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绝采访”的采访
拍摄《百年恩来》时，当年和恩来伯伯有过交往的大多是年事已高的世纪老人。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有的长期住院，医院谢绝一切探视，更不用说采访拍片了。但在得知拍摄《百年恩来》、总理亲属希望采访他们时，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老人和他们的亲属以及医院，无不破例为我们开了“绿灯”。
戏剧大师曹禺就是其中的一位。病房里，他不顾严重的气喘，一句一顿地回忆他视周总理为知己的深厚感情。他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们都是属狗的。我们没有同过班，但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那时没有女角，他扮过女的，我也扮过女的。总理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我也很感谢总理。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很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曹禺老人谈得那样深情，又那样吃力，我们心中都不忍，劝他就谈到这里。曹禺夫人李玉茹告诉我们，曹禺住院后一直没有接待采访，今天是头一回。看到你们，我们的心情就像是又见到了总理。在这次采访后不久，曹禺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曹老的病房里，我们巧遇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他的回忆同样满怀深情：“我写的话剧《风雪夜归人》，据孙维世告诉我，总理在重庆时看了七遍。新中国成立后总理请我吃饭，专门谈了他对《风雪夜归人》的修改意见。他是个特殊的人物，除了是总理，他还是个艺术家。”
文学大师巴金，是在爱婿刚刚病逝、病情和心情都极为沉重的情况下，在病房破例接待我们的。尽管身体状况不允许长谈，但他手持总理的照片，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情深意长的短短几句话，却是他内心里千言万语的形象概括：“很有精神，很有精神！我经常想，总理的形象还在我的眼前！”
著名诗人臧克家，也是九十多岁高龄了，一直在医院治病。臧老的夫人告诉我们，为了接待我们采访，他一夜没有好好睡觉。臧老谈话时声音有些谙哑，可是一说起周总理，顿时精神矍铄，好似换了一个人。臧老说：“我对周总理很崇敬，很崇拜。他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话，现在我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他激动地抒展出诗人情怀，放开宏亮而悲怆的嗓音，逐字逐句为我们朗诵了他专为悼念周总理写的诗《泪》：“十一亿赤心，哀伤袭击！千言百语，声声啜泣。英姿笑貌，已成遗容；伟词宏声，犹在耳中。半旗悠悠，悲风漫吹，人的汪洋，泪如潮水。泪是丰碑，泪是誓言，泪是动力，泪是火焰！昂起头来，揩干眼泪，红旗指向，无坚不摧！”听着他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场的人也一个个随着臧老流下热泪。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诗人、书法家赵朴初老人，在病房抱病与我们长谈。他把周总理视为知己和亲人。赵老深情地说：“总理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比我大九岁，邓大姐比我大三岁，但我把他俩当成自己的长辈”，“一个人去世以后，即使自己的父母嘛，三年过去后也就淡了些哀痛，但总理不是。他去世二十多年了，人民还是想他，还是哀痛，这少有哇！几乎很少很少有这种人哪！”赵老说，总理逝世后，每年的一月八日，他都要写一首诗怀念他。赵老把特地准备的其中三首诗《东山》、《感遇》和《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金缕曲）》亲手赠给我们，并逐句作了详尽的解释。
其中《感遇》一首是在得知总理逝世的当天写的，这首诗的内容，充分表达了赵老的深切悲痛之情：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鸿动。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剩龄梦。
相业史谁畴，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负风展，蓬雀从目送。
我惭驽驾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直为天下恸。
赵老说：“总理患重病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但总是希望能多留一天也好嘛。但是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断了。巨星坠落，四海涌动，永成千载之痛！”诗中的“龄梦”一词取自《诗经》。赵老认为，恩来伯伯至少可以活到九十多岁，可是，“艰难尽瘁”，“忧勤”过劳，却早早地逝去了，把应该有的年龄“剩下来了”。在他眼中，总理是天上云间的大鹏鸟，而“四人帮”（那时还掌权）是蓬草里的小雀子，它们只能在草中远远地眼望着总理乘云飞去。
诗中的“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深刻表述了周总理谦虚谨慎、从不居功的崇高人格。后来，我们把这两句词和肖克同志赞扬周总理领导南昌起义的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合在一起，谱成一首歌曲：“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果然是浑然天成，字字珠玑，寓意深远。我们临别时，赵老又挥毫为《百年恩来》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是他从自己切身体会中概括出的对总理的三点体会；总理是德范，是道德的模范。
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薄一波、宋任穷同志，也分别接见我们，接受我们的采访，并亲笔题写片名和题词。万里同志满怀热情地向我们叙述了周总理指导人民大会堂建设，亲自提出大会堂穹顶的设计构思；与他一起乘吉普车为密云水库选址；亲自决定修建北京饭店东楼，并且不顾危险，在重病中搭乘简陋的施工电梯，登上正在修建中的高楼毛坯房检查指示，等等。万里同志从不题名题词，但这次也破例为我们题了名。
被周总理赞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先生，很少接受采访，更不愿谈有关西安事变的史实。但他谈起周恩来却充满了知遇之情，称他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人里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我非常地佩服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他们公务活动繁忙，但都挤出时间`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还谈了一些他们从未说过的事情。池田大作说：“我在日本创价大学栽的八棵樱花树旁立了‘周樱’、‘邓樱’两块碑，今天我首次向你透露，这石碑的方向是朝向中国，朝向周总理的，在樱花盛开时请他和邓颖超夫人观赏。”基辛格博士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非常有魅力，极其了解人类。我见过许多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人，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我给你们亲属最优先的权力，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对周恩来的纪念。这是我的荣幸。”
英籍作家韩素音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她的那本名著《周恩来和他的世纪》，原来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建议她写的。杰奎琳对她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就是周恩来！”韩素音奇怪地问她：“你崇拜周恩来？”杰奎琳回答：“是的，我只崇拜周恩来。”韩素音说，她没有提自己的丈夫肯尼迪。杰奎琳在去世前不久还给韩素音打电话说：“你出了这本书，打了一个大胜仗。”很遗憾，这位世界闻名的杰奎琳女士当时已因患癌症病逝，我们无法当面采访她了。同样遗憾的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热爱中国和周恩来的韩素音女士，也在不久之前离开了人世。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