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成天行军打仗，不可能带上许多坛坛罐罐，这样一来，脸盆的作用就放大了，变成了“多用脸盆”：它可以洗脸，洗脚，同时还是菜盆。
洗脸简单，人挤的时候，有人会在水塘里将毛巾沾湿，脸上一抹就算完事。但是，行军很累，到驻地后，如果有条件洗个热水脚，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脸盆少，因此都是集体洗脚。洗完脚，再把盆洗干净，第二天就当菜盆用。
这似乎很不卫生，也不文明。可当时就这条件，只能因“时”制宜。不过坦率讲，回想起来，当时很少有因这种“不卫生”而产生的疾病，反正我从没因此拉过肚子。至于“文明”问题，在我看来，只是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习惯而已。后来我多次住五星级宾馆，包括带有温泉的宾馆，我的感受中，它所带来的舒畅感，似乎并不比当年集体泡脚时的滋味强多少。人在体验愉快的能力方面，到底有什么盲点或是缺欠，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当兵不久，我还有一个大发现：人能够边走路边睡。
当时部队的任务就是剿匪，行动频繁，几乎每天都要行军。宣传队跟在部队后边，锅碗瓢勺，乐器锣鼓什么的全要扛着走。我人小，受照顾，只需要背自己的背包，外加一个小水壶。俗话讲，远路无轻载。我背的东西不多，但两条腿至少要驮上我这个人吧，一天走七八十里，最多走过一百多里，实在累得不行，脚上全磨了泡。到了驻地，就想办法将泡穿个洞，把水放出来，再烫烫脚，倒头就睡。那段时间，脚上密密麻麻全是白泡，大家很乐观，说我们是“脚底板开花”。
行军通常都是白天，可有一回却在晚上。也就是这一回，我体会到了走路睡觉的滋味。我从来都是晚上睡觉，这一次行军，把我的生物钟搞乱了。部队是天黑时出发的，我从没走过夜路，开始还很兴奋。我又要强，提醒自己不要丢脸，一定跟上队伍。可是，眼皮不听话，没走多远就打瞌睡。队列里，似乎前后左右都有人，没人说话，只听脚步响。为了不打瞌睡，我就捏鼻子咬嘴唇掐大腿，可这不管用，就觉得眼皮比什么都重。猛然间，就撞到了前面的人，这才发现刚才睡过去了。一撞就撞醒了，不能吭声，又接着走；忽然又撞了人。可我一直没摔倒过。后来才知道，是队长安排了人，前后左右护着，给我当“栏杆”。没有车，他们也不可能背着我行军，这么安排，是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实际的帮助。
回想起来很有趣，我一边睡觉，睡得还挺香，两条腿却能够保持节奏往前走。直到现在我都没悟出其中的道理，我猜想，可能人体里还躲着一个我们没发现的乐队指挥。
我还干过一件傻事：填入伍表时，把家庭出身错填成了“地主”。
刚到部队，什么事也不懂，也不会做，就连报纸也不知道按什么顺序看，整天就跟着大家这儿看看，那儿玩玩。部队当时住在一个老百姓的祠堂里，那天，我在炊事班帮着择菜，女分队长把我叫过去了。她拿着张表，让我填写。名字年龄好填，可是一到“成分”我就傻眼了。弄明白什么叫“成分”后，我说不知道家里是什么成分，反正我爷爷是“大爷”。分队长说：“‘大爷’，就是地主嘛。”我说大概是吧。于是，我不知轻重厉害，就很干脆地把家庭出身填成了“地主”。
我稀里糊涂，成了“地主”后代。那些个年代“左”得很，搞“四清”，搞各种运动，虽然也说“重在政治表现”，但实际上，血统论给每个人脑门上都烫上了阶级等级的烙印。后来若干年间，我也为此受了很多委屈。好在我既没从政的兴趣，也没从政的能力，虽然出身不好，但跳舞唱歌不错，而且当初年纪小，也就没有受过大的冲击。到了后来，恋爱了，出身问题就变得微妙。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当时，恋爱也讲究“成分”。好在这已经是一种遥远的恶梦。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激我的丈夫。不管外部环境有多大压力，他没有因为出身问题嫌弃我，也从不让我因此受委屈。他心地纯洁善良，充满了人性的温馨和爱心，他是我的终生所托。这一辈子，我一直为此由衷庆幸。
当兵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上级决定我们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我不满13岁，太小，被留在了国内，成了这支部队惟一的例外。
部队这时剿匪剿到江津。我和宣传队的战友们分手了，从江津上船，来到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设在重庆的学员大队，学习了几个月。学习结束，同学们有的去学护士，有的去考军医大学，一个个全分走了。
如果说离家出走，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的话，这时，我又站在了另一个转折点上。看到一个个同学去学医生护士，我很兴奋，以为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机会。我特别希望当护士，更希望能当医生。可是很不幸，我莫名其妙，又孤零零一个人被留下来了。其实，还是因为我年龄太小。
医生护士都没我的份儿，我十分失望。这种“医生情结”陪伴了我几十年。后来我有了四个子女，我也希望里头有个当大夫的，但他们都没能学医；我又希望，女婿或媳妇中有一个当大夫的也行，但也没这个缘分。
命运之手比我更强大。我被分到了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文工队，不久文工队合并到军区后勤文工团，从此成了正儿八经的文艺兵，一干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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