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告别厅，外面已经排上了长长的告别队伍。
在最后向伯伯遗体告别时，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七妈，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七妈万分悲伤地说：“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伯伯遗体火化时，八宝山的工人不肯按电钮，还是经七妈劝说后才按下的。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了伯伯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到齐了，但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为此，追悼会还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没有等来，大家都很失望。我虽然不懂政治，但也能感受到政治气氛很特别。追悼会之前，我特别希望毛主席能参加，也觉得他一定会去，但他没有去。我心想，伯伯作为一国总理，是你的左膀右臂，给你担了多少事儿啊，你说过，人死了，要开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恩来伯伯同你并肩战斗了一生，怎么能不参加他的追悼会呢？后来才听张玉凤说，毛主席当时也因重病无法正常行动了。
我是坐着参加追悼会的。因为胃疼又犯了，根本无法直起腰。秘书让警卫给我找了个小凳。追悼会现场一片悲痛肃穆的气氛，许多人哭出声来。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也一度呜咽，说不出话。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邓颖超把我们亲属和伯伯的医务人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同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场合、这些人员组成以及所谈的内容，似乎顺理成章，很自然。但现在来看，处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氛围里，七妈的这种安排和她所谈的内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极度悲痛的时刻的沉着、冷静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七妈谈话前，尔均和秉德妹约定，他俩悄悄地做了个记录，会后一起核对、整理。下面引述的，就是他俩记录、整理的七妈所说的原文：
“刚才，你们都参加了伯伯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谈一谈。恩来去世了，你们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眼泪和悲伤都不能使死去的人复活。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讲得非常好，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恩来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今天在座的，有为你们伯伯治病的医务人员，护理人员。这些同志，他们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医疗技术是我们国家第一流的。他们受到了党中央的最大信任和委托，对恩来的病作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和护理，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尽了自己的职责，做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是十分感人的。伯伯生前曾经多次对他们表示由衷感谢。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大家向这些医生、向参加护理工作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你们下一代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能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转达伯伯的话。”
听到这里，我想起遗体告别时秉钧弟告诉我伯伯脸上有异常黑斑这件事。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伯伯的病情又一直被封锁，人们突然被告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无疑会对他的医疗救护提出疑问。七伯和七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装着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要尽其所能保护群众，而不是想到自己。
七妈接着说：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曾抬起身来对我说，我们俩的骨灰都不要留。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都是土葬的。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旧风俗的重要改革。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俩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到水里可以喂鱼。
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经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你们伯伯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
关于这一点，后来在拍摄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时，伯伯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副委员长告诉我：病重的伯伯，听说云南个旧地区发现肺癌，马上把肿瘤医院院长、李克农同志的女儿李冰找来，让她去当地调查研究，找出防治办法。他对当时医学界正在进行的我国肿瘤分布地区的调研和地图绘制工作，十分赞许，并嘱咐制成沙盘，抬到病房里给他看。伯伯的一生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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