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为军队正规化奠基铺路
建国不久，中央重新任命了军委的领导成员，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父亲为副总参谋长，而且是惟一的一个副总参谋长。实际上，徐向前因为身体有病，没到总参谋部上过一天班，一开始就由父亲代管。随后不久，父亲被毛泽东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国内战争渐渐结束了，人民解放军随之进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正处在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的过渡时期，思想上、组织体制上、技术装备上，部队作风上，都存在一系列复杂问题。要精简整编，要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要创办各类军事院校，要改善武器装备，要拟定条令、条例等等，非常烦琐。这些重大任务如何具体组织落实，大部分落到了总参谋部，也就是父亲的肩上。
父亲后来回忆：解放初期，我军的领导机关，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毛泽东从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20多人，主要是作战部。
最初，父亲在中南海春藕斋办公，那是一间大厅，中间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一头是父亲的办公室，一头是作战室。几张桌子，几部电话机，几个木柜子，一张大沙发，仅此而已，条件简陋可想而知。不久，他们又搬到居仁堂，除了房子大了一点，内部条件并没有什么改善。有一回，苏联顾问团的团长来这里办事，很惊讶地对父亲说：“你们这个总司令部怎么这样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父亲带领着总参谋部的一帮年轻人，完成了建国之初一系列军队的重大任务。父亲本人也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建国初期最繁忙的几年。
父亲那时最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他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做。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去分头执行，效率高，公文少，可以避免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现象。
父亲的这种做法使人想起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足以证明，这是一种高效率的工作形式。
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解放战争结束时，全军总人数高达550万人，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军队保留总人数为400万人，以便省下经费加强海、空军的建设。
一次裁军150万，这在我军建军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不多见。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和部队的安定。过去，国民党军队的兵员依靠的是抓壮丁，打完仗，推出军队完事。这些人为生活所迫，就去社会上打砸抢，祸害的是老百姓。有一次，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过河拆桥。”
父亲担任了中央复员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担任。那段时间，父亲压力很大，他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认真研究，周密论证，确定了复员的原则，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他提出：既要防止完全从政治出发，把老战士都留下来；又要防止完全从精壮出发，把久经战火考验的老战士都复员。要保持新老成份的适当比例，以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50万军人顺利地复员完毕，在各级政府的大力配合下，这些人大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没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这个结果令很多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原国民党人士佩服不已，他们也曾经搞过多少次复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好结果。傅作义和张治中对此感叹地说：同样是复员，这样大的差别，国民党怎么会不垮，共产党怎么能不胜。
曾经在中央复员委员担任秘书长的雷英夫说：“那时工作效率很高，各军区和地方复员委员会的电报，一般几个钟头就处理完了。重要的问题请示聂总，他马上就抓，或做新的指示，或留待晚上请周总理审定，当天晚上就发走了，从不过夜。”
统一全军的编制是精简整编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战争年代，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也没法统一。但是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了许多国家军队的体制编制，提出了几种方案。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事的机构取消。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
这个方案有些到现在还在普遍使用。
精简整编的同时，父亲还在军委领导下，参与了各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并逐步建立起了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和工程兵、防化兵。军兵种的组建和逐步完善，使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久，人民空军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父亲回忆说：“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和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父亲还抓了对军队建设有长远意义的两项工作：一是建立各类军事院校；二是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文化教育。在组建军兵种的过程中，父亲深感人才缺乏，1950年3月，他向毛主席建议，建立一批军事院校，以培养各类干部。他在呈给毛泽东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上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不能长期依靠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着手。”在当时，这个提法是有远见的。他的建议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一批院校很快组建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战略之举，50年代建立的军事院校，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成为了我军建设的中坚力量。建国初期，干部战士普遍文化水平很低，这种状况成为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的最大障碍，因此，军委决定，1952年要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父亲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次文化学习大潮的组织工作。到1953年，部队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得到提高，为掌握先进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父亲认为，制定各种条令、条例，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从1950年起，他就开始抓这项工作，当年就搞出了暂行的步兵操典，虽然那部操典很不完备，但建国以后，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全军统一的操典，在当时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
1950年，父亲又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并于1951年颁布了这三个条令，在全军试行。接着，又与总政配合，拟定了《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经中央批准，于1955年实施。这些条令、条例的陆续制定和实施，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曾聘请了一大批苏联顾问，帮助我军搞现代化建设。父亲经常和苏联顾问打交道，免不了闹出矛盾。苏联顾问有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喜欢指手划脚，在训练上，把苏军那一套全搬过来，强调正规，规模大得很，按他们的要求，每个师都要建好多个操场，要占用很大一片土地。父亲就说：“我们只有那么多耕地，不能占农民更多的土地了，这个行不通。”
时间久了，矛盾难免增多。苏联顾问团急了，就去告父亲的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也参与了告状。一次告到刘少奇那里，一次告到周恩来和毛泽东那里。他们总想逼着父亲买苏联的武器，说只有好的武器，才能达到好的训练效果。
周恩来、毛泽东询问情况，父亲就说：“我没办法呀！要买武器，买坦克，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现在训练可以用缴获的坦克嘛，不一定买好多坦克来训练。把干部训练好了，将来再买武器装备也不迟。”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父亲的意见。
父亲脾气好，虽然有矛盾，他却从来不跟苏联顾问拍桌子骂娘。他语气轻松地对苏联顾问说：“你们的武器，要不要钱呀？如果不要钱的话，我可以要。要钱的话，我们买不起，没那么多钱。”
父亲在总参谋部工作了5年多的时间。总参谋部的很多老同志都说，那段时间，聂帅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可谓呕心沥血，毛主席、周总理的设想，很多都是他具体落实的。他是一个奠基者，也是一个铺路人。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