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可能难以相信，我们也曾有过许多经济窘迫的日子。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筒子楼里总共只有20平米的一间房，要住七个人：我俩和四个孩子，再加一位保姆。我们的房子里曾经没有一把椅子，七妈来看我们时，只能请她老人家坐小凳子。我们也曾度过一个月差十块钱就得断粮断菜的生活。不过，回想起来也很欣慰，那些日子，我们虽然经济上困窘，却没有因此影响夫妻情感和家庭的温馨。转业进电视台后，我清楚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就想多学习，多实践，多看看别的导演转播节目，借鉴他们的长处。家里当时没有电视机，也没钱买，又想学习观摩，因此，只好每天大老远跑到电视台去看，刮风下雨也很少间断，经常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见我这么辛苦，尔均很心疼，也不放心。一天，家里出现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天津产的。尔均得意地对我说：“在军，现在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了!”突然有了电视，我暗暗吃惊。果然不出所料，是尔均自作主张，拿出了家里全部存款买的。当时满打满算，好歹有了500元存款，这一下就全花完了。尔均的这一决定，虽然有点独断专行的味道，但“马屁”拍得恰到好处，我虽然有点心疼钱，心里却很温暖，对尔均的体贴非常感激。
让人苦笑的是，这台电视机带来的效果，却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虽然已经进入70年代，电视机还不是大众消费的东西，很少进入一般家庭。知道我们家有了电视机，筒子楼里的孩子们欢呼起来，每天匆匆吃了晚饭，就端起小板凳在我家门口排队，催着我们快点吃饭开电视机。孩子们是天真率直不懂世故的，我们也不想让邻居和孩子们失望，因此，这台电视机没能完全实现尔均的初衷，有些晚上，我还得往电视台跑。
患难中最能见到人的真情。前面讲过，入伍填成分时，我非常愚蠢地填成了“地主”，以后许多年，我为这一愚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个孩子出生后，有段时间我们付不起保姆费了，家里的孩子又得有人照料，于是，我只好向妈妈求援。那时候正好精简城市人口，动员职工退职，在幼儿园工作的妈妈心疼我，就主动退职。拿了很少一点退职的钱，从重庆来到我这里，帮我带孩子，成了自带薪水的“保姆”。万万没有想到，这却给妈妈带来天大的委屈。家乡我有个远亲，见我把妈妈接来北京，她不高兴了。这位亲戚竟然“大义灭亲”，写了封“揭发”信，说我们划不清“阶级阵线”，把一个“地主婆”弄到了北京。她把信分别寄到北京我和尔均的单位。
当时正在搞“四清”，“血统论”极有市场。日本有“贱民部落”一说，印度也有“种姓制度”，人还没出生就分出了高低贵贱。中国的“血统论”也差不多，所谓“地、富、反、坏、右”，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贱民”；而一旦成了“贱民”，每个“革命群众”都是有权利唾弃的。令人恼火的是，那个年代虽然荒唐，在某些问题上办事效率却极高。在北京，单位领导看到信，也吃惊了：怎么接了个“地主婆”到北京来呀，还给她上了户口！于是立马查办。结果，帮我母亲上户口的领导和办事人都受到了批评，我母亲也被“赶”出北京。妈妈受了极大委屈，变得爱激动，因此得了脑血栓，瘫痪了十多年，最后因此不治去世。我对不起我的妈妈，在妈妈面前，我永远内疚。
与此同时，这件事也给尔均带来了压力和很坏的“政治影响”。他虽然“根红苗正”，但是，找个爱人是地主出身，还把是“地主婆”的丈母娘弄到北京，上了户口，这显然是严重的“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在那个年代，对于我的“地主”成分，尔均的确缺少“政治觉悟”；他给予我的，只有浓浓的爱和人性的温暖。他性格儒雅，脾气温和，但涉及此类问题，却表现得非常坚毅果敢，为人处事，辐射出美好的人性光辉。为此，我无数次暗自庆幸，当初没有嫁错人。在那个非常年代，他对我表现出的真挚的关爱，我永远铭记在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更加相依为命了。虽然我们是国家总理的亲属，但恩来伯伯的处境非常微妙，他不仅难以给我们提供足够保护，有时反而会因为他的政治地位的波动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尔均也在单位挨整了。他是首长秘书，造反派要求他揭发首长的问题，他不配合，自然没好果子吃。当时，他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当秘书科长，由于受到一连串冲击，置身于诬陷和批判的恶浪中，人也日见消瘦，显得极度疲惫。精神的痛苦带来身体的病变，他早早地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而病变又加重了精神的痛苦，他还不时说出这样的话：“人活着，太累！”有段时间，他甚至想到过自杀!那段时间，我总是提心吊胆，真怕他做出蠢事，一再安慰他：别想那么多，大不了我们回农村种地。患难之中，正是这种精神上的互相慰藉，让我们相依相扶，熬过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
中国的政治乌云驱散后，随着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我个人的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我很清楚，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尔均的鼎力扶助。
这些年来，我执导了一千多部电视文艺作品，行内人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让我内疚的是，这个数字是用我母亲和妻子角色的部分失职换来的。对此，尔均从无怨言，总是毫无保留地给我以理解和支持。电视文艺时间性强，经常要突击干活，我又办事认真，一旦有了任务，就全身心扑进工作，很少顾家。比如办龙年春节晚会节目那一次，同时执导当年的元旦晚会，我有整整5个月时间没回家。到了晚会播出那一夜，作为总导演，我没时间合眼；第二天上午，又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作为国防大学政治部领导人，尔均也参加了团拜会，我们在会场见面了。分别了许久，却来不及多说，千言万语浓缩成会心一笑，变成了简短问候：“春节好!”“辛苦了!”随后便又投进人流，去忙各自的事情。直到大年初三，我还在剧组无法脱身。尔均只好带着孩子们来到剧组和我团聚。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金婚”中回忆历历往事，更让我感到，过去的这五十年间，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又温馨，每一个日子都像金子一般地闪闪发光，无比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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