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们住在西郊总后大院。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突然来到我俩的住所。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总共三层，我们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让她老人家坐的。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萌萌逗弄，一边亲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询问她老家在哪里，生活情况怎么样，同我们相处得可好。这天，七妈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陶陶，充满了温暖。七妈见过的这位保姆，当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家在京郊。时光匆匆，前些年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已经当了祖母了。她说七妈那次的亲切谈话，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80年代在西花厅，七妈还回忆起当年来总后看我们的情形。我插话说，“那时我们住在筒子楼的二层，住了十多年”，七妈纠正说：“不对，你们住的是楼下。”七妈是对的，是我记错了。当时我们确实住在一层，后来才搬到二层的。
1963年，我第二个孩子蕾蕾出生。七妈在西花厅送我一袋她自己栽种的扁豆，还有石榴和花生米罐头，说要给我增加点营养。那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七妈馈赠的这些食品可都是宝贝。恰巧七伯从里屋出来看见了，他说：“别的都可以给孩子，花生米罐头可是要用来出口换外汇的。”七妈赶忙向他解释：“这批罐头因为出口不合格，苏联给退回来的。孩子难得吃到。”七伯的严谨和七妈的关爱之情，至今如在眼前。
七妈喜欢照相，用的是老式的“徕卡”相机。她特地在西花厅的花园里为尔均和我照了两张合影，其中一张是在海棠树下。七妈对这两张照片很满意，高兴地把它送给我俩。
七妈很关心我们这个小家。80年代中后期，七妈三次找我和尔均到西花厅长谈。由于“文革”以来她老人家很少同我们见面，对我们的情况问得很仔细。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七妈关心地逐个询问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情况：“萌萌结婚了吗？”“蕾蕾的‘蕾’字怎么写？”“她两个小时候我都见过，很可爱。”听我说三女儿周苓考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七妈说：”这好嘛，你伯伯在世时我俩常去看人艺的戏，同那儿的演员很熟悉，感情很深。”在问起周强的情况时，七妈同我们开玩笑说：“好了，有了儿子，可以传宗接代了。”她还打听周强的身高，听说周强11岁就长到了1米62，七妈有些意外：“有那么高吗？”在详细地询问我父母的近况后，七妈再一次亲切地说：“你姓邓，我也姓邓。你是独女，我也是独女。”
七妈对于我在电视台的工作情况也很关心，见了面就要询问了解，还几次让我把自己编导节目的录像带送给她看。对我编导的节目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七妈给过很多鼓励，也提过很中肯的改进意见。七妈说：“现在电视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庭，可以说是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介，有着不可取代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功能。你们做电视编导的，要深刻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精心编导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完美的好作品。要知道，它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呢！”她说：“战争年代以至建国初期，我们可没有这样的宣传工具。现在条件有了，电视工作者也作了很大努力，但有些节目仍然平淡无味，甚至格调低下，这里面有个对观众的责任感问题，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一些好电影，像《英雄儿女》、《冰上姐妹》、《女篮五号》、《鸿雁》等，思想内容好，故事性也强，观众爱看，电视台还可以再播映嘛。音乐效果，是电视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播出节目的音乐声太强，有时听不清讲话内容，影响了节目效果。特别是诗词朗诵节目要注意。播音员的口齿也要十分清晰。这都关系到一台节目的整体效果。”七妈的这些指示，经她老人家同意，我向台领导汇报了，他们十分重视，及时采取了改进的措施。七妈得知后，非常高兴。
也是在其中一次的谈话中，七妈再一次关心地问我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委屈地回答说，“写了好多次申请和思想汇报，就是没有回音。二十多年来电视台文艺部导演中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工作累，入党却没有我们的份。”七妈说，“不只是累，而且你们的工作重要。”很明显，七妈对我们党支部的“左”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老共产党员，她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之前，不会对一个党支部的具体做法表示意见。但我觉得，那种含蓄的口吻也表明了她老人家的某种态度。
后来我历尽波折在1985年终于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我祝贺，鼓励我说：“在军是一个自强的孩子。”她还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珍贵书刊作为礼物送给我，并且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册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在1988年下半年七妈通知我俩去西花厅见她，我特地带了两台照相机，其中一台是一次性成相的“拍立得”。我们想和七妈多留下几张合影。七妈很高兴，连说：“好！好！”又说：“就在你伯伯和我这张合影下面照。”那天七妈的兴致很高，同我俩谈了有一个多小时，秘书几次过来打招呼，说时间长了，让七妈早点休息。她老人家却说：“我喜欢同在军、尔均多说些话，你不要赶他们走！”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又同我们谈了好一阵。可惜我们那时经济条件不宽裕，照相机质量差，胶卷又是过期的，虽然照了不少张，洗印出来效果都不好。带来的那台“拍立得”却引起了七妈的兴趣，她老人家还是初次见到这种简易相机，亲自试拍了一张。当然，用“拍立得”照出的相片质量更差，过一段时间就褪色了。尽管那次我准备了两台相机，留下来的却是遗憾！
对我的身体状况，七妈也很关怀。我由于长期患关节结节红斑病症，遵照医嘱注射激素，有一段时间体重增加了不少，人也有些变形。七妈亲切地叮嘱我：“可不能再胖了，要切记：生命在于运动！”
同样，尔均先后在军队的总后勤部、总参谋部和国防大学工作。每个时期，七妈或者向有关领导，或者当面了解他的思想和工作情况。1982年尔均调总参工作时，仍住在总后，每天要往返于西郊和北海公园旁的旃坛寺，七妈关心地询问他交通工具是怎样解决的，中午吃饭怎么办，有没有休息的地方？想得十分细致周到。到国防大学工作后，七妈对尔均说：“你们学校成立，张震、李德生同志让我题词，我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学校是培养人才的，
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啊！”临别时尔均向七妈敬礼，七妈笑着说：“我不能给你还军礼了”，又说：“你穿军装很神气啊！不过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要爱护身体，注意不要发胖。”1987年，尔均因病在301医院动手术。七妈得知后，关切地向我询问手术的情况，并把她自己的一个白色小闹钟让我带给尔均，亲切地嘱咐说：“尔均生病，吃药应该很准时，这个闹钟很好使，你带给他。”
七妈的音容笑貌、她老人家关爱之情，我俩时时萦绕在心中，浮现在眼前。七妈的祖籍是河南南阳，出生在广西南宁。2005年，南宁市文化局长专程来到我家，转达省、市领导的决定，要在南宁市中心公园建立一座“邓颖超同志出生地”的纪念石刻，约请尔均为石刻题字。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十分光荣的任务，尔均当即应命，题写了“志洁行芳”四个大字。我们认为，这四个字，体现了七妈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南宁市领导对这件事高度重视，专为石刻揭幕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特地邀请尔均和我出席。省委副书记、现任中宣部部长的刘奇葆同志，南宁市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宁同志参加了揭幕仪式，并在会上讲话，他们盛赞邓颖超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称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旗帜，是广西人民、南宁人民的骄傲。我和尔均也分享着这份极大的光荣与喜悦。在南宁市中心屹立的这座永久性的石刻，既寄托了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也寄托着我俩对七妈邓颖超的无比崇敬和深深忆念。
亲爱的七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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