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恩来》
拍摄《百年恩来》，我和摄制组全体人员，经历了7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也经受了一次灵魂深处的洗礼。这是我做导演以来花费时间和心血最多、收获最丰的一部电视片。
周恩来总理是我至亲至爱的伯伯，也是我最崇敬的一位伟人。在我和世人眼中，周总理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高尚的道德情操、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心。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几乎都集中体现在他的身上。拍摄12集的《百年恩来》，素材极为丰富，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但同时也加大了创作的难度，因为一部电视片毕竟容量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应该面面俱到。
《百年恩来》是一部专题艺术片。作为艺术片，它的特点是什么？从周总理特有的人格魅力出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动人以情。周总理是一位最务实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充满情感的领导人。同志情、战友情、夫妻情、亲属情、儿童情，都最为充分与集中地体现在他身上。《百年恩来》就是要鲜明地突出这个“情”字，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风范，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精神，同时深入探求这种情的本质，上升为传之于世、泽被千秋的“周恩来精神”。总之，要把这个“情”字贯穿于全片的12集。
《百年恩来》同时又是一部专题片，它必须立足于内容的真实。曾有人认为，艺术片讲求的是美，可以虚构，可以夸大。我不同意，至少在《百年恩来》中我不会这么做。而且我认为，纪实的真和艺术的美，二者并不矛盾。所以，《百年恩来》的摄制，首先必须立足于内容的真实。《参考消息》当年发表过一篇外国朋友写的文章，文中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讲出几个周恩来的故事。”确实，在周总理身上有着叙述不尽的周恩来故事，在周总理身上有着取之不尽的周恩来精神。我作为编导者，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寻求，去挖掘，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具体的情节来打动人。用“情”这根主线，串起一粒粒闪光的珍珠，使全片成为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
按照这个创作思路，我们拟定了拍摄提纲，开始了大量的人物采访。作为亲属，我有过多次近距离观察恩来伯伯的机会，亲身感受过他的亲情和魅力，这是拍摄《百年恩来》十分有利的条件。可是，采访不久我就发现，以往我对伯伯的认识，其实更多的还是属于亲属的眼光，有很大局限，也很肤浅。伯伯的光辉形象，远远不止在我们自身有限的接触和以往的纪录片以及文字记载里，而是深藏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采访了多位熟悉周总理的方方面面的人士。他们中间有老一辈革命家，有国王、总统、总理等世界名人，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拍摄“百年恩来”，同时也是一次百年追寻。我们沿着一条时空的隧道，共同去追寻伟人的灵魂，一件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深深拨动了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心弦。
《百年恩来》开拍后，剧组采访的第一人，是“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管易文。这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李爱华副馆长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很感谢她。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中，我目睹了一个奇迹的出现。
“觉悟社”是五四运动时期产生在天津的先进的学生组织，周恩来、邓颖超和管易文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当时，为了反抗封建思想，也为了保密需要，有人提出不用原来的姓名，按照一、二、三、四……的号码写在密封的字条里，每人抽一个号，抽上什么号，就用那个号的谐音作为自己新的姓名。邓颖超伯母抽的是“一号”，她便用“逸豪”作为别名。恩来伯伯抽的是“五号”，后来他用“伍豪”作为党内的代号。管易文是18号，别名为“石霸”。另外，他
原来的名字是关锡斌，后来把“关”改为“管”，“锡斌”各去掉半个偏旁，改为“易文”。
作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老战友，管易文老人已是百岁高龄，几年前就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连新四军时期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夫人也认不出了。那天，面对坐在轮椅上一言不发的管老，我拿出青年时代周恩来的照片放在他面前。看到照片，管老的眼睛突然一亮，眼神里流淌着记忆的激情。他用微微颤动的手指抚摸着照片，嘴唇翕动。我紧跟着指了指墙上总理照片上方的一个条幅(那是管老在总理逝世当天写下的一句话)，问他：“这是您写的吗？”老人慢慢抬起头，停了几秒钟，突然眼圈发红，大声地喊出了横幅上的字，而且一连喊了三遍：“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啊!”在喊最后一遍时，好像是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这心灵深处发出的一生中最后的三声呼唤，是作为周恩来老战友的他，打开了自己尘封多年的心灵之锁而产生的旷世奇迹。我和他夫人、还有所有在场的人一下都愣住了！幸好摄影机一直在开着，摄影师抢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就在这次采访后仅仅50多天，这位世纪老人，带着他唯独保留的对周恩来的珍贵记忆，离开了人世。
采访完管老，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管老身上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在随后的工作进程中，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事例给了我最好的诠释和回答：周总理给人民的爱最多，因此他得到的爱也最多；周总理对人民的爱是永恒的，人民对他的爱也是永恒的。电影艺术家秦怡大姐流着热泪向我倾诉：1941年在重庆，18岁的她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恩来伯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当即嘱咐我们党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同志，要关心和解决演员的实际困难。这时，秦怡与恩来伯伯只见过一次面，并不很熟悉。13年后的亚洲电影节上，伯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时间过了那么久，女儿小时候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秦怡的回忆给予我深刻的启示：人们常常惊异恩来伯伯超人的记忆力，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天赋，也同样源于他对人民深深的爱。秦怡说得好：“一个人如果不知道酸甜苦辣，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她问我，同时也是问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能遇到这样的人吗？还能得到这样的爱吗？还能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吗？”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由于缺碱，小学课本的纸发黄。周总理发现后，立即把他和轻工业部的负责人找来，责成他们限期加以解决。他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们的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在伯伯的关心和督促下，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何谦叔叔告诉我：抗战胜利后他随恩来伯伯乘飞机从延安到重庆，经过秦岭遇到冰雹险情，准备跳伞，但乘机的十三个人只有十二个伞包。伯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包给了叶挺的女儿扬眉，鼓励小扬眉要像她爸爸那样坚强。恩来伯伯终其一生，总是把生的希望给予他人，把危险和牺牲留给自己。
谷牧同志告诉我：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部长们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包围了周总理，纷纷陈诉艰难处境，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伯伯给他们做工作说：当前，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站在前面来领导运动。这时卫士在一旁劝说：总理已经一天多没有闭眼了，能不能让他休息一下？伯伯说，“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一向沉稳过人的恩来伯伯，在身心惫摧的情况下说出的这几句石破天惊的话，足以感天动地，化雨化泪！在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浩劫中，恩来伯伯就是这样地忍辱负重，身心交瘁，力挽狂澜，以自己少活多少年为代价，写下他生命中极其苦涩，也极其辉煌的最后篇章！谷牧同志动情地说：“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我们过来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后来人也应当了解这些。”
周总理的人格力量，他待人的真情，甚至感化了三十年代初期炮制“伍豪启事”，用八万大洋买周恩来人头的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张冲。张冲并没有同周恩来见过面，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亲身接触后，为伯伯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进而对共产党人有所了解。因此，尽管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还是给了我们党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面对国民党内部的责难，张冲心情郁闷，三十八岁就英年早逝了。他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在张冲追悼会上，毛泽东、蒋介石都送了评价很高的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赞扬张冲：“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蒋介石的挽联是：“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就是这样一位被蒋介石所高度器重的心腹，他也为周恩来的人格力量所折服并引为知己。恩来伯伯亲自参加张冲的追悼会，在讲话时流下了痛惜的泪水。他还为张冲写下“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深情悼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指针。这些感人的往事，是张冲的女儿张雪梅（她年轻时就是地下共产党员和游击队领导人）在他父亲的墓前，流着热泪为我们追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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