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就出主意，说广州的青年赤卫队对当地情况熟悉，可以干这件事。那天我母亲随同别人来指挥部办事，听到他们说话，就走过来对恽代英说：“恽教官，请你也批准我去搞肃反吧！”恽代英是武汉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母亲认识他。军情紧急，母亲的要求居然被批准了。她在指挥部领到了一支驳壳枪，装上子弹，就随青年赤卫队的人出发了。
他们逮捕的第一个反动分子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法院院长沈藻修。他们把沈藻修押上一辆黑色的皮尔卡汽车，打算带到指挥部去，但是到了途中，有人认出了这个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郐子手法官，有位愤怒的赤卫队员把他从汽车上拖下来，绑在电线杆上对准他头部就是一枪。母亲既感到痛快，又认为不能随便枪毙人，应该经组织上批准后，再公审他们。
起义的头两天里，肃反队一共抓到了300名左右的反动分子，统统关到指挥部下面的一座空房子里。这两天两夜，母亲没有合眼，甚至不记得吃过几次饭。那辆黑色的皮尔卡汽车穿街过巷，常常是车厢里塞满了抓来的反动分子，母亲就站在车门外的脚踏板上，一手抓住车门，一手握着驳壳枪。她的这个形象多少年之后还有人记得。
然而遗憾的是，起义失败来得太快，还没有来得及处理那些被抓的家伙，敌人就把他们放了出来，他们带领军警疯狂搜捕、屠杀革命者。母亲后来每每想起这事就扼腕叹息：我们没有经验，放过那些坏人实在可惜。
起义面临着失败，到处都在打乱仗，起义军占领的阵地纷纷被敌人夺去，然而张太雷却对寥寥几个能够赶来开会的人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他说完这话不超过半个钟头，就在回指挥部的路上被敌人的冷枪打死。
许多年之后，提起广州起义，父亲对我说：张太雷革命热情高，干劲大，可惜的是他不懂军事。当时他要是多听听叶挺和我的，也许不至于死。他要是活下来，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位高级领导人。
12日黄昏，父亲和叶挺到财政厅的天台上观察战况，他们看到形势极度危机。父亲就问叶挺：“怎么办？”
叶挺受到诺伊曼“痛斥”后，就不再说话。父亲急了，说：“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否则就会全军覆灭！”
叶挺没有反对。
见总指挥没有反对，父亲马上返回指挥部，和省军委委员黄锦辉一起，分头下达撤退的命令。正是这个决定，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叶剑英的教导团训练有素，动作整齐，立即经花县撤往海陆丰，居然保留下来1200多人。工人赤卫队就惨了，他们分散在各处，各自为战，没法一一通知他们，除了战死的，最后被俘的全部被杀。后来统计，有5700多人死于敌人的报复性屠杀。父亲回忆说：“军警四处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
幸好，恽代英、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杨殷、陈郁等领导人及时撤了出去。父亲继续留在指挥部组织撤退，他与他亲爱的同学和战友叶挺挥手告别。父亲望着叶挺结实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与叶挺的诀别，从这以后，他们没能再见面。
那天夜里，父亲留在指挥部组织卫队殊死抵抗敌人，拼命掩护起义军残部撤退。这支卫队主要由黄埔军校的朝鲜学员和中山大学的朝鲜学生组成，他们非常勇敢，几乎全部战死。
然而，该撤的都撤走了，父亲却没能走脱。
我的母亲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竟然也没能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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