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之后，又一批中国学生到达巴黎，父亲前往欢迎他们，这一回，他又认识了一位小个子的四川老乡，此人便是16岁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
在法国的两年多时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做工，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巴黎西门子公司等工厂，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他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文革”期间，父亲最困难的日子里，下放到北京的一家工厂劳动锻炼时，仍能较熟练地在车床前展示手艺，令厂里的工人们颇感惊奇，其实就是这时候打下的技术基础。
西方并非天堂，法国也非想象中那样美好，留法的中国学生很快就面临着失业、失学、饥饿等残酷的现实。在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他们起来抗争。最大的一次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父亲参加了一系列的斗争。进占“里大”的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拘押后，父亲机警地用一张探视证明救出了3个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赵世炎。斗争失败后，104名中国学生被遣送回国，其中就有陈毅、蔡和森。
这场斗争的失败，对勤工俭学生冲击很大，很多人情绪低落，相继申请回国。父亲这时的心情也是苦闷的。不久，他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和义ABC》等著作，他的世界观随之悄悄发生着变化。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以前所抱的“实业救国”的愿望非常不现实，只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社会革命，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知识分子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国家才能富强。
我认为，父亲世界观的改变，是他出国之后最大的收获。1922年6月，他给他的父母亲写了一封信，信是文言文的形式，他写道：“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已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可以看作是父亲的宣言书，是他早期思想大转变的标志。
1922年8月，父亲在刘伯坚、熊味耕介绍下，加入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旅欧“少共”，这成为父亲世界观转变的根本标志。后来令父亲殊为可惜的是，他参加革命的两位引路人刘伯坚、熊味耕，前者于1935年牺牲于江西苏区，时任红军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者回国后脱党，解放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1923年春，父亲迎来了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在比利时，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只创建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个没有什么力量的小党，前途未卜，参加中共的大都是热血青年，也许有人出于投机心理入党，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才加入党组织的。那个理想便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和劳苦大众的幸福，因此可以说，这些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是中国人民真正优秀的儿子。
入党，是父亲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思想飞跃。为了拯救久处水火之中的祖国，他毅然放弃“实业救国”的理想，放弃专业学习，以天下为已任，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党的工作，从而成为职业革命家。
至此，我的父亲才算是真正地启航了。在黑暗中，他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了远处的光明，并愿意为之献出自己的一生。有了这种恒心，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和他的战友们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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