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独女，妈妈对我家教很严，但有祖父作后台，我并不怕她。家里有个小橘园，田野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菜，果子成熟了，别人用竿子采摘，我却喜欢爬到树上去摘。枝条上有刺，衣服常被剐破，妈妈知道我又爬树了，就让我罚站。第二天，只要嘴馋了，我还是要上树。
有一回我害怕了。星期六，我和几个小孩子“过家家”，跑到地里头去偷人家的蚕豆，被狗咬了，裤子破了，腿也咬破了，流了血。我知道这下惹祸了，不敢回来见妈妈。天黑了，月亮也出来了，我还躲在外面。邻居发现，给我包扎后送我回了家。妈妈这下动了大火，不仅罚站，还不准吃饭。罚站是应该的，但不准吃饭，我觉得妈妈太过分，反抗情绪很强。我就赌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妈妈喊我吃饭，我也不吃。当时我最着急的是另一件事情：上茅房。可是我想，我一动，就算输了。讨厌的是，体内的那股多余的液体不想和我保持一致，急急忙忙要出来。我很想撒腿就跑，可是，我还是不肯服输。最后，我作出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了不起的决定：我就站着尿尿。当我的裤子果然变成茅房的时候，祖父出面干预了，批评了我妈妈。妈妈挨骂了，我这才破涕为笑。
我还有过许多类似的恶作剧。这当然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但我却心存感激：成年人的爱心和宽容，使我的心灵从小就有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能够自由生长，敢于大胆想像，这对我后来的艺术生涯极有帮助。
当时虽然大胆，我也有心细的一面。离家前我想过，妈妈肯定不会同意，不能给她讲；但是我还小，部队也不会随便收留。于是，我先找了县长。县长叫何君辉，原来是在我们那里开米店的，我们也常到他那里去买米。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工作者，而且当了县长。我说要参军，请他给我开证明。他问：“爸爸妈妈同意吗？”“同意。”我撒谎的水平已经很高，他没看出来。
拿到介绍信，我就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回家后，为了造成上学的假象，我把小物品都放进书包，别的就不敢带了。正是九月天气，很热，我怕以后没衣服穿，一下子穿了两件长袖衣。我无法无天，只顾自己高兴，哪想到大人的着急。事后我才知道，我的出走让家里翻了天，妈妈找了我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
妈妈哭的时候，我却高高兴兴爬上解放军顺路的军车，离家越来越远了。
现在想来，我这么迫不及待地远离家门，原因之一就是好奇。我不想再过家里的那种日子，想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在家里，我是独女。父亲在县里当小职员，解放后当了煤矿工人。母亲是位家庭妇女。当时，祖父已经去世五六年，家里很败落。我有两个伯伯：大伯有两个女儿，二伯有三个女儿。据说大伯不太争气，被祖母骂跑了，以后再没回来。我们这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大多是吃闲饭的，日子过得非常寒碜。有个细节印象很深，就是祖母发油。那时没电灯，照明用油灯：一个小碟子，放上油，里面有根灯草。祖母在家里掌握财权，家里穷，不敢随便用油，几个小家，每家一天一勺菜油。点不了多久，油没了，屋里黑漆漆的，我很害怕，也很不喜欢。我上的是新学堂，五岁就上学了，成绩也不错，可是因为穷，有一年交不起学费，在家里停学了大半年。这种日子，肯定算不上是幸福的童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服气。在家族的排行里，我是“在”字辈；至于名字里的“军”字，是因为我们家族里一直没男孩，我出生前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家里人想添个男孩。于是，我就“在军”了。稍稍懂事后，就觉得不服气，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行呢？我非得行，一定要胜过男孩，胜过别人。这种念头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勇气，让我义无反顾地去追赶部队。这样，我也就名副其实，真的“在军”了。
追赶部队的时候，碰上了几个高中同学，男女都有，全比我大，但想法一样，都是去参军的。我们拦住一辆敞篷军车，迎着山风，在车上高兴地大喊大叫。
我又见到了那些女兵。宣传队长姓刘，指导员叫苗先魁。见我太小，他们不肯收留，我就又唱又跳，拼命自我推销。我长得不差，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有基础。我的表演和从军热情发挥了作用，他们终于开恩了。
部队当时在永川县，离我们荣昌县不近，没想到妈妈突然找来了。见到我还好好活着，妈妈又惊又喜，让我跟她回去。我当然不干：“不回去，就要在这儿！”我的犟脾气妈妈是知道的，加上部队领导对她很热情，看看周围情况，她也基本放心，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我不满13岁，却不知天高地厚，为自己选择了人生的道路，成为一个小女兵，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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