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去世
1976年元旦前后的日子里，在病痛折磨下，恩来伯伯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随时可能会离我们远去。由于保密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我们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有人讲，亲人之间有时会发生某种心灵感应。我不知道是正好碰上了这种感应，还是纯属巧合，1月7日，我突然犯病了。我的胃从没闹过毛病，这天却疼得厉害，无法忍受。干校派人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大夫检查后说，可能是胃穿孔，主张立即动手术。县医院条件非常简陋，病床上连被褥都没有，更像个公社卫生所，其医术也难免让人生疑。送我去的人怕出事，不同意开刀，要求保守治疗。医生也有理由：万一出事谁负责？最终还是同意保守治疗：打点滴。
第三天是1月9日，胃不那么疼了，医生给我拔掉了输液管。我不知道的是，恩来伯伯这时已感觉不到病痛了。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走完了他无比辉煌壮丽又极度艰难曲折的人生。
凌晨四五点的样子，病房突然出现干校来人，给我一份尔均发来的电报：“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七妈嘱在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就像晴天霹雳。看了电报，我整个就跟触电一样，全身都是麻的，瘫了，头脑里一片空白……多年来，恩来伯伯非常爱护我，临终了，却没能见上一面，而且还不能去北京向他老人家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这让我怎么也想不通，伤心万分。
幸好，干校领导还不错，决定送我回京治病。这就给了我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我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这可是特例。即使在这样巨大的悲痛时刻，七妈仍保持着她特有的镇定，关心和过问着每一件具体的事情。
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医院举行的。医院太平间旁边，有个不大的房间，伯伯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抛开情感的因素看事情，人既然已经去世，遗体告别的方式和地点并不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讲究仪式规格。伯伯作为国家总理，万人景仰，遗体告别却选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明显有悖常规。当时，没有正常的信息渠道，小道消息满天飞，虽然不敢公开表达个人意见，但人们心里有数，国家的“礼仪”出了毛病。
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我们这些在京的亲属，按通知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在伯伯面前呆了二十来分钟后，就有人催促我们离开。
鲜花和松柏丛中，伯伯紧闭双目，静静地躺着。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无比爽朗的笑声了，再也不能得到他充满睿智的教诲了……我悲从中来，痛彻心肺，泪眼模糊，真想扑上去大哭一场。
长眠中的伯伯，面容清癯，双颊凹陷，灰色中山服松垮地搭在瘦削的身躯上，体重骤降到只有六七十斤。我痛心地想到，仅仅十年前即“文化大革命”之前，七伯虽然年近七旬，依然魅力四射，丰彩过人；同实际年龄相比，依然显得那样年轻。尔均说过，伯伯同他初次见面的那一年是48岁，但看上去不过30左右。我1955年初次见到的伯伯，当时五十七岁，看起来也只有40出头。伯伯为何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的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源于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源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源于他是国人乃至世界一致推崇的“美男子”，更因为他经受了非常人所能企及的艰苦绝伦的革命斗争烈火的淬炼。
曾有人给我说过一个观点：衡量一个人的年龄，除了看他的“自然年龄”即出生时日之外，还要看他的“生理年龄”即内部器官的健康程度，“心理年龄”即心态的好坏，“阅历年龄”即是否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寿命长短，不仅与实际年龄，而且与他的生理、心理状况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而一个人的阅历又直接影响到他的生理与心理素质。我认为，这个观点颇有几分道理。我国的先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这番话，换一个角度解释，就是讲人生阅历与生存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举一个例子，我所认识的几位开国将领如张震、李德生、肖克、张爱萍、伍修权、吕正操等同志，他们都是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经历了残酷战争的考验和十年“文革”的磨难，但当他们晚年进入八、九十岁高龄时，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腰背直挺，行动自如，俨然大将风度。肖克将军是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的连党代表，1998年，他已经91岁高龄，是当时在世的南昌起义时唯一的干部。他向我谈起“八一”起义当晚的惊险经过，谈到了叶挺独立团和铁甲车队的战斗经历，依然体健声朗，豪情满怀，溢于言表。他绘声绘色地为我们再现了当年伟大的历史场景，深深地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尽管秘书和家人怕他过累，一再加以劝阻，肖老却满不在乎，连续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他在谈话结束时，用了“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这句内涵丰富、掷地有声的话语，形容恩来伯伯的伟大历史功勋。肖克老将军2008年10月辞世，享年101岁。
那么，我们如果用“传奇的一生”来形容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始创者，是党的地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与国民党蒋介石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党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经济战线的实际主持人。就连我党用于地下斗争的电台与密码也是他亲手创立的；我党的密码命名为“豪密”，就是用的周恩来党内的化名“伍豪”。他还连任26年国家总理，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现代史上，诸如赴欧勤工俭学、黄埔军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延安枣园、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这些闪闪发光的传奇故事与名称，无一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恩来伯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古今中外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具有丰富阅历和斗争经验的卓越领导人。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恩来伯伯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
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中，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又不能不以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智大慧和殉难者的心情，全力支撑起行将倒塌的共和国大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保存了经济命脉，保护了一大批民族精英，为此而耗尽了自身的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他“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誓言。试想，如果不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与迫害，恩来伯伯定能活到一百岁！如能这样，他将为我们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再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伯伯的过早离去，实在是我们国家的灾难和重大损失，是全民族的不幸，也是我们作为亲属无可挽回、刻骨铭心的深深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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