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央电视台
1959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位于西长安街的广播电台大楼，走进了“考场”。
主考官是著名播音员夏青老师，“考官”有四五个人。我对自己的长相一直很有信心，进屋后，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广播电台的人员不需要与观众见面，我的长相并不是一种明显优势。他们让我对着话筒念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我嗓子音色本来就不错，又练过发声，他们一听，有人就说，“哎，声音很好。”可是再一细听就不行了，发现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z、zh不分，n、l不分。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叫北京电视台，这时，北京电视台刚刚建立，还在试播阶段，而电视台对播音的要求似乎不像电台那样高，夏青就建议说：电视需要形象，她长得漂亮，是不是推荐到电视台，发音差点可以锻炼一下。
从此，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刚去的时候是当播音员，还剪了辫子，烫了头发。后来我查看“中国电视发展史”，发现自己的播音员资历还挺老的，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继沈力之后的第二任。当然，我这个播音员当得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新鲜了没几天，我就认定自己不适合干这一行，主要是背稿子太费劲。当时的问题是，不光要背，背的同时，还得纠正自己差劲的发音。这使我心理负担挺重。从当兵开始，工作从来是让我感到愉快和欢乐的事，现在，却变成了难熬的苦刑，而且将没有刑期，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怎么行？我虽然当了小母亲，但另一方面，性格中的调皮并没有改变多少。于是，三天两头，我就说自己感冒了，嗓子不好，逃避播音。
罗东是电视台第一任副台长，也是直接管我们新闻这块的头儿，他很清楚我的鬼把戏。强扭的瓜儿不甜，在罗东的关照下，我被调到了音响组。
音响组很对我口味。干的活很有意思，就是根据影片内容，分段掐准时间，选配符合情绪的音乐，相当于现在的音乐编辑。虽然是技术活，但边工作边听音乐，我很喜欢。工作不紧张不乏味了，我又变成了小野马，整天欢蹦乱跳的。这里的环境需要安静，可我是刚从文工团来的，坐在办公室里，就觉得那个板凳不是我的，凳上有钉，脚底板痒痒，只要有机会，就会跑到演播室去转转。那时，电视台设在四楼，只要一去，我能从楼底下噼里啪啦又跳又唱地蹦上去，弄得人们有意见，可自己却不知道。后来熟了，语言组的大哥大姐就说了：小邓，你人不到，声音先到。你得照顾一下别人，周围的人在那儿翻译，都要安静的。
没过多久，文艺组缺人，我又被调到了文艺组，成了编导，从此再没改行。
前面谈到了，中央电视台最早叫北京电视台。1958年5月1日，进行了首次实验广播；9月2日，开始正式播出。当时，全国只有几十台电视机，电视台的信号覆盖半径只有北京周围的几十公里。因此，它虽然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电视台，对外却只称北京电视台，毛泽东主席还给它题了字。因为是组建初期，总共才二三十人。地方不大，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四楼拐角处给了我们几间房子。设备也很落后，只有一辆天津改装的黑白电视转播车。
文艺组有五六个人，工作环境很差，工作室狭窄，像个小作坊。演播室也很小，只有40平米左右，里面还用玻璃隔了一间几平米的导演室。至于摄像设备嘛，今天全都是自动变焦的，可以随意拉近推远，好学好用。那时的摄像机只有五个规格的固定镜头：“500”、“300”、“180”、“135”、“75”，常用的只有四个，镜头组合全靠导演临时决断，操作复杂，很不方便。
由于演播室太小，只能搞些独唱、相声、独舞之类的小型节目。比如芭蕾舞《天鹅湖》，四只小天鹅跳不开，就得有三只歇了翅膀，临时“下岗”。又比如播出国庆十周年盛况，因为台里只有一台转播车，实况转播的画面很有限；作为补充，我们就请来专家，在演播室里画图介绍天安门游行的情况，“强迫”观众用想象力配合我们的播出。那天，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画了一幅很大的国画给国庆献礼，但电视里给不了特写画面，作为应急办法，我当了一回临时的“画架”，把这幅画高高举在了镜头前面。
进了文艺组，我就成了所谓的电视编导，可是，我连最起码的切换都不懂，出过不少洋相。
那次是拍一个独唱节目，演员开始在平台上唱，然后一边唱一边从台上往下走。可是我的切换稀里糊涂，女演员已经往下走了，我居然一直给个中景不动，眼瞅着她从电视画面上一截截往下掉，最后只剩了半个脑袋。副台长胡旭急得大叫：“快切！为什么不切！这个图像还能出去吗！”
我生性要强，虽然电视编导对我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但我学得很努力。摄像机的镜头是死的，没法变焦距，为了摸索出最佳镜头效果，确定机位的距离，我的兜里总装有一个软尺，台上台下一米米地量好距离，画出机位图。每次转播前，我都要先看演出或彩排，带上小电筒，在观众席里记内容、记画面，看完几遍，分镜头脚本也完成了。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我很少呆在家里，经常是清早出门半夜归；中午实在累了，就在工作间把两条长板凳一拼，躺下小睡一会儿。即使哪天能回家吃顿晚饭，也呆不长，吃完饭，就把小手电筒和软尺往兜里一揣，不是看彩排，就是转播去了。回家通常是半夜，十里长街上，骑着小轱辘自行车，吱呀呀碾过许多人的梦境。
热爱是最好的导师。没过多久，我就从初入门径变得满怀信心，可以独立操作了。而且很快我就发现，我不熟悉的，主要是技术性的东西，一旦掌握了操作技术，我原来的舞台实践经验就开始发挥很大作用。我是唱歌跳舞演戏出身，对各种文艺节目的特点很清楚，既能调又能切，而且我两只手可以同时干活，不管大小节目，什么形式和内容，都分得很好，切换得恰到好处。当时台里规定，值班必须两个人：一个负责调机，一个负责切换。只有我和杨洁（后来曾担任电视片《西游记》总导演）两人例外，台里批准我们可以自调自切，一个人独立值班。
将近一年之后，黄一鹤调进了文艺组。来之前，他在广东军区下属的一个文工团拉提琴。当时台里要求两个导演一组，新老搭配，我们两人分到了一组。他有个长处，就是肯钻研。从进台的时间看，我比他早，因此他上机后，大量节目我都让他先挑。我的想法是，不管好的差的，事情反正都要有人来干。工作中我们配合不错，若干年后，我们都成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代的“四大导演”之一。
中央电视台早期的文艺节目，也可以说就是我国早期的电视文艺，主要是转播剧场的文艺节目。一大批舞剧、歌剧、话剧、戏曲和音乐舞蹈等节目，通过我们的导播，由剧场走进了家庭。在我导播的节目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方红》、《长征组歌》、《白毛女》、《刘胡兰》、《红色娘子军》、《江姐》、《洪湖赤卫队》、《霓虹灯下的哨兵》、《茶馆》、《骆驼祥子》等。可以说，涵盖了当时首都剧场中最受人们欢迎的剧种和剧目。
电视转播文艺节目，并非简单地还原舞台表演的原貌，而是一个进行艺术上再创作的过程。电视导演预先要了解原剧编导的创作意图，通晓节目的内容构成，熟悉演员的表演特色和亮点，在此基础上认真仔细地分好镜头，与摄像师和各工种充分交流、沟通，现场转播时做到心中有数，指令准确，镜头切换及时到位、富有逻辑性，播出的节奏自然流畅，使观众的视觉、听觉与舞台展现的形象效果高度统一。应该说，这对电视导演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有一年，我转播英国芭蕾舞团来华演出的《吉赛尔》，正巧有位被誉为“英国电视之父”的专家在北京看了这次播出。第二天，他在与孟启予台长会见时，特地提出要见我。他说，“前晚在北京饭店看电视时，原以为是放映英国电影，最后看到中国领导人接见演员，才知道原来是电视转播。镜头处理得这样细腻、流畅，真不容易。”他对台长说，像我这样的导演，在西方就了不起了。当他问到我每月工资是120元人民币时，感慨地耸耸肩说：“这是我一晚的房钱！”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能说明电视导演在整个艺术传达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随着整个文艺界的复苏，我们借鉴国外和港台的经验，开始设置综艺形式的电视文艺栏目，同时着手自办规模更大的综艺晚会。央视的第一台综艺节目《周末文艺》，就是由我编导的。在此基础上，以后又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演变为《旋转舞台》、《综艺大观》以及音乐、舞台、戏曲等众多的分支栏目。往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专业化的文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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