差不差/将军人好/我看连马也好/马拴在树上/树皮也不咬/将军又是威严/又是那么仁爱/好比山间明月/爱照穷人的路/我告他：这伙人/都在路上烧茶/要欢迎大将军/他笑道：他已走了/呵哈！上午的事/下午才明白/原来那位将军/就是聂司令员。

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华北联中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常常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王悦深情地写道：“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当然归之如流水，像戎冠秀那样的子弟兵母亲又何止千万。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子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
1938年前后，不断有晋察冀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的目光也一直关注着敌后的晋察冀。

1938年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我父亲等人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中央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

这便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

11月，父亲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父亲补充修改，然后出版。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补充报告后，复信道：“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各师，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

毛泽东亲自将书名改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为之作序——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朱德和王稼祥也写了序言。这本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后，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的堡垒，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依然是共产党解放军在华北的巩固的堡垒，它为后来我们党定都北京，做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晋察冀日报》成为了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华北银行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

第七章  铁血柔肠

19  血迹与泪痕

父亲是个外冷内热的人，感情轻易不外露。但是，在晋察冀，总是有人令他感动，使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热泪涟涟，不能自禁。

卡尔逊走了，白求恩来了。在那种艰苦的年代里，敢于到敌后来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在父亲眼里，都是不了起的人，都值得中国人民永远地记住。至于白求恩，就更是世世代代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1937年6月17日，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金刚库。父亲亲自将他迎进司令部，安排他住在离自己卧室很近的一间屋子里，特别交待副官长刘显宜，每顿饭都让伙房给他加菜。

父亲看到白求恩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劝他先休息几天再谈工作。他却说，他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瓷器来摆设，而是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白求恩的这句话父亲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他记了一辈子。

父亲开始时通过翻译和白求恩交谈，后来干脆用英语或者用法语直接与他对话。父亲代表军区聘他为卫生顾问，他愉快地答应了。父亲总是想从生活上尽量照顾这个可爱的外国老头，要知道他是放弃了每月600美元的薪水来中国的，在三四十年代，600美元算是高收入了。但白求恩却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他说：“你是司令员，每月才5元津贴，我怎么能要100元？不行，我要求与八路军战士同样的待遇。”

父亲拗不过他，只得听他的。后来，父亲见他吃不惯中国饭，给他找了个会烤面包的师傅，他还和父亲吵了一次架。这个加拿大人，思想觉悟高得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关于父亲和白求恩的交往，一分区3团团长纪亭榭回忆道——

我在二道河战斗中负了伤，聂司令要我在司令部养伤，伙食上也交待副官长给我特殊照顾。他和白求恩同我一起吃饭，让白求恩吃大米，他自己却吃小米饭，配咸菜。白求恩和我问他，他说他爱吃小米、咸菜。那咸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当时他的津贴费虽说是五块钱，实际上因为经费困难常常只发一块钱，就是这样他还不同意用公家菜金给他买咸菜。后来我追问刘显宜，刘只好说实话：“就那么点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司令员让专门为白求恩同志和你做的。”这下子，我坚决不吃好饭菜了。后来白求恩发现，也不吃了。

来晋察冀不久，白求恩提出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父亲虽然觉得建正规医院为时尚早，但还是同意了白求恩。两个月后，经过多方努力，模范医院在松岩口村落成了，父亲专门抽出时间出席了医院落成典礼，并当场宣布白求恩同志为医院院长。

然而，模范医院建成没几天，日军的又一次大扫荡开始了，模范医院很快毁于战火中。父亲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白求恩情绪有些波动，父亲请他吃饭，他面有愧色地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不全面。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

父亲为他的执著而感动，完全支持他的想法。他很快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就等于是个小型的流动医院。在大扫荡中，“卢沟桥”及时救治了大批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救治伤员，他还致力于编写教材，到各地传授知识，边区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外国人忙碌的身影。父亲对白求恩大夫深为感谢。

听说冀中和冀东的八路军正在浴血苦战，白求恩一再要求带医疗队前往。父亲同意他到冀中去，并送给他一匹刚缴获的东洋马，一件被击落的敌机飞行员穿的皮夹克。父亲说：“冀东你不能去，因为那里的环境太危险。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白求恩耸耸肩，去了冀中。他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后，回来了，见到父亲，他说，准备11月份回国一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多筹集点资金，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1940年夏天再回来。父亲把他的想法报到延安，中央复电同意。

然而，他再也无法回去了。10月份，他为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由于掏取碎骨，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引发了败血症。紧接着他又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了，他顾不上自己，继续抢救八路军伤员。他身边的人发现他病情危重，慌忙用担架抬上他，紧急送往军区。但是已经晚了，1939年11月12日凌晨，这位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于唐县黄石口村停止了呼吸。噩耗传出，边区一片呜咽……

父亲接到白求恩逝世的电话，当即愣在那里，他惊呆了！许久，父亲慢慢放下电话，一仰身倒在了床上，顿时泪流满面，无声地哭了。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白求恩就这样走了，曾几何时，这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外国朋友，和他谈心，和他交流，父亲叫他“伯琴”（这是白求恩名字的另一种译音），他叫父亲“亲爱的聂司令”；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热烈地憧憬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的情景。父亲称赞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他却说，是晋察冀边区感动了他，这里有太好的人民和土地。他笑起来，声音爽朗，眉飞色舞，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可是，转瞬之间，一切皆成往事，不由让父亲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父亲本想立即赶往黄石口村，无奈日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两天后，白求恩的遗书和遗物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颤抖着手，捧读那封感天动地的遗书。遗书上说：“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盆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父亲后来一直忘不掉他展读白求恩遗书的那个时刻，他回忆说：“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

父亲还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

有人把一张行军床和一双穿过的皮鞋拿到父亲面前，说：“聂司令员，这是白求恩大夫送给你的纪念品。”父亲的悲伤达到了高潮，他抚摸着那张小小的行军床和那双皮鞋，使劲咬着嘴唇，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11月16日，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文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朋友”。

日军在黄土岭遭到惨败后，更加疯狂地对边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军情紧急，父亲仍然决定为白求恩举行殡殓典礼。11月17日，寒风哀号，大地呜咽，父亲骑马赶往黄石口村。白求恩的遗体停放在打麦场中间一个蒙着白布的台子上，父亲迈着沉重的脚步上前，摘下军帽，露出一头短发，他久久地站在这位伟大英雄的遗体旁肃立默哀，心里一阵阵发痛发紧。一旁的摄影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当晚，经父亲同意，白求恩的遗体被秘密掩埋在曲阳县于家寨西南的狼山沟门。为防止前来扫荡的日本人破坏白求恩的遗体，乡亲们特地用犁将那块地犁了一遍，进行了伪装。

在延安，各界纷纷举行了悼念白求恩的活动。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这一千古名篇，成为对白求恩大夫的最好的纪念。

1940年1月5日，军区在唐县军城召开了悼念白求恩的万人大会，白求恩的遗体被移至军城厚葬。父亲用略带哽咽的声音，宣读了被认为是“字字泣血、句句含情”的祭文。祭文中说——

……医术精于华佗，精神比于墨翟。非热爱乎人类，谁曾至于此极。革命未竟，英雄先亡。噩耗传来，云胡不伤。为君执绋，送葬军城，临穴涕泣，不知所云……

父亲还在会上宣布，将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接着，又为白求恩陵墓和纪念碑奠基。

半年之后，父亲刚从晋东南回到晋察冀，又直奔唐县军城，为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揭幕。所有这一切，无不寄托着父亲对白求恩大夫的无限哀思。

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一直精心保存着白求恩送给他的部分纪念品。直到父亲去世7年之后，故乡江津市的“聂荣臻陈列馆”落成，我才将这些纪念品转送给陈列馆。

白求恩永远地走了。柯棣华又来了。晋察冀边区总是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朋友。

柯棣华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大夫，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援华医疗队，他和同伴先到延安，后又转道冀南、冀中，最后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父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上。父亲后来说：“他热情奔放，富有朝气，又十分谦虚，给人以很好的印象。”

他的同伴回延安了，他却坚决留了下来。父亲动员他担任白求恩和平医院院长。他答应了，说：“我要处处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像他一样献身于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

柯棣华在晋察冀的近3年时间里，父亲像对待白求恩一样，对他关怀备至，他也用实际行动报答边区军民，涞水战役期间，他带领部分师生组成的医疗队，在13天的战斗中先后收治伤员800多人，为其中的585人施行了手术。1942年，是边区最艰苦的日子，他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边区人民拴在一起。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相恋，父亲支持他们结婚。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夫妻二人要求我的父亲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字，父亲略一思索，说：“为了纪念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就叫印华吧！”

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父亲曾多次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一个时期，但柯棣华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生，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

父亲和军区的领导们一直关心着柯棣华的健康，但是，顽固的疾病最终夺去了他32岁的生命。

父亲再一次深陷悲痛的境地，他发表了名为《哀悼柯棣华大夫》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

白求恩大夫逝世后，正当大家盼望后继有人时，柯棣华大夫来了，全军上下无不以得见白求恩第二为极大之欣慰……然而现在柯棣华大夫竟又不幸突罹癫痫之症，弃我们而长逝！嗟乎！天下竟有如此偶然重叠之惨痛！……他完全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看成和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一样，而贡献了他的全部心力。他和我们过着一样的简单朴素、紧张战斗的生活。两年多的时间，他努力于工作，始终是那样勤奋而刻苦，他拒绝特殊的待遇，不计较个人的享受，朝夕专心致志的唯有工作
和学习……

白求恩、柯棣华，这两个光辉的名字是和晋察冀边区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两座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山峰。

父亲在时隔40多年后，说道：“白求恩、柯棣华同志在晋察冀的光辉形象和感人事迹，至今还栩栩如生，萦回在我的脑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光辉业绩所树起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心头，万古长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报请中共中央，在石家庄重新修建了他们的陵墓。我有幸来到他们的陵墓前致哀，想到父亲和他们的战斗友谊，我感觉和他们的感情又深了一层，也更加自豪。他们是父亲的好朋友啊。

1942年初夏，一个从晋东南传来的噩耗，差点又击倒了父亲——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中阵亡！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父亲的眼前不断地闪现左权那瘦小的身影。左权是黄埔一期生，要说起来，父亲还和他有师生的辈份。当年在一军团，父亲就与他朝夕相处，他是军团参谋长，父亲是政委，他们一直配合得很好。父亲记得，最早见左权，是他到中央苏区不久，到一军团报到的时候，那时左权在一军团下属的红15军当政委。接着他们一起打漳州，打水口战役，打乐安、宜黄战役，在中央根据地纵横驰骋。后来左权调红军总部工作。1934年底，军团参谋长徐彦刚牺牲，军委派左权接替参谋长一职，从此，一直到抗战前，父亲就和他没分别过。

父亲一直记得，左权来一军团报到那天，他和林彪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时准备了一顿淡薄的年饭，而这顿好不容易凑起来的年饭也没有吃成，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

长征开始后，一军团为中央红军打先锋。一路上，左权积极配合林彪和父亲，做了大量工作。爬雪山过夹金山的时候，父亲和左权都病了，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父亲，一上坡，父亲想起左权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

后来他们一块东征，一块西征，林彪到军政大学后，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很多时候，父亲和他睡在同一条炕上，他们经常半夜不睡，聊东聊西，有说不完的话。左权性格温和，很多地方和父亲谈得来，那段时间，他们搭班子，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的母亲从保安到豫旺堡找父亲，最先见到的是左权。母亲记得左权特别热情，一说话，他脸就红了。那时他还是单身，很少有机会见女同志。他张罗着给我父母腾房子，天黑了，父亲还在军团部忙活，他推着父亲赶快回“家”陪母亲，他调皮地冲父亲挤挤眼睛，脸上挂着羞涩，那意思分明是说：好好陪陪嫂子啊……

山城堡战斗，不少部队动摇，不想打，左权坚决支持父亲，最终促成了那一个有意义的战役。

接到西安事变通报的那天晚上，父亲和他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老房东把炕烧得太热，半夜里把炕上堆的谷子和他们的褥子烤糊了，也把他们烫醒了。这时就接到了蒋介石被捉的电话，他们干脆不睡了，那个高兴劲啊，个个像孩子一样。

左权以善于做参谋工作而闻名。抗战爆发前，军委调他到总部工作，他与父亲道别，说：“聂政委，咱们到抗日的战场上见！”他们都来到了抗日的战场上，一呆就是5年。可是现在，左权突然牺牲了，这让父亲欲哭无泪，悲伤不已。

我素以铁石心肠自诩，然而今天，毕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这就是我们的老战友，八路军的名将——左权同志战死在太行山上！

当噩耗传来，同座者均相对默然，在我则无限的回忆，思念，伴着悲伤……平型关大捷后，聚会五台，重订部署，匆匆离别。从此你在南，我在北，各自战斗在太行的两端。前年与必之（吕正操）南下，始因你率二纵队于南路未晤为憾。幸在我北返前，你仓卒归来，畅谈甚快。检讨了抗日的战术，交流了各方的经验。相约收集整理我们几年来为民族的一切贡献。哪知这次的把晤，竟成为最后的一面！

…………

左权同志！你十多年的战场生活，只在今天你才离开了前线！你对民族对革命已经是尽忠尽职，至仁至义，还留给我们的是革命长途的艰巨与同僚的寂寞！我毕竟是铁石心肠，只知道有你的血迹，不知道有我的泪痕！我们当踏着你的光荣血迹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仇恨永远在我们的心头，血债没有丝毫折扣！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一致高呼着：左权同志精神不死！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齐举拳头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报仇！

这是得知左权牺牲那天，父亲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亲笔写成的《祭左权同志》一文。

他把自己对老战友左权深沉的怀念之情，都融在了这篇短文中。60多年后，我来读它，仍能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当年的血脉贲张，感受到父亲胸中极度的悲伤和叹息，读着读着，忍不住落下泪来……

20  最困难的日子里

1941年到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日子。著名电影演员田华，当时是抗敌剧社儿童演出队的小演员，她回忆说，大年初一，她和汪洋、刘佳等人一商量，说，走！给聂司令员拜年去！他们一溜烟跑去了，司令员见小演员们来拜年，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地笑了。他兴致勃勃地坐在一张板凳上看小演员们跳舞，他们那天跳的是《霸王鞭》，跳得特别卖力，司令员连连鼓掌，说：“跳得好，跳得好！”跳完了，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司令员，我们还没吃早饭哩。”实际上他们是来司令员这儿混点好吃的，因为当时太苦了，他们馋坏了。司令员二话没说，吩咐炊事员给他们煮饺子。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他们一拥而上，夹饺子，剥蒜，蘸醋吃，唯独桌上一小碗黑色的汤水没人动。司令员就说：“吃吧，这是酱油，好吃的很！”大伙拿筷子蘸了点，就像小猫似的先用舌头舔了舔，哎呀，又鲜又香！

田华写道：“那时我13岁。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酱油。于是，‘哗’一下，全吃光了。司令员就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吃，也不说话。看着看着，他眼里就亮晶晶的。后来，他给我们说：当时看着你们这帮小孩，心里特别难过。为什么哪？战争啊，战争是残酷的呀！按理说，你们十二三岁，都应该在父母跟前撒娇哩！可是，你们却成了抗日战争的一个文艺战士，一个小战士……”

田华说：“我一直忘不掉1941年大年初一我们吃饺子时，司令员的眼泪。”

田华当时可能想不到，见到人家的孩子，我的父亲也许就想到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不知在什么地方受罪哪！甚至他可能想到，他的女儿已经失踪了，或者是不在人间了，永远无法见到了。

这些想法一定会让他时常心如刀绞。

1941年，我11岁，正在上海嘉定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这是后话。

大约是1982年，田华来到我家，说要到阜平县拍摄电影故事片《柯棣华大夫》的外景。父亲嘱托她，一定给乡亲们问个好。半个多月后，田华又来到我家，对父亲说：“老帅啊，老区的人民还是那么好，老区的人民还是那么穷。”她拿出一个菜团子，告诉父亲，阜平的人民现在还有人吃这个。父亲猛地一愣，接过菜团子，久久地凝视着它，半天没吭声，表情沉重。许久，他才喃喃地说：“我对不起阜平的人民啊……”

那几天，我发现，父亲的心情一直不好。他还能说什么呢？

1942年春，北岳区大旱，加上日军的封锁，边区闹饥荒，到处缺粮。当时父亲率军区司令部驻在平山县的寨北村。父亲亲眼看到，许多群众被迫捋树叶、剥树皮度日，有些部队也采摘树叶补充伙食。父亲指示军区政治部，立即发出训令，要求部队不要在村庄附近采摘已经被群众当作主食的杨树叶和榆树叶，也不要在村庄附近挖野菜，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与民争食。消息传出后，广大群众深受感动，纷纷找到军区，找到父亲，要求收回这个训令。

60年后，我来到这里寻访父亲战斗的足迹，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父亲当年发出的这个训令。他们说，聂司令心里想着大伙，宁可让部队饿肚子，也不与民争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聂司令是有菩萨心肠的人！”

望着乡亲们那一张张朴实的脸，我忍不住眼睛湿润了。就是这样的人民，你对他好一点，他能记你一辈子。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特别提到了1942年一次会议上的情景——

我讲到，部队给养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为了度过难关，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讲着讲着，心中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平时大家说我是一个“能够控制感情的人”，但是，那一次，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泪，许多同志也流了泪，会场上一片哽咽声。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那个时候，军民之间就是这样的紧密团结，同舟共济！几十年后回想起来，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

曾担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的王平上将，回忆起我的父亲时说，军区有个骑兵营，该营是在长征后期吴起镇战斗中缴获了一批敌人的战马后，由父亲亲手组建的。抗战初期，骑兵营屡建战功。父亲对该营感情很深。但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却决定撤销这个骑兵营，因为这时的骑兵不仅不适应山地作战，而且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已成为反扫荡的沉重包袱，尤其是马匹还要消耗大量粮食，给根据地人民增加了负担。按照父亲的指示，800多匹战马退役分散到老百姓家耕地。同时，父亲又决定保留这支英雄部队的番号，扩建成了无马的骑兵团，编入王平的三分区建制。

没有马的骑兵团，也算是一大特色吧。

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喂马的黑豆为主食，开饭的时候，有人戏称自己成了专吃马料的“第二骑兵团”。吃黑豆，很难消化，不少人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病。战士们也许想不到，他们的司令员也常常食用黑豆。许多年后，父亲的很多老部下回忆道，父亲那时就经常以黑豆为主食。就连我的母亲张瑞华，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时，就得了严重的胃病，即使如此，她也得食用黑豆，为此常常胃痛，人们经常见她捂着肚子，皱着眉头，脸色蜡黄，行动困难。

为了生存，有的部队时常越过封锁线，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背粮，一旦与敌遭遇，就且打且退，背回来的粮食上常常溅有血迹，吃饭的时候，有时会吃到弹片甚至子弹头。父亲想到这些，往往吃不下去，他尽量节省，把饭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但是，当他听说一分区一团有个重机枪班长，块头极大，在部队粮食标准大大减少之后，饿得扛不动机枪时，他破例批准这个班长吃双份口粮。他听说抗敌剧社的田华、张华等“小鬼队”的孩子们吃黑豆，还挖野菜，采老乡们一般不吃的杏树叶充饥，他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心疼地连声说：“不能让孩子们吃这些东西，剧社的粮食定量不减，不能减！”

父亲还特别嘱咐部下，凡是讨饭要饭的小孩子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可怜的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

为了战胜困难，父亲叫司令部的人员养猪、种菜，他自己带头，养了两只奶羊和四只来杭鸡，反扫荡时就把它们放在筐里，驮在骡背上带着走。房东霍延龄的二女儿翠婷得了天花，病得厉害，父亲天天让翠婷喝他的奶羊产的羊奶调理身体。那段时间，不知有多少伤病员喝过父亲提供的羊奶。

养羊、喂鸡——人们也许很难把这种事情同一位高级将领联系起来。这在八路军以外的其他军队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就是这样与老百姓和他的部队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

最艰苦的日子逐渐过去了。

就在这一年，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踩伤30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这一年的大旱饿死了300万人。而在晋察冀根据地，很少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两相比较，说明共产党创立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光明所在，希望所在。

21  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2002年9月23日，我来到河北省井陉县洪河漕村寻访父亲的足迹。当年在这里，父亲指挥过百团大战，还救护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如今，将军与孤女的故事早已在中日两国间流传开来，并被拍成了电影。这个故事是大战中的插曲，它就像一首委婉温情的歌，在风中传送了60年，并且还会继续传唱下去。

我站在山岗上，望着传说中的“送孤处”，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40年8月中旬，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在战火中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她们的父亲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的日方副站长，名叫加藤清利。一分区部队攻占了井陉煤矿新矿，他们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日军向新矿猛烈炮击，加藤清利夫妇就是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的。战士们从瓦砾中把两个日本女孩救出来，前线部队把电话打到父亲的指挥部，请求如何处理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说：“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参战部队先把孩子送到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再由战委会派专人用箩筐挑着两个日本孩子来了。父亲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剪着短发，穿着长条花纹衣裳，显得清秀而可爱；小的尚不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穿的也是小花衣，不幸的是，她的脚跟被炸伤，我们前方的医务人员已经对她进行了抢救和治疗，使她暂时脱离了危险。

面对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心潮难平。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无数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从日本人的铁蹄下抢救落难百姓的场面。可是这一回，他的部队救下的，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遗孤。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却安静地躺在八路军战士肩上的箩筐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

父亲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地抚摸着这两个异国的女孩。参谋长聂鹤亭和一群参谋也围上来，大家静静地看着父亲与两个孩子进行默默的交流。他们都知道，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只要有空，他就要逗逗老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也都知道，父亲的独生女儿丽丽——也就是我，已多年没有音迅。父亲格外地喜欢孩子，疼爱孩子，是不是就寄托着他对失散多年的女儿无限深情的思念？

我想，应该是的。

父亲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他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和警卫战士，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子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一个警卫员赶紧跑开了。

父亲看到两个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满意地点点头。他问送孩子来的民兵：“孩子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么安排饮食的？”

来人说：“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我们用西瓜沾白糖，一口一口喂这个受伤的小姑娘。”

父亲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

这时候父亲并不知道，那位一路上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亲尽管是个瞎子，也竟于不久前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而那位半夜还打着手电为日本孩子查铺，送走孩子前还叮嘱路上要注意驱赶苍蝇的袁心纯同志，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

父亲拿起一个雪花梨，送给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她不肯接。父亲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赶紧用清水冲干净，她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父亲笑了。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后，父亲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他把那个大点的女孩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慢慢地，她不再拘束。父亲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父亲听了，感觉像个日本女孩的名字，就此把她叫做兴子了。

两个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那个叫“兴子”的女孩一直跟着父亲，常常用小手拽着父亲的马裤腿，父亲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父亲还和她在指挥所外面的土场上照了一张合影，就是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那几天里，父亲把本应给自己女儿的深沉的父爱，给了那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同时他一直琢磨，怎样安置这两个孩子？他真的很想把她们养起来，但又考虑到战事频繁，整天东奔西走，而且边区环境太艰苦，照顾她们有不少困难，尤其是大一点的兴子已经懂事，把她们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将来也许会给她们造成痛苦和隔阂。渐渐地，父亲倾向把她们送回去，虽说她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她们日本的老家总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她们吧？……

父亲亲自安排送孤事宜，他派人找来可靠的老乡，请他帮忙把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放在挑子里。孩子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抱起她们，摸摸她们的小脑袋，以示祝福。兴子似乎意识到要与这个她已经熟悉的大人分别，所以紧紧皱着眉头，神情有些忧郁。最后，父亲拍拍老乡的肩膀，说：“老乡，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交给那位老乡一封自己的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便于沿途的敌人阅看。信中写道——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老乡挑着孩子走远了。父亲心情复杂地收回目光。几日后，老乡回来了，并且带来了石家庄日军的一封感谢信。父亲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父亲后来说：“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40多年里，父亲一直记着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名字——兴子，也一直牵挂着她们姐妹。

1980年，《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并且登载了父亲和那位大一点的小姑娘的合影。此事在中国，在日本，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居然奇迹般地找到了照片上的那个日本小姑娘。她真名叫美穗子，居住在日本九州的宫崎县都城市，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父亲这时也才明白，日本话中，“兴子”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年，父亲问她叫什么名字时，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那位并不太精通日文的翻译，就告诉父亲，她叫兴子。

父亲这时也才知道，美穗子的妹妹在送到石家庄不久，就死在了医院里。这让父亲在找到美穗子的欣喜之余，又不免遗憾。

父亲于战火中救助敌国遗孤这件事，令很多善良的日本人深受感动。不少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更是感慨不已，赞扬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的人道主义精神。那段时间，父亲收到成摞的来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有的旧军人在信上说，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深深地表示感谢和道歉。日本旧军人的一个组织还送来了信和礼物，信上称赞我的父亲是“活菩萨”。

1980年秋天，父亲邀请美穗子一家来华访问。在人民大会堂，当美穗子见到她的“救命恩人”时，泪如泉涌，她弯下腰来，以额头触碰父亲那双温暖的大手，表达她深深的感激之情。

美穗子一再表示感谢。父亲说：“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

美穗子说：“我这次来中国，北海道的渔民托我带来一盒干贝，表示对元帅的感谢和祝愿。”

她又说，当年参加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

父亲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自那以后，美穗子又多次来中国。说来有趣，我和她成为了很要好的姐妹，我比她大几岁，她叫我姐姐，我叫她妹妹。我的女儿菲菲和她的女儿贞智子也成了好朋友。

她对我说，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也是她的父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正是由于这个美好的插曲，1999年11月，在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仪式上，我的老家重庆江津市，与美穗子的老家日本都城市，缔结了友好城市。

在我去井陉县洪河漕村的前一年，也就是2002年的8月，美穗子也曾来过这里。她家仅仅开了一间杂货铺，家境并不是很宽裕，但她仍然捐给村里的小学校3万元人民币和两台微机用于办学。她还特意在当年父亲送孤处留影纪念。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段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战地插曲，随着时光流逝并未减弱，也许它还会感动更多的人……

第八章  受命之初

22  永远以大局为重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在延安机场，一架美军的C-46型飞机轰然起飞，向着高空爬升。

这天是1945年的9月9日。这架飞机上就坐着我的父亲聂荣臻。美军飞机要去晋察冀根据地接一批抗战期间失散在华北地区的飞行员，父亲等人顺便搭乘，返回他魂牵梦绕了整整两年的晋察冀。

两年前，中央电召父亲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一到延安，他便兴奋地见到了已经分别6年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边抽着他的“老刀”牌香烟，一边风趣地指着父亲说：“我们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回来喽！”引发满座开怀大笑。

对于父亲来说，远离战场的生活是宁静的，但是延安的风风雨雨也时常让他感到忧虑。尤其是“七大”之前，进行整风的过程中，各界对晋察冀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主要是批评他有“轻敌速胜观念”。

对于这种批评，父亲持保留意见。1981年，父亲回忆道——

当时，我强调过这样的意思：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不超过4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3年整整6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经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1943年初，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迅速打败希特勒，1943年打败日本”……从华北的情况看，提出这样的口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轻敌速胜观念”。什么“轻敌速胜观念”，6个多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

在当时，父亲虽然受到非议，但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那就是，战争快要结束了。1944年8月，他在会见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时，说：“在希特勒快要灭亡的今天，难道他们（指日本人）还能单独坚持很久吗？”

包瑞德上校不赞成父亲的观点，认为日本人还能够支持比较长的时间。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看法是正确的，不到1年，日本人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无风不起浪，父亲在延安受到批评的消息很快传到晋察冀中央分局。1944年底，在远离延安的晋察冀，也召开了长达80多天的晋察冀中央分局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全面研究了晋察冀过去的各项工作，但是后来却发展到对父亲进行点名批评，提出了诸如“试行志愿义务兵役制不对”、“演出《跟着聂司令员前进》是搞个人突出”、“晋察冀的军政路线有问题，有轻敌速胜观念”等批评。

实事求是地说，1944年的晋察冀高干会议是一次影响相当不好的会议，就连毛泽东和刘少奇也发现了会议的问题，先后做了指示，认为会议应该开，但是对某些问题处理过火了，不是那么实事求是。

面对来自部下的源源不断的批评，远在延安的父亲忧虑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名誉损失，而是担心这次会议使晋察冀的工作出现偏差。果然，有些人宁左勿右，为了进行长期的对日战争准备，决定对军区主力部队动大手术，“大团变小团”，有的主力团只保留两个营，部队大量裁减、分散，在缩减主力军的同时，又编散了一批作为地方军主力的地区队，把他们下放到县游击队里去。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我得知晋察冀部队正在分散缩小的情况时，确实是深感不安的。我们有的同志在当时没有把准备发展部队和准备反攻这件迫在眉睫的大事紧紧抓住，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长期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上面。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伯承、小平、陈毅等人交换过意见，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已经把部队主力集结起来了，准备迎接战局的重大变化，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父亲的忧心忡忡并不是没有来由。后来的事实证明，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军区部队虽然发展到号称一百个团，但大多数是刚从地方武装集中整编为野战军的，其中有很多是新兵，战斗力很差，军政素质也很弱。这种状况，给晋察冀的部队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有不少仗没有打好，与这种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而对于那些面对自己的过火的批评，父亲始终保持了沉默。他手下的战将、绰号“纪大炮”的原一分区3团团长纪亭榭在会上听不下去，与人拍桌子骂娘，纪亭榭来延安后，父亲把他找来，批评他不该骂人。纪亭榭心直口快地说：“骂人不对，我承认。可是个别人采取攻击你的办法，在那儿活动要参加‘七大’，打个人的小算盘，这对吗？”

父亲深沉地说：“晋察冀的工作，我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的，应该允许人家提出批评。即使有些意见提得不够准确，供我们参考也是好的。”

当时担任四分区35团政委的傅崇碧后来说：“聂老总胸怀很宽广、度量大。他从延安回来后，对那些提过他意见的人依然如故，仍然重用。”

1945年4月至6月，父亲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不久，日本投降。9月初，中央决定全力争取东北。

对于争取占有东北这个大局，父亲早在“七大”听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就有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当时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要父亲尽快回到晋察冀主持工作。据父亲的秘书周均伦回忆，本来，在抗战胜利前，父亲心里头曾经萌发过，将来不回晋察冀工作了，1944年的晋察冀高干会议对他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他担心回去后不好开展工作。但是，当毛泽东找他谈话，要他回晋察冀时，他表示，坚决服从中央要他回晋察冀的决定，而且决心贯彻中央决定，尤其是着眼在占有东北这个大局。

父亲是个永远以大局为重的人，他真的不是那种时常打自己的小算盘的人。抗战爆发那年，他以大局为重，甘冒大风险，仅带3000人孤悬敌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今，抗战胜利，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再度受命出征。
他后来回忆说：“飞机起飞以后，我回首向延安默默告别。渐渐地延河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巍峨的宝塔山依稀可辨。在飞机上，我俯视着机翼下的大地，沉浸在回到晋察冀后如何工作的万千思绪之中。”

父亲最后的想法是，占有东北，是全党的大局，更是晋察冀的大局。晋察冀紧靠东北，应该在占有东北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飞机在山西灵丘的简易机场降落了，父亲终于又踏上了晋察冀的土地，这一瞬间，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凉爽的秋风令他心头一震。他把以往的烦恼全部丢弃，一心一意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父亲来到了张家口。中共中央决定他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并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个时候，晋察冀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了。它是连接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与东北地区的重要战场，是避免解放区战场被国民党军从东西、南北分割的重要地带。所以，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指出：“完全保障察哈尔省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支援东北，父亲毫不含糊。后来父亲回忆说，先后划归东北的晋察冀部队有十几万人，此外，还有14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以及晋察冀的大片地区。他们支援东北，很多时候是主动进行的，这些后来都得到了中央的赞同。

杨成武上将有一次告诉父亲，进行平津战役时，罗荣桓在前线指挥部曾经向他和杨得志、罗瑞卿说，支援东北，华北出了很大的力。没有华北的支援，东北要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一是你们出了很多部队到东北参战，二是你们拖住了华北的敌人，不使他们出关。

晋察冀不单单是支援东北。据战史记载，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前后，先后从晋察冀调往120师、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和东北的部队，达32个主力团和25个架子团，以及大批地方干部。晋察冀做出的贡献显而易见。

有个父亲的老部下告诉我，说：“你父亲在战争年代是很大方的，他的部队经常被抽走，而且都是主力部队，他连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笑了笑。心想，我的父亲是讲大局的，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是不会计较自己的“实力”大小的。

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马上展开了“抢地盘”的斗争，双方都有些急眼，都想多占一些地方。但是，在晋察冀军区，由于先前部队的过度分散，问题马上出现了。

父亲离开延安回到晋察冀的第三天，就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军委命令晋察冀抽调2.5万人以上的兵力，配合贺龙的晋绥军区部队，粉碎傅作义向晋绥解放区的进攻。父亲决定抽调冀察、冀晋、冀中3个纵队，协同晋绥军区的5个旅，共5.3万人，进行绥远战役。

当时父亲就觉得，仓促进行绥远战役心里没底，但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他不担心敌人，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自己不少新整编的部队还穿着便衣，缺乏训练，武器庞杂不一，让他们仓促上阵打大仗，困难很大。特别是冀中纵队，他们在整编前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每人头上蒙一条羊肚毛巾，所穿的衣服五花八门。部队在开进途中，改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还以营、连为单位按口径调整了步枪，匆匆完成了战役前的准备工作。

傅作义的总兵力虽然只有4.7万人，但加上阎锡山守卫大同的部队，约9万人，进行绥远战役的八路军兵力上处于劣势。尤其是傅作义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他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算是最能打仗的。所以，这一仗的前景莫测。

后来的事实证明，绥远战役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战役。两个月的时间里，尽管父亲和贺龙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虽歼敌1.2万人，却总是无法歼灭傅作义的主力，没有达到收复归绥的目的，而且自己损失也不小。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绥远战役是一个从民族战争转向阶级战争、从游击战到运动战转变期间的战役，晋察冀部队仓促编为野战军，长途远征，准备严重不足，还没学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坚战，因此，仗没有打好，教训深刻。父亲由此得出结论：没有把握的仗，你不要勉强去打；抓鸡不成，不要把米也蚀掉了。

23  家的感觉真好

如果把父亲从延安回晋察冀比作回家的话，那么，我也终于迎来了回家的时刻！

1932年，父亲离开我和母亲，走了；1935年，母亲又离开我，也走了。我孤零零的一个5岁的孩子，寄养在上海嘉定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的家里。毛齐华也是长年不在家，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有三个孩子，还有年迈的老母亲，全家就指望他的爱人，因此家里生活十分困难。

我就在艰苦的乡下环境中一天天长大。那几年，我受尽了磨难，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下地干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挨打。更要命的是，村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有人见我没爹没娘，见了面就骂我，说我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

夜里，我常常在睡梦中哭醒：我的父母在哪里？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在我渐渐长大之后，更是什么都干，否则就没有饭吃。我种地、做饭，还给人家当过一段时间的长工，帮人带孩子，每月能换来一斗米。在地里干活，割麦子也好，插秧也好，我比谁都快。我还学会了纺线和织布。得了疟疾，一会冷一会热，照样下地干活。有一回，到地里摘棉花，不小心扎破了小腿，鲜血直流，我就用泥巴把伤口糊上，后来感染了，不停地化脓，最后烂到了骨头。小腿上的这个伤疤陪伴了我一辈子。

幸亏毛齐华叔叔的老母亲对我还好一些。我叫她老奶奶。我和老奶奶相依为命。老奶奶说，我是他儿子托付来的，她一定要把我养大，以后好对儿子有个交待。我伤心难过的时候，她总是劝我：“别难过，小时候受苦，将来长大了一定有福气。”

在和父母分别的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更不可能知道父亲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他们只是给我留下了模模糊糊的影子，甚至父亲连影子都没留下，他走的时候，我才两岁多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牵挂我的人里面，除了父母，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周恩来伯伯。

周伯伯自始至终地关注着我的命运。我的父母亲从未向他提过寻找孩子的事情，他却一直把事情挂在心上。大约在1938年，上海战事平静下来后，周伯伯百忙之中，委托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龚饮冰同志负责寻找我，打算把我找回来，送到延安，或者是送到我父母身边。龚饮冰派出的两位地下党的同志来到了嘉定乡下，找到我住的小破屋里，他们说：“丽丽，我们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我不认识这两个人，对他们的突然到来感到害怕。他们越想把我带走，我越是恐惧。我躲到炉灶后面，警惕地说：“你们是骗子，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爸爸妈妈找来，叫他们自己来接，别人不行！”

任他们怎么劝说，我就是不跟他们走。两位叔叔担心说多了暴露身份，只好悄然离去了。

后来老奶奶去世了，我的日子更加的苦。到后来，我甚至记不得自己的年龄了。大约在我十三、四岁那年，我考上日本人在嘉定办的嘉丰纱厂，成了一名童工。纱厂里的工头们都是吸血鬼，他们又凶又狠，那一时期，我亲身经历了黑暗社会中工人所受的欺压，亲眼目睹了姐妹们悲惨非人的生活状况。

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也逐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这时候，周恩来伯伯又指示，无论如何要找到我。几经周折，党组织派毛齐华叔叔亲自回家乡寻找我。他很快找到了我。那天，我穿了一件土布缝制的棉袍，提了个小包袱，忐忑不安地跟毛叔叔到了上海。毛叔叔告诉我，这回一定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身边。他还问我，孩子，想不想爸爸妈妈？

我的眼泪马上下来了。谁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这么多年了，我连父母的一点音讯都没有，人们都说我是野孩子。只要找到了爸爸妈妈，我就不是野孩子了。我抹去眼泪，兴奋地期待着见到父母的那一天。

一个多星期后，几个地下交通员陪同我坐上一艘小船，去寻找不知在何方的我的父母亲。小船到了江苏淮阴，叔叔们把我带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见到了司令员张鼎丞叔叔。这位解放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和蔼的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我叫到身边，拿出一张画报，指着画报上的一个穿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说：“来来来，你看，这就是你的爸爸。”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的真名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

在淮阴停留几天，我继续北上。不久，到达北平。党的交通员把我送到北平军调处。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伯伯。他算是我们家的老相识了，很小的时候，在上海，他就抱过我，当然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叶剑英伯伯非常高兴地把我接到景山东街他的住处，给我弄来吃的喝的，然后他拿出一张照片，笑着说：“看看，这就是你的爸爸。你就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我接过爸爸的照片，欣喜地看了又看，小心地放在了衣袋里。

1946年4月16日，从北平开完会准备返回部队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带着我一块乘军调处的值班飞机，飞临张家口。飞机落地了，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前来接我。坐进吉普车里，范叔叔一路上和我说话。我说上海土话，范济生说带有河北味儿的普通话。我们说了一路话，有趣的是，他的话我没听懂几句，后来也才知道，我说的话他也没听懂几句。
我们到了军区司令部驻地东山坡，范叔叔指着一排平房的门说：“那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赶快去吧！”

这句话我听懂了。我有些慌乱地走过去，推开一间平房的门。阳光照进屋里，我见到一个看上去身体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大概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后来我得知，母亲是不久前，步行一个多月，才从延安到达张家口的。

在我发愣的当儿，她猛地站起来，一下子认出了我，惊喜地说：“丽丽！是丽丽！”

母亲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拉到怀里，哭出了声。我也忍不住哭起来。哭了一阵，心里踏实多了。我们母女二人说了一大堆互相思念的话。不多时，外面响起脚步声，妈妈抹一下眼泪，我也擦干眼泪。

一个高大的男人来到了屋门口，停住脚步，定定地打量我。母亲百感交集地说：“丽丽，你看，谁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来人，急忙掏出叶剑英伯伯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左对右看。那人明白了什么，哈哈笑着，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

没错，是我的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泪水不可遏制地再度奔涌，我泪流满面，泪眼模糊。爸爸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他走上来。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肩头，安慰我，劝我不要哭。他感慨地说：“14年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以后我再也不用看你小时候的那张照片了。”

是的，在与父亲分别14年后，我终于回家了。在父母身边生活，有家的感觉真好！我把1946年的4月16日当成我的再生之日。

刚到家的那两天，我们倾诉着离别之苦，我听不懂父亲的四川话，父亲也听不懂我的上海土话，母亲就做我们两个人的翻译。谈起我所受的苦，父母亲一次次掉下眼泪。有一次，我带着怨气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把我丢给人家不管？”
父亲正色道：“孩子，你不要怨恨爸爸和你的妈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才这么做的。要恨，你就恨我们的敌人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里，父母亲也是聚少离多，父亲带兵打仗，东奔西走，常常顾不上母亲。有一次，母亲写信给父亲，倾诉离别之苦，还半开玩笑地写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荣臻，你是几过家门，也不来看看我，现在你也成了大禹啦……”这封信被军区司令部的一位参谋误认为是公函，拆开一看，才知道拆错了。军区参谋长孙毅赶紧嘱咐那位参谋不要声张，把信重新封好交给父亲。当时父亲实在太忙，匆匆看了信，竟然没察觉信被拆开过。几十年后，绰号“孙胡子”的孙毅将军提到这件事，我的父母亲才知道竟然有过这种事。

那段时间没有仗打，父亲相对轻松，他带着我到人家串门，一次次地说：“我的女儿丽丽找到了。”大家都恭喜父亲，说：“聂司令员找到了女儿，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父亲限我十天学会说普通话。我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父亲说，他的四川话好听，别人也能听懂，不像我的上海土话，谁也听不懂。

不久的一天，父亲安排我到张家口第一完小上课，还把一个日本制造的黑色皮包送给我，说这是我的书包。我都16岁了，还要上小学，有些难为情。父亲说：“只要是学习，哪怕年龄再大，也不丢人。学到了本领，才能为劳动人民做事情。”
我背起书包到张家口第一完小四年级上课了。在学校里，我仍然叫过去的名字——李丽。北平解放后，我才改姓聂，叫聂丽。文化大革命时，改成现在的名字——聂力。

父亲送给我的这个书包我保留了一辈子。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刚刚见到父母的情景，想起父亲鼓励我学好本领的那些话。我有了家，成为幸福的人。却有人失去了家，失去了父母。就在我到达张家口的那一天，我见到父亲之前，父亲刚刚参加完公祭“四·八”烈士纪念大会。

1946年4月8日，叶挺和夫人以及王若飞等人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噩耗传来，父亲悲痛万分。叶挺曾经是他最亲近的战友和同学，也是他最佩服的人之一。16日上午，在张家口公祭“四·八”烈士纪念大会上，父亲以低沉的嗓音讲话，泪水不可抑制地流下来，他亲自写了一副长长的挽联，献给永远离去的战友——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父亲伤痛之余，想到了叶挺的孩子。叶挺有九个孩子，父亲想收养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算是对老战友的一个交待，一种纪念。他通过党组织提出了建议。不久，叶家的老二叶正明、老四叶华明就来到了张家口，和我父母以及我住在一起。我亲耳听到父亲对他们说：“孩子，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在我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就这样，他们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父亲工作忙，有时顾不上照顾他们，我的母亲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可以说对他们无微不至，什么都替他们想到了，有时连我都跟着“吃醋”。母亲说：“你想想吧，你叶伯伯不在了，咱们为他的孩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父亲去世后，有记者采访叶华明。此时在深圳担任先科激光公司董事长的叶华明流着眼泪说：“由于聂帅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待我们就像亲生儿子一样。1949年我随聂帅到北京后，也一直住在他家。1950年广州解放后，我把弟弟叶正光也带到聂帅家。中学时，我在北京101中学住校，每星期六回到聂帅家，他总要厨师多做几个菜。”

华明高中毕业后，有一天他对我父亲说：“伯伯，我想当兵。”

父亲犹豫了片刻，说：“孩子，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不过我考虑，你还是继续读大学吧，你的成绩很好嘛。读了大学，能够多为国家做贡献啊。”

华明不甘心：“伯伯，我身体好，很想去当一名飞行员。”

“是这样啊……”父亲眼里掠过一丝忧虑，“身体好，也不见得就能验上飞行员。”

华明不依不饶：“伯伯，我觉得自己肯定行。”

父亲上前，拍拍华明的肩膀：“孩子，我的意见，你还是继续上大学。”

“为什么？”

“因为……我该怎么给你说呢？唉，你的父母亲就是因为飞机失事离开我们的，一想起来我心里就……”父亲说不下去了，眼圈红红的。

懂事的华明终于理解了他的伯伯，点点头，走开了。

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聂帅夫妇对抚养的叶挺将军子女的关爱，时常超过聂力。叶家子女如果节假日从学校回来晚些时，老夫妇总是放心不下地询问。一次晚饭时叶正光坐在桌前不吃不语，追问才知滑冰不慎摔成手腕骨折，聂帅夫妇见此，饭也没吃好。瑞华同志放下碗叫上我一起陪同叶正光去医院治疗，并让他在家住了几天。他回校后，瑞华还去看望他，请班主任管住他不要参加体育活动，待彻底好了，老两口才放下心来。闲暇时，聂帅夫妇就找他们聊天，有时说说笑笑，有时严肃教诲，有时玩玩扑克。聂帅的严肃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参加玩扑克、下象棋等娱乐，都是严肃认真的，发现他们“偷牌”、“打电话”等违规现象时，聂帅决不因为是玩而迁就。我亲历一次，聂帅就严肃地教诲他们说，干什么事都得要严肃认真，玩也是一样。要取胜就得动脑子，不能靠耍小聪明，靠搞鬼点子骗人，那是不行的。聂帅夫妇对他们都非常喜爱，真可谓关怀备至，但
发现他们有什么小毛病，从不姑息迁就，总是循循善诱，严格要求。他们都勤奋好学，聂力年年是三好学生的获得者，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苏生。叶华明也是如此，在苏联留学5年，年年获得优质奖章。叶正光、叶启光也先后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聂帅夫妇辛勤耕耘，孩子们茁壮成长，老人倍感欣慰。

和住在家里的孩子们相比，我的年龄是最大的，我与叶家子女以及姨妈、姑妈的孩子共同生活相处多年，说实在的，我总是以大姐姐的态度对待他们，爱护照顾着他们，他们也是姐姐长姐姐短的，遇事就愿意找我诉说。刚解放那几年，就连任弼时、杨尚昆等领导人家里的孩子，也时常来找我玩，他们背后叫我“儿童团长”。

24 放弃张家口，到底是对还是错

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的省会，是八路军在解放战争前夕夺取的最大的一座城市，它比延安还要大，是塞外的战略要地，延安和南京都很看重这座城市，一个打内心里想守住，一个想尽快夺回来。蒋介石想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占领它，傅作义想把它拿到自己手中。解放战争初期，张家口是一个焦点。

早在绥远战役之后，父亲就有撤出张家口的考虑。那时父亲认为，未能消灭傅作义的主力，造成张家口两面受敌——西面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傅作义，东面是虎视眈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张家口是守不住的。因此，他开始从张家口大量往北岳山区转移战略物资，其中，光105口径榴弹炮的炮弹就有几万发。解放战争后期二野、三野把105炮的炮弹打光了，父亲精心保留的这批炮弹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晋察冀军区部队先是与晋绥部队配合，进行了晋北战役，后又与晋绥部队一起，发起了大同、集宁战役。实事求是地说，这几次战役都打得不太理想，尤其是大同战役时，由于前线指挥员指挥不当，失去了歼敌良机，本应打出一个漂亮仗，最终却成了“夹生饭”，不得不主动撤围大同，使张家口东西两面受敌，形成被动态势。

在撤还是守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即使在高级干部中，分歧也很大。一种认为守不住，弄不好被迫撤退，那损失就大了；一种认为西有晋绥军区等部队配合，只要下决心，就可以守住。其实，更多的人是舍不得丢掉张家口，这是抗日大反攻以来我军攻占的唯一的大城市，当时拿下它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高兴得很，怎么能舍得放弃呢？

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在这封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看了这封电报，父亲心里更有数了。

那段时间，很多人上门找父亲谈论这事，父亲反复地解释说，我们要实事求是，能守住最好，实在守不住就要做放弃张家口的准备。其实，父亲主意已定：在合适的时机，主动放弃张家口，不能在这里与敌人过多纠缠。但在撤退前，要把张家口当作诱饵，争取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父亲主持召开的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上，父亲力排众议，说服了一些原先决意死守的高级领导人，会议做出了必要时放弃张家口的决定。不久，中央复电，原则上同意放弃张家口。

9月底，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从东、西两面倾全力进攻张家口，并且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到北平部署作战事宜。父亲和其他军区领导指挥部队节节抗击进犯的敌人，尤其是在东线，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在东、西花园、怀来等地拼死与敌人抗争。在激烈的战斗中，消灭敌人1万多人，自身虽然也伤亡较大，但把敌人的6个师挡住了，敌人迂回怀来，进而大踏步进逼张家口的企图被粉碎了。

如果不是后来突然出现了变故，是可以实现父亲“利用保卫张家口作钓饵，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战役目的的。这个变故就是在张家口的北面，突然出现了傅作义的部队。

嫡系国军在东线受阻，蒋介石玩弄了一个“以利诱之”的惯伎，下令把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这就大大刺激了傅作义的积极性，他急忙调集2万兵力避开西线晋察冀部队设防地区，从集宁向东穿过几百里的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地区，于10月8日占领大清沟、张北。于是，情况急转直下。

对于敌人的这一偷袭，我们的情报部门也没能发现。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彭富九对于没有破译傅作义偷袭张北的行动一直耿耿于怀，全国解放后，他找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主任了解情况，这才得知，当时，狡猾多端的傅作义怕泄密，内部没有用蒋介石统一的密码，他自己另搞了一套，蒋的电报比较正规，傅的电报故意搞得颠来倒去，把时间和签名插在电文里面，致使破译十分困难。彭富九还了解到，傅作义没有破译机构，但架了几部电台测向，听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以此得知解放军在西南面有主力，而在张北方向空虚。这就促使他下决心从张北偷袭。

应该说，父亲在张北方向是个失着，他只部署了一个团在万全地区警戒，要张北的地方部队“注意西面敌骑兵之扰乱”。对于这个失策，父亲并不避讳，他后来检讨说：“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进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直插张北估计不足。”

就是因为这个变故，使张家口撤退蒙上了一层阴影。

父亲紧急部署撤退。蒋介石下令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截至10日晚，父亲还在张家口。他告诉最后撤退的部队，对于张家口及其附近的建筑设施，例如下花园发电厂、张家口飞机场等等，都不要破坏，一来那里还有人民群众，二来撤出来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还会回来的。
但是，下花园的发电厂还是被破坏了，后来查明，那是工人搞的，他们思想不通，不愿把发电厂留给敌人。一瞬间，山城的灯火全部熄灭。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撤退的那天晚上，一轮明月悬在天上，好似也有送别之情。各部队都撤完了，我们才在明亮的月色中，告别了这座塞外山城……在回根据地的路上，中秋节的夜晚正好经过清西陵，天上的月很圆很大。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下了车，观赏了月夜的西陵景色，可真是悠哉游哉了！”

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兴高采烈，下令第二天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国民党上层为此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宣传机构大肆叫嚣：“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张家口毕竟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丢掉的第一个较大城市，在我方内部引起较大争议。40多年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那时候有些同志，尤其是党政机关的一些同志，思想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对于为什么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过不去，好像撤离了张家口就不得了，什么都完了似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艰苦奋斗抗战八年，钻了八年的山沟，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可是，我们刚进张家口一年多点儿，为什么又把它让给敌人了？

还有一些同志，好当事后诸葛亮，在张家口弃守问题上，说长道短，大发议论，说张家口不能丢，应该怎么部署，怎么进攻，怎么坚守等等，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就是忘了一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

父亲的助手、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上将后来说：“放弃张家口，中央局开会表决，我首先表示同意。党内思想工作难做，有人战略眼光差，就事论事。；在为放弃了平绥线，才能到平汉线上打击敌人的弱点。我和聂荣臻同志是看到了这一点的。这是个正确的措施。”

针对有些人思想拐不过弯来的状况，晋察冀中央局于撤出张家口12天后，在涞源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父亲作了主要发言，他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正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嘛！所以，我们撤离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嘛！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

父亲又说：“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的力量又弱于敌人，就是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想走走不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家口就变成了一个包袱，看你有没有决心把它丢掉。而我们决定撤离张家口，就是决心丢掉这个包袱，回到我们的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在那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以在运动战中歼灭更多的敌人，这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

这次会议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半年后，中央放弃了延安，也没有人再大惊小怪。

此后很多年，晋察冀的很多老同志一直记着涞源会议，说那是令人难忘的一次会议。它是晋察冀军区部队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关键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晋察冀的部队就用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来回报人民了。

第九章  决战华北

25  捷报频传的季节

初夏的白洋淀，阳光灿烂，波光闪烁，凉风习习，早开的荷花随风摇摆，大片荷叶连碧天，大群的鱼儿在水中游弋，大批的水鸟在天上翻飞，令人目不遐接，心旷神怡。几艘小木船在芦苇丛中穿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打头的一艘船上，坐着我的父亲，他身边的那位看上去敦厚朴实的长者，是朱德总司令。

这是1947年5月下旬的一天。4月26日，朱德和刘少奇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晋察冀军区的大本营——阜平城南庄，当时父亲在前方指挥正太战役，没能亲自迎接他们。直到5月3日，正太战役行将结束，父亲才风尘仆仆赶来见朱德和刘少奇。
1947年的初夏，父亲的心情格外好。主要是因为正太战役打得漂亮，这一仗共歼敌3.5万人，控制了获鹿西迄榆次约180公里的正太铁路，解放沿线7座城镇，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敌人。

说实在的，晋察冀军区已经很长时间没打这么痛快的仗了，从延安回到晋察冀后，父亲太紧张了。绥远战役没打好，集宁、大同之役又没打好，让傅作义偷袭得逞，不得不撤离张家口，更是引起各种猜测议论，父亲感到压力很大。有些人开始怀疑父亲的军事指挥能力，认为他打游击战还行，做群众工作，搞根据地建设都没问题，但是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欠缺。

正太战役的胜利结束，终于让父亲松了一口气。他心情舒畅，眉头也展开了，他兴致勃勃地陪朱老总游览美丽的白洋淀，两人用四川话没日没夜地交谈，偶尔还乘兴打打猎。

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的仗没有打好，处处显得被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像别的军区那样，人家总打过几次出彩的战役。父亲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员，自然负有责任。但是，父亲有他的苦衷。说起客观原因来，1944年的晋察冀高干会议算是一个，前面已经说过，这次会议使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军政素质受到了很大影响，部队缺乏打大仗的基础，这就直接造成绥远战役没打好。

支援东北和其它地区，抽走了若干晋察冀的主力部队，使自己的实力受到一定削弱，也可以算一个。

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后，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2月1日，中央下达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从此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3月6日，父亲接到中央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需精兵减政……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年2月，晋察冀全区共有兵力22.5万人，其中野战军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父亲组织部队精简整编，野战军由9个纵队减为4个，总计复员约10万人。

当年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回忆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内战的危险估计不够。为此我给聂司令写了封信：减这么多人不行，国民党没有诚意。这影响了以后的战争进程。那一段有点失误，对解放战争初期作战不利，拳头不硬。

对于这个问题，父亲思想上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紧迫的战争趋势，但一方面中央又有精简整编的指示，而且他曾经向周恩来请示过，晋察冀军区打算砍去5个纵队，周恩来点头同意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失策，父亲需要承担一定责任。而在别的军区，人家就没有减多少人，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有位军事研究人员对我说：“聂帅这段时间如果说有失误，那就是太听中央的话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他太不折不扣了。他没有留一手。”

这次大规模的精减人员，是晋察冀军区解放战争初期没打好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正太战役的顺利结束，使父亲感到，军区部队和他本人都走上正轨了，可以打更大的、更漂亮的歼灭战了。果然，一个月后，又接连胜利进行了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这两个战役加上前面的正太战役，被战史专家誉为晋察冀军区的“三战三捷”。

在华北战场上，我军自此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

这个时期，父亲不光是带兵打仗，他还得分心抓根据地的建设。土改问题一直是根据地建设中最重要的工作，中央工委初到晋察冀时，有人对晋察冀的土改进行了批评，认为父亲等人手软，对地主打击不力，并且在土改会议上点名批评父亲右倾。从此以后，就搞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到处“搬石头”，挖浮财等等。这种“左”的倾向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在晋察冀造成了很大影响。面对残酷的现实，父亲深感忧虑。

指挥作战的间隔，父亲找到刘少奇谈自己的想法，他说，解放战争时期搞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它什么？消灭它的剥削，不是消灭肉体。平分土地，地主、富农都应该有一份，使他们都变成劳动者，有什么不好呢？可是，最近有人在晋察冀土改工作中做得太“左”了，死了不少人。为什么把地主、富农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呢？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是绝对错误的。

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父亲的意见。这次谈话后，晋察冀某些地区土改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1947年10月，经历了大战磨练、士气正旺的晋察冀部队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蒋介石的嫡系第3军。这便是著名的清风店歼灭战。

第3军原驻守石家庄，在我军的“调动”下，同时在蒋介石的驱动下，离开坚固的城市，北上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得到准确情报后，父亲立即与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人紧急制定了作战方案。这个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清风店地区，而此时，第3军离清风店约45公里，我军主力还在徐水地区，相距120多公里，必须用比敌人快两倍的速度强行军，在一昼夜内到达清风店地区。很多年以后，参加过此次战役的老战士，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大战前的那次急行军，他们昼夜兼程，吃饭都是边走边吃，次日一早，部队进入高阳以南的老解放区时，群众已经把早餐摆在街头，把饭送到战士的手上，冀中人民在一夜之间为这次战役动员了9万多名民兵和民工，3400多辆大车，1万副担架，充分显示出老解放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人民战争的威力。父亲在后方指挥所得到这个消息，欣慰不已。屈指算来，从他初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现在，已经快有10年的时间了，广大人民群众完全站到了共产党一边，有这样的人民支援，就会不断地从战场飞来胜利的捷报。

我们的主力部队终于赶在了敌人前面。经两天两夜激战，全歼敌第3军1.3万人，敌人无一漏网，并且活捉了其军长、副军长和一个师长。加上打援所消灭的4000多，此役共歼敌1.7万人。

第3军军长罗历戎被俘后提出要见见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聂荣臻，他是黄埔一期学生，据他说当年曾听父亲讲过课。父亲在前线指挥部接见了他。罗历戎表示很惭愧，后悔不该替蒋介石卖命。父亲鼓励他重新做人，努力学习，好好改造自己。此人解放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清风店歼灭战，是一次重大胜利，中共中央专门致电祝贺，朱德即兴赋诗一首——《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

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报捷后，石家庄的敌人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父亲就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乘胜夺取石家庄的问题。毛泽东很快回电，完全同意适时攻打石家庄。

石家庄守敌虽然只有2万多人，但它毕竟是个大城市，城防坚固，从日本占领时代开始，就不断加修工事，据情报显示，石家庄的大小堡垒，就有6000多个。敌人曾经扬言：“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

在当时，攻打一个省会城市，是需要胆量的。朱德支持父亲坚决打，并且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这更加坚定了父亲的决心。他们的部署是，考虑到石家庄地处平原，解放军没有坦克、飞机掩护，很难靠近城池，确定以阵地战的进攻为主，用地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逐步推进。11月6日，也就是清风店战役结束后的第14天，父亲下达攻打石家庄的命令。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这毕竟是解放军头一回攻打一个大城市，缺乏经验，但各部队士气旺盛，勇猛突击，进展相当顺利。战斗进行的过程中，父亲念念不忘部队的入城纪律，8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布了《必须尽力保护石家庄不受破坏的指示》，对入城部队做出了各项规定。由于工作细致，很多事情想在了前面，部队进入石家庄后纪律很好，证明解放军不但能打下大城市，而且能管好大城市。

6天之后，石家庄顺利攻克，全歼守敌2.4万人。它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打下的第一座大城市，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这以前，我们钻山沟，现在，我们要进大城市了。打下石家庄，是一个最好的象征，象征着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开始由农村真正走向城市。

1年前，晋察冀部队放弃张家口时，曾经受到责难，1年后，他们打下了一个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引起一片喝彩。至此，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对以后的华北战局定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仅仅1年的时间，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父亲深感欣慰。

中共中央又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朱德总司令致电父亲转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予以嘉勉。嘉勉电称：“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颇有诗人气质的朱老总又即兴赋诗一首——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丢了石家庄，大大震怒了蒋介石。他亲自飞到北平，撤销了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撤销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揽华北五省军事指挥大权。傅作义将正规军编为3个机动兵团：平汉兵团、津浦兵团、平绥兵团，实行“机动防御”，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变被动为主动，反守为攻。

傅作义是父亲的老对手了，当年父亲曾吃过他的亏。在当时或者是以后，没人否认傅作义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一员悍将，他确实是个出色的指挥官，但他所效力的那个阶级却正在被历史所抛弃，所以他的命运注定是一个悲剧。

面对傅作义，父亲继续展开攻势。仍然是老办法，先“调动”敌人，再寻机歼敌。1948年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傅作义赖以起家的老部队——“王牌”第35军就被“调动”到保定以北的涞水一带，父亲调动自己的3个纵队，歼灭该军的新编第32师，重创了被傅作义称之为“一块金子”的第101师，共歼敌7000多，该军中将军长鲁英鏖举枪自杀。给了刚上台的傅作义当头一棒。

这以后，仍然是捷报频传。在北面，他们把敌人压缩到平绥路沿线，使张家口、大同失去了屏障。这两个傅作义十分看重的城市遂处于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便傅作义增加了西顾之忧，无法抽调兵力出关增援东北。

5月9日，中共中央命令，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建立华北局，两大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父亲任军区司令员、华北局第三书记。薄一波任军区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兵团：第一兵团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二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政治委员罗瑞卿。不久成立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的总兵力为11个纵队（军）、32个旅，共46万人。

到这时，华北的部队空前的强大。但是解放后，很多人觉得，平津战役之前，华北打的大仗不多，他们片面认为，华北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不像其它几个野战军，打了那么多有名的仗，横扫千军，所向披靡，夺取了那么多的地盘。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不了解这个时期的实际情形。据战史专家的解释：1948年夏天以后，华北形势大好，纵横驰骋，所向皆捷，倘能集中部队，是可以打大仗的。但是在全国的棋盘上，毛泽东另有考虑，这就使聂荣臻不可能收拢五指，形势需要他做全国棋盘上的配角。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讲道：“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们把三个主力兵团集中起来，攻夺某个较大的城市，或以围点打援的方式打一些大仗，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是从华北的局部考虑的，从夺取全国胜利的全局考虑，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解放战争的进程安排，已经胸有成竹了。”

26  毛泽东来了

2002年秋天，我决定到老区寻访的时候，其实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阜平城南庄。战争年代，父亲在晋察冀的很多地方落过脚，但是他在城南庄住的时间最长，对这个地方的感情也最深。城南庄的两间小平房记载了他日夜操劳的身影。城南庄是晋察冀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在我所见过的父亲的雕像中，矗立在城南庄纪念馆里的那尊父亲的雕像，是最像的一尊，不但形似，而且神似。走到那尊雕像前时，尽管我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还是不可抑制地留下了热泪。

纪念馆的同志指着两间平房告诉我，当年我父亲就住在这里。又说：“毛主席来城南庄的时候，也和江青住在里面。”

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48年4月13日来到了晋察冀。这令父亲和晋察冀的同志深受鼓舞。

毛泽东决定把大本营放到华北地区，既是对华北工作的肯定，对华北的放心，同时也说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华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4月13日的傍晚，父亲在城南庄五六里外的地方，迎到了毛泽东的车队。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当机要秘书，后来担任我父亲办公室主任的刘长明回忆说，一见面，父亲就十分高兴地说：主席，已经三年多没见到您了，看来主席的身体还好，你们转战陕北很辛苦，同志们都担心你们的安全。周恩来说：本来延安是后方，蒋介石一进攻，陕北也成了前方了，转战陕北，遇到的风险不少，都安全地度过来了。

随后，父亲等人在前面带路，很快来到城南庄。那一天，城南庄戒严。老百姓们不懂什么叫戒严，越是不让出门越感到好奇，很多人跑到房顶上去看热闹，庄里的那些平房差不多全成了看台。百姓们那时还不曾见过毛主席的像，所以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只知道来了大人物。

父亲他们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迎进小院。这座小院便是人们常说的军区司令部，平常父亲和军区部分领导以及作战科住在这里。为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其它人都搬了出去。

毛泽东和江青住进我父亲刚刚腾出来的两间房子，父亲搬到隔壁一间平时空着的小房子。那两间房子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在当时，算是最好的条件了。周恩来和任弼时住前面的一排，再往前面的一排，住进了胡乔木、陆定一、陈伯达、叶子龙等人。这三排房子用围墙围成一个院子，后面依托着一座小山包，从毛泽东的那排房子向后走，出后院门便是一个建在山坡上的简易防空洞。小院距城南庄还有一段距离，虽然简陋，但是清静幽雅。

毛泽东说：“我们一来，就让你们腾房子，太不客气了。”

父亲说：“就这么几间好一点的房子，你们难得到这里来，理应这样。”

父亲注意到，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谈判回来后身体一直不好，后又经过了艰苦的转战，身体没有得到恢复。父亲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好好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毛泽东来了后，父亲知道他夜间办公白天睡觉，而且睡眠不好，所以轻易不去打扰他。那时父亲患有气管炎，早晨起床后经常咳嗽，为了不影响主席，父亲一大早就躲到外面去。他还派了个警卫员，用长竿子驱赶树上的麻雀，以免它们惊扰睡梦中的毛主席。

几天后，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就到西柏坡去了。

毛泽东在城南庄大约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父亲每天都能和他接触，他们可以说无话不谈。当年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在抗战前夕，父亲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可以有很多的往事供他们回忆。

有一次，他们作了彻夜长谈。毛泽东说：“一过龙泉关，觉得沿途的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时到了兴国一样，群众见了我们都是笑逐颜开。”

毛泽东对晋察冀人民群众的称赞，让父亲感到开心。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父亲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他们谈起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谈到在中央苏区时“左”的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在那时，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红军每往外走一步都很困难，这是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带来惨重的损失。

父亲适时地向主席谈起，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也没出现当年苏区的那种对立情况。这便是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真正的原因。

谈到当时的中心工作——土改问题，父亲说：“晋察冀的土改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有的地方出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我们逐渐纠正过来了，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不能把他们全推到敌人那边去。”

毛泽东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他同意父亲的那些做法，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

谈着谈着，过了午夜。父亲发现，毛泽东谈兴正浓，毫无倦意。他突然提出：“能不能搞点酒来？”

父亲笑了。立即吩咐警卫员到厨房弄了点本地产的枣酒，还弄来了一点小菜。二人慢斟细酌，侃侃而谈。毛泽东谈起关于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可以打持久战，但是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军的力量，去年已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下一步拟让陈（毅）粟（裕）大军的一部分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敌人只固守几个大城市，部队编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

这是毛泽东来城南庄后，第一次谈起他的战略构想，父亲听得很兴奋，很过瘾。不知不觉，天亮了。

不久，粟裕来到了城南庄，向毛泽东面陈大军暂不过长江的理由。父亲听了粟裕的意见，感到有道理，也向毛泽东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

很快，毛泽东改变了华东野战军原拟过江的方案，这才有了后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逐鹿中原。

在城南庄和毛泽东接触的那段时间，父亲深深感到，毛主席正是全盛年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文韬武略，举世无双。他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

有一天，毛泽东突然说：“我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我去苏联休养，我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父亲认真想了想，说：“斯大林邀请主席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

毛泽东问：“为什么？”

父亲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闷头抽烟，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他正式决定不去苏联了。

在城南庄，尽管毛主席身体不好，但父亲发现，他仍然是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年五一节，他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父亲，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

父亲最担心的就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

但是，父亲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而且还不小。

5月初的一天早晨，父亲像往常那样按时起床，散了一会步，然后坐到小饭桌前，一个人吃早饭，突然接到报告，说有敌机在沙河一带活动。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机群的轰鸣声。敌机飞来飞去是常事，要在以往，他不会太在乎。可是毛泽东在这里，他必须特别警惕，于是推开饭碗，跑到院子里，看到一架野马式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又有一架声音沉重的敌机跟上来，这时已经能够看清，是B-25轻型轰炸机。

父亲知道大事不好，疾步跑向毛泽东的住处。此时毛泽东身穿蓝条睡衣，刚睡下不久。父亲跑到他的床前，急切地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

一听敌机来了，江青赶紧跑向了防空洞。毛泽东睁开眼，坐起来，若无其事，然而又是很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都到这时候了，毛泽东还在开玩笑，父亲急了。这时，参谋长赵尔陆也来到房间。父亲急得一连声地说：“主席，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仍然不想动。

父亲只得命令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很快，担架拿来了，父亲冲赵尔陆一使眼色，两人伸手连拉带拽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来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地接过到了担架，一群人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他们刚进洞里，敌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许多年后，父亲回忆说：“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主席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和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当时在场，他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他回忆说：“得知敌机确已全部飞走，聂总才请毛主席回房休息。这次敌机共投了4枚杀伤弹，其中1枚落在聂总住房前面（毛主席住在此房里），1枚落在营门口没有爆炸。聂总曾要工兵来把炸弹拆走。饭后，毛主席出去散步，见到没响的炸弹，蹲在旁边观看。聂总在院中见此情况，急步跑到毛主席跟前，拉起毛主席就走，一边走一边说：‘不能在这里看！’我从未见过聂总急成那个样子，聂总扯得快，毛主席也没争，但莫明其妙。毛主席离开后，聂总要我再催工兵来拆走。炸弹拆走后，聂总才放心了。”

事情发生后，父亲反复地思考。他回忆说：“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来了，还知道他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父亲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定劝毛主席离开城南庄，转移到离城南庄不远处的花山村住一段时间，花山村夹在两个相距很近的山峰中间，敌机难以轰炸扫射。还好，毛主席表示同意，他在花山村住了没几天，就到西柏坡了。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在父亲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终于才搞清楚，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拉下了水，是他向敌人告了密，引来敌机轰炸。敌特还命令刘从文往饭菜里放毒，因为父亲防范严密，也没有得手。

作战处长唐永健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对毒物的化验手段，聂总就叫用银筷子先试食品有没有毒。而且，毛泽东、聂荣臻吃的是一种饭菜，聂荣臻先吃，毛泽东后吃，即使有毒，这道关也挡住了。”

事情查清后，刘从文和拉他下水的特务孟宪德被人民政府公审枪决。

这次敌机轰炸还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向父亲发难。那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发言说：1948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到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聂荣臻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江青的这个发言上了会议简报。陈毅看了简报，对父亲说：“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心都冷了，真为你捏一把冷汗哟！”

父亲坦然地付之一笑，说：“陈老总，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陈伯达也紧紧抓住这事不放，他在会上指责父亲，说：“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父亲火了，干脆地说：“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

27  担当配角，一样出彩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东北，把华北置于战略配合的地位，即全力控制关内敌军，不使其出关，以支援东北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

拖住傅作义的主力，其实已经成为东北决战的关键问题之一。

8月3日，父亲和杨成武一起，骑马沿滹沱河北上，来到西柏坡领受任务。毛泽东把中央关于发起辽沈决战的两份电报交给父亲和杨成武看，然后，中央五位书记向他们下达进军绥远的任务。毛泽东吸着烟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已经在冀东钳制了敌人，徐向前的第一兵团仍然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现在要杨成武率领第三兵团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的主力拖住在平绥线，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配合东北野战军的行动，这样，就可以保证东北的胜利。

父亲为毛泽东的英明决断感到振奋。毛泽东要杨成武对进军绥远的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因为那里毕竟是傅作义的老巢。毛泽东说：“你搞不到粮食，就站不住脚……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

父亲说：“我们回去之后先开个团以上干部会，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毛泽东说：“对，先开个干部会，由荣臻同志亲自给大家做个动员，困难讲它十条，有利条件最多讲五条，若是谁个不愿去，就在会上说，到了绥远再说，那就不好了。”

父亲当时想，主席多虑了，华北军区的部队已经不会再被困难所吓倒了。4天以后，父亲到狼牙山东麓的远台村，参加三兵团出征绥远的动员会，他慷慨激昂地说：“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傅作义的老巢，给他以重大威胁。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

父亲目送第三兵团踏上了征程。

华北倾全力配合东北，东北的林彪偏生变故。一开始他提出，东北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兵团的行动，如杨成武兵团出动的时间能提前，他也能提前。当中央确定杨成武兵团出动的时间后，林彪又说粮食困难，部队没有雨具，桥梁被冲垮，交通不便等等借口，说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

毛泽东发火了，批评林彪道：“对于你们自己，刚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他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不对的！”
经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林彪才于9月份南下锦州。

第三兵团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归绥，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城下，这一突然的行动，令傅作义大感意外，急调10个师向西驰援。这样一来，张家口又告空虚，第二兵团即向平张线攻击，配合第三兵团的行动，傅作义急忙又调兵回援张家口。在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决战的日子里，傅作义的主力被华北军区部队牢牢吸引在平绥线上，正是由于这种有力的战略钳制，保证了林彪全歼东北的敌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父亲说：“尽管在这个时期内，华北我军打的大歼灭战少一些，但为了完成中央指定的战略任务，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华北我军的指战员也是乐于这样做的。”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打响。在辽沈战役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就在酝酿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配合进行平津战役的问题。

平津战役的大幕拉开，东北野战军继续唱主角，华北军区仍然是战略配合。父亲与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等兵团领导人见面时，要他们坚决按中央军委的部署行动，不要讲价钱，谈条件。

曾经担任华北军区供给部长的周文龙回忆说：“1948年冬，聂总派我去石家庄后勤办事处负责工作，他郑重地指出：全国南北各地都在展开凌厉攻势，华北是连接南北战场的桥梁纽带，华北石家庄后勤办事处，一方面负责淮海战役作战物资的有力支援外，还要准备向太原和平津支援，以及部队挺进大西北的支援工件，任务十分繁重，因此，供应的物资要充分，要做到倾库而出，竭尽全力，把最好的东西优先供给友军，不要留着。”

周文龙说，那段时间，聂总经常教导大家，要树立“全军一盘棋”的思想。

11月中下旬，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华北的敌人抑留住，不使其南窜或者西逃绥远，是能否顺利进行平津决战的关键性问题。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杨成武兵团撤围归绥，用突然的动作包围张家口、宣化，以拖住傅作义的主力，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一是借此掩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二是抓住傅作义的主力不放手。

抓住傅系，也就拖住了蒋系，很显然，傅作义是不会不管他的嫡系部队而率领蒋系南逃的。

实际上，毛泽东发起平津战役，文章是从西线做起的，从撤围归绥，包围张家口开始。因此，华北的同志有时也把平津战役称之为平津张战役。

这一时期，父亲指挥华北军区部队，积极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甘当配角，不争名，不争功，多次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

平津战役后，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分别改称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有人不解，为什么华北军区不改为第五野战军？而在当时，华北军区的三个主力兵团已调往太原前线，况且毛泽东早就有打算，华北军区主力将遂行进军大西南和大西北的任务，配属一野和二野指挥，届时，华北军区的部队所剩不多，这可能是中央没有把华北军区整编为第五野战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私下里，有人戏称父亲为“聂老五”。

继续说平津战役。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

父亲从西柏坡动身去冀东的孟家楼，平津战役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一路上，父亲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民兵，有的赶着满载物资的大车，有的推着小车，不分昼夜，浩浩荡荡朝北平、天津方向前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眼望不到边。他还得知，大清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组织4万多人参加破冰突击队，硬是在两天内砸开了一百多里冰河，使白洋淀和大清河沿岸的船只，能够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一路上，父亲感慨万千。华北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太可爱了。有那么多人民群众自发的支援，共产党解放军焉能不得江山？父亲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他1937年进入华北以来，一幕幕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画面，不知不觉，他的眼睛湿润了……

在孟家楼，父亲与林彪和罗荣桓这两位老战友见面了。几年不见，大家都发现对方变老了，变胖了，也更沉稳了。

说起来，这算是父亲第三次和林彪合作。父亲感到，这么多年过去，林彪的性格还是那样，甚至更沉郁，更冷漠了，更加面无表情，很少主动说话。父亲真有点佩服罗荣桓了，罗荣桓和这样的人配合3年多，不容易啊。

父亲到孟家楼不久，见东北野战军负责译电的二局工作较弱，主动向林彪提出，将华北军区的二局调来加强东野二局，林彪自然是很高兴。不久，二局局长彭富九率领200多人前来报到，从此他们并入了东北野战军。

父亲还提议，将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调到孟家楼，加强对解放北平秘密工作的领导。刘仁率几名助手，带着电台辗转而至，与父亲他们同住在孟家楼。刘仁通过自己的电台，与北平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城工部在抗战时期，工作就非常出色，现在，他们甚至把工作做到了傅作义的家中。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地下党员，她不断地提供准确的情报。

父亲后来回忆说：“几十年来，我打过这么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刘仁和他领导的地下工作的同志，确实是可钦可敬的。”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些好同志，比如刘仁，却在文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

那位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傅冬菊，父亲一直念念不忘。他年近9旬时，有一次见到她，还特意提起她当年的特殊功劳。

在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包围之后，毛泽东下令华北部队进攻新保安的第35军，这支部队是傅作义的心头肉，是华北解放军的死对头，以前多次吃过它的亏，这一回，杨得志的第二兵团仅用11个小时，就全歼其1.9万人，该军军长郭景云同他的前任一样，兵败自杀。消息传到孟家楼，指挥部一片欢腾。父亲情不自禁地说：“打得好，打得好，真痛快啊！”

35军全军覆灭，张家口守敌惊恐万状。傅作义发出“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的命令。但是，杨成武的第三兵团不会放过他们，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第三兵团激战一天，将张家口的5.4万敌军消灭。张家口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父亲的心情无比激动。两年前，他就说过，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还会回来的。现在，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怎能不令他激动万分。

华北军区部队所完成的这两仗不仅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而且把他起家的老本全搞光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从此以后，傅作义情绪低落。

父亲是一个领兵数十万的指挥员，打仗是他的第一工作，他脑子里思考最多的，自然是打仗的事。但是，当北平地下党的同志把傅作义因老本丢光，而思想苦闷的表现透露出来后，父亲的脑子里便开始思索另一个问题：“如果我军歼灭了天津的敌人，把傅作义的海上退路堵死，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

父亲之所以这样想，一来是因为北平是国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实在可惜；二来在西柏坡时，他与毛泽东等人接触中，大伙就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后，拟建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损失越小越好。再说，《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父亲越想越觉得，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父亲把这个想法讲给罗荣桓听，罗荣桓认为有道理。林彪是不是同意这样做？父亲心里没底。有一次，他们三人都在作战室，研究完如何攻打天津之后，父亲谈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他说：“只要我军能够打下天津，傅作义逃跑的道路就全部切断了，这样就有可能迫使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父亲还拿出北平地下党提供的情况，说明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并说：“我们应该把这种可能性，通过不断的努力变成现实。”

林彪听了这个意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你的想法很好，但这只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要靠打来解决问题。”
父亲又说：“在平津地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打下天津不成问题，要打北平也很容易，北平工事不强，敌人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了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解决，我们掌握着主动权，随时都可以下命令去打。不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文化古都保全下来，因为枪炮一响，准得把北平打个稀巴烂。何况对胜利以后建都的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

那天，父亲说了很多，林彪还是摇头，表示他有不同看法。父亲想了想，觉得再争执下去，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单独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提出建议：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据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看到了父亲的电报。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林彪看了这个回电，没有再表示反对。但是，他把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推给罗荣桓和父亲处理，很少主动过问。

事情后来的发展证实了父亲最初的判断。在打下天津后，经过几轮谈判，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949年1月22日至31日，傅作义部的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整个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

1月31日，在凛冽的寒风中，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的时间原定在1月29日，恰巧这天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为了让北平人民安安静静地过个旧历年，父亲提议将我军入城的时间推迟两天。林、罗二人均表示同意。

2月1日，林彪、罗荣桓和我父亲乘车进城，住进北京饭店。当天夜里，躺在床上，父亲的心情难以平静，没有丝毫的睡意。17年前，他离开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到山沟里闹革命，那时他刚过而立之年，青春勃发；如今，他和他的战友们进驻了北平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最完整的古都，而他本人已经是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了。在革命的崎岖道路上，不知有多少人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活下来的人，只有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方不辜负烈士们的一腔热血……

第十章  最繁忙的日子

28  首都的“大管家”

父亲住进北京饭店的那天夜里，父亲想到应该举行一个入城式，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天亮后，他把想法讲给林彪和罗荣桓，二人表示赞同，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2月3日，父亲和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等领导人登上前门箭楼，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入城式盛况空前，历时8个小时，上百万北平市民夹道欢迎，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在北平的上空，这座古老的千年古城似乎在一夜间恢复了青春活力。

同一天，平津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父亲兼任司令员，薄一波兼任政委。从这个时候起，父亲迎来了他一生最繁忙的时期，一直持续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3月5日至13日，父亲出席了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发言说：平、津两市的“解放热”要冷下来，迅速整编部队，发动群众，恢复秩序和生产，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3月25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父亲和叶剑英亲自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他们二人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检阅了部队。

此后，父亲身上的担子不断加重，一直到身兼六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父亲所担负的职务其实就相当于首都的“大管家”。建国前后，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事无巨细，千头万绪，每天不知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自从中央确定定都北平后，改编起义部队，整顿北平地区的社会秩序，迎接党中央进城，是父亲的首要任务。父亲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迅速改编傅作义的部队。起义的25万国民党官兵，总放在北平城外，不是个办法，不要说安全，仅吃饭就是个大问题。但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父亲和林彪、罗荣桓为此投入了很大精力，他们反复研究改编方案，既要让中央满意，又要让傅部官兵满意——共产党不能失信于人，答应了的事情就得办到。

方案定下来后，便是抓紧实施。而这时，林彪、罗荣桓率部队南下，有关傅部改编的工作，主要就由父亲组织实施。由于政策得当，工作细致，这项工作进行很顺利，很快就圆满结束了，傅作义将军本人也很满意。他的部下大多数人获得了新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早在1949年3月，父亲就和叶剑英一起，被军委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由周恩来兼任。6月，他搬到中南海办公，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后来由于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的精力大都集中到政府方面，总参谋部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父亲来办理。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实行的是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来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时，总参谋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组织好消灭约120万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的作战部署。此外，总参谋部还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组织解放军39个军140多个师约150万人的兵力，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土匪进行了清剿。这两项工作又牵扯了父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

1949年9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新华社电讯宣布：“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当时，父亲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社会治安，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共中央的安全和定都北平的关键问题。部队虽然进驻了，但治安情况仍然很糟糕。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大城市，没有经受战争的洗礼，这里不仅集结了华北各地的一些反动残余势力，而且东北解放后，许多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和地主、恶霸、流氓头子等流亡到北平，加上社会上还流散着傅作义部队的数万名散兵游勇，很多人手里有枪，这就造成了北平的社会治安形势异常严峻。

我和母亲是2月中旬来到北平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路过动物园，突然看到动物园的墙壁上写着几个刺眼的大字：“活捉聂荣臻。”我的心猛地一紧。而在根据地的学校读书时，从来没感到紧张过。我还记得，北平的群众形容那时候是：“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

仅1949年3月，就接连发生103起案件。

父亲也曾间接遇到过危险。有一天晚上，父亲的轿车外出办事，车刚到北海北门桥头，突然窜出来一个骑自行车的黑衣人，挡住了小车前行的道路，司机赶紧刹车。就在这时，斜刺里又窜出一个人，紧接着“叭”的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的玻璃上。那是一支无声手枪，声音很小。枪声未落，那个打枪的人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消失在黑暗中。与此同时，那个黑衣人也骑车溜掉了。

那天父亲没在车上。司机和坐在车里的警卫员下车查看，发现子弹打偏了，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的小坑。如果子弹射进来，将会打中坐在后座的警卫员。如果父亲坐在车上，打中的将会是他。

父亲知道情况后，平静地说：“这些人是对着我来的。”

不久，一辆与父亲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车也挨了枪击，那辆车从我们家出来后，中了一枪，子弹打在了钢板上，车里的人安然无恙。显然，这次又是针对父亲的。

公安部门始终没有抓住这两次打黑枪的特务。

整顿社会治安，父亲决定先从收容散兵游勇做起。到1949年6月，平津两地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近4万人，解决了社会治安中最大的隐患。

然后是对那些危害社会秩序的反革命势力及流氓小偷下手，公安部队、卫戍部队、人民群众多方联手，在开国大典前，北平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旧北平时期隐藏下来的万余名敌特分子、反动党团骨干等，除逮捕了一批和少数的潜逃外，大部分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自首，基本瓦解了北平的特务组织，使市区的安全有了保障。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父亲的大量心血。

开国大典那天，北平正式改称北京。11月下旬，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父亲被推选为北京市市长。由此说来，父亲是北京市第一任民选的市长。

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规定，将“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没收妓院财产，以作为救济妓女之用”。

作为新当选的市长，父亲对这件事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向旧社会丑恶现象宣战的大事，是对我们执政能力和能否取信于民的考验。当天，他就和彭真联名发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

仅仅用了12个小时，就封闭了北京市所有的224家妓院，400多名妓院老板和领家被集中管训，1200多名妓女则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由政府帮助她们另谋生活出路。

北京市带了个好头。全国各地都迅速掀起封闭妓院的联合行动。妓院和妓女，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没有哪朝哪代管过。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千年污垢便得以消除。说起来这件事情不算大，但它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中国是一个新风扑面的新国家，是一块变干净了的国土。

毛泽东主席很快便知道了北京市的这一行动，他对我的父亲说：“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新中国开国大典震惊世界。父亲是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委员，彭真、父亲等人为副主任委员。接着，又成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兼任阅兵司令员，父亲任阅兵总指挥。父亲便又把主力精力放到阅兵上，他亲自组织人员拟出《阅兵典礼方案》，和副总指挥杨成武一起向中央领导汇报，毛泽东等人对方案给予了肯定，毛泽东总结说：“阅兵也像打仗，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父亲最担心的，是对付蒋军空袭的问题。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陆军的优势已消失殆尽，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便是大量地进行空袭。几个月前，他们空袭了南苑机场，是从青岛起飞的6架B-24型轰炸机，投下了30枚炸弹，炸死炸伤24人。如果开国大典时敌机前来空袭，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损失可就大了。

父亲和有关人员一道分析了敌机的特点后，向毛泽东提议，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是因为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这个时间，敌机从所占有的任何一个机场起飞，向北平飞行，都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时间。

参加开国大典的骑兵部队，有1978匹战马。如遇空袭，马匹管控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受阅的骑兵部队，采取了各种措施，把各种情况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父亲仍然作着最坏的打算，他向受阅部队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保持原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按照原定的阅兵方案，空军不参加阅兵式，因为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父亲不甘心，8月底，他们三人到南苑机场视察，到了飞机跟前，见了飞行员，就问：“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接受检阅？”“现在能飞给我们看看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找个地方坐下，看着我们的P-51型飞机一架架腾空而起，编队飞行，然后从容落地。他们心里更是痒痒开了。

几天后，父亲又陪同朱德来到南苑机场。17架飞机作了表演，按不同的机种从观礼台前飞过，朱老总和父亲为飞行员的表演热烈鼓掌，心里也更有底了。二人回去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才决定开国大典上，空军也要出动。

受阅前，全体飞行员面对国旗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0月1日下午2时55分，毛泽东、朱德一前一后，沿着西侧的古老梯道，最先登上天安门城楼。刘少奇、周恩来紧随其后。3时整，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正式成立了！”他亲自摁下电扭，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阅兵式开始，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父亲向朱德致军礼，并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朱德由我的父亲同车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检阅式完毕，分列式开始。这是新中国这部历史的首页，30万军民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最为庄严的伟大时刻。大阅兵的圆满成功，让为此殚精竭虑了三个月的父亲终于松了一口长气。

1951年初，由于军队工作过于繁重，父亲向中央提出，辞去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他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那是建国前后，特殊时期的一年半，是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年半。不知不觉间，首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29  为军队正规化奠基铺路

建国不久，中央重新任命了军委的领导成员，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父亲为副总参谋长，而且是惟一的一个副总参谋长。实际上，徐向前因为身体有病，没到总参谋部上过一天班，一开始就由父亲代管。随后不久，父亲被毛泽东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国内战争渐渐结束了，人民解放军随之进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正处在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的过渡时期，思想上、组织体制上、技术装备上，部队作风上，都存在一系列复杂问题。要精简整编，要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要创办各类军事院校，要改善武器装备，要拟定条令、条例等等，非常烦琐。这些重大任务如何具体组织落实，大部分落到了总参谋部，也就是父亲的肩上。

父亲后来回忆：解放初期，我军的领导机关，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毛泽东从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20多人，主要是作战部。

最初，父亲在中南海春藕斋办公，那是一间大厅，中间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一头是父亲的办公室，一头是作战室。几张桌子，几部电话机，几个木柜子，一张大沙发，仅此而已，条件简陋可想而知。不久，他们又搬到居仁堂，除了房子大了一点，内部条件并没有什么改善。有一回，苏联顾问团的团长来这里办事，很惊讶地对父亲说：“你们这个总司令部怎么这样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父亲带领着总参谋部的一帮年轻人，完成了建国之初一系列军队的重大任务。父亲本人也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建国初期最繁忙的几年。

父亲那时最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他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做。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去分头执行，效率高，公文少，可以避免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现象。

父亲的这种做法使人想起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足以证明，这是一种高效率的工作形式。

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解放战争结束时，全军总人数高达550万人，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军队保留总人数为400万人，以便省下经费加强海、空军的建设。

一次裁军150万，这在我军建军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不多见。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和部队的安定。过去，国民党军队的兵员依靠的是抓壮丁，打完仗，推出军队完事。这些人为生活所迫，就去社会上打砸抢，祸害的是老百姓。有一次，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过河拆桥。”

父亲担任了中央复员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担任。那段时间，父亲压力很大，他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认真研究，周密论证，确定了复员的原则，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他提出：既要防止完全从政治出发，把老战士都留下来；又要防止完全从精壮出发，把久经战火考验的老战士都复员。要保持新老成份的适当比例，以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50万军人顺利地复员完毕，在各级政府的大力配合下，这些人大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没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这个结果令很多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原国民党人士佩服不已，他们也曾经搞过多少次复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好结果。傅作义和张治中对此感叹地说：同样是复员，这样大的差别，国民党怎么会不垮，共产党怎么能不胜。

曾经在中央复员委员担任秘书长的雷英夫说：“那时工作效率很高，各军区和地方复员委员会的电报，一般几个钟头就处理完了。重要的问题请示聂总，他马上就抓，或做新的指示，或留待晚上请周总理审定，当天晚上就发走了，从不过夜。”

统一全军的编制是精简整编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战争年代，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也没法统一。但是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了许多国家军队的体制编制，提出了几种方案。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事的机构取消。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

这个方案有些到现在还在普遍使用。

精简整编的同时，父亲还在军委领导下，参与了各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并逐步建立起了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和工程兵、防化兵。军兵种的组建和逐步完善，使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久，人民空军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父亲回忆说：“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和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父亲还抓了对军队建设有长远意义的两项工作：一是建立各类军事院校；二是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文化教育。在组建军兵种的过程中，父亲深感人才缺乏，1950年3月，他向毛主席建议，建立一批军事院校，以培养各类干部。他在呈给毛泽东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上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不能长期依靠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着手。”在当时，这个提法是有远见的。他的建议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一批院校很快组建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战略之举，50年代建立的军事院校，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成为了我军建设的中坚力量。建国初期，干部战士普遍文化水平很低，这种状况成为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的最大障碍，因此，军委决定，1952年要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父亲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次文化学习大潮的组织工作。到1953年，部队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得到提高，为掌握先进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父亲认为，制定各种条令、条例，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从1950年起，他就开始抓这项工作，当年就搞出了暂行的步兵操典，虽然那部操典很不完备，但建国以后，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全军统一的操典，在当时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

1950年，父亲又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并于1951年颁布了这三个条令，在全军试行。接着，又与总政配合，拟定了《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经中央批准，于1955年实施。这些条令、条例的陆续制定和实施，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曾聘请了一大批苏联顾问，帮助我军搞现代化建设。父亲经常和苏联顾问打交道，免不了闹出矛盾。苏联顾问有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喜欢指手划脚，在训练上，把苏军那一套全搬过来，强调正规，规模大得很，按他们的要求，每个师都要建好多个操场，要占用很大一片土地。父亲就说：“我们只有那么多耕地，不能占农民更多的土地了，这个行不通。”

时间久了，矛盾难免增多。苏联顾问团急了，就去告父亲的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也参与了告状。一次告到刘少奇那里，一次告到周恩来和毛泽东那里。他们总想逼着父亲买苏联的武器，说只有好的武器，才能达到好的训练效果。

周恩来、毛泽东询问情况，父亲就说：“我没办法呀！要买武器，买坦克，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现在训练可以用缴获的坦克嘛，不一定买好多坦克来训练。把干部训练好了，将来再买武器装备也不迟。”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父亲的意见。

父亲脾气好，虽然有矛盾，他却从来不跟苏联顾问拍桌子骂娘。他语气轻松地对苏联顾问说：“你们的武器，要不要钱呀？如果不要钱的话，我可以要。要钱的话，我们买不起，没那么多钱。”

父亲在总参谋部工作了5年多的时间。总参谋部的很多老同志都说，那段时间，聂帅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可谓呕心沥血，毛主席、周总理的设想，很多都是他具体落实的。他是一个奠基者，也是一个铺路人。

30  身在北京，心系朝鲜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宣布中国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于是，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随即转向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个时候，仍然是身兼数职的父亲感到忙得焦头烂额，恨不得分身有术。有一天，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道：“这样多的职务，怎么搞呀？”

毛泽东干脆地说：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抓抗美援朝。其余的事，你不要管。

从此，父亲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从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等，他都得运筹实施。

那时，总参谋部经常根据前线的情况，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并且代替毛泽东草拟电报稿，然后上报毛泽东。父亲回忆说：“毛主席对我们代拟的作战电稿，看得很细，很慎重，经他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那一段时间，聂荣臻来毛主席这里的次数最多……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我当时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周总理的习惯是每天起床后先要到卫生间去，有些急事，我也不得不到卫生间去找他。

当时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参谋王亚志回忆说：“聂总常常晚饭顾不上吃，只嚼几块饼干，继续忙到深夜，这对他已是常事了。”

王亚志又说：“聂总经常到周总理处去请示商谈。总理的工作总是超负运转，会议和各种各样的谈话紧密连接，受约谈话的虽然按排定的时间顺序，但通常是等待前面的谈完立即接上去。聂总到西华厅也常因此而稍作等待。总理的军事秘书郭英会，一面招呼聂总在他的办公室暂坐，一面不断透过窗玻璃观察正在总理那里谈话的进程，同时又不断接外来电话。当看到前面的谈话已完，请聂总前去时，聂总已在入睡，只好唤醒。这种情况多次出现。”

父亲当时的警卫参谋李常海回忆说：“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感到特别紧张。但聂总作为一个领导人，却从来没有讲过累，实际上他是非常累的……有一回坐汽车回家，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困的叫都叫不醒，我都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不止一次……他真是没黑天白日，那时哪有上班下班之分。我后来离开他，到工厂工作也不分上下班，有人说：老李啊，你怎么这么干法？我心想，那全是跟他学的……我在11所工作过，在707工厂工作过，走到哪儿都受欢迎。别的同志离退休了，一般就不到工厂来了，我还经常来看看。为什么这样？我就是跟聂帅学的。”

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后来谈到我父亲，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父亲的辛苦忙碌的情景。

有一次，我对父亲说：“毛主席都是白天睡觉，你也可以白天睡觉嘛。”

父亲说：“我没有白天睡觉的条件。每天早上8点一到办公室，等待解决各种问题的干部就已经坐满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是天快亮时才回家。我们还在睡梦里，听到汽车的响声，知道是他回来了。肯定又是毛主席、周总理找他开会了。有时是在夜里，他刚刚服下安眠药睡着，毛主席，或者是周总理的电话就打来了，秘书们自然赶紧把他叫起来，他披上衣服，揉揉眼睛，坐车去中南海。

凌晨回来后，他随便吃几口饭，打一会瞌睡，8点钟又准时去上班。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摸到了他的这个规律，知道平时他很忙，难以找到，早上这会儿准在补觉，就专门在早晨打电话请示工作。父亲给弄得苦不堪言，但又不能怪人家，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啊！

五十年代初，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举办舞会，许多领导干部和家属孩子常去跳舞。父亲虽然也喜欢跳舞，却极少去，他没有时间。我有时特眼馋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跟父亲去中南海跳舞看演出，我的父亲忙得一塌糊涂，根本不可能抽出时间带我去。有时，他偶尔因工作出席一场文艺晚会，秘书和参谋们三番五次追到会场，找他签发文电。你说还有心思看演出吗？

抗美援朝初期，碰到星期天无急事要办，父亲就闭门谢客，抓紧时间狠狠地睡一觉，从吃完早饭一直睡到下午四五点，醒来后，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一觉又够顶一个星期了。”

没有多久，考虑到工作繁重，时间紧张，父亲提议军委和总参机关取消了星期天的公休日，他肯定得带头执行，就这样，连补觉的时间也没有了。

那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中和高中，平时住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之前，我都在心里念叨：爸爸啊，你最好在家呀，我们好好聊聊天。可是，回到家，十有八九会失望，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

自从1946年我回到父母亲身边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和父亲见面的次数仍然很少。解放战争期间，他指挥打仗，整天呆在指挥所里，或者是到部队去，见不上他，我没话可说。后来全国解放了，不用带兵打仗了，本指望他在家里多陪陪我，或者是给我陪他的时间，我们父女多多交流交流。可是，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比以前更忙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父亲仍然让我感到陌生，虽然名义上说，我回到他的身边已经四五年了。每次回家，我是多么想见见父亲啊！和他说说话，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或者是我给他讲讲学校的事情；和他不慌不忙地吃一顿可口的饭，或者是我给他夹菜；和他一起坐车，到郊外去散散心，看看风景，等等，等等，都很好啊！

母亲看出了我的“不满”，说：“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

母亲就想办法让炊事员给我做点好吃的，或者是她亲自下厨，给我弄饭。一边看我吃饭，一边讲他和父亲结婚的这些年，父亲和她是怎样的聚少离多，夫妻俩是多么典型的牛郎织女。

后来，我通过各种途径，得知了抗美援朝的一些情况，也就渐渐理解了父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央上层，抗美援朝期间，有4个人压力最大，也最忙，首当其冲是毛主席，在国外是彭德怀，然后就是周总理和我的父亲。总参谋部是连接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总部的枢纽，需要上传下达，父亲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文电，随时都要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建议，有开不完的会，不断地请示汇报，需要不断地思考问题…………

幸好，父亲战争年代就有锻炼身体的习惯，身体素质一直不错，才能够长期承受超负荷的运转。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说：“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又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当时，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抗美援朝作战物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实施，华北军区也承担其中一部分。父亲多次告诫军区后勤部，说：“当前，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首要任务，是大局的大局，中心的中心，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我们有的要给，没有的想方设法筹措也要给，要尽量满足前方需要。”父亲吩咐，凡途经华北的入朝部队，军区一定要尽东道主之谊，尽量把他们所缺的弹药物资补齐，还要给入朝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一次餐。

但是，由于战线的延长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愈发突出，有东西运不上去。父亲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前线供应困难的电报，有时一天接到一大叠。有一些电报他印象很深，比如：第40军于1950年在温井、两水洞地区，首开纪录，歼敌1个营，这一天后来被中央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但是该军却有7个营在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第四次战役，该军只能喝稀饭打仗。又比如：第42军出国首战黄草岭期间，断粮三四天，被迫一边打仗，一边派人挖土豆充饥。还有：第66军在第二次战役的22天，只得到补给3万多斤粮食，不够一天食用。再有：第39军入朝75天，只得到应该供应粮食的百分之十三，第四次战役，该军有16天未得到任何补给。

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二次战役，我军歼敌3万6千人，自己伤亡3万余人，却有5万1千多人冻伤，失去战斗力。

彭德怀来电报，电文只有六个字：“饥无食，寒无衣。”父亲看了，心情沉痛。那段时间，他和总后勤部的部长杨立三、铁道兵的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立即组织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制作炒面，到后来，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加入了制作炒面的行列，周总理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很快集中了数百万斤炒面运往前线。但是，食用时间一长，部队普遍反映，炒面伴雪吃下去，引起腹胀腹泻，加之副食供应不上，很多人患夜盲，仍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吃炒面时，往往呼出面尘，战士们称为“喷气式”，并编成顺口溜：“中国撒拉密（朝语：人），来到朝鲜地，吃的是喷气式，躲的是比恩机（朝语：飞机）。”更有人编笑话说：“毛主席打电话给高岗，要他给前方送好面，高岗听错了，误听成送炒面，所以送来的净是炒面。”

因此，战士们对炒面“又爱又恨”，编了顺口溜说：“不想家，也不想老婆，只想吃个白馍馍。”、“影戏歌舞不想看，只想吃顿白米饭。”

不断有各种消息传到后方，一般都是先汇总到总参这里，父亲再去抓落实。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买汽车、突击培训司机、增派工程兵修路、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入朝、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责成总后勤部改进服装装具，改善熟食供应……

父亲后来回忆道：“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战士们高兴了，我的父亲却累倒了。195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他晕倒在办公室里。范济生秘书把他搀到沙发上躺了一会，素来身体无恙的父亲没当一回事，躺了一会又爬起来，继续处理电文。可是，他总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怎么也站不稳。他坚持到下班，才请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帮助诊断。傅连璋检查后，明确告诉说，他已患上了多种疾病，主要有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

傅连璋要父亲立即住院治疗。父亲仍然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执意不肯，想继续坚持工作。最后，在傅连璋的再三坚持下，才达成了在家中绝对卧床治疗的方案。

父亲病倒了，最着急的是他的秘书范济生。范秘书说，聂总整天连轴转，别说他是50多岁的人了，就是他们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也给拖得受不了，真是疲倦不堪，有时走起路来，身体直摇晃。他还说，他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毛病。这么个熬法，谁能受得了？

当年跟随父亲打仗的部下都有个感觉，那就是他们的“聂总”身体一直不错，很少听说他生病，即便是在晋察冀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接连不断的反扫荡中，也没见他病倒。但是，这一次，他真的顶不住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坏了。尤其是心脏病，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不知有多少次，让他在死亡边缘上走过。

傅连璋大夫十分关心父亲的病情，有一次，他悄悄对范济生秘书说：“你看，聂总的身体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卧床休息，这样长时间地躺在硬板床上可不行。”

范秘书不明白傅大夫的意思，傻傻地望着他。

傅大夫只好又说：“能不能想办法给聂总换个软床？”

“换软床？”

“对！”

傅大夫走了，范秘书心里犯了愁。到哪里去弄个软床？况且连软床是个什么样儿，他也没见过，心里没底。但他认为傅大夫的话有道理，就抽空去家具店转悠。一连跑了几个家具店，都没有卖软床的。最后，还是在崇文门内一个商店里，买到了一张旧的席梦思床。

这张软床让病中的父亲感觉舒服了一些。

父亲病倒的那段时间，母亲正在莫斯科治疗她的老胃病，我仍然是住校，每星期在家住一天。这下可以好好地和父亲在一起了，我反而感到很高兴。虽说我已经22岁了，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依偎在慈祥的父亲身边。我和他说话，拉呱，不断有笑声响起。但是我发现，虽说傅大夫嘱咐，绝对卧床，他却很难做到绝对，他躺在床上，还要阅读大量文电，不断地接待来请示汇报的工作人员，口述意见。

于是，我不忍心再打扰他，就悄悄退出去。让他好好地睡一觉吧，把以前损失的觉补回来。

记得小时候我在上海，听人家说，共产党是蓝眼睛，红胡子，杀人不眨眼。这自然是胡说，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我回到父母身边很长一段后，仍然是懵懵懂懂。现在，我终于能搞清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百姓，而拼命工作的人，是那些不那么自私的人，是那些光明磊落的人。

实实在在地说，我是从父亲身上，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等人身上，悟出这个道理的。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国民党的哪个将军为了工作，累倒在办公室里？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带领的这一批人能够这么快地夺得江山，得到天下。

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地长大了。

父亲卧了一个月的床后，觉得病情有所减轻，就卧不下去了。他要去上班。我把他送到大门口，望着他的车子在萧瑟秋风中远去。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你一定多保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