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一把火》
《北京青年报》的文章里提到了费翔，现在中年以上的人们，鲜有不知道他的。
美国好莱坞，被人称做“造梦工厂”；中央电视台，则可以看成是“造星车间”。想想央视“春晚”惊人的收视率，看看那些从春节晚会之后突然大红大紫的明星，就知道这个比喻一点不夸张。我曾先后5次出任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导演，因此有机会多次参与这种“造星工程”。在众多明星中，费翔是佼佼者之一。
作为歌手，费翔有很优异的综合素质，算得上一个演艺天才。不过，浩浩人海里，演艺天才并不罕见，有的只是因为没有得到适当机会，他们的天才之火在人们还没注意时就提前熄灭了，非常可惜。费翔的这把“火”，也差点遭遇这样的命运。二十多年前，广东太平洋音像公司给费翔录制过两盘盒带，很难卖掉，大量积压在仓库里，公司老板十分着急。也正是这个时候，我见到了费翔。
当时，我接任了1987年春节晚会总导演，正在物色演员。为了海峡两岸关系早日得到改善，每年春节晚会，我们都要选一两个优秀的港台歌手。王昆大姐当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那次她从外地演出回来，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发现了一个台湾歌手，叫费翔，条件不错。我请她派人把资料给我送来。
很快，王昆送来费翔的录音带和一张很大的招贴画，看上去形象确实不错，我马上听了录音带，其中有首歌《故乡的云》不错，和晚会的要求合拍，我就让编导组集体听。大家听后认为，属于上乘之作。意见基本一致了，我决定起用这个演员。
请港台歌星参加春节晚会，不像大陆歌星那么方便，要有一定的审批程序。除了给“港台办”打报告，还要给台里部里的外事部门请示报告。天下着雨，我和导演陈雨露一起坐车赶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那里，谈了我的想法。邹友开同意了，我们就在他家里起草了报告，第二天一大早就送到广电部。没过多久，报告批下来了。
写到这里，联想起一件往事：就在这一年，我曾设想过邀请台湾歌星邓丽君来参加这届“春晚”。邓丽君那时正红得发紫，大陆也有很多人喜欢听她的歌。我先通过有关渠道跟她通了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邓丽君知道我，也很愿意来大陆参加由我导演的春节晚会。但后来由于政治上的某种原因，她和我都没能如愿。最近我有机会同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见面，交谈中他也印证了这件事。太可惜了。对所有人来讲，这都是一件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话说回来吧！观众很难了解的是，明星在舞台上光彩照人，似乎每一个动作都很到位，每一个音符都很动人，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但是，在舞台背后包装明星的过程却很复杂、乏味，常常好事多磨，甚至一波三折。每一台春节晚会，我们都要面对众多演员，包括已经成名的明星，包括上级领导和外界推荐来的。我们先要确定谁有好的作品，谁能入围。一旦明确下来，便开始了第一轮的筛选。这时，编导组就成了裁判组，我作为晚会总导演，就有点裁判长的味道了。这种明星和节目的筛选是反复进行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节目起初准备用了，但又发现了更好的节目，前面定下的便会拿下来，毫不留情。因此可以说，这种筛选过程，对那些面临众多竞争对手的演员甚至明星来讲，有时显得很残酷。
实际上，后来我听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情：一个名演员投入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请人创作了歌曲，也请了伴舞和乐队进行了多次排练，最后拍摄成节目带给我们送来，满以为可以顺利通过，但听到的却是被“毙”的“枪声”。
更痛苦的情况是，我们确实已经通过了他或她送来的节目，决定上“春晚”了，他们也兴高采烈地通知了相关的亲友。但是，到了演出前的最后审查时，由于各种原因，往往还是被比我们编导组更有权力的“最高法官”否决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也无可奈何，真不忍心去通知这个演员。我很清楚，这种消息对那个演员本人，会是一个晴天霹雳。当然，生活中自会有一种自发调节的“生态平衡”。既然出现了“最倒霉”的人，也会有“最幸运”的人。有些节目本已被判“死刑”，演员自己也早已绝望，却会在最后时刻接到通知“上！”这个“上”，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和方式传达，在这位演员的耳中，不啻是天籁之音。
费翔遇到的，则是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
编导组在头一轮筛选时，大家对费翔没提什么意见，我很高兴。可是，在又一次编导会上，有人突然提出：费翔的母亲是台湾人，但父亲是美国人，因此，费翔似乎不能算台湾人。有了不同意见，大家便七嘴八舌发表各自看法。我没吱声。讨论中，我总是希望听到不同意见，这可以活跃思路，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最后，需要我这个总导演拿决策意见了，我说：“我认为可以。他父亲是美国人，但是，孩子都随母亲；费翔的母亲是中国人，他又在台湾出生，就应该是中国人。”
这是一点小问题，容易解决。大一点的麻烦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带来的，也是我自找的。
以往的春节晚会，只要演员确实优秀，观众很欢迎，通常可以唱两到三首歌。但这年情况不同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气候，时间金贵，从1986年的晚会开始的这几届，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当初考虑到晚会的主题，我们打算只让费翔演唱《故乡的云》。当我反复听了费翔的录音带后，认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很棒，便有了新的想法。在一次编导会议上，我说：“请台湾歌手来一次不容易，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唱一首。”我让大家又听了一遍《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时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赞成用，也有人提出，“一把火”节奏倒挺好，但和我们的晚会主题不大吻合。
在我的坚持下，大家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没想到请台领导听歌时，领导不同意，认为费翔不仅唱两首歌多了，第二首歌还有两段，间奏也太长。晚会的音乐编辑曾文济是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听了费翔的歌带后，他和我有共鸣，赞成两首歌都上。最后，领导提出了折衷办法：上两首歌可以，但要把“一把火”的间奏拿掉，节省一点时间。我和曾文济都认为，不能没有间奏，否则两段词的连接会显得突兀，但可以让间奏时间缩短一些，做些艺术上的处理。我去找费翔商量，请他在间奏中加些跳舞的动作。
在讨论如何包装费翔的节目时，有人又建议，是否可以把他的妈妈和外祖母请来现场。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采纳了。这样处理，可以把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血脉之情表现得更加有味。
过了不久，费翔和母亲来到北京，住进了燕京饭店。
我去饭店看望他们：小伙子太可爱了!费翔长得很英俊，个头高高的，有一米九的样子，眼睛也很特别，蓝蓝的，含蓄而有内涵，一件休闲短袖衫穿在身上，显得落落大方，气质极佳。作为晚会的总导演，能看到这样优秀的演员，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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