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与“八互”
好事多磨。那次我同尔均在北京分手，本以为只是短暂的离别，不料想，这一别就近三年。这期间，我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离开海军文工团，调到当时驻在上海的东海舰队文工团。尔均依然在重庆工作。上海和重庆之间只有长江通航，但坐轮船来回一趟要花上好多天。我们既没有请假的正常理由，经济上也承担不起，要见上一面，比现在出国还难。想打个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同样难上加难。先要请假外出，然后跑到邮局交费，再排队等候，常常要等上个把小时才能接通。还有，电话费也贵得吓人，说不上几句话，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可想而知，这对于热恋中的我俩，日子是多么难熬。
苏东坡的诗句“千里共婵娟”，词意都很美，可是，与情侣相隔千里、几年不能一见的“婵娟”，心中的滋味可就不那么美了。
这段时间，对军队干部婚姻的限制已经取消，尔均的同龄人大多已经“成家”，这使他感到孤单。他多次写信给我，希望早日成婚。我也非常想念他，很愿意结婚，但是，结婚就意味着我得去重庆，这就有些问题了。当时我是文工团的骨干演员，在许多节目中担任主要角色，团里肯定不想让我离开。再有一点，重庆部队的文艺单位都已撤销，调动和安排我的工作也是一大难题。就这样，我俩商量来商量去，结婚的事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信中也说不清楚，到后来互相间有些埋怨，一赌气，有一段时间干脆中断了通信。
两人的关系闹成这样，我很内疚，感到辜负了伯伯和伯母的关怀。记得第一次到西花厅时，伯伯就曾谆谆告诫过我：“你和尔均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更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俩的恋爱关系中去。爱情和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看来，我和尔均都没有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说来也巧，我和尔均闹别扭不久，恩来伯伯因公来上海，在舞会上见到了我。他询问了我和尔均之间近来的情况。我情绪不高，但如实向他汇报，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伯伯用心良苦地开导我说：“我早就说过，婚姻恋爱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嘛！你俩才多长时间就闹矛盾，这不好嘛！两人不在一起，更要互相信任、互相体贴。要更多的关心、理解和体谅对方。”分别时，恩来伯伯又叮嘱：有什么问题和困难，要和尔均多沟通，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想法。伯伯的关心和教诲，打开了我和尔均的心结，我们的“线路”很快又畅通了。1957年，恩来伯伯率代表团出访亚非十一国，回国后在重庆休整，特地把尔均叫去见面详谈。尔均高兴地汇报说：听了伯伯的教导和劝告，我俩之间通过写信交换意见，误会已经消除，决定尽快结婚。尔均还表示，他支持我婚后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文艺工作。伯伯听了很高兴，他说：“这就好嘛！我看你们俩是合适的一对。婚后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
在七伯、七妈的关爱教诲下，我和尔均冰释前嫌，相爱如初。1958年春节，经双方组织批准，尔均请假从重庆赶到上海，我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作为新婚礼物，尔均送我一件毛衣。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件毛衣，绿色的，很漂亮。后来我发现，尔均的这份礼物既合我意，又很实惠，因为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的三个女儿先后长大，都穿过这件毛衣。它可算得上我们家的一件传家宝了。
恩来伯伯和七妈对于其他侄儿女们的婚恋，也同样是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比如尔辉弟弟，他家生活比较困难，七伯、七妈把他从江苏淮安接到北京读书。尔辉为人忠厚，学习勤奋，毕业后留在北京钢铁学院工作。他的恋爱对象孙桂云是淮安市一位小学老师，长得清秀，人又聪明爽朗，七伯、七妈很喜欢他俩。1962年，恩来伯伯和七妈亲自主持了他俩在京的婚礼，我们都参加了。这是周家在京亲属比较齐全的一次聚会，大家都喜气洋洋。在这之后不久，北京钢铁学院要成立一所附属小学，为了照顾他俩夫妻团聚，组织上征得淮安市同意，准备将桂云调到钢院附小当老师。来京报到时，恩来伯伯知道了。当时国家正面临暂时困难，中央决定精简城镇人口。伯伯便劝说桂云服从大局，回淮安工作；他还为这件事批评了冶金工业部部长：现在压缩城市人口，怎么还把人往城里调！尔辉、桂云都很听话，桂云回了淮安，继续当老师。可是，桂云身体不太好，两年后，尔辉为了照顾她，自己也申请调到淮安工作，经组织批准，在淮安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尔辉和桂云是一对模范夫妻，可惜天不假年，如今都已经不幸病逝。
很多朋友曾向我们打听：听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夫妻关系中倡导有“八互”原则，它的内容和由来是什么？
据我所知，“八互”，就是“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八互”最初是恩来伯伯和七妈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提出的。当时，每逢七伯、七妈参加南方局工作人员的婚礼，都会应大家请求，介绍他们恩爱夫妻多年来宝贵的经验体会，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新婚夫妇。有时是七妈主讲，伯伯补充。有时是恩来伯伯讲，七妈补充。“八互”就是他俩多次讲话中逐步归纳出来的。1987年5月29日，七妈在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信中说：“‘八互’提出是经过周恩来同志的生活实践，再加上我看到许多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矛盾与相处好坏的情况，我试提出‘八互’作为参考，从未以正式文字发表过。”七妈体会，“八互”中，“互谅”、“互让”最难。可是，七伯和七妈做到了。“八互”就是他俩和谐美满夫妻生活的最好写照。
伯伯的秘书何谦叔叔告诉我：在重庆南方局工作期间，伯伯和七妈住在曾家岩住所的楼上，伯伯因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时也是同样，由于伯伯的卧室是从正门进，要经过七妈的房间，伯伯每次开完会、办完公事回房时，都从后门小道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七妈曾对尔均和我说：“你伯伯每天工作到凌晨，而我身体不好只能正常作息。常常是我起床，你伯伯刚要睡觉，我和你伯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相互间就是很大的安慰了。”七妈讲这几句话时，满脸都洋溢着爱意和幸福。
七伯和七妈终其一生的深情厚爱，为我们做出了“八互”的最好榜样。他俩是做人的典范，也是恩爱夫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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