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无情实有情
我和尔均确立恋爱关系不久，两人就天各一方：我调到北京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尔均留在重庆工作。他所在的西南军区后勤部，保留了原来的编制和人员，改名为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继续负责西藏地区的供应任务。
说来也巧，就在我与总理和七妈见面后没多久，竟然有了一次与尔均短暂相聚的机会。这倒不是组织上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原来，总后当时要求下属单位在三天内紧急上报一份材料，由于重庆与北京不通火车，领导上便委派尔均坐飞机执行这趟任务。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知道，在此后的几年里，由于交通和工作条件的限制，我和尔均再没能见上面。还不如每年能通过鹊桥聚一次的牛郎织女呢。
热恋中的我俩，见面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尔均首先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七伯、七妈让我们尽快去见他俩。尔均说，还是你运气好，又到了北京，又见到了总理。他自己已经有九年没有见过七伯、七妈，这次能同他俩见面还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次呢。接着，他给我细细讲述了他的家庭境况和以往的经历。
他说，小时候并不知道七伯是做什么的，家人都瞒着他。抗战爆发后，他的父亲周恩霔随七伯去重庆工作，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当秘书。直到这个时候，奶奶和母亲才告诉他：“你有个伯父叫周恩来，大排行第七，你们称七伯，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七伯从小聪明好学，爷爷很喜欢他，资助他留洋读书。七伯同你爸爸感情很深，早年在北平、上海时，他回来都来家里住过，还教你爸爸写字、做操。那年共产党出叛徒（指顾顺章），你七伯、七妈还在我们家躲避了好几天，然后去的苏区。”
尔均说，自从父亲离家后，他家的生活变得艰难，上海呆不下去了，母亲就带着全家到江苏高邮外祖父家寄居。抗战胜利后，尔均初中毕业，没钱继续升学了。这时，他听说父亲转移到苏鲁皖边区工作，就想去找，可是无法取得联系。他又听说七伯、七妈到了南京、上海，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尔均当时才14岁，年纪虽小，胆子却大，1946年春，他冒着风险一路找到了上海思南路中共办事处。那时思南路叫马思南路，办事处在107号，是座小洋楼，门口挂有“周公馆”的门牌，还附有英文注释：“周恩来将军公馆”。这个称呼是沿用七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职衔，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工作。那天，七伯、七妈正巧在上海，听秘书陈家康禀报后，马上下楼来见尔均，亲切地问长问短。七妈见尔均衣衫褴褛，脸上还长了疮，很是心疼说：“好孩子，你受苦了！”七妈马上找来药膏，亲自给尔均涂上。效果不错，不几天就痊愈了。
尔均说的这个细节，七妈一直记得，20世纪80年代，她老人家同我俩谈话时还提起过。七妈说：“那年你伯伯和我在上海见到尔均，见他又瘦又小，脸上还长了疮，我俩很心疼。给他上的药膏名叫‘如意膏’，是进口的，现在看不到了，这样的药还可以再进口一些。”
当时，七伯、七妈问起了尔均今后的打算。尔均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求：他想跟他俩去延安干革命。七伯、七妈肯定了他的志向，却表示这件事情要考虑一下再定。这段时间，尔均寄住在山阴路东照里一位亲戚家。七伯、七妈工作很忙，还是抽空到这位亲戚家看望尔均。这天，七伯、七妈有公务活动，是坐汽车来的，穿着整洁得体的西服，七妈胸前还佩戴了一朵红花。那时的七伯、七妈风华正茂，漂亮极了。七妈解释说：“你别看我们这样打扮，这是工作需要，在延安，我们和大家一样，穿的都是土布衣服，补丁摞补丁呢！”尔均说，我懂得，我也愿意那样。七妈高兴地笑了。
过了几天，七伯、七妈找尔均谈话，严肃又亲切地告诉尔均：现在形势很紧张，国民党没有谈判诚意，和谈估计要破裂。也想过送尔均去延安，但他们随时可能被迫离开，带上尔均很困难。因此，他们希望尔均还是暂时留下来读书，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会有机会参加革命的。七伯对尔均讲：“要相信，黑暗很快会过去，光明终会到来的。”七妈也再三叮嘱：这里周边有很多特务监视，要十分小心。她还给尔均讲了一些怎样摆脱特务盯梢的办法。临走，七伯、七妈给尔均留了几件衣服和一些学费、生活费。尔均当然很想去延安，但还是听从了七伯、七妈的安排。就这样，尔均在1949年6月高中毕业后，在上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尔均说：参军后他常想，当初要是坚持着跟七伯、七妈去延安就好了，早三年参加革命和晚三年参加革命还是不一样的。但他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七伯、七妈当初没有带他走，既有总的形势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他们对亲属的严与爱：当时局势严酷，全面内战随时可能爆发，对尔均这样一个没有经过严峻考验的孩子，光靠亲属关系参加革命，无论对组织对个人都是不适当的。革命道路毕竟要每个人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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