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七妈动情地说：
“从感情上你们很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伯伯虽然肉体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他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恩来伯伯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如果按照当时人们的愿望，是不会赞成火化遗体的。但是，伯伯对生命的意义领悟得很透彻，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更是洞若观火。他不仅坚决主张火化，而且连骨灰也不肯留下，潇洒地驾鹤仙去，化身万亿，生前身后，任人评说。在这十多年之后，七妈仙逝，也忠实地履行了她和伯伯的共同诺言，要求后人把她的骨灰也撒进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与伯伯重新汇合在一起。
说到这里，我想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1997年同我说的一件事。赵老说，周总理曾有一次问他：印度有个风俗，人死后把骨灰洒到恒河里，这是不是佛教的传统？赵老回答说：是有这个传统。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伯伯生前对于身后骨灰的安排早有考虑。
在台湾厅，七妈继续对我们说：
“我还想讲一点，虽然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为了打破旧的习俗，我事先打电报通知，不在北京的亲属不要来。这个通知发出后，有几个表现很好，尊重了我的意见，向我表示了慰问，没有来。但也有的从外地赶来了，不但大人来了，还带了孩子。你们大概都会感到我和伯伯对你们要求是严格的，既然来了，也是他们的心意，前天让他们参加了吊唁，今天我不得不把他们除外，因为追悼会有名额限制。伯伯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也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任何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伯伯的遗体是在西花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他的骨灰盒是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定的，并由西花厅党支部成员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花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也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你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做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你们不要仅仅看做个人的亲属的关系，那样就把感情降低了，而要提高到阶级的感情、革命的感情。讣告里说的，和今天悼词里的内容，你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你们伯伯始终如一地遵守着共产党人的重要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你们参加今天的追悼会，是向革命老前辈学习的机会，回去后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
恩来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坚强，不要过分地悲伤。你们还有一个责任，你们不单对亲属，凡是遇到的人，过分悲哀的，要劝导。”
今天，我重温七妈的谈话，回忆当时的情景，更深切地体会到，她老人家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悲痛之后，思想条理仍然十分清晰，谈话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情感与深刻的政治远见，饱含着对晚辈与后来者的关心与期望，是一篇具有高度思想政治性与深远教育意义的谈话。
讲完话之后，七妈又让秘书赵炜将伯伯生前对改革旧习俗的嘱咐念给我们听，其中提到，淮安老家的房子要处理掉，不要留作纪念用；祖先坟墓要深埋，作为耕地等等。七妈还要求我们，要按照她的嘱咐，向其他没有在场的亲属做好解释工作。
听了七妈的话，我在深受教育的同时，也非常伤感。七伯和七妈对自己要求一向严格近于苛刻，但伯伯作为一位亿万人民景仰的伟大政治家，作为终其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国总理，中央对他的丧事安排显然作了诸多限制。可是，这种场合我没有发言权；实际上，七妈虽然是国家总理的遗孀，当时也没多少发言的余地。就在追悼会的同时，人民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地来到纪念碑前，向恩来伯伯敬献花圈，多达两万二千多个。这个场面，显然不是江青之流所希望看到的。当天夜里，“四人帮”就下令将花圈连夜拉走。他们动用了150辆卡车，拉了两趟半才将花圈清理完。
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七妈拉着我的手说：“在军哪，你看了病马上回干校，不要留在北京。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听进去，但是不让我戴黑纱，我听不进去。可是我不能顶撞她，也不能不按她的话去做。她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更感觉到当时政治局面的严峻。此后，我的胃痛莫名其妙地好了，去三〇一医院照片检查，胃没有穿孔，最后诊断为胃痉挛。
七妈的预感没错，我离开北京时，所谓“总理遗嘱”的谣言就出来了。回到干校不久，广播事业局保卫部门就派来两个男的，找我谈话，追查总理遗言和邓颖超给我们说了些什么。我非常愤怒。以往，我虽然是个急性子，但并不会朝人发脾气，拍着巴掌跟人吵架更是没有过的，但这一次我气得一掌拍下去，把桌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我义正辞严地回答他们：“这是我们家里人的事，你们管不着。要了解总理遗言，报纸上已经有了，你找我拿什么遗言？”我又说，“如果你要想知道七妈给亲属谈的什么，我倒可以告诉你一两点。”
我给他们简单谈了七妈对我们亲属的严格要求。听了我说的情况后，其中有个人低着头哭了。他们从此没再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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