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谦叔叔说：“为这件事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总理在会上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让大家去看看，不要笑话’。可是每一次检查，他都是检查他自己，没有一次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或‘是我的秘书干的’，他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
关于住房，尔均还同我谈过他亲历的另一件事。就是1957年，伯伯率团出访亚非十一国回来，途经重庆找尔均见面的那一次。那天，尔均去招待所看伯伯，还没顾得上说话，伯伯嘱咐他先去看望陪同出访的贺龙副总理。伯伯说：“贺老总就在隔壁，他是你们西南军区老司令，快去问声好！”贺总见了尔均很高兴，详细地向他询问了大军区整编后重庆部队的情况和他的工作情况。贺总深情地说：“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在你伯伯的领导下与他共事几十年了，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次一起出访又有新的体会。你要很好向你伯伯学习。”在谈话中间，尔均偶然注意到贺总住的是个大套间，而伯伯住的是面积很小的普通标准间，他有些不解，见到伯伯的卫士长成元功，无意间问他为什么这样安排？元功叔叔告诉他：“你伯伯每次到接待的住所，都要亲自过问每个人的住房安排情况，事先常常还要亲自看一下。他看到这里只有一个套间，便亲自交代我：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很好，套房留给他住，我和大家一样住单间。”当天晚间，伯伯让尔均同他一起就餐。饭桌上，伯伯一个个地检查过问，看人都到齐了没有，见随行的乔冠华同志还没有就座，伯伯特地嘱咐：不要催，等一等。当时乔冠华手里有工作，足足等了他二十多分钟。直到所有人员都到齐了，伯伯才动筷子。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伯伯很高兴，同每个人都碰了杯，还即席表扬了冠华同志。
当年伯伯住的这个招待所，原来是西南军区为苏联专家修建的，大军区撤销后由总后重庆办事处接管。今天，这个招待所还是由部队管，改名“红楼宾馆”。宾馆的历届领导很注意进行传统教育，当年总理、朱德同志和九位元帅住过的房间都留有标志，特别是总理和贺总住的房间，完全保持了原样。1958年我从上海调成都工作时，曾在这个招待所住过几天。2011年尔均同我去重庆为我父母扫墓，红楼宾馆领导知道了，特地邀请我们去宾馆做客，宾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迎送我们，中午又特意安排我们在伯伯和贺总当年的住房休息，十分热情周到。那天，徘徊在伯伯住过的房间，回想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听到了他那爽朗的笑声，听到了他与贺老总在亲切的交谈。可恨时光无情，我还想：如果不是当事人健在和亲临现场，当初的这些细节，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恐怕也不会再有人知晓。逝者如斯，住所依旧，人事已非，再也回不到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了！
在和伯伯的接触中，我们还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各兄弟民族的热爱和尊重。1959年，尔均和我先后调来北京工作，到西花厅见七伯、七妈。伯伯问尔均，听说你调动工作了，在哪个单位？尔均说在总后勤部卫生部。伯伯问他，部长是谁？尔均回答是饶正锡同志（注：当时饶正锡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后曾担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伯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恰好尔均因工作需要刚刚看过饶正锡的履历表，便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伯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呢？”尔均理解伯伯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当时已经改称为乌鲁木齐了。便解释说：“我知道迪化已经改名，我是看到他任职表上写的是迪化市委书记。”伯伯点点头，然后就问我俩知不知道“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不及细想，对伯伯出的这道题，实际上只回答了一半。我们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为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历代都强调对少数民族要“同化”。当时还没来得及深想这个“迪”字。虽然回答得并不完整，伯伯还是很高兴，鼓励我们说：“嗯，回答得不错。”接着伯伯补充说：“‘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然后又问我俩，能举出多少这样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有歧视性的地名。尔均和我就边想边回答，伯伯在一旁帮我们提醒，跟着凑。比方说：“绥远”，以前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称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了丹东。还有“抚顺”、“靖边”、“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一起凑了不少。伯伯就讲：“这下明白了吧！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就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都是一律平等。”
伯伯对少数民族的关爱与尊重，不仅因为他是国家总理，是责任所在，更是他人格修养和内心炽热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曾在电影上看过伯伯在泼水节上的镜头，他与傣族同胞相互追逐、嬉笑泼水、浑身都湿透了，笑得好开心啊！那是1955年万隆会议后，伯伯回国途经云南，在西双版纳留下的。卫士长成元功回来后告诉我，伯伯说他“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装“头无顶，衣无领，鞋无帮，裤无裆，很有特色”，说这方面“少数民族比汉族进步，穿得比我们好看”。伯伯在当地仔细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当他听说有些地区还很落后，少数民族群众怕汉族时，心情十分沉重，批评当地领导说：“我们的祖先把他们赶到山上，今天我们要替祖先赎罪。”至于在我熟悉的文艺界，我很早就注意到，伯伯对少数民族演员格外关心爱护，如才旦卓玛、胡松华、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等，伯伯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和遇到的困难，见面时常向我询问他们的情况。这些好友至今和我谈起总理，无不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在《东方红》大歌舞的排演过程中，伯伯对少数民族的节目也格外重视，亲自指导过问。例如，深受人们喜爱的蒙族歌曲《赞歌》，就是伯伯亲自指定并交代胡松华谱写、演唱的。伯伯也曾教育我：“我们的电视，要重视表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伯伯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六十年代初期，我就拍摄了前面提到的少数民族演员的优秀歌舞作品。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善，此后若干年，我多次带领摄制组，深入山区、边寨、草原，到过彝族、苗族、朝鲜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等民族地区，拍摄了《踏花追歌》、《延边歌舞》、《松花湖金秋》、《并马高歌》、《来自草原的歌声》、《草原之夜》等多部电视文艺专题片。刚刚开发的张家界、袁家界、天子山和天山脚下，天池和松花湖边，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都留下有我的足迹。这些专题片，都曾经获奖，有的还获得国际大奖。80年初我导演的《民族团结的赞歌》文艺晚会，再现了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风彩与团结，作为当年国庆专题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映，获得各界好评。国家民委特地召开大会为我颁奖。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最早自办的大型文艺晚会。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在摄制这些节目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兄弟民族的知心朋友。我很庆幸，没有辜负伯伯当年的嘱托。
伯伯深爱人民，因此，“群众”这个词，在他的心里分量格外的重。他多次告诫我和尔均：“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伯伯十分重视向群众做调查研究。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大姐曾向我们说起伯伯同她一次内容深刻的谈话：“总理问我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的意见？问什么走群众路线这么重要？亚接着告诉我：因为群众最善于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熟悉的程度，作为领导一般是很难做到的。”对于这一点，我俩也有亲身体会，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幸运地被伯伯选中，成为他调查了解情况的“群众”。
1960年3月的一天，伯伯通知我和尔均去他那里。我俩有些奇怪：以往凡是工作时间伯伯一般不会找我们的。当我们进了西花厅，卫士说，伯伯在等你们，等一会儿还要与公安部领导谈事。见了伯伯后才知道，原来是事关这年3月18日北京发生的一起大案：有人冒充伯伯的批示，伪称为西藏活佛进京诵经招待事宜，从中央人民银行骗领了二十万元人民币。这在那时可是一大笔巨款！公安部已把案件的经过和伪造的总理批示印发各单位进行清查，我们也已看到了原件。伯伯说，今天我主要想问一下，据你们看，案犯伪造的签名像不像我的字？我俩回答：这个伪造的签字嘛，据我们看，也像也不像：如果不熟悉的人看起来可能像，我们熟悉您的字，一看就不像。伯伯说，这就对了嘛！我们有些人就是迷信领导，一看是周总理的批示，就连最基本的程序都不顾了。这样大的一笔款项，完全应该按制度办事，逐级请示，认真查对核实再办理嘛！这件事，既暴露了我们制度上的漏洞，又暴露了思想上的问题。伯伯又问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后你们单位是怎样做的？我们说，现在正在发动群众，逐个排查发生案件的当天、即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每个人的行踪。伯伯说，这个办法好！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说到这里，公安部领导来到了西花厅，伯伯和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后来知道，来人是公安部的杨奇清副部长。
正如伯伯说的，通过专门调查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结合，这起案件很快就破获了，作案的是外贸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把北京市的几百万市民都发动了起来，通过这次大清查，还有不少“副产品”，查出了一些积存很久、没有破获的案件。
伯伯为什么找我们俩询问这起这案件的有关情况呢？事后我想，这是因为尔均和我分别在军委总部机关和中央媒体的电视台工作，从我们这里，他能够比较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方方面面的反响和发动群众查案的进展情况。这也是他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
“做任何事都要依靠群众”！在后来的岁月里，伯伯的这句话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座右铭，每当自己做一件事之前，常常要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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