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父亲果真遇到了叛徒。是在电车上。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父亲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父亲脑子一炸，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认出了父亲，居然还冲父亲点点头。父亲知道不妙，如果那家伙上前动手，就麻烦了。父亲凑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跑远了。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后来看反映白区生活的电影，经常能看到戴礼帽穿西服的地下党跳电车的镜头，我就联想到，我的父亲也跳过电车啊！到了晚年，父亲的双腿不能行走，只能坐轮椅，我有时望着他萎缩的双腿发呆，父亲意识到什么，就咕哝道：“人老先老腿啊。”
恐怖的岁月，让人变得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丝。父亲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葬送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敌人是凶恶的，而“左”倾盲动主义者很多做法往往“投其所好”，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父亲善于思考，性格沉稳，脑袋很少发热，比较实事求是，这就决定他与“左”倾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发生冲突也是在所难免。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实权仍握在李立三手中。这年五一节，李立三下死命令：香港党组织要在五一这天搞大规模游行示威，显示我党在香港力量强大。当时邓发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他将担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省委决定我的父亲也到现场，参与组织指挥。
父亲到了约定的集结地点一看，有点傻眼。来的人全是清一色的党员和干部，有的还是各区委的负责人，根本没有什么群众。那时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很多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回来的工人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才安定下来，他们的革命热情暂时不高。父亲看这阵势，越想越不对劲。他来到邓发身边，使个眼色，悄声说：“我请你喝茶。”
邓发疑惑地跟着我父亲来到附近的一个茶楼。父亲要了个单间，关上门，说：“今天这个游行不能搞。”
邓发问：“为什么？”
父亲说：“你没看到吗？全是党员和干部，一闹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只能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他们会把我们一网打尽！以后香港党的工作还怎么做？我的意见是，赶紧把人打发回去！”
邓发也意识到此话有理，但他为难地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待？”
父亲说：“你是总指挥，你去报告，说明情况嘛。”
邓发想了想：“我下命令取消。你去给中央报告行不行？主意是你出的嘛。”
父亲心想，只要相信自己是对的，谁去报告都可以，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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