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邓在军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内容简介】
邓在军，我国著名电视艺术家我国电视文艺和春节晚会的开拓者之一。本书讲述了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媳，她所亲历的周总理、邓颖超感人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家风。她是著名的电视导演，本书讲述了她50年电视导演生涯，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她执导最早的几届大型春晚，以及许多重要的大型文艺演出的往事。社会知名人士，本书讲述了她与许多社会知名人士、文化名人的交往经历，讲述了彭丽媛、毛阿敏、刘欢等人的出道时的故事。她还是少将周尔均的妻子，四个孩子的母亲。本书讲述了她在解放初期如何走上革命道路，与周尔均50多年相亲相爱的传奇爱情。
【作者简介】
作为中国电视文艺和春节晚会的重要开拓者，电视导演邓在军见证了新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历史。《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以自传媒体的形式，讲述了邓在军从一个12岁的农村女孩成长为蜚声国内外著名电视艺术家的人生轨迹及心路历程。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媳，邓在军以较大篇幅记述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和亲切难忘的谆谆教诲，使读者可以从亲属的独特视角，了解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周恩来。作为周总理的侄儿周尔均将军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母亲，邓在军还讲述了自己的恋爱婚姻经过、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与疾病抗争的经历，和她对人生的感悟。
全书读来亲切流畅，娓娓动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励志读物。
【目录】
前言海棠情思
第一篇 海棠依旧
十二岁出走
第一次站岗
“牧童”与贺龙
二郎山上
恋爱风波
初见恩来伯伯
看似无情实有情
“肃反”与全运会门票
关爱与“八互”
走进中央电视台
转播《东方红》
陪斗
干校杀猪
总理去世
把所有的爱装进心里
周家家规
第二篇 屏前幕后
第三篇 心灵深处
第四篇 家里家外
邓在军艺术活动年表
邓在军所获主要荣誉
【章节选读】
12岁出走
许多人眼里，我的名字像个男孩：邓在军。
小时候对名字不在乎，后来感到有点别扭，又不好改了；再到后来，经历增多，知道名字只是人的符号，重要的是符号后面的内容，也就顺其自然。
有趣的是，名字也给我带来过一些美丽的小麻烦。那是70年代末以后，连续几年，我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总导演。我很努力，运气也不错，那些晚会群众反应很好。此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影响越来越大，过春节看晚会，也成了中国人的特殊习惯，成为一道独特的中国文化盛宴。作为总导演，自然会被各种媒体盯上，邓在军这个名字，也频频曝光，因此引起一些女孩子的注意和误解，给我寄来不少照片和滚烫的情书。我乐了，我不是男儿身，对于这些热情靓丽的青春女孩，只能抱以无奈的歉意。
青春的美丽，和一个人的不成熟有关。在我看来，青春就是激情，也意味着某种盲目和冲动。这种认识，我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感悟的。因为我也年轻过，当年，也有过类似的盲目和冲动。
1950年9月的一天，我悄悄离家，踏上了通向远处的山路。这一天，离我13岁生日，还差三个月零几天。
这是出远门，应该多带几件衣服，但是，又害怕父母发现，便耍了花招：只背了书包，装着上学的样子。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举动，我没想过父母是否会伤心，没想过其他后果，只觉得很好玩，把它看成又一次开心的恶作剧。我一门心思就想快点逃走，甚至没敢回头再看一眼渐渐远去的家。就这样，我第一次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家乡，走进了此后新的人生。
当时，我的目的很简单：赶上前面那群会演戏的女兵。
我的家乡是个小山村，在四川荣昌（现属重庆）县郊。前不久，村里来了解放军，我家里也住了一些当兵的人。在这之前，国民党造过谣，说共产党解放军很坏，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们很害怕。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解放军的纪律很严明，同志间很亲密，长官也不打骂士兵。我还听说了，他们是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师长李德生带领的部队，是来剿匪的。
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支部队还有一个宣传队跟着，宣传队里有许多小女兵，她们比我大不了几岁，还都会演戏。
女兵们演戏，白天晚上都演，舞台就设在我读书的伯桥中学，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宣传队演的是《兄妹开荒》和《白毛女》。她们演戏，我就逃学看演出，《白毛女》让我流了好多次眼泪。我从小就喜欢跳，喜欢唱，现在发现军队有女兵，戏也演得好，就特别羡慕她们。在这之前，十八军进军西藏，也曾路过我们村，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参军走了，我也想走，可是妈妈不同意：“女孩子哪有去当兵的？”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看到了这群会演戏的女兵后，我又想当兵了，而且脑袋发热，打算不惊动父母，悄悄去当兵。
有人讲，性格决定命运。作为一个12岁的女孩子，我这么干确实太莽撞，可这不能怪我，得怪我祖父。他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来培养，让我很少有女孩子的娇柔，而调皮大胆我行我素的男孩子毛病，却学得很到家。
我学习成绩好，考试总是前三名，长得也乖巧，祖父特别喜欢我，放学后，常把我带上街玩。街上有许多卖锅盔（注：烧饼）的，只要路过，总有人要给我锅盔吃，而且不肯收钱。祖父是卖泡粑出身，县里有青红帮，在这些卖泡粑的人里头，祖父似乎是个头头，很受他们尊重，大家都喊他邓大爷。哪一家吵了架，谁家里有什么事，都找我祖父去评理。我不懂什么青红帮，也不懂“邓大爷”的含义，因此惹了大麻烦，这是后话。当时，听到别人夸奖我，祖父很高兴，就对人讲：“哎呀，我的在军要是个孙子就好了，绝对了不起呀！”
我是独女，妈妈对我家教很严，但有祖父作后台，我并不怕她。家里有个小橘园，田野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菜，果子成熟了，别人用竿子采摘，我却喜欢爬到树上去摘。枝条上有刺，衣服常被剐破，妈妈知道我又爬树了，就让我罚站。第二天，只要嘴馋了，我还是要上树。
有一回我害怕了。星期六，我和几个小孩子“过家家”，跑到地里头去偷人家的蚕豆，被狗咬了，裤子破了，腿也咬破了，流了血。我知道这下惹祸了，不敢回来见妈妈。天黑了，月亮也出来了，我还躲在外面。邻居发现，给我包扎后送我回了家。妈妈这下动了大火，不仅罚站，还不准吃饭。罚站是应该的，但不准吃饭，我觉得妈妈太过分，反抗情绪很强。我就赌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妈妈喊我吃饭，我也不吃。当时我最着急的是另一件事情：上茅房。可是我想，我一动，就算输了。讨厌的是，体内的那股多余的液体不想和我保持一致，急急忙忙要出来。我很想撒腿就跑，可是，我还是不肯服输。最后，我作出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了不起的决定：我就站着尿尿。当我的裤子果然变成茅房的时候，祖父出面干预了，批评了我妈妈。妈妈挨骂了，我这才破涕为笑。
我还有过许多类似的恶作剧。这当然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但我却心存感激：成年人的爱心和宽容，使我的心灵从小就有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能够自由生长，敢于大胆想像，这对我后来的艺术生涯极有帮助。
当时虽然大胆，我也有心细的一面。离家前我想过，妈妈肯定不会同意，不能给她讲；但是我还小，部队也不会随便收留。于是，我先找了县长。县长叫何君辉，原来是在我们那里开米店的，我们也常到他那里去买米。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工作者，而且当了县长。我说要参军，请他给我开证明。他问：“爸爸妈妈同意吗？”“同意。”我撒谎的水平已经很高，他没看出来。
拿到介绍信，我就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回家后，为了造成上学的假象，我把小物品都放进书包，别的就不敢带了。正是九月天气，很热，我怕以后没衣服穿，一下子穿了两件长袖衣。我无法无天，只顾自己高兴，哪想到大人的着急。事后我才知道，我的出走让家里翻了天，妈妈找了我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
妈妈哭的时候，我却高高兴兴爬上解放军顺路的军车，离家越来越远了。
现在想来，我这么迫不及待地远离家门，原因之一就是好奇。我不想再过家里的那种日子，想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在家里，我是独女。父亲在县里当小职员，解放后当了煤矿工人。母亲是位家庭妇女。当时，祖父已经去世五六年，家里很败落。我有两个伯伯：大伯有两个女儿，二伯有三个女儿。据说大伯不太争气，被祖母骂跑了，以后再没回来。我们这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大多是吃闲饭的，日子过得非常寒碜。有个细节印象很深，就是祖母发油。那时没电灯，照明用油灯：一个小碟子，放上油，里面有根灯草。祖母在家里掌握财权，家里穷，不敢随便用油，几个小家，每家一天一勺菜油。点不了多久，油没了，屋里黑漆漆的，我很害怕，也很不喜欢。我上的是新学堂，五岁就上学了，成绩也不错，可是因为穷，有一年交不起学费，在家里停学了大半年。这种日子，肯定算不上是幸福的童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服气。在家族的排行里，我是“在”字辈；至于名字里的“军”字，是因为我们家族里一直没男孩，我出生前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家里人想添个男孩。于是，我就“在军”了。稍稍懂事后，就觉得不服气，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行呢？我非得行，一定要胜过男孩，胜过别人。这种念头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勇气，让我义无反顾地去追赶部队。这样，我也就名副其实，真的“在军”了。
追赶部队的时候，碰上了几个高中同学，男女都有，全比我大，但想法一样，都是去参军的。我们拦住一辆敞篷军车，迎着山风，在车上高兴地大喊大叫。
我又见到了那些女兵。宣传队长姓刘，指导员叫苗先魁。见我太小，他们不肯收留，我就又唱又跳，拼命自我推销。我长得不差，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有基础。我的表演和从军热情发挥了作用，他们终于开恩了。
部队当时在永川县，离我们荣昌县不近，没想到妈妈突然找来了。见到我还好好活着，妈妈又惊又喜，让我跟她回去。我当然不干：“不回去，就要在这儿！”我的犟脾气妈妈是知道的，加上部队领导对她很热情，看看周围情况，她也基本放心，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我不满13岁，却不知天高地厚，为自己选择了人生的道路，成为一个小女兵，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第一次站岗
军队生活、尤其是战争年代的军队生活，是一种催化剂，能使年轻人迅速成长，这点我很有体会。
部队当时正在剿匪，战争环境很残酷。四川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但解放了却并不太平。这里是国民党老窝，国民党残部和土匪很多。对一些投降的国民党部队，解放军派人进行整编。解放军去的人少，整个体系还是国民党原部。有的老老实实接受了整编，有的有特务策反，一叛乱，我们的人就惨了，派去的军代表被他们成批杀害。有支国民党投降部队，叛变后，把我们一个司务长扔到大锅里煮了。总之，斗争非常残酷，新兵开小差的很多。
我也害怕，但我从没想到要离开部队。我最害怕的倒是另一个东西：鬼。
像所有小孩一样，我怕鬼，又爱听鬼故事。过去，常缠着舅公给我讲。听的时候，要求妈妈坐在前面，身后也要有人保护。油灯下，火苗摇晃不定，想像中的各种妖魔鬼怪，激起我一阵阵胆战心惊的兴奋。鬼故事听得越多，就越怕鬼。当了兵，对鬼的恐惧却一点没减少。领导发现这一点后，作出的决定让我大吃一惊：让我站岗。
这不是在家，没法撒娇。当兵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不很情愿地拿上枪，走上哨位，开始了第一次站岗。
那天夜里有风，不大，还有月亮。可是，月亮是从坟山后面升起来的。我们住的那家房东，水井在他屋后，旁边有几个坟堆。在我的知识里，鬼和坟山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坟山是埋死人的，是鬼的家。上岗时，天刚黑不久。分队长是个女的，她说，因为我是第一次站岗，她陪我一起站。可是，过了一会儿，她说要四处看看，就离开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的位置在房子侧面，稍一扭头，就能看见那几个坟包。这时，我看见了月亮。是很大一个黄黄的月亮，从坟包方向的小树林后面升起。在恋人眼里，这个月亮会充满诗情画意，城里现在很少能见到这样妩媚的月亮了。可那会儿，月亮很恐怖，我觉得它是从坟包里爬出来的，是鬼的灯笼眼；周围萤火虫飞来飞去，在青幽幽的月光下，简直就是晃动的鬼影，随时要向我扑来。
我很害怕，觉得大人们很可恶。我这么小，还没枪高，为什么让我站岗。起风了，一阵一阵，吹得树叶沙沙响，就像什么东西的脚步声。我高度紧张，不停地左顾右盼，风也变凉，像鬼在朝我吹气。我不怕！我是女兵，我不怕！我给自己暗暗鼓劲。可是，还是觉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就盼望分队长快点过来。
我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虽然不断提醒自己是个女兵，但还是没能坚持住。当分队长的脚步声响起的时候，我认定那是鬼的声音，是来抓我的。我大叫一声，丢开枪，哭了。
四周立即出现了两三个人影，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我这才知道，他们都躲在附近保护我，让我站岗，是为了锻炼我的胆量。我很委屈，但不恨他们了。
这么一吓，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有时候是自己吓唬自己。在有人陪着的情况下，后来我还站过一次岗。从此以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不过，他们却不再让我站岗了。
那段时间，部队忙着行军剿匪，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很艰苦。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睡通铺和“多用脸盆”。
在战斗部队，清一色男人，睡觉不是问题。宣传队不同，有男有女，要用现在的标准衡量，麻烦就大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为了拍影视片或执导晚会，我曾有几次带领一群演员歌星去外地；每到一地，如果住不上星级宾馆，有些演员歌星的脸色就不好看，仿佛受了天大委屈。而当时，我们整天跟着部队转，全都住农村。农村条件本来就差，一下子涌进这么多部队，哪来那么多床铺。部队从来讲求实际，解决的办法既实用又简单：不分性别，睡通铺。
所谓通铺，就是一堆稻草上面铺张大席子，相当于眼下一张双人床大小。不过，不能只睡两个人，人要在上面横着睡。不脱衣服，不分男女，能挤几个算几个。这就是所谓睡通铺。
我年纪小，什么也不懂，在我眼里，队长指导员就像父母一样，睡通铺只觉得新鲜有趣，根本无所谓。但是，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正是青春年华，挤在一个通铺上，会不会浮想联翩，难以成眠，我就不清楚了。
部队成天行军打仗，不可能带上许多坛坛罐罐，这样一来，脸盆的作用就放大了，变成了“多用脸盆”：它可以洗脸，洗脚，同时还是菜盆。
洗脸简单，人挤的时候，有人会在水塘里将毛巾沾湿，脸上一抹就算完事。但是，行军很累，到驻地后，如果有条件洗个热水脚，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脸盆少，因此都是集体洗脚。洗完脚，再把盆洗干净，第二天就当菜盆用。
这似乎很不卫生，也不文明。可当时就这条件，只能因“时”制宜。不过坦率讲，回想起来，当时很少有因这种“不卫生”而产生的疾病，反正我从没因此拉过肚子。至于“文明”问题，在我看来，只是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习惯而已。后来我多次住五星级宾馆，包括带有温泉的宾馆，我的感受中，它所带来的舒畅感，似乎并不比当年集体泡脚时的滋味强多少。人在体验愉快的能力方面，到底有什么盲点或是缺欠，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当兵不久，我还有一个大发现：人能够边走路边睡。
当时部队的任务就是剿匪，行动频繁，几乎每天都要行军。宣传队跟在部队后边，锅碗瓢勺，乐器锣鼓什么的全要扛着走。我人小，受照顾，只需要背自己的背包，外加一个小水壶。俗话讲，远路无轻载。我背的东西不多，但两条腿至少要驮上我这个人吧，一天走七八十里，最多走过一百多里，实在累得不行，脚上全磨了泡。到了驻地，就想办法将泡穿个洞，把水放出来，再烫烫脚，倒头就睡。那段时间，脚上密密麻麻全是白泡，大家很乐观，说我们是“脚底板开花”。
行军通常都是白天，可有一回却在晚上。也就是这一回，我体会到了走路睡觉的滋味。我从来都是晚上睡觉，这一次行军，把我的生物钟搞乱了。部队是天黑时出发的，我从没走过夜路，开始还很兴奋。我又要强，提醒自己不要丢脸，一定跟上队伍。可是，眼皮不听话，没走多远就打瞌睡。队列里，似乎前后左右都有人，没人说话，只听脚步响。为了不打瞌睡，我就捏鼻子咬嘴唇掐大腿，可这不管用，就觉得眼皮比什么都重。猛然间，就撞到了前面的人，这才发现刚才睡过去了。一撞就撞醒了，不能吭声，又接着走；忽然又撞了人。可我一直没摔倒过。后来才知道，是队长安排了人，前后左右护着，给我当“栏杆”。没有车，他们也不可能背着我行军，这么安排，是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实际的帮助。
回想起来很有趣，我一边睡觉，睡得还挺香，两条腿却能够保持节奏往前走。直到现在我都没悟出其中的道理，我猜想，可能人体里还躲着一个我们没发现的乐队指挥。
我还干过一件傻事：填入伍表时，把家庭出身错填成了“地主”。
刚到部队，什么事也不懂，也不会做，就连报纸也不知道按什么顺序看，整天就跟着大家这儿看看，那儿玩玩。部队当时住在一个老百姓的祠堂里，那天，我在炊事班帮着择菜，女分队长把我叫过去了。她拿着张表，让我填写。名字年龄好填，可是一到“成分”我就傻眼了。弄明白什么叫“成分”后，我说不知道家里是什么成分，反正我爷爷是“大爷”。分队长说：“‘大爷’，就是地主嘛。”我说大概是吧。于是，我不知轻重厉害，就很干脆地把家庭出身填成了“地主”。
我稀里糊涂，成了“地主”后代。那些个年代“左”得很，搞“四清”，搞各种运动，虽然也说“重在政治表现”，但实际上，血统论给每个人脑门上都烫上了阶级等级的烙印。后来若干年间，我也为此受了很多委屈。好在我既没从政的兴趣，也没从政的能力，虽然出身不好，但跳舞唱歌不错，而且当初年纪小，也就没有受过大的冲击。到了后来，恋爱了，出身问题就变得微妙。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当时，恋爱也讲究“成分”。好在这已经是一种遥远的恶梦。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激我的丈夫。不管外部环境有多大压力，他没有因为出身问题嫌弃我，也从不让我因此受委屈。他心地纯洁善良，充满了人性的温馨和爱心，他是我的终生所托。这一辈子，我一直为此由衷庆幸。
当兵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上级决定我们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我不满13岁，太小，被留在了国内，成了这支部队惟一的例外。
部队这时剿匪剿到江津。我和宣传队的战友们分手了，从江津上船，来到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设在重庆的学员大队，学习了几个月。学习结束，同学们有的去学护士，有的去考军医大学，一个个全分走了。
如果说离家出走，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的话，这时，我又站在了另一个转折点上。看到一个个同学去学医生护士，我很兴奋，以为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机会。我特别希望当护士，更希望能当医生。可是很不幸，我莫名其妙，又孤零零一个人被留下来了。其实，还是因为我年龄太小。
医生护士都没我的份儿，我十分失望。这种“医生情结”陪伴了我几十年。后来我有了四个子女，我也希望里头有个当大夫的，但他们都没能学医；我又希望，女婿或媳妇中有一个当大夫的也行，但也没这个缘分。
命运之手比我更强大。我被分到了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文工队，不久文工队合并到军区后勤文工团，从此成了正儿八经的文艺兵，一干就是十年。
初见恩来伯伯
1955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当时，西南军区撤销不久，我也从重庆经云南昆明调到了北京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离开昆明前，我接到尔均从重庆的来信，信中有句话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你到北京后，应该去看看伯伯，看看总理。”对于信中的“总理”，我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尔均写掉了字。到北京我才问清楚，他所说的伯伯和总理，就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明白这一点后，我心里涌起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幸福感，并非简单地来自女人的虚荣心。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尔均和周总理的关系，但初恋的幸福已经弄得我如痴如醉，只要能经常和尔均见面，我就别无所求了；没想到，他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极高，在我心目中，更是高不可攀。突然之间，我可能要成为他的侄媳，这份额外的惊喜，让我感到了命运之神对我的特殊恩宠。
1955年部队整编，我调到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当时的天安门还没有悬挂毛主席像。
果然，调到北京不久，我那天正在练功房练舞，突然接到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他说总理要见我，让我等着，他会来接我。
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了。我赶快换了海魂衫，重新结好两条长辫子，梳洗打扮了一番。我猜想，总理派人来接我，这下可以坐一回小车了，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小卧车呢！接我的人来了，真的是“小车”，而且比一般的小卧车还小：是辆三轮车。
总理处派三轮车来接人，我非常惊讶，真的是总理派来的吗？会不会是个骗局？想来想去，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理由。走着瞧吧，我不再多想，坐上了三轮车。
中南海大门有当兵的站岗，通过门岗后，我的心放下来了。这里是过去的皇宫所在，又正是春夏之交的五月，琉璃飞檐，红花绿树，显得很有气派。这天阳光很好，花香扑鼻，可是，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紧张，就像个临考前的小学生。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见到周总理后该讲些什么。
西花厅终于到了。门前栽种有好些株秀美挺拔的海棠树，盛开的海棠花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绚丽，象征着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日子。
我从小就喜爱海棠，后来才知道，海棠花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四川又是海棠花最多的省份，自古以来就雅俗共赏，被誉为“花中神仙”。那天，突然看到这么多海棠花，又开得正艳，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快了许多，甚至隐隐有种“回家”的感觉。
让我意外的是，总理和七妈会在门口迎候我（按照周家的大排行，侄儿女辈通常称呼总理为“七伯”，邓颖超为“七妈”）。当时还没有电视，但从新闻纪录片上，我已经多次见过总理形象，因此一眼就认出来了。总理微笑着打量了我一下，连说：“好好好！”七妈很高兴，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他们一下就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我心里更加放松。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进沙发。七妈一直对我笑咪咪的，问我多大啦，工作怎么样啊，高兴地问个不停。当听说我是独女时，七妈更乐了，说：“那你跟我一样，我们家我也是独女。”又扭头对总理说：“她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总理也特别高兴。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舒畅了。
可是，当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总理问的，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往想到出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因为是业务骨干，在文工团的环境里，也还没有因此受过罪。这会儿，我忽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了。可是，我不能撒谎，只能老老实实回答，难过地吐出那两个很沉重的字：“地主”。
听到我的回答，总理似乎愣了一下，七妈的表情也有些变化。
注意到这种变化，我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陡然意识到，我的“出身”已经变得非常可怕，它可能是我和尔均之间的巨大障碍，甚至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时间我泄气地低下了脑袋。
周总理也出身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但他身为国家总理，在当时那个格外讲究出身成分的年代，我想，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周家的后代能找个成分好的对象。我这个“地主”后代的出现，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总理很体贴人，看到我在发愣，他立即笑着“哦”了两声，很亲切地说：“没事，没关系，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人是没法选择家庭出身的。我也出身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但每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我们都需要学习，需要改造。”
我抬起了头。我注意到，刚才总理说的是“‘我们’需要学习”，非常平等的口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也产生了一丝新的希望。
七妈也插话进来，进一步缓和了尴尬的局面：“孩子，你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为了你，我们特意加了一个菜。”
那会儿，我心里装满了佐料：苦辣酸甜全都有。不过，这顿饭吃得很香。记得的菜有伯伯爱吃的“狮子头”、梅干菜，还有一盆汤和一盘青菜。开饭时，七妈说：“今天请你吃二米饭。”我当时不懂什么是二米饭，一看有黄的，有白的，端上来一看，其实就是小米和大米。七妈说：“你们年轻，千万别忘了小米加步枪的战争时代。”二米饭不好吃，那盘梅干菜却非常合我口味。
临走，七妈笑咪咪地对我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
一听这话，我心里踏实了。心想，“面试”过关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吃总理家的梅干菜。
当时，尔均还在重庆工作，我们只能“千里共婵娟”。星期天没事，我常往西花厅看望伯伯伯母。有个星期天，见面时总理又问起我最近的学习情况。我说正在学声乐，学西洋唱法。总理哦了一声，问跟谁学。我说先是跟林俊卿学，眼下在中央乐团，老师是邓映义。
总理提了个问题，把我问住了：“你知道什么叫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吗？”
我心里一下子慌了。当时我的音乐知识非常少，只知道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肯定不一样，但区别究竟在哪里，我还说不清楚。
总理大概没想到我会表现得尴尬，他微微一笑，用心地给我解释说：“西洋唱法主要是源于欧洲，西洋唱法也是他们的民族唱法。他们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说的民族唱法，是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说王昆、郭兰英，就是用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我们的国粹京剧演员，发声的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有我们自己的传统，也很好，也有它的科学性。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但不能生搬硬套，学走了样，把自己好的东西也丢掉。”之后，总理和七妈还不止一次地让卫士给我送来一些艺术方面的书籍和政治理论书籍，我也开始注意加强自身的学习。
多年后，王昆、郭兰英大姐告诉我，在她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也曾多次聆听过总理的类似教诲，侧重点是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民族的优秀传统。王昆大姐给我讲了一件事：五十年代，她想去苏联进修音乐，总理知道了，支持她去，但是嘱咐她：“你学习可以，但你一定还是你王昆，不要我们在收音机里一听，哟，这是谁啊？听不出是王昆，那可就不行了。”学习回来后她给总理汇报演出过一次，那次总理似乎不太高兴，因为往常演出后总理都会要过来跟她握手，还会说一句：“谢谢你，唱得很好。”那天总理什么也没有说，她就觉得很难过。后来，她还是硬着头皮到总理跟前去了。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嘛！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你从前那种唱法还会不会？”她说：“会的，我马上就可以唱出来。”过了几天，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应她邀请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听了她唱的民歌。晚会后他俩到了后台，总理说：“唉呀王昆，你今天唱得非常好！”邓大姐也说：“今天听了你唱的歌，我们好像又回到延安了。”
回想起来，我这辈子能走进西花厅，还能够得到总理和七妈的认可与亲切教诲，真的是好幸运！
看似无情实有情
我和尔均确立恋爱关系不久，两人就天各一方：我调到北京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尔均留在重庆工作。他所在的西南军区后勤部，保留了原来的编制和人员，改名为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继续负责西藏地区的供应任务。
说来也巧，就在我与总理和七妈见面后没多久，竟然有了一次与尔均短暂相聚的机会。这倒不是组织上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原来，总后当时要求下属单位在三天内紧急上报一份材料，由于重庆与北京不通火车，领导上便委派尔均坐飞机执行这趟任务。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知道，在此后的几年里，由于交通和工作条件的限制，我和尔均再没能见上面。还不如每年能通过鹊桥聚一次的牛郎织女呢。
热恋中的我俩，见面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尔均首先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七伯、七妈让我们尽快去见他俩。尔均说，还是你运气好，又到了北京，又见到了总理。他自己已经有九年没有见过七伯、七妈，这次能同他俩见面还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次呢。接着，他给我细细讲述了他的家庭境况和以往的经历。
他说，小时候并不知道七伯是做什么的，家人都瞒着他。抗战爆发后，他的父亲周恩霔随七伯去重庆工作，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当秘书。直到这个时候，奶奶和母亲才告诉他：“你有个伯父叫周恩来，大排行第七，你们称七伯，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七伯从小聪明好学，爷爷很喜欢他，资助他留洋读书。七伯同你爸爸感情很深，早年在北平、上海时，他回来都来家里住过，还教你爸爸写字、做操。那年共产党出叛徒（指顾顺章），你七伯、七妈还在我们家躲避了好几天，然后去的苏区。”
尔均说，自从父亲离家后，他家的生活变得艰难，上海呆不下去了，母亲就带着全家到江苏高邮外祖父家寄居。抗战胜利后，尔均初中毕业，没钱继续升学了。这时，他听说父亲转移到苏鲁皖边区工作，就想去找，可是无法取得联系。他又听说七伯、七妈到了南京、上海，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尔均当时才14岁，年纪虽小，胆子却大，1946年春，他冒着风险一路找到了上海思南路中共办事处。那时思南路叫马思南路，办事处在107号，是座小洋楼，门口挂有“周公馆”的门牌，还附有英文注释：“周恩来将军公馆”。这个称呼是沿用七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职衔，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工作。那天，七伯、七妈正巧在上海，听秘书陈家康禀报后，马上下楼来见尔均，亲切地问长问短。七妈见尔均衣衫褴褛，脸上还长了疮，很是心疼说：“好孩子，你受苦了！”七妈马上找来药膏，亲自给尔均涂上。效果不错，不几天就痊愈了。
尔均说的这个细节，七妈一直记得，20世纪80年代，她老人家同我俩谈话时还提起过。七妈说：“那年你伯伯和我在上海见到尔均，见他又瘦又小，脸上还长了疮，我俩很心疼。给他上的药膏名叫‘如意膏’，是进口的，现在看不到了，这样的药还可以再进口一些。”
当时，七伯、七妈问起了尔均今后的打算。尔均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求：他想跟他俩去延安干革命。七伯、七妈肯定了他的志向，却表示这件事情要考虑一下再定。这段时间，尔均寄住在山阴路东照里一位亲戚家。七伯、七妈工作很忙，还是抽空到这位亲戚家看望尔均。这天，七伯、七妈有公务活动，是坐汽车来的，穿着整洁得体的西服，七妈胸前还佩戴了一朵红花。那时的七伯、七妈风华正茂，漂亮极了。七妈解释说：“你别看我们这样打扮，这是工作需要，在延安，我们和大家一样，穿的都是土布衣服，补丁摞补丁呢！”尔均说，我懂得，我也愿意那样。七妈高兴地笑了。
过了几天，七伯、七妈找尔均谈话，严肃又亲切地告诉尔均：现在形势很紧张，国民党没有谈判诚意，和谈估计要破裂。也想过送尔均去延安，但他们随时可能被迫离开，带上尔均很困难。因此，他们希望尔均还是暂时留下来读书，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会有机会参加革命的。七伯对尔均讲：“要相信，黑暗很快会过去，光明终会到来的。”七妈也再三叮嘱：这里周边有很多特务监视，要十分小心。她还给尔均讲了一些怎样摆脱特务盯梢的办法。临走，七伯、七妈给尔均留了几件衣服和一些学费、生活费。尔均当然很想去延安，但还是听从了七伯、七妈的安排。就这样，尔均在1949年6月高中毕业后，在上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尔均说：参军后他常想，当初要是坚持着跟七伯、七妈去延安就好了，早三年参加革命和晚三年参加革命还是不一样的。但他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七伯、七妈当初没有带他走，既有总的形势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他们对亲属的严与爱：当时局势严酷，全面内战随时可能爆发，对尔均这样一个没有经过严峻考验的孩子，光靠亲属关系参加革命，无论对组织对个人都是不适当的。革命道路毕竟要每个人自己走。
尽管如此，尔均知道，他的成长进步，从没有离开过七伯、七妈的关注。他参军后，成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学员，参加了解放西南的战役，在征程中被调到二野后勤部工作。就在这期间，他和七伯、七妈重新取得了联系。七伯、七妈得知他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他争取入党的想法尤其重视。七妈回信勉励他：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自觉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七妈说，她和七伯随时等着尔均的好消息。尔均的父亲在解放战争期间肺病加重，苏鲁皖边区党委报经七伯、七妈同意后，将他转移到上海治疗。尔均在部队填表时，对父亲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不很了解，七妈亲自写信给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作了证明。七伯、七妈的关怀和教诲，使尔均在党指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进步。1953年12月31日，尔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入党宣誓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当天就用航空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了七伯、七妈。七妈随即回信祝贺和勉励。我看到了尔均珍藏的这封来信：
尔均同志侄：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诉你。你的情况望能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可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
匆此，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一、廿四
七妈在这封信中，用“至为兴奋”，形容她和七伯得知尔均入党时的心情，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七妈提出的共产党员“三个必须”，即：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不骄不馁，见之于思想和行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寄托着老一辈革命家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我和尔均都深受教育。
不过，当时我加入共青团才一年多时间，政治上还很不敏感，尔均所讲的这一切，我更多的是觉得新鲜，有趣。七伯、七妈在对待亲属问题上的高度原则性和良苦用心，我是后来通过多次亲身体验，才有了更深感悟。
20世纪60年代，我们常和孙维世、金山在西花厅相聚。维世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也是七伯、七妈的义女。我们都是搞艺术的同行，他俩又是文艺界前辈，所以我们很谈得来。那时正是困难时期，西花厅的伙食又很简单，有段时间七伯还规定不得做肉菜。细心体贴的七妈，有几次自己掏钱让我们几个外出吃饭，说她要休息，其实是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有一次，我们四人在西单绒线胡同内的四川饭店吃饭，席间谈起个人的生活经历。他们听了尔均的一些回忆后，维世大姐深有感触地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烈士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侄女，在感情的天平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的照料更周到得多。在战争年代那种危险的环境中，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有的烈士子女还是他们派人从敌占区找来后送去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抗战胜利后，你到上海找到了伯伯、伯母，在内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他俩却把你留在了敌占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维世大姐的这番话，使我对七伯、七妈的博大胸怀有了更深的了解。
2008年3月，江苏淮安举办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我和尔均都参加了。会上，我俩的好友、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在发言中，深情地回忆了一件事。她说：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她出生后便被寄养在上海一户农家，从此和爸爸妈妈失去联系，思念甚切却无从相见。1949年夏天，总理在上海和国民党谈判期间，千方百计打听到她的下落，专门派人把她从上海郊区接出来，送到晋察冀的聂帅身边，圆了她们一家人多年的梦。聂力大姐流着热泪说：“周伯伯、邓妈妈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当她说到这里，我忽然联想起尔均给我讲过的事情：1949年夏天，不正是尔均在上海见到七伯、七妈，请求跟他俩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同一时间吗？在对待自己和对待战友与烈士的亲属方面，七伯和七妈采取的不同做法，鲜明地印证了维世大姐多年前所做的深入分析。事实上，无论是对此对彼，他俩都寄予了同样的深爱——在政治上最为深沉也是最富有远见的爱。
“肃反”与全运会门票
1955年初夏，我陪同尔均又一次来到海棠花仍在盛开的西花厅。多年未见七伯、七妈的尔均心情分外激动，伯伯、伯母也很高兴，花了半天时间和我们畅谈。他俩仔细询问了尔均这些年的情况，包括在哪儿上学，怎么参军，打仗是否勇敢等等，并不时插话给予鼓励。谈话中，七妈问起尔均入党转正的事情。尔均入党已经一年多，曾写信给七伯和七妈报告过喜讯。那个年代，入党要有一年候补期，在这期间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考查，非常严格。预备党员，有的因为表现不好延长了候补期，有的甚至被取消党员资格。因此，七妈曾经勉励尔均，要他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这天，当七伯、七妈知道尔均已经如期转正，都欣慰地笑了。七妈说：“要再一次向你祝贺！”
尔均告诉伯伯，他这次出差，来京的主要任务是向总后机关汇报本单位的“肃反“情况。说到这里，伯伯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他让尔均谈谈具体情况。尔均在汇报时列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他们单位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多少人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等等。伯伯听得很仔细，中间又转过头来问我：“你们海军文工团也搞肃反吗？也查出有反革命吗？”我说：“是，不过我们那里查出的问题好像不多。”伯伯皱起浓眉，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西南地区解放得晚，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土匪、恶霸多，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查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你们毕竟是部队，尔均的部队也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应该有那么多反革命，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如果搞扩大化了，会伤害很多人，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他接着问尔均单位的领导人是谁，尔均说：“主任胥光义（后曾任总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还未到职。政委卢南樵，是原西南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他俩都是老红军。”七伯摇摇头说：“我不很熟悉。这样吧，尔均，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伯伯的吩咐让我和尔均都感到很意外。我已经听说过，伯伯从来不让亲属传他的话，也不准替人转信或传话，这是周家的一个重大原则，伯伯这次为什么会破例呢？尔均没敢多问，回到重庆，马上给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后曾任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二炮兵副政委）作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党委会作出了一致决议，认真贯彻落实了总理指示，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
事后我和尔均议论过这件事情。当时，按照中央分工，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再层层研究、逐级落实，要费不少周折；而且，有些人和事一旦作过处理，再纠正就困难了。所以，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
那天，七伯、七妈和我俩一起用餐，我也又一次吃到了他们家的梅干菜。尔均吃饭时不小心咬破嘴唇，七伯、七妈马上让人把医生找来，及时作了处理。七伯关心地嘱咐：“你们年纪轻，生活中要加强自理能力，小事也要注意。”我们告别时，伯伯又把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尔均。伯伯说：“多年前在上海见面时，你还是个孩子，现在你已经长胡子了。这把刮胡刀送给你，以后要记得刮脸。”据成元功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刮胡刀，是不久前英国代表团访华时送给伯伯的。伯伯在日内瓦会议上展现的过人外交风采，赢得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高度赞扬，英国人对伯伯十分敬佩。伯伯把这个刮胡刀赠给尔均并亲切叮咛，既体现了他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细心周到，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伯伯对仪表和礼仪的高度重视。他历来是这方面的表率。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有时一天会见几批外宾，常常见一批就要刮一次胡子。尔均受伯伯影响，从此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整洁，不过，这个刮胡刀可能会有些埋怨，因为还没正式上任就“下岗”了——尔均舍不得用，一直珍藏到现在。
北京当时正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伯伯让人拿来两张开幕式的票送给我俩。伯伯说：“我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送这两张票子，你们明天一起去看吧。”伯伯在亲手给我们票的时候，又特别交待了两件事：“一，这票子不要送给别人；二，要坚持看到底。”
我们答应了，却没有认真想一想伯伯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
这是解放后第一次举行全国性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座位很好，紧挨着主席台。可是，我们两人对有些体育项目的兴趣不是很浓厚，又是久别重逢，相处的时间宝贵，有些坐不住。看了一会儿，尔均说：“后天就要回重庆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咱俩去照张相吧！机关同志托我带的东西还没去买。”这话正中我下怀，我立马就站了起来：“走。”
我们都忘了总理的谆谆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到了西花厅。伯伯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
我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
伯伯说：“怎么，你们没去看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总理的叮嘱，有些惭愧：“我们没看完就走了。”
伯伯苦笑着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从来不和我说，我也不问。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因为有事，中间才能去，但伯伯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预先给你们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是想给你们亲眼见一次毛主席的机会。”
那时候，人们能有机会去一趟北京就很不容易，要想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幸运。这件事，我们自然后悔不迭。
伯伯还问我们，退场后票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伯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随便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总理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
回想起来，上面谈到的两件事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时过境迁，在有了更多人生阅历的今天，我感觉到了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当年，伯伯对毛主席的尊敬，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是在中国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斗争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伯伯对建国以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内心里有着极大的保留。包括从“肃反”到随后的“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可是，伯伯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毛主席、党中央已经作出决策、他已经无法扭转全局的情况下，只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顺势而为，力争把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特别是把保护干部和群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从一滴水可以知大海。伯伯对尔均单位肃反运动作出的特殊反应和处置，虽属个例，却鲜明地反映出，在面对类似重大问题时，他复杂的内心活动和坚守的行为准则。后来，在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处境极端困难的伯伯，同样恪守了这些准则。
关爱与“八互”
好事多磨。那次我同尔均在北京分手，本以为只是短暂的离别，不料想，这一别就近三年。这期间，我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离开海军文工团，调到当时驻在上海的东海舰队文工团。尔均依然在重庆工作。上海和重庆之间只有长江通航，但坐轮船来回一趟要花上好多天。我们既没有请假的正常理由，经济上也承担不起，要见上一面，比现在出国还难。想打个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同样难上加难。先要请假外出，然后跑到邮局交费，再排队等候，常常要等上个把小时才能接通。还有，电话费也贵得吓人，说不上几句话，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可想而知，这对于热恋中的我俩，日子是多么难熬。
苏东坡的诗句“千里共婵娟”，词意都很美，可是，与情侣相隔千里、几年不能一见的“婵娟”，心中的滋味可就不那么美了。
这段时间，对军队干部婚姻的限制已经取消，尔均的同龄人大多已经“成家”，这使他感到孤单。他多次写信给我，希望早日成婚。我也非常想念他，很愿意结婚，但是，结婚就意味着我得去重庆，这就有些问题了。当时我是文工团的骨干演员，在许多节目中担任主要角色，团里肯定不想让我离开。再有一点，重庆部队的文艺单位都已撤销，调动和安排我的工作也是一大难题。就这样，我俩商量来商量去，结婚的事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信中也说不清楚，到后来互相间有些埋怨，一赌气，有一段时间干脆中断了通信。
两人的关系闹成这样，我很内疚，感到辜负了伯伯和伯母的关怀。记得第一次到西花厅时，伯伯就曾谆谆告诫过我：“你和尔均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更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俩的恋爱关系中去。爱情和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看来，我和尔均都没有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说来也巧，我和尔均闹别扭不久，恩来伯伯因公来上海，在舞会上见到了我。他询问了我和尔均之间近来的情况。我情绪不高，但如实向他汇报，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伯伯用心良苦地开导我说：“我早就说过，婚姻恋爱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嘛！你俩才多长时间就闹矛盾，这不好嘛！两人不在一起，更要互相信任、互相体贴。要更多的关心、理解和体谅对方。”分别时，恩来伯伯又叮嘱：有什么问题和困难，要和尔均多沟通，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想法。伯伯的关心和教诲，打开了我和尔均的心结，我们的“线路”很快又畅通了。1957年，恩来伯伯率代表团出访亚非十一国，回国后在重庆休整，特地把尔均叫去见面详谈。尔均高兴地汇报说：听了伯伯的教导和劝告，我俩之间通过写信交换意见，误会已经消除，决定尽快结婚。尔均还表示，他支持我婚后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文艺工作。伯伯听了很高兴，他说：“这就好嘛！我看你们俩是合适的一对。婚后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
在七伯、七妈的关爱教诲下，我和尔均冰释前嫌，相爱如初。1958年春节，经双方组织批准，尔均请假从重庆赶到上海，我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作为新婚礼物，尔均送我一件毛衣。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件毛衣，绿色的，很漂亮。后来我发现，尔均的这份礼物既合我意，又很实惠，因为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的三个女儿先后长大，都穿过这件毛衣。它可算得上我们家的一件传家宝了。
恩来伯伯和七妈对于其他侄儿女们的婚恋，也同样是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比如尔辉弟弟，他家生活比较困难，七伯、七妈把他从江苏淮安接到北京读书。尔辉为人忠厚，学习勤奋，毕业后留在北京钢铁学院工作。他的恋爱对象孙桂云是淮安市一位小学老师，长得清秀，人又聪明爽朗，七伯、七妈很喜欢他俩。1962年，恩来伯伯和七妈亲自主持了他俩在京的婚礼，我们都参加了。这是周家在京亲属比较齐全的一次聚会，大家都喜气洋洋。在这之后不久，北京钢铁学院要成立一所附属小学，为了照顾他俩夫妻团聚，组织上征得淮安市同意，准备将桂云调到钢院附小当老师。来京报到时，恩来伯伯知道了。当时国家正面临暂时困难，中央决定精简城镇人口。伯伯便劝说桂云服从大局，回淮安工作；他还为这件事批评了冶金工业部部长：现在压缩城市人口，怎么还把人往城里调！尔辉、桂云都很听话，桂云回了淮安，继续当老师。可是，桂云身体不太好，两年后，尔辉为了照顾她，自己也申请调到淮安工作，经组织批准，在淮安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尔辉和桂云是一对模范夫妻，可惜天不假年，如今都已经不幸病逝。
很多朋友曾向我们打听：听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夫妻关系中倡导有“八互”原则，它的内容和由来是什么？
据我所知，“八互”，就是“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八互”最初是恩来伯伯和七妈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提出的。当时，每逢七伯、七妈参加南方局工作人员的婚礼，都会应大家请求，介绍他们恩爱夫妻多年来宝贵的经验体会，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新婚夫妇。有时是七妈主讲，伯伯补充。有时是恩来伯伯讲，七妈补充。“八互”就是他俩多次讲话中逐步归纳出来的。1987年5月29日，七妈在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信中说：“‘八互’提出是经过周恩来同志的生活实践，再加上我看到许多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矛盾与相处好坏的情况，我试提出‘八互’作为参考，从未以正式文字发表过。”七妈体会，“八互”中，“互谅”、“互让”最难。可是，七伯和七妈做到了。“八互”就是他俩和谐美满夫妻生活的最好写照。
伯伯的秘书何谦叔叔告诉我：在重庆南方局工作期间，伯伯和七妈住在曾家岩住所的楼上，伯伯因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时也是同样，由于伯伯的卧室是从正门进，要经过七妈的房间，伯伯每次开完会、办完公事回房时，都从后门小道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七妈曾对尔均和我说：“你伯伯每天工作到凌晨，而我身体不好只能正常作息。常常是我起床，你伯伯刚要睡觉，我和你伯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相互间就是很大的安慰了。”七妈讲这几句话时，满脸都洋溢着爱意和幸福。
七伯和七妈终其一生的深情厚爱，为我们做出了“八互”的最好榜样。他俩是做人的典范，也是恩爱夫妻的典范。
总理去世
1976年元旦前后的日子里，在病痛折磨下，恩来伯伯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随时可能会离我们远去。由于保密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我们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有人讲，亲人之间有时会发生某种心灵感应。我不知道是正好碰上了这种感应，还是纯属巧合，1月7日，我突然犯病了。我的胃从没闹过毛病，这天却疼得厉害，无法忍受。干校派人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大夫检查后说，可能是胃穿孔，主张立即动手术。县医院条件非常简陋，病床上连被褥都没有，更像个公社卫生所，其医术也难免让人生疑。送我去的人怕出事，不同意开刀，要求保守治疗。医生也有理由：万一出事谁负责？最终还是同意保守治疗：打点滴。
第三天是1月9日，胃不那么疼了，医生给我拔掉了输液管。我不知道的是，恩来伯伯这时已感觉不到病痛了。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走完了他无比辉煌壮丽又极度艰难曲折的人生。
凌晨四五点的样子，病房突然出现干校来人，给我一份尔均发来的电报：“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七妈嘱在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就像晴天霹雳。看了电报，我整个就跟触电一样，全身都是麻的，瘫了，头脑里一片空白……多年来，恩来伯伯非常爱护我，临终了，却没能见上一面，而且还不能去北京向他老人家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这让我怎么也想不通，伤心万分。
幸好，干校领导还不错，决定送我回京治病。这就给了我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我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这可是特例。即使在这样巨大的悲痛时刻，七妈仍保持着她特有的镇定，关心和过问着每一件具体的事情。
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医院举行的。医院太平间旁边，有个不大的房间，伯伯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抛开情感的因素看事情，人既然已经去世，遗体告别的方式和地点并不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讲究仪式规格。伯伯作为国家总理，万人景仰，遗体告别却选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明显有悖常规。当时，没有正常的信息渠道，小道消息满天飞，虽然不敢公开表达个人意见，但人们心里有数，国家的“礼仪”出了毛病。
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我们这些在京的亲属，按通知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在伯伯面前呆了二十来分钟后，就有人催促我们离开。
鲜花和松柏丛中，伯伯紧闭双目，静静地躺着。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无比爽朗的笑声了，再也不能得到他充满睿智的教诲了……我悲从中来，痛彻心肺，泪眼模糊，真想扑上去大哭一场。
长眠中的伯伯，面容清癯，双颊凹陷，灰色中山服松垮地搭在瘦削的身躯上，体重骤降到只有六七十斤。我痛心地想到，仅仅十年前即“文化大革命”之前，七伯虽然年近七旬，依然魅力四射，丰彩过人；同实际年龄相比，依然显得那样年轻。尔均说过，伯伯同他初次见面的那一年是48岁，但看上去不过30左右。我1955年初次见到的伯伯，当时五十七岁，看起来也只有40出头。伯伯为何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的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源于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源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源于他是国人乃至世界一致推崇的“美男子”，更因为他经受了非常人所能企及的艰苦绝伦的革命斗争烈火的淬炼。
曾有人给我说过一个观点：衡量一个人的年龄，除了看他的“自然年龄”即出生时日之外，还要看他的“生理年龄”即内部器官的健康程度，“心理年龄”即心态的好坏，“阅历年龄”即是否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寿命长短，不仅与实际年龄，而且与他的生理、心理状况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而一个人的阅历又直接影响到他的生理与心理素质。我认为，这个观点颇有几分道理。我国的先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这番话，换一个角度解释，就是讲人生阅历与生存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举一个例子，我所认识的几位开国将领如张震、李德生、肖克、张爱萍、伍修权、吕正操等同志，他们都是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经历了残酷战争的考验和十年“文革”的磨难，但当他们晚年进入八、九十岁高龄时，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腰背直挺，行动自如，俨然大将风度。肖克将军是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的连党代表，1998年，他已经91岁高龄，是当时在世的南昌起义时唯一的干部。他向我谈起“八一”起义当晚的惊险经过，谈到了叶挺独立团和铁甲车队的战斗经历，依然体健声朗，豪情满怀，溢于言表。他绘声绘色地为我们再现了当年伟大的历史场景，深深地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尽管秘书和家人怕他过累，一再加以劝阻，肖老却满不在乎，连续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他在谈话结束时，用了“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这句内涵丰富、掷地有声的话语，形容恩来伯伯的伟大历史功勋。肖克老将军2008年10月辞世，享年101岁。
那么，我们如果用“传奇的一生”来形容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始创者，是党的地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与国民党蒋介石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党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经济战线的实际主持人。就连我党用于地下斗争的电台与密码也是他亲手创立的；我党的密码命名为“豪密”，就是用的周恩来党内的化名“伍豪”。他还连任26年国家总理，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现代史上，诸如赴欧勤工俭学、黄埔军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延安枣园、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这些闪闪发光的传奇故事与名称，无一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恩来伯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古今中外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具有丰富阅历和斗争经验的卓越领导人。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恩来伯伯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
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中，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又不能不以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智大慧和殉难者的心情，全力支撑起行将倒塌的共和国大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保存了经济命脉，保护了一大批民族精英，为此而耗尽了自身的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他“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誓言。试想，如果不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与迫害，恩来伯伯定能活到一百岁！如能这样，他将为我们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再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伯伯的过早离去，实在是我们国家的灾难和重大损失，是全民族的不幸，也是我们作为亲属无可挽回、刻骨铭心的深深伤痛！
出了告别厅，外面已经排上了长长的告别队伍。
在最后向伯伯遗体告别时，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七妈，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七妈万分悲伤地说：“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伯伯遗体火化时，八宝山的工人不肯按电钮，还是经七妈劝说后才按下的。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了伯伯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到齐了，但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为此，追悼会还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没有等来，大家都很失望。我虽然不懂政治，但也能感受到政治气氛很特别。追悼会之前，我特别希望毛主席能参加，也觉得他一定会去，但他没有去。我心想，伯伯作为一国总理，是你的左膀右臂，给你担了多少事儿啊，你说过，人死了，要开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恩来伯伯同你并肩战斗了一生，怎么能不参加他的追悼会呢？后来才听张玉凤说，毛主席当时也因重病无法正常行动了。
我是坐着参加追悼会的。因为胃疼又犯了，根本无法直起腰。秘书让警卫给我找了个小凳。追悼会现场一片悲痛肃穆的气氛，许多人哭出声来。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也一度呜咽，说不出话。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邓颖超把我们亲属和伯伯的医务人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同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场合、这些人员组成以及所谈的内容，似乎顺理成章，很自然。但现在来看，处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氛围里，七妈的这种安排和她所谈的内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极度悲痛的时刻的沉着、冷静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七妈谈话前，尔均和秉德妹约定，他俩悄悄地做了个记录，会后一起核对、整理。下面引述的，就是他俩记录、整理的七妈所说的原文：
“刚才，你们都参加了伯伯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谈一谈。恩来去世了，你们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眼泪和悲伤都不能使死去的人复活。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讲得非常好，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恩来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今天在座的，有为你们伯伯治病的医务人员，护理人员。这些同志，他们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医疗技术是我们国家第一流的。他们受到了党中央的最大信任和委托，对恩来的病作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和护理，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尽了自己的职责，做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是十分感人的。伯伯生前曾经多次对他们表示由衷感谢。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大家向这些医生、向参加护理工作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你们下一代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能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转达伯伯的话。”
听到这里，我想起遗体告别时秉钧弟告诉我伯伯脸上有异常黑斑这件事。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伯伯的病情又一直被封锁，人们突然被告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无疑会对他的医疗救护提出疑问。七伯和七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装着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要尽其所能保护群众，而不是想到自己。
七妈接着说：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曾抬起身来对我说，我们俩的骨灰都不要留。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都是土葬的。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旧风俗的重要改革。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俩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到水里可以喂鱼。
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经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你们伯伯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
关于这一点，后来在拍摄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时，伯伯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副委员长告诉我：病重的伯伯，听说云南个旧地区发现肺癌，马上把肿瘤医院院长、李克农同志的女儿李冰找来，让她去当地调查研究，找出防治办法。他对当时医学界正在进行的我国肿瘤分布地区的调研和地图绘制工作，十分赞许，并嘱咐制成沙盘，抬到病房里给他看。伯伯的一生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接着，七妈动情地说：
“从感情上你们很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伯伯虽然肉体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他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恩来伯伯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如果按照当时人们的愿望，是不会赞成火化遗体的。但是，伯伯对生命的意义领悟得很透彻，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更是洞若观火。他不仅坚决主张火化，而且连骨灰也不肯留下，潇洒地驾鹤仙去，化身万亿，生前身后，任人评说。在这十多年之后，七妈仙逝，也忠实地履行了她和伯伯的共同诺言，要求后人把她的骨灰也撒进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与伯伯重新汇合在一起。
说到这里，我想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1997年同我说的一件事。赵老说，周总理曾有一次问他：印度有个风俗，人死后把骨灰洒到恒河里，这是不是佛教的传统？赵老回答说：是有这个传统。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伯伯生前对于身后骨灰的安排早有考虑。
在台湾厅，七妈继续对我们说：
“我还想讲一点，虽然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为了打破旧的习俗，我事先打电报通知，不在北京的亲属不要来。这个通知发出后，有几个表现很好，尊重了我的意见，向我表示了慰问，没有来。但也有的从外地赶来了，不但大人来了，还带了孩子。你们大概都会感到我和伯伯对你们要求是严格的，既然来了，也是他们的心意，前天让他们参加了吊唁，今天我不得不把他们除外，因为追悼会有名额限制。伯伯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也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任何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伯伯的遗体是在西花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他的骨灰盒是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定的，并由西花厅党支部成员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花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也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你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做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你们不要仅仅看做个人的亲属的关系，那样就把感情降低了，而要提高到阶级的感情、革命的感情。讣告里说的，和今天悼词里的内容，你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你们伯伯始终如一地遵守着共产党人的重要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你们参加今天的追悼会，是向革命老前辈学习的机会，回去后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
恩来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坚强，不要过分地悲伤。你们还有一个责任，你们不单对亲属，凡是遇到的人，过分悲哀的，要劝导。”
今天，我重温七妈的谈话，回忆当时的情景，更深切地体会到，她老人家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悲痛之后，思想条理仍然十分清晰，谈话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情感与深刻的政治远见，饱含着对晚辈与后来者的关心与期望，是一篇具有高度思想政治性与深远教育意义的谈话。
讲完话之后，七妈又让秘书赵炜将伯伯生前对改革旧习俗的嘱咐念给我们听，其中提到，淮安老家的房子要处理掉，不要留作纪念用；祖先坟墓要深埋，作为耕地等等。七妈还要求我们，要按照她的嘱咐，向其他没有在场的亲属做好解释工作。
听了七妈的话，我在深受教育的同时，也非常伤感。七伯和七妈对自己要求一向严格近于苛刻，但伯伯作为一位亿万人民景仰的伟大政治家，作为终其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国总理，中央对他的丧事安排显然作了诸多限制。可是，这种场合我没有发言权；实际上，七妈虽然是国家总理的遗孀，当时也没多少发言的余地。就在追悼会的同时，人民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地来到纪念碑前，向恩来伯伯敬献花圈，多达两万二千多个。这个场面，显然不是江青之流所希望看到的。当天夜里，“四人帮”就下令将花圈连夜拉走。他们动用了150辆卡车，拉了两趟半才将花圈清理完。
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七妈拉着我的手说：“在军哪，你看了病马上回干校，不要留在北京。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听进去，但是不让我戴黑纱，我听不进去。可是我不能顶撞她，也不能不按她的话去做。她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更感觉到当时政治局面的严峻。此后，我的胃痛莫名其妙地好了，去三〇一医院照片检查，胃没有穿孔，最后诊断为胃痉挛。
七妈的预感没错，我离开北京时，所谓“总理遗嘱”的谣言就出来了。回到干校不久，广播事业局保卫部门就派来两个男的，找我谈话，追查总理遗言和邓颖超给我们说了些什么。我非常愤怒。以往，我虽然是个急性子，但并不会朝人发脾气，拍着巴掌跟人吵架更是没有过的，但这一次我气得一掌拍下去，把桌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我义正辞严地回答他们：“这是我们家里人的事，你们管不着。要了解总理遗言，报纸上已经有了，你找我拿什么遗言？”我又说，“如果你要想知道七妈给亲属谈的什么，我倒可以告诉你一两点。”
我给他们简单谈了七妈对我们亲属的严格要求。听了我说的情况后，其中有个人低着头哭了。他们从此没再露面。
把所有的爱装进心里
恩来伯伯去世了，举世为之哀恸。
1月9日清晨，当电视和收音机里播出哀乐声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人们，都有了不祥的预感，他们放下手里的事情，心中默默地祈祷：“但愿不是总理。”但是心愿毕竟不能成为现实，等来的是晴天霹雳一样的噩耗。中国人民个个热泪盈眶，多少人痛哭失声。悲痛的人群川流不息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默默地敬献花圈，寄托哀思。一时间，天安门广场成了花圈的海洋，伤痛的海洋。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悼念总理的活动达到空前的规模。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整个天安门广场堆满了无数花圈、挽联，人们不分男女老少，无论白天黑夜，潮水般一波波涌向天安门广场，用诗歌和悼词，倾诉他们对周总理的爱戴和思念。浓烈的情感，有如火山爆发，海啸倾泻，中国人民终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最终埋葬了万恶的“四人帮”。“四五”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章。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与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最为流行的这几句朴素的悼词，瞬间传遍了全国，因为它抒发出中国人民真挚的心声。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正因为总理付出的爱太多，他得到的爱也最多。他心里装满了对所有中国人民的挚爱，他身上承载着所有中国人民的疾苦。
伯伯在生前同我和尔均的谈话中，自己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群众”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不能脱离群众，等等。我作为亲属非常清楚，伯伯不但这样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处处为我们做出榜样。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伯伯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就亲自写下了“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就如，西花厅住房的修缮。七伯、七妈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房，最早是清末摄政王载沣为自己修建的，没有完工清朝就覆灭了，以后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当做办公场所使用，一直没有好好修缮。伯伯和七妈入住时，房屋已很破旧了：地面是用砖铺的，很多地方已经破裂，门窗也有裂缝，尤其是地面潮湿，影响到伯伯有病的关节。到了六十年代初，他俩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几年。秘书何谦请示有关部门后，在七伯外出期间，对西花厅住房进行了简单的修缮，主要是修补了漏风的门窗，地砖换成地板，将木板床换了一个弹簧床。
他没想到，伯伯回来发现后，少有地发了火，改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家，连陈老总去劝也不听。
一次，我和尔均去钓鱼台见伯伯，那天在座还有一些人，一道吃饭时，伯伯亲切地说：“在军，今天你七妈不在家去广东从化疗养了，你也姓邓，就代表她坐在我旁边吧！”我俩看伯伯的情绪还好，为了缓解他因装修西花厅一事引起的烦恼，便趁机劝他说：伯伯，您平时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了，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护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伯伯点了点头，认真严肃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简单的维修，问题是现在修缮的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这样做，下面就会跟着，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照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生活，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他问我们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尔均回答看过，还应伯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对嘛！你们再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生气。
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才搬回西花厅。为西花厅的修缮，他还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做了检查。
1996年，我为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采访了何谦叔叔。他流着热泪把当年写的日记拿给我看，看后，我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下面是日记中的几段原文：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3月23日 总理抽空回来看了一下房子，给严厉批评，总的就是批评修的好了，浪费，影响不好，因此不愿搬回西花厅住。可是又没别的地方搬。
我听到这些批评，心中非常难受，主要是我没有按中央政策办事，没认真执行总理的指示，让首长住下感到不安。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3月25日（于天津云南路77号）已经夜里一点了，总理开会回来后，……又对西花厅修建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一、维修房子我不反对，为什么一定要修那么好呢？二、你知道我要求的严，而你没有掌握这条原则；三、你跟我一起工作二十年了，我的一切要求、习惯你了解的；四、国务院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修，把我住的地方修那样好，这怎么能让我安心呢？五、最后问我：“在银行还存多少钱？”“赔也赔不起。我不回去住吧，大家不安心，回去住吧，我不安心！”
（听到这里，我两眼含着热泪，难过万分，想到总理几十年来，哪一点不是艰苦朴素，为什么我就忘了这些呢？又说：“这次修房子，那样一个修法，我一点都不知道，这可要你一人负责。当然，我没有回去看看，这是我的缺点。”我们亲爱的总理，是多么的谦虚呀！他有多少大事，要他操心和办理，这点小事，我没办好，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总理有什么缺点呢？听了总理的批评后，真使我难过万分，一夜没睡，尤其总理还自我批评，他没回去看看，因此，更加使我难受了。我诚恳接受总理的批评，这个是完全正确、及时的，是一次深刻的政策教育。）”
何谦叔叔说：“为这件事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总理在会上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让大家去看看，不要笑话’。可是每一次检查，他都是检查他自己，没有一次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或‘是我的秘书干的’，他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
关于住房，尔均还同我谈过他亲历的另一件事。就是1957年，伯伯率团出访亚非十一国回来，途经重庆找尔均见面的那一次。那天，尔均去招待所看伯伯，还没顾得上说话，伯伯嘱咐他先去看望陪同出访的贺龙副总理。伯伯说：“贺老总就在隔壁，他是你们西南军区老司令，快去问声好！”贺总见了尔均很高兴，详细地向他询问了大军区整编后重庆部队的情况和他的工作情况。贺总深情地说：“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在你伯伯的领导下与他共事几十年了，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次一起出访又有新的体会。你要很好向你伯伯学习。”在谈话中间，尔均偶然注意到贺总住的是个大套间，而伯伯住的是面积很小的普通标准间，他有些不解，见到伯伯的卫士长成元功，无意间问他为什么这样安排？元功叔叔告诉他：“你伯伯每次到接待的住所，都要亲自过问每个人的住房安排情况，事先常常还要亲自看一下。他看到这里只有一个套间，便亲自交代我：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很好，套房留给他住，我和大家一样住单间。”当天晚间，伯伯让尔均同他一起就餐。饭桌上，伯伯一个个地检查过问，看人都到齐了没有，见随行的乔冠华同志还没有就座，伯伯特地嘱咐：不要催，等一等。当时乔冠华手里有工作，足足等了他二十多分钟。直到所有人员都到齐了，伯伯才动筷子。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伯伯很高兴，同每个人都碰了杯，还即席表扬了冠华同志。
当年伯伯住的这个招待所，原来是西南军区为苏联专家修建的，大军区撤销后由总后重庆办事处接管。今天，这个招待所还是由部队管，改名“红楼宾馆”。宾馆的历届领导很注意进行传统教育，当年总理、朱德同志和九位元帅住过的房间都留有标志，特别是总理和贺总住的房间，完全保持了原样。1958年我从上海调成都工作时，曾在这个招待所住过几天。2011年尔均同我去重庆为我父母扫墓，红楼宾馆领导知道了，特地邀请我们去宾馆做客，宾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迎送我们，中午又特意安排我们在伯伯和贺总当年的住房休息，十分热情周到。那天，徘徊在伯伯住过的房间，回想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听到了他那爽朗的笑声，听到了他与贺老总在亲切的交谈。可恨时光无情，我还想：如果不是当事人健在和亲临现场，当初的这些细节，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恐怕也不会再有人知晓。逝者如斯，住所依旧，人事已非，再也回不到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了！
在和伯伯的接触中，我们还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各兄弟民族的热爱和尊重。1959年，尔均和我先后调来北京工作，到西花厅见七伯、七妈。伯伯问尔均，听说你调动工作了，在哪个单位？尔均说在总后勤部卫生部。伯伯问他，部长是谁？尔均回答是饶正锡同志（注：当时饶正锡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后曾担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伯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恰好尔均因工作需要刚刚看过饶正锡的履历表，便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伯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呢？”尔均理解伯伯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当时已经改称为乌鲁木齐了。便解释说：“我知道迪化已经改名，我是看到他任职表上写的是迪化市委书记。”伯伯点点头，然后就问我俩知不知道“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不及细想，对伯伯出的这道题，实际上只回答了一半。我们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为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历代都强调对少数民族要“同化”。当时还没来得及深想这个“迪”字。虽然回答得并不完整，伯伯还是很高兴，鼓励我们说：“嗯，回答得不错。”接着伯伯补充说：“‘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然后又问我俩，能举出多少这样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有歧视性的地名。尔均和我就边想边回答，伯伯在一旁帮我们提醒，跟着凑。比方说：“绥远”，以前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称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了丹东。还有“抚顺”、“靖边”、“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一起凑了不少。伯伯就讲：“这下明白了吧！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就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都是一律平等。”
伯伯对少数民族的关爱与尊重，不仅因为他是国家总理，是责任所在，更是他人格修养和内心炽热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曾在电影上看过伯伯在泼水节上的镜头，他与傣族同胞相互追逐、嬉笑泼水、浑身都湿透了，笑得好开心啊！那是1955年万隆会议后，伯伯回国途经云南，在西双版纳留下的。卫士长成元功回来后告诉我，伯伯说他“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装“头无顶，衣无领，鞋无帮，裤无裆，很有特色”，说这方面“少数民族比汉族进步，穿得比我们好看”。伯伯在当地仔细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当他听说有些地区还很落后，少数民族群众怕汉族时，心情十分沉重，批评当地领导说：“我们的祖先把他们赶到山上，今天我们要替祖先赎罪。”至于在我熟悉的文艺界，我很早就注意到，伯伯对少数民族演员格外关心爱护，如才旦卓玛、胡松华、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等，伯伯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和遇到的困难，见面时常向我询问他们的情况。这些好友至今和我谈起总理，无不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在《东方红》大歌舞的排演过程中，伯伯对少数民族的节目也格外重视，亲自指导过问。例如，深受人们喜爱的蒙族歌曲《赞歌》，就是伯伯亲自指定并交代胡松华谱写、演唱的。伯伯也曾教育我：“我们的电视，要重视表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伯伯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六十年代初期，我就拍摄了前面提到的少数民族演员的优秀歌舞作品。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善，此后若干年，我多次带领摄制组，深入山区、边寨、草原，到过彝族、苗族、朝鲜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等民族地区，拍摄了《踏花追歌》、《延边歌舞》、《松花湖金秋》、《并马高歌》、《来自草原的歌声》、《草原之夜》等多部电视文艺专题片。刚刚开发的张家界、袁家界、天子山和天山脚下，天池和松花湖边，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都留下有我的足迹。这些专题片，都曾经获奖，有的还获得国际大奖。80年初我导演的《民族团结的赞歌》文艺晚会，再现了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风彩与团结，作为当年国庆专题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映，获得各界好评。国家民委特地召开大会为我颁奖。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最早自办的大型文艺晚会。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在摄制这些节目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兄弟民族的知心朋友。我很庆幸，没有辜负伯伯当年的嘱托。
伯伯深爱人民，因此，“群众”这个词，在他的心里分量格外的重。他多次告诫我和尔均：“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伯伯十分重视向群众做调查研究。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大姐曾向我们说起伯伯同她一次内容深刻的谈话：“总理问我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的意见？问什么走群众路线这么重要？亚接着告诉我：因为群众最善于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熟悉的程度，作为领导一般是很难做到的。”对于这一点，我俩也有亲身体会，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幸运地被伯伯选中，成为他调查了解情况的“群众”。
1960年3月的一天，伯伯通知我和尔均去他那里。我俩有些奇怪：以往凡是工作时间伯伯一般不会找我们的。当我们进了西花厅，卫士说，伯伯在等你们，等一会儿还要与公安部领导谈事。见了伯伯后才知道，原来是事关这年3月18日北京发生的一起大案：有人冒充伯伯的批示，伪称为西藏活佛进京诵经招待事宜，从中央人民银行骗领了二十万元人民币。这在那时可是一大笔巨款！公安部已把案件的经过和伪造的总理批示印发各单位进行清查，我们也已看到了原件。伯伯说，今天我主要想问一下，据你们看，案犯伪造的签名像不像我的字？我俩回答：这个伪造的签字嘛，据我们看，也像也不像：如果不熟悉的人看起来可能像，我们熟悉您的字，一看就不像。伯伯说，这就对了嘛！我们有些人就是迷信领导，一看是周总理的批示，就连最基本的程序都不顾了。这样大的一笔款项，完全应该按制度办事，逐级请示，认真查对核实再办理嘛！这件事，既暴露了我们制度上的漏洞，又暴露了思想上的问题。伯伯又问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后你们单位是怎样做的？我们说，现在正在发动群众，逐个排查发生案件的当天、即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每个人的行踪。伯伯说，这个办法好！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说到这里，公安部领导来到了西花厅，伯伯和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后来知道，来人是公安部的杨奇清副部长。
正如伯伯说的，通过专门调查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结合，这起案件很快就破获了，作案的是外贸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把北京市的几百万市民都发动了起来，通过这次大清查，还有不少“副产品”，查出了一些积存很久、没有破获的案件。
伯伯为什么找我们俩询问这起这案件的有关情况呢？事后我想，这是因为尔均和我分别在军委总部机关和中央媒体的电视台工作，从我们这里，他能够比较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方方面面的反响和发动群众查案的进展情况。这也是他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
“做任何事都要依靠群众”！在后来的岁月里，伯伯的这句话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座右铭，每当自己做一件事之前，常常要想一想。
走进中央电视台
1959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位于西长安街的广播电台大楼，走进了“考场”。
主考官是著名播音员夏青老师，“考官”有四五个人。我对自己的长相一直很有信心，进屋后，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广播电台的人员不需要与观众见面，我的长相并不是一种明显优势。他们让我对着话筒念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我嗓子音色本来就不错，又练过发声，他们一听，有人就说，“哎，声音很好。”可是再一细听就不行了，发现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z、zh不分，n、l不分。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叫北京电视台，这时，北京电视台刚刚建立，还在试播阶段，而电视台对播音的要求似乎不像电台那样高，夏青就建议说：电视需要形象，她长得漂亮，是不是推荐到电视台，发音差点可以锻炼一下。
从此，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刚去的时候是当播音员，还剪了辫子，烫了头发。后来我查看“中国电视发展史”，发现自己的播音员资历还挺老的，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继沈力之后的第二任。当然，我这个播音员当得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新鲜了没几天，我就认定自己不适合干这一行，主要是背稿子太费劲。当时的问题是，不光要背，背的同时，还得纠正自己差劲的发音。这使我心理负担挺重。从当兵开始，工作从来是让我感到愉快和欢乐的事，现在，却变成了难熬的苦刑，而且将没有刑期，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怎么行？我虽然当了小母亲，但另一方面，性格中的调皮并没有改变多少。于是，三天两头，我就说自己感冒了，嗓子不好，逃避播音。
罗东是电视台第一任副台长，也是直接管我们新闻这块的头儿，他很清楚我的鬼把戏。强扭的瓜儿不甜，在罗东的关照下，我被调到了音响组。
音响组很对我口味。干的活很有意思，就是根据影片内容，分段掐准时间，选配符合情绪的音乐，相当于现在的音乐编辑。虽然是技术活，但边工作边听音乐，我很喜欢。工作不紧张不乏味了，我又变成了小野马，整天欢蹦乱跳的。这里的环境需要安静，可我是刚从文工团来的，坐在办公室里，就觉得那个板凳不是我的，凳上有钉，脚底板痒痒，只要有机会，就会跑到演播室去转转。那时，电视台设在四楼，只要一去，我能从楼底下噼里啪啦又跳又唱地蹦上去，弄得人们有意见，可自己却不知道。后来熟了，语言组的大哥大姐就说了：小邓，你人不到，声音先到。你得照顾一下别人，周围的人在那儿翻译，都要安静的。
没过多久，文艺组缺人，我又被调到了文艺组，成了编导，从此再没改行。
前面谈到了，中央电视台最早叫北京电视台。1958年5月1日，进行了首次实验广播；9月2日，开始正式播出。当时，全国只有几十台电视机，电视台的信号覆盖半径只有北京周围的几十公里。因此，它虽然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电视台，对外却只称北京电视台，毛泽东主席还给它题了字。因为是组建初期，总共才二三十人。地方不大，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四楼拐角处给了我们几间房子。设备也很落后，只有一辆天津改装的黑白电视转播车。
文艺组有五六个人，工作环境很差，工作室狭窄，像个小作坊。演播室也很小，只有40平米左右，里面还用玻璃隔了一间几平米的导演室。至于摄像设备嘛，今天全都是自动变焦的，可以随意拉近推远，好学好用。那时的摄像机只有五个规格的固定镜头：“500”、“300”、“180”、“135”、“75”，常用的只有四个，镜头组合全靠导演临时决断，操作复杂，很不方便。
由于演播室太小，只能搞些独唱、相声、独舞之类的小型节目。比如芭蕾舞《天鹅湖》，四只小天鹅跳不开，就得有三只歇了翅膀，临时“下岗”。又比如播出国庆十周年盛况，因为台里只有一台转播车，实况转播的画面很有限；作为补充，我们就请来专家，在演播室里画图介绍天安门游行的情况，“强迫”观众用想象力配合我们的播出。那天，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画了一幅很大的国画给国庆献礼，但电视里给不了特写画面，作为应急办法，我当了一回临时的“画架”，把这幅画高高举在了镜头前面。
进了文艺组，我就成了所谓的电视编导，可是，我连最起码的切换都不懂，出过不少洋相。
那次是拍一个独唱节目，演员开始在平台上唱，然后一边唱一边从台上往下走。可是我的切换稀里糊涂，女演员已经往下走了，我居然一直给个中景不动，眼瞅着她从电视画面上一截截往下掉，最后只剩了半个脑袋。副台长胡旭急得大叫：“快切！为什么不切！这个图像还能出去吗！”
我生性要强，虽然电视编导对我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但我学得很努力。摄像机的镜头是死的，没法变焦距，为了摸索出最佳镜头效果，确定机位的距离，我的兜里总装有一个软尺，台上台下一米米地量好距离，画出机位图。每次转播前，我都要先看演出或彩排，带上小电筒，在观众席里记内容、记画面，看完几遍，分镜头脚本也完成了。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我很少呆在家里，经常是清早出门半夜归；中午实在累了，就在工作间把两条长板凳一拼，躺下小睡一会儿。即使哪天能回家吃顿晚饭，也呆不长，吃完饭，就把小手电筒和软尺往兜里一揣，不是看彩排，就是转播去了。回家通常是半夜，十里长街上，骑着小轱辘自行车，吱呀呀碾过许多人的梦境。
热爱是最好的导师。没过多久，我就从初入门径变得满怀信心，可以独立操作了。而且很快我就发现，我不熟悉的，主要是技术性的东西，一旦掌握了操作技术，我原来的舞台实践经验就开始发挥很大作用。我是唱歌跳舞演戏出身，对各种文艺节目的特点很清楚，既能调又能切，而且我两只手可以同时干活，不管大小节目，什么形式和内容，都分得很好，切换得恰到好处。当时台里规定，值班必须两个人：一个负责调机，一个负责切换。只有我和杨洁（后来曾担任电视片《西游记》总导演）两人例外，台里批准我们可以自调自切，一个人独立值班。
将近一年之后，黄一鹤调进了文艺组。来之前，他在广东军区下属的一个文工团拉提琴。当时台里要求两个导演一组，新老搭配，我们两人分到了一组。他有个长处，就是肯钻研。从进台的时间看，我比他早，因此他上机后，大量节目我都让他先挑。我的想法是，不管好的差的，事情反正都要有人来干。工作中我们配合不错，若干年后，我们都成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代的“四大导演”之一。
中央电视台早期的文艺节目，也可以说就是我国早期的电视文艺，主要是转播剧场的文艺节目。一大批舞剧、歌剧、话剧、戏曲和音乐舞蹈等节目，通过我们的导播，由剧场走进了家庭。在我导播的节目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方红》、《长征组歌》、《白毛女》、《刘胡兰》、《红色娘子军》、《江姐》、《洪湖赤卫队》、《霓虹灯下的哨兵》、《茶馆》、《骆驼祥子》等。可以说，涵盖了当时首都剧场中最受人们欢迎的剧种和剧目。
电视转播文艺节目，并非简单地还原舞台表演的原貌，而是一个进行艺术上再创作的过程。电视导演预先要了解原剧编导的创作意图，通晓节目的内容构成，熟悉演员的表演特色和亮点，在此基础上认真仔细地分好镜头，与摄像师和各工种充分交流、沟通，现场转播时做到心中有数，指令准确，镜头切换及时到位、富有逻辑性，播出的节奏自然流畅，使观众的视觉、听觉与舞台展现的形象效果高度统一。应该说，这对电视导演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有一年，我转播英国芭蕾舞团来华演出的《吉赛尔》，正巧有位被誉为“英国电视之父”的专家在北京看了这次播出。第二天，他在与孟启予台长会见时，特地提出要见我。他说，“前晚在北京饭店看电视时，原以为是放映英国电影，最后看到中国领导人接见演员，才知道原来是电视转播。镜头处理得这样细腻、流畅，真不容易。”他对台长说，像我这样的导演，在西方就了不起了。当他问到我每月工资是120元人民币时，感慨地耸耸肩说：“这是我一晚的房钱！”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能说明电视导演在整个艺术传达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随着整个文艺界的复苏，我们借鉴国外和港台的经验，开始设置综艺形式的电视文艺栏目，同时着手自办规模更大的综艺晚会。央视的第一台综艺节目《周末文艺》，就是由我编导的。在此基础上，以后又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演变为《旋转舞台》、《综艺大观》以及音乐、舞台、戏曲等众多的分支栏目。往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专业化的文艺频道。
春节晚会的诞生
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今天人气很旺，成了年年必办的重头戏。时常有人问我：当初央视为什么办“春晚”？是哪一年开始办的？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由于时光流失、人事变迁，今天能够明白作答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作为央视“春晚”的重要当事人，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有必要把它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办春节晚会，是在1979年。她的特殊政治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十年“文革”的终结。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一个月，迎来了“羊”年春节。以往，每年春节，人民大会堂都会有联欢活动，通常由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广播事业局和总政治部联合举办。除了一台文艺节目，还有分散在几个厅的游艺活动，中央电视台的任务简单，只负责转播。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台领导和我们编导人员意识到，是改变老样子的时候了，央视应该自己办一台春节文艺晚会，而且这台晚会要有新的形式，新的特点，能够激荡起民心民意，为改革的大潮推波助澜。我很幸运，台领导指定我和杨洁担任这台晚会的导演。
这次晚会，最成功的节目大概要数《祝酒歌》了。这首歌是施光南作曲、韩伟作词、李光羲演唱。由于人们普遍处在重获解放的欢欣状态，因此，当李光羲举起酒杯，向在座嘉宾一一祝酒，引吭高唱的那一刻，立即在大家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祝酒歌》很快通过荧屏唱遍了全国。那一段时间，酒的销路大概也格外好。
在艺术结构的处理上，为了拉近观众与演员的距离，我们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种“茶座式”的演出方式，有效地消除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心理鸿沟。这个尝试，源于我“文革”前的编导经验。六十年代前期，王扶林和我执导过一台“笑的晚会”，采取的就是“茶座式”，效果不错，不过也为此惹过麻烦，因为其中有一个“抢点心”的喜剧节目，被“火眼金睛”的造反派在“文革”中发现了问题，说我们是“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批判。回顾以往，我觉得，这种形式很适合用于气氛欢乐浓烈的春节晚会，大家都赞同我的这个想法。为了活跃现场气氛，我们还商定，让人们久违的交谊舞亮相，作为整台晚会节目的串场，可能达到耳目一新的效果。
领导上对茶座式演出的结构安排没有意见，但是，当听到我们要用交谊舞串场时，问题来了。广播事业局有位领导认为，交谊舞显得太“那个”，不同意上晚会。所谓“那个”，是个模糊概念，但过来人全都能懂：那就是太浪漫、资产阶级味道、男女接触太密切、导向不好等等，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的部分综合。
那次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广播局领导走后，台长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他说：“邓导，算了吧，都退一步，交谊舞不要整个都用，用在一头一尾。怎么样？”
我只好接受了。中间串场，改用了相声演员。
尽管交谊舞只用在晚会的开头和结尾，仍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从晚会后观众反馈的信息看，赞赏和反对这种做法的都有，但前者远远多于后者。
此后，中央电视台趁热打铁，1980年又组织了一台《八十年代第一春》春节联欢晚会。这台晚会又有创新，采用了多城市联播的新形式，同样取得了成功。
现在，央视和许多媒体，把1983年春节晚会说成是第一届“春晚”，这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因为我既是1979年“春晚”、1980年“春晚”的导演，也是1983年“春晚”的导演。中央电视台那时还没有实行总导演制，这三届“春晚”，每一届都是由两个老导演执导：1979年是我和杨洁；1980年由于是多城市录制联播，由我、杨洁和黄一鹤分别执导；1983年是我和黄一鹤。晚会的总体设计、节目的制作安排，都是一起商量、分工协作的。
为什么我要特地说明“春晚”的诞生过程，特别是强调央视“春晚”是诞生在1979年呢？
古语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今天研讨春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能不回顾她诞生的过程，研究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春晚诞生在十年“文革”灾难的结束之后，是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催生的新生事物，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坐标。它是见证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标志之一，不仅是中央电视台、也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其实，“春晚”的诞生，是央视的一个重大创举。中央电视台举办这台晚会，在政治上是敏锐的，是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22日闭幕的，晚会的播出是在仅仅36天之后的1979年1月27日，即羊年春节的除夕之夜。同时，晚会的内容与形式，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开创了若干个“第一”：第一次央视自办“春晚”；第一次把“茶座”的形式应用于“春晚”；第一次把歌舞、相声等喜剧类节目作为“春晚”主要表演载体；第一次在“文革”后的荧屏上出现了交谊舞、芭蕾舞等。所有这些，不仅是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而且也是促进人们思想观念更新的催化剂。实践证明，“春晚”是电视文艺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跨越式的发展。而且1979年首届春晚的基本内容，为以后历届“春晚”所沿用直到今天。
再就是，它证明了春节晚会这种形式，适应了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审美观念和文化需求。从七十年代末期的“春晚”开始到今天，观看电视春节晚会和吃饺子、放鞭炮，一起构成家家户户欢度除夕夜的新习俗。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央视“春晚”在春节文化的移风易俗上，功不可没。
三十多年来，“春晚”走过了一条艰辛而辉煌的成长道路。文艺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征与要求。“春晚”的诞生是这样，它的发展成长同样离不开这个共同的规律。所以，尽管每个时期、每届春晚都会面临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我们都要把她放到大的社会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总结和不断探求。这样，我们“春晚”的设计与创作就会始终牢牢地站在新的制高点上面。
近年来，对央视“春晚”的热议与争论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舆论热点。这本身也说明，春节晚会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人们常说“软实力”，国家的传统文化正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央视“春晚”已经成为这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春晚”要不要办下去的争论似乎没有必要，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怎样把“春晚”办得更好，更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的期望。
《冬天里的一把火》
《北京青年报》的文章里提到了费翔，现在中年以上的人们，鲜有不知道他的。
美国好莱坞，被人称做“造梦工厂”；中央电视台，则可以看成是“造星车间”。想想央视“春晚”惊人的收视率，看看那些从春节晚会之后突然大红大紫的明星，就知道这个比喻一点不夸张。我曾先后5次出任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导演，因此有机会多次参与这种“造星工程”。在众多明星中，费翔是佼佼者之一。
作为歌手，费翔有很优异的综合素质，算得上一个演艺天才。不过，浩浩人海里，演艺天才并不罕见，有的只是因为没有得到适当机会，他们的天才之火在人们还没注意时就提前熄灭了，非常可惜。费翔的这把“火”，也差点遭遇这样的命运。二十多年前，广东太平洋音像公司给费翔录制过两盘盒带，很难卖掉，大量积压在仓库里，公司老板十分着急。也正是这个时候，我见到了费翔。
当时，我接任了1987年春节晚会总导演，正在物色演员。为了海峡两岸关系早日得到改善，每年春节晚会，我们都要选一两个优秀的港台歌手。王昆大姐当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那次她从外地演出回来，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发现了一个台湾歌手，叫费翔，条件不错。我请她派人把资料给我送来。
很快，王昆送来费翔的录音带和一张很大的招贴画，看上去形象确实不错，我马上听了录音带，其中有首歌《故乡的云》不错，和晚会的要求合拍，我就让编导组集体听。大家听后认为，属于上乘之作。意见基本一致了，我决定起用这个演员。
请港台歌星参加春节晚会，不像大陆歌星那么方便，要有一定的审批程序。除了给“港台办”打报告，还要给台里部里的外事部门请示报告。天下着雨，我和导演陈雨露一起坐车赶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那里，谈了我的想法。邹友开同意了，我们就在他家里起草了报告，第二天一大早就送到广电部。没过多久，报告批下来了。
写到这里，联想起一件往事：就在这一年，我曾设想过邀请台湾歌星邓丽君来参加这届“春晚”。邓丽君那时正红得发紫，大陆也有很多人喜欢听她的歌。我先通过有关渠道跟她通了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邓丽君知道我，也很愿意来大陆参加由我导演的春节晚会。但后来由于政治上的某种原因，她和我都没能如愿。最近我有机会同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见面，交谈中他也印证了这件事。太可惜了。对所有人来讲，这都是一件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话说回来吧！观众很难了解的是，明星在舞台上光彩照人，似乎每一个动作都很到位，每一个音符都很动人，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但是，在舞台背后包装明星的过程却很复杂、乏味，常常好事多磨，甚至一波三折。每一台春节晚会，我们都要面对众多演员，包括已经成名的明星，包括上级领导和外界推荐来的。我们先要确定谁有好的作品，谁能入围。一旦明确下来，便开始了第一轮的筛选。这时，编导组就成了裁判组，我作为晚会总导演，就有点裁判长的味道了。这种明星和节目的筛选是反复进行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节目起初准备用了，但又发现了更好的节目，前面定下的便会拿下来，毫不留情。因此可以说，这种筛选过程，对那些面临众多竞争对手的演员甚至明星来讲，有时显得很残酷。
实际上，后来我听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情：一个名演员投入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请人创作了歌曲，也请了伴舞和乐队进行了多次排练，最后拍摄成节目带给我们送来，满以为可以顺利通过，但听到的却是被“毙”的“枪声”。
更痛苦的情况是，我们确实已经通过了他或她送来的节目，决定上“春晚”了，他们也兴高采烈地通知了相关的亲友。但是，到了演出前的最后审查时，由于各种原因，往往还是被比我们编导组更有权力的“最高法官”否决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也无可奈何，真不忍心去通知这个演员。我很清楚，这种消息对那个演员本人，会是一个晴天霹雳。当然，生活中自会有一种自发调节的“生态平衡”。既然出现了“最倒霉”的人，也会有“最幸运”的人。有些节目本已被判“死刑”，演员自己也早已绝望，却会在最后时刻接到通知“上！”这个“上”，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和方式传达，在这位演员的耳中，不啻是天籁之音。
费翔遇到的，则是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
编导组在头一轮筛选时，大家对费翔没提什么意见，我很高兴。可是，在又一次编导会上，有人突然提出：费翔的母亲是台湾人，但父亲是美国人，因此，费翔似乎不能算台湾人。有了不同意见，大家便七嘴八舌发表各自看法。我没吱声。讨论中，我总是希望听到不同意见，这可以活跃思路，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最后，需要我这个总导演拿决策意见了，我说：“我认为可以。他父亲是美国人，但是，孩子都随母亲；费翔的母亲是中国人，他又在台湾出生，就应该是中国人。”
这是一点小问题，容易解决。大一点的麻烦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带来的，也是我自找的。
以往的春节晚会，只要演员确实优秀，观众很欢迎，通常可以唱两到三首歌。但这年情况不同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气候，时间金贵，从1986年的晚会开始的这几届，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当初考虑到晚会的主题，我们打算只让费翔演唱《故乡的云》。当我反复听了费翔的录音带后，认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很棒，便有了新的想法。在一次编导会议上，我说：“请台湾歌手来一次不容易，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唱一首。”我让大家又听了一遍《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时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赞成用，也有人提出，“一把火”节奏倒挺好，但和我们的晚会主题不大吻合。
在我的坚持下，大家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没想到请台领导听歌时，领导不同意，认为费翔不仅唱两首歌多了，第二首歌还有两段，间奏也太长。晚会的音乐编辑曾文济是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听了费翔的歌带后，他和我有共鸣，赞成两首歌都上。最后，领导提出了折衷办法：上两首歌可以，但要把“一把火”的间奏拿掉，节省一点时间。我和曾文济都认为，不能没有间奏，否则两段词的连接会显得突兀，但可以让间奏时间缩短一些，做些艺术上的处理。我去找费翔商量，请他在间奏中加些跳舞的动作。
在讨论如何包装费翔的节目时，有人又建议，是否可以把他的妈妈和外祖母请来现场。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采纳了。这样处理，可以把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血脉之情表现得更加有味。
过了不久，费翔和母亲来到北京，住进了燕京饭店。
我去饭店看望他们：小伙子太可爱了!费翔长得很英俊，个头高高的，有一米九的样子，眼睛也很特别，蓝蓝的，含蓄而有内涵，一件休闲短袖衫穿在身上，显得落落大方，气质极佳。作为晚会的总导演，能看到这样优秀的演员，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费翔的母亲是台湾某电视台的编辑。第一次见面，我送了他们一点小礼物作为见面礼。台长送给费翔的是一串珍珠项链。同行的人开玩笑地对费翔说：把它送给你的女朋友还是夫人？费翔说，自己还没结婚。他妈笑着插了话：他呀，女朋友有的是，就不知道谁会成为我的儿媳妇。费翔的母亲也很可亲，而且会算命，还给我算过。那是见面后的第二年，为了筹办1988年春节晚会，我去香港挑演员，她得知后去饭店看我。聊了一阵后，她就开始给我算命，对我几个孩子的情况算得挺准，有些情况的准确程度甚至让我暗暗吃惊。
当时，为了给港台客人接风，台领导请费翔和他母亲吃饭，选了琉璃厂的一个饭馆。饭后，我和费翔聊天，对他讲了节目的安排设计。谈到《冬天里的一把火》，我说很喜欢这段音乐，但是太长了，要求他把间奏音乐处理一下。
我以为费翔的事情就这样了，不会再有问题。没想到后来播出时，却出现了更多意料之外的、色彩斑斓的花絮。
第一次排练，是在央视的排练厅。费翔的动作稳健，落落大方，一点不造作，给人以单纯、纯朴、大方的感觉。通俗歌星通常有的忸怩作态和过分的眉飞色舞，他一点也没有，是个很大气、很有水平的歌唱演员，作派很好。我非常高兴。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跳舞也很棒，《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间奏动作也还没来得及设计。我请他抓紧时间设计一下，基本要求是刚健有力。
第二次排练时，费翔已经给“一把火”设计好了迪斯科风格的间奏动作。他跳给我看，哟，太棒了！我高兴得直鼓掌。我说好极了，要的就是这个。
可是，对费翔的动作又引起台领导担心了，觉得迪斯科的舞蹈动作国内还没见过，节奏感太强。我说：“这是表现健美，没问题。”领导见我态度坚决，便说暂时这样吧。后来审查时，领导还是担心，说最好别跳迪斯科了，把间奏拿下来。
我实在不甘心，加上自己算是老导演了，和台领导关系也不错，就有点倚老卖老，不肯轻易放弃。我坚持说：“真的不错，饶了我们吧！”这一回，领导犹豫不决，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到了最后一次审查，还是要求我把间奏拿下来。这一回领导态度坚决，我没有办法，只好点头。
实况播出时，《故乡的云》是第一首歌。为了增加感染力，能够出情，在唱完这首歌时，让费翔讲了一段话：“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但我特别想念我的家乡，下面再唱一首歌，献给我的妈妈，我的姥姥，我在山东的太姥姥。”在场的费翔妈妈和姥姥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这样，就有机地过渡到了下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
领导有明确指示，要把“一把火”的迪斯科拿下来，我也同意了，但当时实在太忙，我没有来得及给下面的人说。因此，播出的时候，乐队在照样演奏，费翔也照样在跳迪斯科。领导急了，一时间他无法改变现场的表演，就在话筒里嚷起来：“邓导，不能切全景！”
不切全景，观众就看不到迪斯科的舞蹈动作。给我配合的切换导演是张淑芬。我告诉她：“领导不让切全景了。”淑芬大为惋惜：“多好啊，太可惜了！”她也敢干，照样切，切了好多全景。看上去确实好，我也就装糊涂，给我切过来的全景我照样播出。
领导真火了，大嚷：“邓在军，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我想事情不能做得太过，这才对张淑芬导演讲：“淑芬，好了，再切全景，领导要处分我了，快切近景吧。”但是，摄像人员没有这个准备，所以后来大家看到的前面镜头有全景也有近景，后面的镜头只是近景、近景，还是近景，观众只看到费翔的上半身和手的动作。还有好些镜头出了画面，显得一点镜头逻辑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费翔的演唱几乎让所有的观众倾倒，这把“火”照得他闪闪发光，无比明亮。中国的“星空”里，从此升起一颗偶像级的明星。晚会播出之后，观众信函如雪片般飞来。有段时间，我不得不成了费翔的临时邮递员，因为大量来信都是写着我的名字，让我转交费翔。我接触过不少明星，但对追星族不太了解，这一回也让我开了眼界，中国竟有那么多痴情的女孩儿。在费翔的要求下，我帮他看过几封信，哟，里面除了一张张美人照，说什么的都有。这些痴情的女孩儿既可爱又有点让人好笑。总之，通过我的手，给费翔的信就收过一麻袋。
广东太平洋音像公司也高兴了，公司老总告诉我，原来积压的费翔的录像带不但全卖光了，又复制了很多也都卖掉了。他们用赚到的钱盖了一栋新楼。我去广州出差，公司为了感谢我，特地请我去新大楼参观、吃饭。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小的插曲。这次晚会播出之后，为了准备第二年春节晚会的节目，我出差去杭州，车厢里遇到一位教授。当他了解到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人后，对坐在我旁边的制片主任段文彬发牢骚，说：“今年春节晚会也不知是哪个导演，怎么能把《冬天里的一把火》播出去呢？你看，这把火把大兴安岭都给烧了嘛！”
这当然是两件挨不着边的事儿，不过，1987年的“春晚”倒是起了一些“火”的作用，“烧掉”了某些人的僵化和保守思想。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79年“春晚”，我采用交谊舞串场的设想受到抵制；1987年“春晚”，迪斯科又被判定为“资本主义不健康的艺术形式”，遭遇非议和反对。其实到了今天，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说，迪斯科已经不是那么新潮了。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当初那些反对的人也会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实践表明，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看来很小的事件，却有可能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势，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某种契机。
有趣的是，虽然《冬天里的一把火》给我增添了生活麻烦，但我也沾了这次春节晚会的光。由于晚会反响强烈，导演邓在军的名字也变得响亮，我因此收到许多来信。阴差阳错的是，来信的称呼里，极少有叫我邓阿姨的，绝大多数是称我邓叔叔、邓伯伯、邓爷爷。更妙的是，里面还有情书，那些可爱的女孩儿，痴情得不得了，把我乐得哟!其中有封信说，她结过婚，但已经离婚了，有一个孩子，很可爱。她希望能跟我结婚，一切事情家里都有她，她挣钱虽然不多，但还可以，生活不错，能够把家操持得很好，等等。我当然无法接受她们的爱情，但我由衷地祝福她们都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费翔火了，火得大红大紫。第二年春节，我仍然是晚会总导演，有人建议我再用费翔。这次我没采纳。我认为费翔在1987年春节晚会上已经被推到了高峰，如果没有新的好点子，没有更好的歌，我不能请他，否则群众可能失望，砸费翔的牌子，也砸了我自己。因此，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我用了台湾歌手万沙浪。
不过，在1988年中央电视台建台30周年晚会上，我又请来了费翔，选用了他的《午夜星河》和《溜溜的她》。
这一次合作，通过一些细节，让我更加喜爱这个演员。他来到之后，我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因为费翔学的是戏剧表演，我注意发挥他的特长，在《午夜星河》里，我让他边唱边跳，从楼上跳到楼下，效果很好。排练中发现，费翔在艺术上非常严谨。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和音符节奏高度配合。排练了两遍，他都是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节奏，这说明他经过了精心设计，不是随意的。而且，他的表演感情很投入，跳得特别棒。作为导演，对这样的演员没法不喜欢。
《溜溜的她》是首情歌，如果让费翔在舞台上跟一个女孩子又亲又抱，绝对不合适，而且他又有美国血统，跑到中国的舞台上来调情，观众会骂娘的。于是，我们就选用了一个很乖的木偶代替姑娘。我对费翔讲，木偶的戏要认真排练，我要把你关起来。他笑着同意了。他在北京认识不少人，为了安心排练，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告诉我的任何朋友说我来了，暂时保密。”我说：“时间很紧，和木偶排练，我要求你三天拿出来。所有动作要练熟，然后我就要录制。”他说没问题，从早到晚，坚持和一个操作木偶的演员一起排练。三天后开录，果然一切顺利。
还有一件小事，也让我对这个演员有好感。一次我想了解排练进度，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正在做造型设计。当时，演员的演出服由自己负责制作，电视台不管。我去排练厅，见费翔正在设计服装，一个个地往演出服上钉大别针，前胸后背全钉满了。这是一件浅蓝色牛仔上衣，他试穿了一下，效果很棒，像将军服一样，别针作为衣服上的装饰物，一动就来回晃荡，在灯光下有一种奇特的效果，很好玩。这是他自己设计制作的，也就是说，他排练完了也没有好好休息。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他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
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歌星的艺术生命是因人而异的，有的短暂如流星，有的则能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好久没听过费翔的歌声了，不久前他又回到大陆发展。我很喜爱这个优秀的歌手，希望他的复出，会在中国的“星空”里，增添又一道新的异彩。
《爱的奉献》
中国流行歌坛，可说是群星灿烂。不过很遗憾，这些“星星”大多是一颗颗“流星”，来得快，去得也快。当然，也有极少数幸运儿，凭借实力和运气，在这片灿烂而残酷的星空里冉冉升起后，历尽波折，终于找准运行轨道，成为了真正的明星。
这类明星里，韦唯算得上其中一个。
第一次听韦唯的歌，是在东方歌舞团的一次晚会上。我在央视文艺部当导演，因为工作关系，许多人会通过各种渠道给我推荐歌手，我也不时去看一些晚会，挑选演员。当时，韦唯刚进歌舞团不久。算是有缘，这次晚会上我欣赏到了她的歌声。声音好的歌手并不算少，但是，声音好同时又有鲜明个性的却不多。第一印象中，我觉得韦唯声音不错，有个性，有张力。
随后不久，我请她参加了1988年春节晚会，和台湾歌手万沙浪一起，演唱《相聚在龙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我注意到，韦唯这孩子很有特点，挺耐看，很上装，台风也不错；尤其是声音不一般，有实力，她这样的女中音难找，音域很宽，很厚实，别人上不去的高音区，她能上去。我喜欢她的嗓子、表演和台风。进一步接触中，我知道了她是壮族姑娘，质朴坦诚，没什么心眼，很可爱。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合作之后，我又带她出去演出过几回。
明星是一步步升起来的，而且，舞台上的流光溢彩，未必就能照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韦唯当时名气不大，生活处境并不妙，已经和恋人分手，还没找到合适的栖身之处，临时和李娜合租了一间房子。毕竟是在聚光灯下讨生活的人，彷徨之间，已经有人注意上她了，献上了一支假玫瑰。这孩子心眼实，又正好情绪低落，假玫瑰当成了真玫瑰，闻不出上面喷的花露水味。在一次带她外出演出时，弄得我又生气又心疼。
那次应邀到青岛和大连演出，我带了韦唯等歌手和一些小品、相声演员。对于一些年轻演员，我都把他们当孩子来看，管得比较严。演员的工作时间大多在下午和晚上，生活节奏和常人不同，所以，我允许他们睡懒觉，只要按时吃午饭就行。但是，为了让他们得到足够休息，保护好嗓子，要求他们晚10点以前必须睡觉，我要查房的。那次，我把韦唯和李娜安排在一间房里。
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开始电话查房。查了几个房子，人都在；可是，查到韦唯，同房间的李娜含糊其辞了。我又追问一次，李娜还是答非所问，说“不在”。我生气了：“我知道她不在，我是问你，她到哪儿去了？”在我逼问下，李娜只好说了实话，告诉我韦唯可能在“他”那儿，因为他刚才来过电话，把韦唯叫走了。
“他”是一个当时已经走红的演员。我翻了一下演员住房安排名册，拨通了这个男演员房间的电话。我问：“韦唯在你那儿吗？”他说在。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干嘛呀，这么晚了，赶快让韦唯回房间睡觉!”他说“好好好”，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吃饭，楼对面是商店，大家顺便逛商店，一看，他和韦唯一块儿下来的，还帮韦唯提着包。我当时不高兴了。他们两人一个是离了婚的，一个是待嫁之身，按常理我用不着管得太多。但是，我把年轻演员当孩子来看待，心里就多了一层爱护之情。韦唯的单纯我是知道的，而这个男朋友又未必是真心和她相处，我就管了“闲事”：“韦唯，你跟他怎么回事，昨天为什么在他房间里呆那么晚？”韦唯说：“聊天了。”我问聊什么。她说，在北京她住在李娜那里，可是李娜的房子别人打算要回去，没房子住了，而他家有房子，愿意让她过去住。我一听火了，说：“我们家也有房子，而且我们家全是女孩。”我话里有话地提醒韦唯，她也向我掏出了心里话：“他对我挺好的。”我问怎么个好法。她说：“他挺有名的，还给我拎包。”痴情的孩子啊……我暗暗叹气，提醒她把事情理清楚点再说，不要一时冲动。可是从当时情况看，她已经很痴迷，听不进我的话了。我也无话可说，弄得两人都不高兴。
生活中，天才很稀少。这不仅由于天才本来就难得出现，还由于许多天才是在没有来得及完全展示时就半路夭折了。很显然，一个歌手，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副天赋的好嗓子。韦唯是完全具备这个条件的，我喜欢这个孩子，心疼她的好嗓子。可是，生活也有它无奈的一面，我以过来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却未必能理解和接受。当然，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过来人的目光也会经常出错。对于韦唯的固执，我虽然有些担心，但也无可奈何，只能顺其自然，遥遥地关注着她的情况。
1989年，中央电视台30周年台庆，我是台庆晚会总导演，又把韦唯请来，让她和毛阿敏一起唱了一首《哭哭笑笑》。两人都拿着假面具，一个哭，一个笑。韦唯显然适合唱“笑”的角色，但在中央台的录音棚里，第一次录音间隙，韦唯给我讲了这段日子的情况，她哭了。
生活中谁都免不了会有沟坎，会有磨难，就看你能不能迈过去。韦唯当时还没碰到过这么沉重的打击，心里痛苦，又不善排解，气病了，她是坚强的，但内分泌失调，身上长了水泡。祸不单行，这些内分泌失调带来的病症，又被有的人误解，出现一些不求实的说法，后来甚至打了官司。
我们这些老导演，看着这些孩子的麻烦，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特别想看着她好起来。可是，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些事情外人也不好插手。以后在亚运会开幕式和《黄山》、《毛泽东诗词》等几个专题片中，我又请韦唯合作过几次，每次她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的想法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让她出镜，有利于她消除心头阴影，振作精神。这样，她帮了我，我也帮了她。
在这之后，她凭借自己的艺术实力，越唱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在国际上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中国有句老话讲，“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不是一种好的文化习惯，但社会风气就是如此。改革开放后，中外通婚越来越多，人们从最初的惊诧中也慢慢习惯了，没有惹出什么事来。可是韦唯这时已经成了名人，听说她竟然找了个“老外”作丈夫，一些人就不满意了，好像她做了什么越轨的事情。
对此我觉得好笑。韦唯作为一个女人，在生活上受过刺激和磨难，如果她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这是好事。麦克是美国一位知名音乐家、指挥家，对她的事业有过帮助。韦唯虽然有了名气，她也有普通女人的一面，像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她有权力寻找自己的幸福，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意愿去选择自己的丈夫。尽管韦唯和麦克的婚姻最终破裂了，但我知道，责任不在于她。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所依”，这场不算美满的婚姻，虽然给韦唯带来沉重打击，但也给她增添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苦涩中包含有幸福，凤凰就是在火中涅槃的。
话题回到当年。韦唯遭遇的磨难并没有到此为止。不久，社会上又爆出了有关她的新闻。说韦唯在横店演出时漫天要价，不加演出费就不肯上场；观众都在等她，她还在点钱。有媒体挖苦说，韦唯唱的歌曲中还有《爱的奉献》。
我很吃惊。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太相信，以我过去对她的了解，她不是这种人。当然，这个时代变化太快，韦唯是不是也有新的变化，我没有把握，如果报道属实，那这孩子就太傻了。但少数记者是靠卖明星们的花边新闻为生的，韦唯这件事，给他们提供了拿稿费的机会。他们又不肯深入采访，以讹传讹，把事情搅得是非不清。韦唯也因此承受太多压力，变得很灰心。许多单位一时弄不清事情真相，不敢请韦唯出场。我见了韦唯，听了她对事情的另一种解释。比如“点钱”的事，她当时是在给工作人员分配稿费，不知道还有暗藏的摄像机在对着她，是不是预先设下的“套”，很难说。我相信她的话，有些报道不仅夸大了事实，而且歪曲了事实。我建议韦唯，不要感情用事地完全沉默，要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事情真相。我正在拍摄大型纪录片《百年恩来》，其中的一首歌《无价》已经请人录了音，演员尽了力，但与这首歌所要求的意境仍有距离，不太理想，我喜欢韦唯的声音，权衡之后，我决定请韦唯重新录制这首歌。电视片播出后，虽然有人来信说这首歌不应让韦唯唱，但多数观众反映很好。这多少为韦唯起了点“正名”的作用。
我很高兴，在不久后召开的文代会上，丁关根同志谈到了对韦唯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说：我们培养一个人不容易，新闻媒介要实事求是地报道，如果有什么缺点，要挽救她，不要把她推向反面，何况有的事情报道不实。
我常想，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心态变得刻薄。对于一个经过许多磨难才成长起来的优秀的艺术家，同科学家一样，全社会都应该给予关心和爱护。韦唯确实很有歌唱天赋，她那独特的女中音，那经过无数次艰苦训练才形成的美妙歌喉，非常难得，非常宝贵。她奉献出了自己美妙的歌声，给亿万人民带来过一次次的欢乐和审美享受，这就足够了，用不着在其他事情上过多苛求。当然，听众和歌迷们也有自己的道理。一个明星，已经不仅仅属于他（她）自己，还是大众拥戴的人物，是公众人物。明星的诞生，大众不仅付出过金钱，也付出过情感。他们有理由期待这个明星有良好的个人情操。
我相信，韦唯具有这种优秀品质和良好情操。她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事业上奋斗不辍，而且为人坦率正直、待人诚挚。举一个例子：她曾答应我在纪念周总理110周年诞辰的晚会上再次演唱《无价》这首歌，不巧，届时正值央视举办青年歌手大赛，请她担任评委，这是一个在公众面前亮相的好机会，可她为了实践对我的承诺，毅然决然地辞掉了青歌赛的评委。
玉琢成器，历久弥坚。尽管生活中曾经有过许多曲折和磨难，始终没有改变韦唯的本色。多少年过去了，她依然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依然是那样乐观、爽朗。我不时收到她发来的手机短信，一则则内容幽默的笑话，总是引得我捧腹大笑。
韦唯也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五年前，在我度过幸福的金婚和50年导演生涯、70岁生日的同一天，收到了她从国外托人专程送来的70朵鲜艳的玫瑰，上面附有一张贺卡。她在贺卡上画了两颗红心，还亲笔写下一段话：
邓导妈妈 周将军爸爸：
五十年金婚快乐，
五十年从艺荣耀，
七十年人生光彩。
最衷心的祝福献给最美的父母！
挚爱你们的女儿韦唯
2008年1月19日
真正的性情中人！
这就是才华横溢、可亲可爱的韦唯。
《思念》
从艺术素质看，毛阿敏是个十分难得的优秀演员。
毛阿敏是侯跃文最先介绍给我的。1987年下半年，侯跃文到南京演出，正好同台演出的有当地演员毛阿敏。回来后，侯跃文找到了我：“邓导，这次我在南京给你发现了一个人，形象不错，台风也不错，唱得也不错。”我问是唱什么风格的，他说是唱通俗的。我答应把她请来北京看一看。
就这样，毛阿敏来到北京，我们见了面。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电视文艺“星光奖”，台里准备在颁奖时办一台《今夜星光灿烂》晚会，让我当导演。和毛阿敏见面后，我让她先录一次音，了解一下她的艺术功底，如果行，就上我的“星光奖”晚会；如果条件很好，能完成我预想的设计，就上第二年的春节晚会。当然，要是不行也就算了。
录音棚里，我第一次听了毛阿敏的演唱，有点喜出望外。我感觉她声音很松弛，很有派，个儿也高，而且长得漂亮，歌唱演员有这样条件的并不多。我很满意，对她充满了信心。因此，我首先在《今夜星光灿烂》晚会上作了安排，让她同胡松华、李谷一、彭丽媛、阎维文等知名演员一起，担任独唱节目，并特地在演唱的间隙中安排她讲了一段话，希望她能通过这些铺垫获得成功。这次颁奖晚会我应该上台领奖，但正好该我值班，我请制片主任段文彬帮我上台领奖，自己坐在了导演席上。毛阿敏上场了。她风度翩翩，唱得委婉动人，动作也很好，有小小的唯美的舞姿，幅度把握得好，非常得体，台风不错，我很喜欢。她的优美歌声和落落大方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着，在当年由我担任总导演的春节晚会中，我又精心设计，让她进一步在舞台亮相。乔羽老哥写过一首歌词《思念》，是谷建芬大姐作的曲，词和曲都很美，也有人唱过，但没唱出来。我觉得毛阿敏的音域和音色适合，确定让她在晚会上唱这首歌。晚会的舞台布置是重要环节，要不断出新花样，当时南京有人推荐了一种新出的光导纤维花，我一看挺出彩，决定用，并特意用在毛阿敏演唱《思念》一曲。我们用光导纤维专门为她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让她亮相在舞台的最高点，边唱边往下走，辅之以优美的舞姿。事先我告诉她镜头将怎么运用，她从哪儿走下来合适。毛阿敏很聪明，领会很快，唱得好，台风也好。这次演出完全符合预先的设计，观众反响热烈，毛阿敏由此一举成名。“乔老爷”也挺高兴的，他后来在我的艺术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席话：“我写的这首歌，在邓导选上它之前拿到谷建芬音乐会上首次唱，没有唱开，但在1988年春节晚会上一唱，很快唱开了。后来这首歌又在多种场合唱，我也听了不少，但都没有这次好。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毛阿敏演唱发挥最高水平就是在这次春节晚会上。这是谁的能耐，毫无疑问，这表现邓在军有能耐。”
在这之前，有个小小的情节，也使我对毛阿敏产生了好感。当时时兴先录音，演出时再对口型演唱。毛阿敏单位在南京，录音之后，离正式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她得第二天赶回去，这样就需要在北京住一晚。为了省钱，也为了更多地了解一下这个演员，我没有再给她单独开房间，说：“干脆和我住一间房子吧。”那天我工作很晚，回房间时快12点了。我以为毛阿敏早已睡了，没想到房间还开着灯，她没睡，躺在床上看书。我很感动，没想到她这么好学。我心疼了，对她讲，以后不要睡得太晚，你们演员对自身的美容和面部保养要爱惜，睡觉太晚，人容易老，躺着看书对眼睛也不好。她对我笑笑，显得很纯朴。我认识的歌星中，不爱学习是一些人的通病，毛阿敏爱学习，又有很好的仪表和台风，所以我很喜欢她。
可是，歌星们面对的诱惑比常人要大。他们昨天还默默无闻，今天却一炮走红，一步登天。看到的都是鲜花笑脸，是奉承恭维，是过去没敢梦想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这种变化反差太大，要想把握好自己，很需要修养和定力。我见过许多这样的歌星，很遗憾，他(她)们中间定力好的比例不算高。有些人只要稍微红一点了，讲话的口气就变味，对人对事的态度明显不同，就觉得我是“大腕”，应该捧着我，感觉不对了。他们大多真像流星一样，刚红起来，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令人惋惜。
阿敏是个艺术素质很好的演员，她不属于上述情况，但也避免不了来自社会的种种困扰。她在感情生活上受到了打击，一度又受到舆论的“围剿”，有一段时间，她离开舞台，去了香港。几年之后，广州办电影节，我应邀当评委。那天在会议大厅里，突然听到有人喊“邓导”。扭头一看，是毛阿敏。她这时已经和香港某公司签约，由他们进行包装。第一印象是阿敏变化不小，不再是当年那个“村姑”了。电影节的晚会上，我又一次看了毛阿敏在舞台上的演出。我遗憾地发现，她的作派和服饰，装饰味太浓了。演员都需要包装，但我觉得，当时阿敏的包装并不适合她，不能很好地表达出她真实的内涵。我感到她所追求的和我所期待于她的东西不完全一样了。
也许，生活给了她太多的压力。也许，她从生活里得出了自己的某种结论。当然，这仅仅是我的感觉而已，谈不上谁对谁错，孰好孰坏。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岁月如流水。我很高兴地看到，沉寂几年之后，在新千年的前一年，毛阿敏又在大陆的舞台上露面了，演唱了《同一首歌》。这次我同阿敏见面，她又有了新的变化，而且是我愿意看到的一种变化。她还是那样的热情和纯朴。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动人，那么富于感染力。有所不同的是，她在舞台上的风采，已经有某种更加沉实、厚重和大气的东西。生活的磨难给了她更多的智慧，使她更成熟了。
2003年，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我的自传体小说《屏前幕后》的首发式，阿敏赶来参加了，并在会上说了一段感人的话：
我一直想借一个机会感谢邓导。我要说的是，在我唱歌的经历当中，有两位恩人，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曲家谷建芬，另一位就是我们的邓导。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是邓导让很多的观众朋友认识了我。在88年的春节晚会上，邓导邀请我参加晚会，令我在一夜之间，从一个生瓜蛋子变成了很多观众都熟悉的一个歌手，这首歌也在一夜之间在全国广为流传。从此以后呢，令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没有请邓导吃过一餐饭，也没有送过她一个礼物，今天我要说，邓导，我可是沾了你很多的便宜哟！对不起，太激动了，说话语无伦次。主要是乔老爷坐在底下，看着他我就不太敢说，因为这首歌也让我想起乔老爷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我刚唱完这首歌不久，大概有那么一两年时间，乔老爷每次看到我就跟我开玩笑：毛阿敏，你唱了我的小蝴蝶，赚了多少钱？谢谢你乔老爷，也谢谢邓导，令我从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歌手。那么为了表达这份感激之情，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烛光里的妈妈》。
阿敏那天的演唱，娓娓动人，又充满激情，可是，就在全场沉浸在她优美的歌声的时候，音响突然出了故障，伴奏带中断了。一般歌手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乱了阵脚，但是，阿敏没有表现出丝毫慌乱，也没有分秒停顿，就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镇静自如地把这首歌全部唱完。她的临场应变能力和歌声中表现出的深厚艺术功底，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在座的一位记者，第二天就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在报刊和互联网上同时发表了，题目是：《从毛阿敏不用录音带说起》。他在文章中赞扬了毛阿敏，同时用这个具体事例，对照和抨击了当时充斥舞台的“假唱”现象，批评某些演员一味追求炒作、不重视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这篇短文写得好，既有针对性，也很有说服力。
我很感谢阿敏说的这番话。这里加以引述，倒不是因为她的过奖使我引以为荣。而是因为，她在这段话中用朴素的语言所透露出的某些信息，从一个侧面表述了我做为导演与演员之间纯洁的友谊和工作关系，肯定了我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坚守。她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和她以及许多文艺界朋友之间的亲密合作。在那些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使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非物质利益，没有丝毫金钱或个人名利的考量，排在第一位的，是对艺术的追求，是期望得到观众最大的认可。
当然，这次看到她，我又回想起了当初演唱《思念》时那个可爱的纯朴无华的阿敏。阿敏现在很幸福，还当了妈妈。我默默地为她祝福，祝愿她善用自己的天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给人们留下更多的美妙歌声。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个小插曲。那是1994年，我去南京挑演员，阿敏原先所在的南京军区歌舞团要求我看看他们的节目。有个女歌唱演员上场了，团领导告诉我，当年曾想推荐这位演员给我，她唱得不比毛阿敏差。我专注地看了她的演唱，果然不错，形象气质也挺好，个头也不比毛阿敏次。我暗叹一声，如果当年推荐的是她，我想她也是有条件打响的。可是很遗憾，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了，时过境迁，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她没有阿敏的那份运气。
这是命运的安排。造化弄人，谁也没办法。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归根到底，阿敏的成功，是靠她十分难得的艺术天赋，靠她持之不懈的勤奋努力。因为谁都知道，天上馅饼的事儿，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痛别七妈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与世长辞了。我们万分沉痛，无限悲伤！
七妈逝世后，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她的骨灰撒进了天津海河，撒到了祖国的江河大地，天地经纬之间，与敬爱的伯伯重新汇合在了一起。泪光中我想起他俩生前的谆谆教诲：物质不灭，生生不已，永远为人民服务！
敬爱的七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与七伯共同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七妈早年与七伯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一起参加觉悟社，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又一起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一起参加地下革命斗争，一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很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后来我在编导摄制《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有关七妈早期革命生涯的资料，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
在广东省汕头市，保存有两栋一模一样的小楼。据当地史料记载，这是当年黄埔革命军东征时领导人的住所。其中一栋住着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另一栋住着恩来伯伯和七妈。伯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党代表，七妈受党的派遣，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由于两栋楼紧挨着，伯伯和七妈经常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一起用餐，商讨工作，私交尚笃。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七伯、七妈便义无反顾地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从此与他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成为敌对的双方。
1996年，我在莫斯科采访，得到特别允许，到俄罗斯的中央档案馆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意外地看到了一卷特殊的手稿。它是恩来伯伯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问题长篇报告的记录原件，有厚厚的三大本。记录者不是别人，正是七妈邓颖超。每一本的封面上都有“邓颖超”的亲笔签名。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它既见证了中国历史的一段重要历程，也见证了七妈与七伯并肩战斗的共同经历。可惜的是，这份珍贵文献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七伯和七妈生前未能再次见到它。
七妈参与了我党我军早期的机要通信工作。总参三部原部长戴镜元告诉我们：我党我军的机要通信是恩来伯伯建立的，还亲自发明了代号为“豪密”的电台密码。“豪密”的保密性特强，从未被敌人破译过。今天，我们从影视节目中，常能看到地下工作人员用电台收发情报的惊险情节，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当年中央苏区的第一部电台，就是由恩来伯伯亲自策划建立的，而且，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络，也是由伯伯亲自负责、亲自翻译。党中央发给中央苏区的第一份电报，就是伯伯亲手发出。而在那段时间里，每当伯伯有事不在，电台的收发和翻译就由七妈负责。
七妈对党和国家所作的重大贡献，书刊资料多有记载。我列举这几件事是想说明，她老人家早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就参与了我党的重要领导工作。但在恩来伯伯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之后，她就自觉地退居辅佐的地位，从不出头露面。
七妈经常教育我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但她从不提起自己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我只是在七妈与我们亲属的随意交谈中，偶尔得知一些事情。记得有一次是我怀孕时，七妈嘱咐我要注意保胎。顺便说到，早年她也怀过孩子，那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侯，可惜为逃避敌人追捕，不慎流产了，从此再也没生育。另一次是80年代与尔均和我交谈，她在询问尔均父母情况时，顺便谈到，1931年党内出了顾顺章这个大叛徒，她和七伯在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前，曾在我们家隐避过。再有一次，有人写了一个剧本，内容是表现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牺牲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的真实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作者托我转请七妈审阅。按照周家家规，我是不能转达的，但事关烈士宣传，我还是请示了七妈。七妈说，周文雍和陈铁军是她的战友，他俩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英勇顽强，就义的事迹更是可歌可泣。七妈答应了这件事，还亲自约作者详谈了一次。除此之外，她很少谈起自己的过去，从来都是谦虚谨慎，严格自律。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提名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恩来伯伯见到传阅件，把七妈的名字划掉了。七妈虽然是在伯伯去世后才知道这件事，但对伯伯的做法，她完全赞同。也是在伯伯去世后，七妈应西哈努克国王邀请去柬埔寨访问，临出发前，我和尔均去看望她老人家。七妈说：“多年前西哈努克就几次邀请我，但你伯伯在世，我不能同他一起出访。现在我要还国王的愿。”对七妈的高风亮节，赵朴初同志曾深情对我赞扬说：“邓大姐比我大三岁。邓大姐很像周总理，他们两个人很像很像。都是那样严格，那样简朴，那样认真。”
七妈对自身高度严格，对邓家的亲属同样也十分严格，从不给予任何特殊的关照。但我注意到，她却以极大的热忱，在原则范围内尽力照顾周家亲属。显然，这既是出于她作为长辈的爱心，也是为了替伯伯分忧，让他能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七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大局出发，既高度坚持原则，又细致周到、体贴入微。
回想起多年前，我还是18岁的小姑娘，第一次和七妈见面，就感受到了她亲切温暖的关爱。当时她说：“你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以后几十年间，她一直密切关注着我和尔均的成长与进步。
1959年我第一个孩子萌萌出生，七妈把珍藏的一块绸缎指名送给她，我用它为萌萌缝了一件漂亮的披风。以后我二女儿蕾蕾、三女儿苓苓，也都穿过这件披风。
60年代初，我们住在西郊总后大院。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突然来到我俩的住所。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总共三层，我们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让她老人家坐的。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萌萌逗弄，一边亲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询问她老家在哪里，生活情况怎么样，同我们相处得可好。这天，七妈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陶陶，充满了温暖。七妈见过的这位保姆，当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家在京郊。时光匆匆，前些年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已经当了祖母了。她说七妈那次的亲切谈话，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80年代在西花厅，七妈还回忆起当年来总后看我们的情形。我插话说，“那时我们住在筒子楼的二层，住了十多年”，七妈纠正说：“不对，你们住的是楼下。”七妈是对的，是我记错了。当时我们确实住在一层，后来才搬到二层的。
1963年，我第二个孩子蕾蕾出生。七妈在西花厅送我一袋她自己栽种的扁豆，还有石榴和花生米罐头，说要给我增加点营养。那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七妈馈赠的这些食品可都是宝贝。恰巧七伯从里屋出来看见了，他说：“别的都可以给孩子，花生米罐头可是要用来出口换外汇的。”七妈赶忙向他解释：“这批罐头因为出口不合格，苏联给退回来的。孩子难得吃到。”七伯的严谨和七妈的关爱之情，至今如在眼前。
七妈喜欢照相，用的是老式的“徕卡”相机。她特地在西花厅的花园里为尔均和我照了两张合影，其中一张是在海棠树下。七妈对这两张照片很满意，高兴地把它送给我俩。
七妈很关心我们这个小家。80年代中后期，七妈三次找我和尔均到西花厅长谈。由于“文革”以来她老人家很少同我们见面，对我们的情况问得很仔细。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七妈关心地逐个询问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情况：“萌萌结婚了吗？”“蕾蕾的‘蕾’字怎么写？”“她两个小时候我都见过，很可爱。”听我说三女儿周苓考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七妈说：”这好嘛，你伯伯在世时我俩常去看人艺的戏，同那儿的演员很熟悉，感情很深。”在问起周强的情况时，七妈同我们开玩笑说：“好了，有了儿子，可以传宗接代了。”她还打听周强的身高，听说周强11岁就长到了1米62，七妈有些意外：“有那么高吗？”在详细地询问我父母的近况后，七妈再一次亲切地说：“你姓邓，我也姓邓。你是独女，我也是独女。”
七妈对于我在电视台的工作情况也很关心，见了面就要询问了解，还几次让我把自己编导节目的录像带送给她看。对我编导的节目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七妈给过很多鼓励，也提过很中肯的改进意见。七妈说：“现在电视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庭，可以说是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介，有着不可取代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功能。你们做电视编导的，要深刻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精心编导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完美的好作品。要知道，它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呢！”她说：“战争年代以至建国初期，我们可没有这样的宣传工具。现在条件有了，电视工作者也作了很大努力，但有些节目仍然平淡无味，甚至格调低下，这里面有个对观众的责任感问题，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一些好电影，像《英雄儿女》、《冰上姐妹》、《女篮五号》、《鸿雁》等，思想内容好，故事性也强，观众爱看，电视台还可以再播映嘛。音乐效果，是电视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播出节目的音乐声太强，有时听不清讲话内容，影响了节目效果。特别是诗词朗诵节目要注意。播音员的口齿也要十分清晰。这都关系到一台节目的整体效果。”七妈的这些指示，经她老人家同意，我向台领导汇报了，他们十分重视，及时采取了改进的措施。七妈得知后，非常高兴。
也是在其中一次的谈话中，七妈再一次关心地问我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委屈地回答说，“写了好多次申请和思想汇报，就是没有回音。二十多年来电视台文艺部导演中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工作累，入党却没有我们的份。”七妈说，“不只是累，而且你们的工作重要。”很明显，七妈对我们党支部的“左”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老共产党员，她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之前，不会对一个党支部的具体做法表示意见。但我觉得，那种含蓄的口吻也表明了她老人家的某种态度。
后来我历尽波折在1985年终于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我祝贺，鼓励我说：“在军是一个自强的孩子。”她还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珍贵书刊作为礼物送给我，并且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册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在1988年下半年七妈通知我俩去西花厅见她，我特地带了两台照相机，其中一台是一次性成相的“拍立得”。我们想和七妈多留下几张合影。七妈很高兴，连说：“好！好！”又说：“就在你伯伯和我这张合影下面照。”那天七妈的兴致很高，同我俩谈了有一个多小时，秘书几次过来打招呼，说时间长了，让七妈早点休息。她老人家却说：“我喜欢同在军、尔均多说些话，你不要赶他们走！”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又同我们谈了好一阵。可惜我们那时经济条件不宽裕，照相机质量差，胶卷又是过期的，虽然照了不少张，洗印出来效果都不好。带来的那台“拍立得”却引起了七妈的兴趣，她老人家还是初次见到这种简易相机，亲自试拍了一张。当然，用“拍立得”照出的相片质量更差，过一段时间就褪色了。尽管那次我准备了两台相机，留下来的却是遗憾！
对我的身体状况，七妈也很关怀。我由于长期患关节结节红斑病症，遵照医嘱注射激素，有一段时间体重增加了不少，人也有些变形。七妈亲切地叮嘱我：“可不能再胖了，要切记：生命在于运动！”
同样，尔均先后在军队的总后勤部、总参谋部和国防大学工作。每个时期，七妈或者向有关领导，或者当面了解他的思想和工作情况。1982年尔均调总参工作时，仍住在总后，每天要往返于西郊和北海公园旁的旃坛寺，七妈关心地询问他交通工具是怎样解决的，中午吃饭怎么办，有没有休息的地方？想得十分细致周到。到国防大学工作后，七妈对尔均说：“你们学校成立，张震、李德生同志让我题词，我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学校是培养人才的，
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啊！”临别时尔均向七妈敬礼，七妈笑着说：“我不能给你还军礼了”，又说：“你穿军装很神气啊！不过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要爱护身体，注意不要发胖。”1987年，尔均因病在301医院动手术。七妈得知后，关切地向我询问手术的情况，并把她自己的一个白色小闹钟让我带给尔均，亲切地嘱咐说：“尔均生病，吃药应该很准时，这个闹钟很好使，你带给他。”
七妈的音容笑貌、她老人家关爱之情，我俩时时萦绕在心中，浮现在眼前。七妈的祖籍是河南南阳，出生在广西南宁。2005年，南宁市文化局长专程来到我家，转达省、市领导的决定，要在南宁市中心公园建立一座“邓颖超同志出生地”的纪念石刻，约请尔均为石刻题字。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十分光荣的任务，尔均当即应命，题写了“志洁行芳”四个大字。我们认为，这四个字，体现了七妈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南宁市领导对这件事高度重视，专为石刻揭幕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特地邀请尔均和我出席。省委副书记、现任中宣部部长的刘奇葆同志，南宁市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宁同志参加了揭幕仪式，并在会上讲话，他们盛赞邓颖超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称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旗帜，是广西人民、南宁人民的骄傲。我和尔均也分享着这份极大的光荣与喜悦。在南宁市中心屹立的这座永久性的石刻，既寄托了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也寄托着我俩对七妈邓颖超的无比崇敬和深深忆念。
亲爱的七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百年恩来》
拍摄《百年恩来》，我和摄制组全体人员，经历了7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也经受了一次灵魂深处的洗礼。这是我做导演以来花费时间和心血最多、收获最丰的一部电视片。
周恩来总理是我至亲至爱的伯伯，也是我最崇敬的一位伟人。在我和世人眼中，周总理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高尚的道德情操、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心。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几乎都集中体现在他的身上。拍摄12集的《百年恩来》，素材极为丰富，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但同时也加大了创作的难度，因为一部电视片毕竟容量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应该面面俱到。
《百年恩来》是一部专题艺术片。作为艺术片，它的特点是什么？从周总理特有的人格魅力出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动人以情。周总理是一位最务实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充满情感的领导人。同志情、战友情、夫妻情、亲属情、儿童情，都最为充分与集中地体现在他身上。《百年恩来》就是要鲜明地突出这个“情”字，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风范，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精神，同时深入探求这种情的本质，上升为传之于世、泽被千秋的“周恩来精神”。总之，要把这个“情”字贯穿于全片的12集。
《百年恩来》同时又是一部专题片，它必须立足于内容的真实。曾有人认为，艺术片讲求的是美，可以虚构，可以夸大。我不同意，至少在《百年恩来》中我不会这么做。而且我认为，纪实的真和艺术的美，二者并不矛盾。所以，《百年恩来》的摄制，首先必须立足于内容的真实。《参考消息》当年发表过一篇外国朋友写的文章，文中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讲出几个周恩来的故事。”确实，在周总理身上有着叙述不尽的周恩来故事，在周总理身上有着取之不尽的周恩来精神。我作为编导者，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寻求，去挖掘，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具体的情节来打动人。用“情”这根主线，串起一粒粒闪光的珍珠，使全片成为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
按照这个创作思路，我们拟定了拍摄提纲，开始了大量的人物采访。作为亲属，我有过多次近距离观察恩来伯伯的机会，亲身感受过他的亲情和魅力，这是拍摄《百年恩来》十分有利的条件。可是，采访不久我就发现，以往我对伯伯的认识，其实更多的还是属于亲属的眼光，有很大局限，也很肤浅。伯伯的光辉形象，远远不止在我们自身有限的接触和以往的纪录片以及文字记载里，而是深藏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采访了多位熟悉周总理的方方面面的人士。他们中间有老一辈革命家，有国王、总统、总理等世界名人，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拍摄“百年恩来”，同时也是一次百年追寻。我们沿着一条时空的隧道，共同去追寻伟人的灵魂，一件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深深拨动了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心弦。
《百年恩来》开拍后，剧组采访的第一人，是“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管易文。这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李爱华副馆长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很感谢她。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中，我目睹了一个奇迹的出现。
“觉悟社”是五四运动时期产生在天津的先进的学生组织，周恩来、邓颖超和管易文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当时，为了反抗封建思想，也为了保密需要，有人提出不用原来的姓名，按照一、二、三、四……的号码写在密封的字条里，每人抽一个号，抽上什么号，就用那个号的谐音作为自己新的姓名。邓颖超伯母抽的是“一号”，她便用“逸豪”作为别名。恩来伯伯抽的是“五号”，后来他用“伍豪”作为党内的代号。管易文是18号，别名为“石霸”。另外，他
原来的名字是关锡斌，后来把“关”改为“管”，“锡斌”各去掉半个偏旁，改为“易文”。
作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老战友，管易文老人已是百岁高龄，几年前就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连新四军时期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夫人也认不出了。那天，面对坐在轮椅上一言不发的管老，我拿出青年时代周恩来的照片放在他面前。看到照片，管老的眼睛突然一亮，眼神里流淌着记忆的激情。他用微微颤动的手指抚摸着照片，嘴唇翕动。我紧跟着指了指墙上总理照片上方的一个条幅(那是管老在总理逝世当天写下的一句话)，问他：“这是您写的吗？”老人慢慢抬起头，停了几秒钟，突然眼圈发红，大声地喊出了横幅上的字，而且一连喊了三遍：“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啊!”在喊最后一遍时，好像是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这心灵深处发出的一生中最后的三声呼唤，是作为周恩来老战友的他，打开了自己尘封多年的心灵之锁而产生的旷世奇迹。我和他夫人、还有所有在场的人一下都愣住了！幸好摄影机一直在开着，摄影师抢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就在这次采访后仅仅50多天，这位世纪老人，带着他唯独保留的对周恩来的珍贵记忆，离开了人世。
采访完管老，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管老身上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在随后的工作进程中，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事例给了我最好的诠释和回答：周总理给人民的爱最多，因此他得到的爱也最多；周总理对人民的爱是永恒的，人民对他的爱也是永恒的。电影艺术家秦怡大姐流着热泪向我倾诉：1941年在重庆，18岁的她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恩来伯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当即嘱咐我们党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同志，要关心和解决演员的实际困难。这时，秦怡与恩来伯伯只见过一次面，并不很熟悉。13年后的亚洲电影节上，伯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时间过了那么久，女儿小时候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秦怡的回忆给予我深刻的启示：人们常常惊异恩来伯伯超人的记忆力，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天赋，也同样源于他对人民深深的爱。秦怡说得好：“一个人如果不知道酸甜苦辣，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她问我，同时也是问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能遇到这样的人吗？还能得到这样的爱吗？还能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吗？”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由于缺碱，小学课本的纸发黄。周总理发现后，立即把他和轻工业部的负责人找来，责成他们限期加以解决。他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们的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在伯伯的关心和督促下，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何谦叔叔告诉我：抗战胜利后他随恩来伯伯乘飞机从延安到重庆，经过秦岭遇到冰雹险情，准备跳伞，但乘机的十三个人只有十二个伞包。伯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包给了叶挺的女儿扬眉，鼓励小扬眉要像她爸爸那样坚强。恩来伯伯终其一生，总是把生的希望给予他人，把危险和牺牲留给自己。
谷牧同志告诉我：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部长们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包围了周总理，纷纷陈诉艰难处境，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伯伯给他们做工作说：当前，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站在前面来领导运动。这时卫士在一旁劝说：总理已经一天多没有闭眼了，能不能让他休息一下？伯伯说，“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一向沉稳过人的恩来伯伯，在身心惫摧的情况下说出的这几句石破天惊的话，足以感天动地，化雨化泪！在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浩劫中，恩来伯伯就是这样地忍辱负重，身心交瘁，力挽狂澜，以自己少活多少年为代价，写下他生命中极其苦涩，也极其辉煌的最后篇章！谷牧同志动情地说：“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我们过来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后来人也应当了解这些。”
周总理的人格力量，他待人的真情，甚至感化了三十年代初期炮制“伍豪启事”，用八万大洋买周恩来人头的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张冲。张冲并没有同周恩来见过面，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亲身接触后，为伯伯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进而对共产党人有所了解。因此，尽管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还是给了我们党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面对国民党内部的责难，张冲心情郁闷，三十八岁就英年早逝了。他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在张冲追悼会上，毛泽东、蒋介石都送了评价很高的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赞扬张冲：“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蒋介石的挽联是：“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就是这样一位被蒋介石所高度器重的心腹，他也为周恩来的人格力量所折服并引为知己。恩来伯伯亲自参加张冲的追悼会，在讲话时流下了痛惜的泪水。他还为张冲写下“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深情悼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指针。这些感人的往事，是张冲的女儿张雪梅（她年轻时就是地下共产党员和游击队领导人）在他父亲的墓前，流着热泪为我们追叙的。
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是柬埔寨人民的卓越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周总理的知交。在我们策划拍摄《百年恩来》期间，他每年要来北京治病和休息一次，我们打算乘国王在京期间采访他。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但却表示一定要在金边王宫里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只有在周恩来总理生前两次到过的柬埔寨土地上和在王宫金銮殿接受周恩来亲属的采访，才能表达我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夫人的知遇之恩。”盛情难却，我们去了柬埔寨。这时才知道，金銮殿是圣洁之地，通常只有国家盛典才能在这里举行。金銮殿不能备水，不能上茶点，更不能使用空调。我们到达后，柬方像当年接待周总理那样，铺上了长长的红地毯。西哈努克国王虽然身患重病，却不顾高温炎热，坚持在这里接受我们采访。为了保护国王的病情不出意外，皇家有关部门特意安排了三位医生、护士在他身后陪护。采访中，西哈努克国王深情地回顾了他和伯伯的交往，谈了整整三个小时，没喝一口水。他说：“周恩来总理是我的师长，我的兄长，他从没有教过我要怎样做，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我和我的夫人忘不了总理和邓颖超夫人的恩情，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还特地安排宫廷乐队，为我们演奏演唱《怀念中国》，这是一首由国王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
啊，亲爱的中国啊！
我的心没有变，
它永远把你怀念。啊，亲爱的朋友啊！
我们高棉人啊，
有了你的支持，
就把忧愁驱散。你是一个大国，
从不自私傲慢，
待人谦逊有礼，
不论大小平等相待。
你捍卫各国人民，
自由，独立，平等，
维护人类和平。啊，柬埔寨人民
是你永恒的朋友！
我们深知，西哈努克国王安排这次演出，是为了表达他对恩来伯伯的深切怀念。当年他创作了这首深情的歌曲，歌词中的中国，何尝不是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的感召；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又何尝不是周恩来的人格形象与人格精神的完美写照？
摄制组在柬埔寨期间，西哈努克国王还亲自指令和安排，派出专机，由数十人的国王卫队护送我们，专程去暹粒省的著名古迹吴哥窟参观，这里也是他特意邀请伯伯和七妈先后去过的地方。西哈努克是一位重感情的国王。我们很感激他，也清楚地知道，他对我们这种超规格的接待，既是对往事的重温，也是他对周总理一种无言的报答。
我国驻柬埔寨女大使谢月娥告诉我们，据她观察，西哈努克国王确实一言一行仿效周总理，所以他在柬埔寨人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写到这里，我获悉西哈努克太皇不幸逝世的消息，使我和尔均顿时陷入深深的悲痛和怀念之中。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朋友，也是载入史册的恩来伯伯的忘年交和真正的知音。我们永远怀念他！
西哈努克国王的事例说明，一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可以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政见，化作一种精神与世界文明共存。通过对他和许多国际友人的采访，我们深深认识到，恩来伯伯伟大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共识，历史的共识，也成为世界的共识。
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我们曾到恩来伯伯早年留下过足迹的日本采访。已故日本航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太的儿子冈崎彬说：父亲一生中最敬仰周恩来，一直把周恩来的照片藏在自己怀中。冈崎嘉平太认为世界有四大圣人：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但都是古代的。他一生寻求当代的圣人，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周恩来。他还幽默地对冈崎彬说：“中国两个圣人多了些，我看孔子应让位给周恩来。”冈崎嘉平太去世的时侯，作为儿子的冈崎彬对母亲当时的表现感到有些奇怪，问他妈妈：父亲去世，你好像不怎么悲伤？夫人回答：你父亲一生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见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她还把丈夫一直放在身上的恩来伯伯的照片，随同冈崎先生的遗体一起火化了。
与此相关联，还有两件事也让我们深思：冈崎彬谈到，他父亲到中国时，特地发电报把他从美国叫来中国，就是为了让他能有机会结识周恩来这位世界伟人。无独有偶，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后来曾担任日本外交大臣的田中真纪子也对我们说：“父亲从中国回到日本，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应该带真纪子去!’父亲说，‘周恩来和我很投缘，和他一见面，直觉就告诉我，和这个人一定能谈成事。周总理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想让真纪子见见这样的人，下次一定带你去。’但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周总理就与世长辞了!”说到这里，真纪子流下了真诚的泪水。
两位世界级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渴望着能让自己的子女见到周恩来一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把恩来伯伯的伟大人格力量，看作是比自己的权势和金钱远为重要的宝贵财富。
“谢绝采访”的采访
拍摄《百年恩来》时，当年和恩来伯伯有过交往的大多是年事已高的世纪老人。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有的长期住院，医院谢绝一切探视，更不用说采访拍片了。但在得知拍摄《百年恩来》、总理亲属希望采访他们时，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老人和他们的亲属以及医院，无不破例为我们开了“绿灯”。
戏剧大师曹禺就是其中的一位。病房里，他不顾严重的气喘，一句一顿地回忆他视周总理为知己的深厚感情。他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们都是属狗的。我们没有同过班，但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那时没有女角，他扮过女的，我也扮过女的。总理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我也很感谢总理。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很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曹禺老人谈得那样深情，又那样吃力，我们心中都不忍，劝他就谈到这里。曹禺夫人李玉茹告诉我们，曹禺住院后一直没有接待采访，今天是头一回。看到你们，我们的心情就像是又见到了总理。在这次采访后不久，曹禺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曹老的病房里，我们巧遇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他的回忆同样满怀深情：“我写的话剧《风雪夜归人》，据孙维世告诉我，总理在重庆时看了七遍。新中国成立后总理请我吃饭，专门谈了他对《风雪夜归人》的修改意见。他是个特殊的人物，除了是总理，他还是个艺术家。”
文学大师巴金，是在爱婿刚刚病逝、病情和心情都极为沉重的情况下，在病房破例接待我们的。尽管身体状况不允许长谈，但他手持总理的照片，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情深意长的短短几句话，却是他内心里千言万语的形象概括：“很有精神，很有精神！我经常想，总理的形象还在我的眼前！”
著名诗人臧克家，也是九十多岁高龄了，一直在医院治病。臧老的夫人告诉我们，为了接待我们采访，他一夜没有好好睡觉。臧老谈话时声音有些谙哑，可是一说起周总理，顿时精神矍铄，好似换了一个人。臧老说：“我对周总理很崇敬，很崇拜。他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话，现在我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他激动地抒展出诗人情怀，放开宏亮而悲怆的嗓音，逐字逐句为我们朗诵了他专为悼念周总理写的诗《泪》：“十一亿赤心，哀伤袭击！千言百语，声声啜泣。英姿笑貌，已成遗容；伟词宏声，犹在耳中。半旗悠悠，悲风漫吹，人的汪洋，泪如潮水。泪是丰碑，泪是誓言，泪是动力，泪是火焰！昂起头来，揩干眼泪，红旗指向，无坚不摧！”听着他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场的人也一个个随着臧老流下热泪。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诗人、书法家赵朴初老人，在病房抱病与我们长谈。他把周总理视为知己和亲人。赵老深情地说：“总理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比我大九岁，邓大姐比我大三岁，但我把他俩当成自己的长辈”，“一个人去世以后，即使自己的父母嘛，三年过去后也就淡了些哀痛，但总理不是。他去世二十多年了，人民还是想他，还是哀痛，这少有哇！几乎很少很少有这种人哪！”赵老说，总理逝世后，每年的一月八日，他都要写一首诗怀念他。赵老把特地准备的其中三首诗《东山》、《感遇》和《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金缕曲）》亲手赠给我们，并逐句作了详尽的解释。
其中《感遇》一首是在得知总理逝世的当天写的，这首诗的内容，充分表达了赵老的深切悲痛之情：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鸿动。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剩龄梦。
相业史谁畴，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负风展，蓬雀从目送。
我惭驽驾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直为天下恸。
赵老说：“总理患重病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但总是希望能多留一天也好嘛。但是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断了。巨星坠落，四海涌动，永成千载之痛！”诗中的“龄梦”一词取自《诗经》。赵老认为，恩来伯伯至少可以活到九十多岁，可是，“艰难尽瘁”，“忧勤”过劳，却早早地逝去了，把应该有的年龄“剩下来了”。在他眼中，总理是天上云间的大鹏鸟，而“四人帮”（那时还掌权）是蓬草里的小雀子，它们只能在草中远远地眼望着总理乘云飞去。
诗中的“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深刻表述了周总理谦虚谨慎、从不居功的崇高人格。后来，我们把这两句词和肖克同志赞扬周总理领导南昌起义的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合在一起，谱成一首歌曲：“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果然是浑然天成，字字珠玑，寓意深远。我们临别时，赵老又挥毫为《百年恩来》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是他从自己切身体会中概括出的对总理的三点体会；总理是德范，是道德的模范。
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薄一波、宋任穷同志，也分别接见我们，接受我们的采访，并亲笔题写片名和题词。万里同志满怀热情地向我们叙述了周总理指导人民大会堂建设，亲自提出大会堂穹顶的设计构思；与他一起乘吉普车为密云水库选址；亲自决定修建北京饭店东楼，并且不顾危险，在重病中搭乘简陋的施工电梯，登上正在修建中的高楼毛坯房检查指示，等等。万里同志从不题名题词，但这次也破例为我们题了名。
被周总理赞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先生，很少接受采访，更不愿谈有关西安事变的史实。但他谈起周恩来却充满了知遇之情，称他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人里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我非常地佩服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他们公务活动繁忙，但都挤出时间`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还谈了一些他们从未说过的事情。池田大作说：“我在日本创价大学栽的八棵樱花树旁立了‘周樱’、‘邓樱’两块碑，今天我首次向你透露，这石碑的方向是朝向中国，朝向周总理的，在樱花盛开时请他和邓颖超夫人观赏。”基辛格博士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非常有魅力，极其了解人类。我见过许多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人，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我给你们亲属最优先的权力，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对周恩来的纪念。这是我的荣幸。”
英籍作家韩素音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她的那本名著《周恩来和他的世纪》，原来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建议她写的。杰奎琳对她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就是周恩来！”韩素音奇怪地问她：“你崇拜周恩来？”杰奎琳回答：“是的，我只崇拜周恩来。”韩素音说，她没有提自己的丈夫肯尼迪。杰奎琳在去世前不久还给韩素音打电话说：“你出了这本书，打了一个大胜仗。”很遗憾，这位世界闻名的杰奎琳女士当时已因患癌症病逝，我们无法当面采访她了。同样遗憾的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热爱中国和周恩来的韩素音女士，也在不久之前离开了人世。
《沉思中的周恩来》
《百年恩来》与《毛泽东诗词》的摄制，同样采取了纪实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手法。但《百年恩来》又前进了一步，这个作品的创作，把人物采访、现地拍摄、影视图文资料与音乐、歌曲等多种艺术手段融为一体，因而具有更强的观赏性和群众性。这也是我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实现的又一次突破。
拍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恩来伯伯的影视资料太少了。热爱周总理的人们，希望能从荧屏上看到一代伟人神采奕奕的风采，看到大家熟悉的周恩来富有魅力的微笑和炯炯感人的眼神。可是，由于恩来伯伯终其一生的谦虚，留给我们的影视资料和照片极其有限。负责为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摄影的杜修贤告诉我：“总理从来都是要我们把镜头对向群众，不让拍他。一些珍贵的照片，都是趁他不注意时悄悄拍下的。”这给摄制组收集资料带来了很大的局限。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亲自带领摄制组，沿着恩来伯伯当年战斗过的足迹，走遍全国各地，还到了法国、日本、俄罗斯、柬埔寨、缅甸等国家，拍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场景。我还深入国内外影视资料馆，一寸一寸地看胶片，挖掘那些被深藏尘封中的镜头。通过各种关系，寻觅与周恩来相关的历史资料。对于我来说，所有与总理相关的镜头和资料，都极其珍贵，我甚至偏爱某些模糊和损毁的镜头，因为它的某种残缺恰恰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感。
通过编导组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收获颇丰。例如，人们在《百年恩来》中看到了这样一些罕见的动人镜头：尼克松为了表示对周恩来的尊敬，亲自为他脱大衣；周恩来流泪唁别胡志明；周恩来与儿童手拉手欢呼跳跃；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蹙双眉，心情沉重地在天安门城楼面对“红海洋”，以及共产国际珍藏的周恩来亲自填写的档案与照片，蔡畅同志为共产国际写的周恩来的旁证材料，周恩来亲笔记录的与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谈话等等。
在采访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想到了《沉思中的周恩来》这张著名的照片。这是一张恩来伯伯的晚年照：深色背景的衬托下，周总理身着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徽章，侧身坐在沙发里，两臂自然地搭在沙发扶手上，深邃的目光里有一种深沉的忧思。这张照片很好地展现了恩来伯伯独特的风采，因此，它被悬挂在中国无数家庭的书桌上和墙上，也被深深地镌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挖掘资料的一个重要目标。
经过辗转打听，终于了解到，照片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意大利人的热情是世界闻名的，当我们设法同洛迪先生取得联系后，他不仅一口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而且为了我们的方便，特意从意大利米兰赶到剧组当时所在的法国巴黎。他随身携带了那张原版照片，并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这张照片的来历。
那是在1973年元月，焦尔乔?洛迪作为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记者，随同意大利外长朱塞佩?梅迪奇率领的代表团访华。1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按照规定，那次接见记者是不许带相机的。可是，对周恩来的敬仰给了洛迪以勇气，他悄悄地把相机带进了现场。他问身旁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除了中文，周总理还会讲哪国语言？大使告诉他，周恩来的英语、法语都很好。洛迪便煞费苦心地从被接见队伍的中间挪到最后，以便争取机会同总理说上几句话。当周总理和他握手时，他讲出了实情：“尊敬的总理阁下，我今天撒了谎，私自带进了相机。因为我实在是太想拍一张您的照片了，请您原谅!”瞅着满头白发的洛迪，总理笑了：“是吗？白头发的人也会撒谎吗？不过，对白头发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
当总理转身侧坐在沙发上后，焦尔乔?洛迪毫不犹豫，瞅准机会按下了快门。洛迪回忆：“总理风度高雅，目光深邃，充满了智慧与自信。可以从这张照片上看得出来，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这样完美地放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作任何提示。不过他的视线稍稍有些偏下。于是我走近周恩来，再次请求说：‘总理先生，我不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您能给我个机会再拍一张吗？’总理愉快地点了点头。这次，周恩来略微抬了抬头，他的目光移向远方，朝向我们的未来。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按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照片中那永恒的微笑，展现了共和国总理自然、高贵的气质；眼含的忧思，刻下了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伯伯当时已查出患膀胱癌，而且正在尿血，重病中的他，正在为处在多事之秋的祖国的未卜命运殚精竭虑，用他羸弱的病躯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我们从后来的资料中了解到，那段时间，他也正在为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努力创造条件。
洛迪先生拍摄的这张照片，最初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占了中心页整整两页篇幅。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政治效果，很快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一幅风靡一时的旷世名作。1974年，这幅照片荣获美国最有名的新闻照片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仅仅20世纪80年代，这幅照片就在全世界发行了几千万张。
洛迪先生还给我讲了一件趣事：有位国家元首，请他拍摄一幅给周恩来拍的那样的照片。洛迪先生婉言谢绝了：“周恩来就是周恩来，我无法再给您拍出这样的照片。”
七妈生前非常喜爱这张照片。有一次在西花厅，七妈同我合影前，她老人家亲自选定了我俩站立的位置。七妈说：“在军，你看，我们上方七伯的这张照片我很喜欢，旁边的这幅画（注：何香凝送给七伯、七妈的“梅花”）我也喜欢。我休息时常常坐在这下面的沙发上。”七妈说的这张照片，就是焦尔乔?洛迪拍摄的。洛迪先生也曾告诉我，在伯伯逝世后，他再次访华，
受到七妈的亲切接见。洛迪深情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邓颖超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感谢你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是恩来生前拍的姿势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才喃喃说道：‘不，这要感谢周总理！’”
焦尔乔·洛迪在离开巴黎时，把他从意大利亲自携来的这幅原版照片赠给我和尔均，并把他发自内心的对伯伯的崇敬亲笔题写在照片上：“百年恩来——一位世纪伟人。”据洛迪说，当年，他曾把洗印出来的四张照片，请意大利驻华使馆转送给周总理。但是，我向各有关方面和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查核，洛迪寄来的照片，他们都没有见到过。因此，洛迪这次赠我的这幅照片，也是国内仅有的一幅原版照片了，我和尔均将会永远珍藏着它。
金 婚
2008年春天，我迎来了和尔均“金婚”的大喜日子。孩子们很孝顺，在北京新落成的丽晶酒店，操办了一场热烈隆重的庆典。这次庆典，实际上有三重喜事。苓苓很聪明，她在亲手设计的请柬上，鲜明地标了三个数字：50、70、50，它们仿佛一串美丽的谜。
看到这些数字，受邀者很难一下猜到它的全部含义，但说穿了也简单：“金婚”，自然要算一个“50”，另一个“50”，则是我与中国电视事业结缘的年头。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五十年了，央视从起步到腾飞，我一直与她相依相伴，不离不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个“50”，也可以说成是我在生活和事业上的双重“金婚”。“70”，则是另外一个小秘密：我的70岁生日。尽管我们在请柬上已经特地注明“谢绝一切馈赠”，但仍然不想把事情挑明，否则，迎来朋友们送礼，就大大不妥了。
感谢田华大姐，她给我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代表着所有好友们的真情：
亲爱的在军好友：
在这双喜临门的大喜吉日，我怀着最诚挚的真情祝贺您！
祝贺你从艺50周年。五十年来，您在电视导演艺术上，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光辉硕果，人们将永远感谢你；
祝贺你与周尔均伉俪最珍贵的金婚纪念。您们漫长而恩爱的五十年，将是我们人生大道上学习的楷模。衷心祝愿您们未来的岁月更幸福，更美满！
田华大姐的信情真意切，让我很感动。她还不知道这天是我70岁生日，所以信中只用了“双喜临门”。多年来，她在影视艺术上给过我很多帮助，令我十分感谢！
赵忠祥和倪萍是电视主持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在聚会上的致词也热情风趣：“我俩不用再申请主持春节晚会了，今天这里就是春节晚会。”这句话的背景是，当天聚会现场来了中央电视台和文艺部的领导和许多骨干，包括多届春晚的所有总导演。赵忠祥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担任导演后的第二年他就进到央视。聚会上，他回忆起当年文艺部全体成员举行的大合唱，当时，他和我分别担任男、女声领唱。他说：“这是我们在最美好的时期有过的最美好的合作。”倪萍说，她在央视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导演的《多彩春宵》。她当时战战兢兢，生怕出错，“感谢邓导像母亲一样慈祥地对我说：‘闺女，你特别好，特别好，很自然’。邓导的话给了我自信。”
导演王冼平也上来致词，她说：“我向邓导学习二十五年了。她从第一天起就对我说：我是你的老师，也是你的母亲。对我导演的节目，邓导都是像妈妈看女儿的作品一样，给我以指点。”她流着泪为我唱了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让我体味到一种温馨的深情。我的老搭档陈铎，当天的主持人李扬，摄像师郑宏宇、刘文山，以及佟铁鑫、张华敏等多位好友，也纷纷上台致词和献唱。他们浓浓的友情，使我不断回忆起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
使我最为激动的，是另一次庆祝中国电视事业五十年“金婚”的庆典，在场有众多的影视界知名人士。在这个盛典上，当年春节晚会的总导演、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陈临春，以全体电视人的名义，送给我一段热情洋溢的赠言：“每一个行业都有佼佼者，但是最值得骄傲和尊敬的是它的开拓者。邓导可以说是我们电视行业名符其实的开拓者和一代杰出代表。这一代人注定会载入史册的。”他还代表电视人和观众，当场赠送我一个插有五十支蜡烛的三尺大蛋糕，几千名在场观众齐呼“一、二、三！”一起陪我把蜡烛吹灭。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对我的上述评价，自己当然受之有愧。我很清楚，五十年来电视艺术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电视人共同奋斗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其中也包含有我的努力。抛开个人的角度，我倒是赞成，对“开拓”这两个字应该予以强化和倡导。回忆五十年艰难跋涉的过程中，自己作为第一代的电视编导，第一台综艺节目、第一台春节晚会、第一台广场晚会、第一部电视专题艺术片的诞生，第一次以歌伴舞、第一次动用直升机航拍、第一次军乐队广场行进演奏、第一次把史料、采访、音乐、歌舞与现场拍摄相结合等艺术形式的运用等等，这些都为扩展电视艺术的思维空间，开拓电视艺术的前进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这同样也是全体编导创作人员、技术人员与演员密切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失败、修改直到最终取得成功。回顾过去，我深深体会到，追求是创作的动力，创新是艺术的灵魂。艺术的创造需要灵感，需要刻苦追求的痴情，更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了创新，常常使人身心交瘁，但同时也会带来一次次成功的喜悦和奉献的欢欣。
浓浓的亲情，浓浓的友情，在这种氛围中庆祝我和尔均的“金婚”，不能不感谢上天的恩宠。
我从来认为，做人，一要有事业，二要有朋友，三要有美满的家庭。作为一个女人，能有一个真心爱你、你也乐意以身相许的丈夫，是人生的大福分。在我看来，有了这种福分，就等于在生活的大海里有一艘永不沉没的诺亚方舟，你就能生出胆量，坦然面对各种人生风浪。我庆幸自己命好，能拥有这样一艘“诺亚方舟”。
外人可能难以相信，我们也曾有过许多经济窘迫的日子。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筒子楼里总共只有20平米的一间房，要住七个人：我俩和四个孩子，再加一位保姆。我们的房子里曾经没有一把椅子，七妈来看我们时，只能请她老人家坐小凳子。我们也曾度过一个月差十块钱就得断粮断菜的生活。不过，回想起来也很欣慰，那些日子，我们虽然经济上困窘，却没有因此影响夫妻情感和家庭的温馨。转业进电视台后，我清楚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就想多学习，多实践，多看看别的导演转播节目，借鉴他们的长处。家里当时没有电视机，也没钱买，又想学习观摩，因此，只好每天大老远跑到电视台去看，刮风下雨也很少间断，经常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见我这么辛苦，尔均很心疼，也不放心。一天，家里出现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天津产的。尔均得意地对我说：“在军，现在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了!”突然有了电视，我暗暗吃惊。果然不出所料，是尔均自作主张，拿出了家里全部存款买的。当时满打满算，好歹有了500元存款，这一下就全花完了。尔均的这一决定，虽然有点独断专行的味道，但“马屁”拍得恰到好处，我虽然有点心疼钱，心里却很温暖，对尔均的体贴非常感激。
让人苦笑的是，这台电视机带来的效果，却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虽然已经进入70年代，电视机还不是大众消费的东西，很少进入一般家庭。知道我们家有了电视机，筒子楼里的孩子们欢呼起来，每天匆匆吃了晚饭，就端起小板凳在我家门口排队，催着我们快点吃饭开电视机。孩子们是天真率直不懂世故的，我们也不想让邻居和孩子们失望，因此，这台电视机没能完全实现尔均的初衷，有些晚上，我还得往电视台跑。
患难中最能见到人的真情。前面讲过，入伍填成分时，我非常愚蠢地填成了“地主”，以后许多年，我为这一愚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个孩子出生后，有段时间我们付不起保姆费了，家里的孩子又得有人照料，于是，我只好向妈妈求援。那时候正好精简城市人口，动员职工退职，在幼儿园工作的妈妈心疼我，就主动退职。拿了很少一点退职的钱，从重庆来到我这里，帮我带孩子，成了自带薪水的“保姆”。万万没有想到，这却给妈妈带来天大的委屈。家乡我有个远亲，见我把妈妈接来北京，她不高兴了。这位亲戚竟然“大义灭亲”，写了封“揭发”信，说我们划不清“阶级阵线”，把一个“地主婆”弄到了北京。她把信分别寄到北京我和尔均的单位。
当时正在搞“四清”，“血统论”极有市场。日本有“贱民部落”一说，印度也有“种姓制度”，人还没出生就分出了高低贵贱。中国的“血统论”也差不多，所谓“地、富、反、坏、右”，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贱民”；而一旦成了“贱民”，每个“革命群众”都是有权利唾弃的。令人恼火的是，那个年代虽然荒唐，在某些问题上办事效率却极高。在北京，单位领导看到信，也吃惊了：怎么接了个“地主婆”到北京来呀，还给她上了户口！于是立马查办。结果，帮我母亲上户口的领导和办事人都受到了批评，我母亲也被“赶”出北京。妈妈受了极大委屈，变得爱激动，因此得了脑血栓，瘫痪了十多年，最后因此不治去世。我对不起我的妈妈，在妈妈面前，我永远内疚。
与此同时，这件事也给尔均带来了压力和很坏的“政治影响”。他虽然“根红苗正”，但是，找个爱人是地主出身，还把是“地主婆”的丈母娘弄到北京，上了户口，这显然是严重的“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在那个年代，对于我的“地主”成分，尔均的确缺少“政治觉悟”；他给予我的，只有浓浓的爱和人性的温暖。他性格儒雅，脾气温和，但涉及此类问题，却表现得非常坚毅果敢，为人处事，辐射出美好的人性光辉。为此，我无数次暗自庆幸，当初没有嫁错人。在那个非常年代，他对我表现出的真挚的关爱，我永远铭记在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更加相依为命了。虽然我们是国家总理的亲属，但恩来伯伯的处境非常微妙，他不仅难以给我们提供足够保护，有时反而会因为他的政治地位的波动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尔均也在单位挨整了。他是首长秘书，造反派要求他揭发首长的问题，他不配合，自然没好果子吃。当时，他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当秘书科长，由于受到一连串冲击，置身于诬陷和批判的恶浪中，人也日见消瘦，显得极度疲惫。精神的痛苦带来身体的病变，他早早地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而病变又加重了精神的痛苦，他还不时说出这样的话：“人活着，太累！”有段时间，他甚至想到过自杀!那段时间，我总是提心吊胆，真怕他做出蠢事，一再安慰他：别想那么多，大不了我们回农村种地。患难之中，正是这种精神上的互相慰藉，让我们相依相扶，熬过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
中国的政治乌云驱散后，随着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我个人的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我很清楚，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尔均的鼎力扶助。
这些年来，我执导了一千多部电视文艺作品，行内人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让我内疚的是，这个数字是用我母亲和妻子角色的部分失职换来的。对此，尔均从无怨言，总是毫无保留地给我以理解和支持。电视文艺时间性强，经常要突击干活，我又办事认真，一旦有了任务，就全身心扑进工作，很少顾家。比如办龙年春节晚会节目那一次，同时执导当年的元旦晚会，我有整整5个月时间没回家。到了晚会播出那一夜，作为总导演，我没时间合眼；第二天上午，又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作为国防大学政治部领导人，尔均也参加了团拜会，我们在会场见面了。分别了许久，却来不及多说，千言万语浓缩成会心一笑，变成了简短问候：“春节好!”“辛苦了!”随后便又投进人流，去忙各自的事情。直到大年初三，我还在剧组无法脱身。尔均只好带着孩子们来到剧组和我团聚。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金婚”中回忆历历往事，更让我感到，过去的这五十年间，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又温馨，每一个日子都像金子一般地闪闪发光，无比金贵。
携手伴君行
人世间的“金婚”不算很多，所以珍贵，也容易出故事。
2008年秋天，湖南卫视举办两年一届的电视金鹰节，导演登门请我去参加并担任颁奖嘉宾。他了解到我和尔均刚刚度过金婚后，大喜过望，因为他们这次预定的获奖主要剧目就是电视剧《金婚》。此后，湖南卫视的编导便悄悄地设计了一个节目，让《金婚》的男女主角张国立和蒋雯丽主持，请我俩在晚会现场亮相。有意思的是，《金婚》电视剧两位主角的经历同我俩非常相似，湖南卫视编导把它归纳为“五个一样”：一样的自由恋爱（佟志追文丽，尔均追在军）；一样的四个孩子（而且都是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一样的艰苦岁月（政治上和生活上饱经患难）；一样的人生风雨（文丽和在军都患了癌症）；一样的金婚（50年）。
对这个节目，湖南卫视高度重视，事先完全保密，直到晚会开始前才给我俩打招呼。导演让我们先到幕后，与舞台上的国立、雯丽与演员、观众一起，观看了两部他们预先录制的短片。一部是我俩的生活片断与《金婚》电视剧中两位主角的剧情对照。另一部是湖南卫视对韦唯、牛群、费翔、朱时茂等明星人物的采访。这两部短片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我很感谢韦唯等好友对我俩的真情祝福和倾诉，特别是费翔说的几句话让我格外中意：
“一个成功的导演最主要的是判断准确，懂得选人才。邓导就在五十年前选了最好的男人。”
当我俩登台时，雯丽继献花之后，提出了一个我们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的问题：“请告诉我们大家，您俩五十年恩爱的秘诀是什么？”
幸好，回答这个问题自己并不需要任何准备。我把切身感受归纳为一句话：“信任、理解与宽容。”
接着，我灵机一动，把这个话题推给了尔均，让他谈谈对“信任、理解与宽容”的看法。尔均反应很快，他说：“对自己真爱的人，应该既爱她的优点，也爱她的缺点。因为她的缺点也是你真爱的一个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个部分，你的爱就不是完整的。何况你认为的缺点，其实很可能恰恰是她的特点和优点。”
我们看到，台下一些影视明星，听得认真，频频点头，有些人还掏出手帕擦拭眼泪。
这也许就是爱的感染，爱的传导。
话说回来，朱时茂在简短的祝词中特别提到：“邓导，你和老周下一次办‘钻石婚’时，可别忘了通知我啊！”
是啊，“金婚”是不会让我骄傲的，前面还有“钻石婚”呢。
我想，有尔均相伴，这肯定不是问题。
尔均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家庭大后方，工作上也经常给我以具体帮助。他爱学习，走到哪里都爱买书，文字能力强，而且政策水平高，所以，有些节目的把关，我很乐意请他帮我出主意，当参谋。比如《毛泽东诗词》、《百年恩来》等节目，他就曾亲自字斟句酌帮助修改剧本。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同我俩很熟，有一次当面和我俩开玩笑说，尔均作为一名将军，“名气没有邓导大，还给邓导当参谋呢!”尔均笑着回答：“您说得对，每次我俩一起参加活动，我都自觉地往后靠，因为别人大都认识她，向她握手问好，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他这一谦虚不打紧，我更为有将军“当助手”而洋洋得意。
在尔均身上，我学到了一些很好的品质。他工作细致，对人对事很认真。这点我不如他，我比较粗。举个例子，有很多观众给我来信，忙起来我就忘了回信，他就会提醒我：不行，这是人家对你的信任。有时看到我实在忙不过来了，他甚至会替我回信。在做人上面，尔均非常不错。
可以说，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正好互补。他比较稳重、内向；我则很直爽，有意见就想说，不让我说，两分钟我都憋不住，绝对要一吐为快。不过我一说完就很快全忘了，该笑的我还笑，该干吗的还干吗；有时实在把我惹急了，哭一场也就没事了。在我看来，夫妻之间这种不同个性，正好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使爱情常新，历久弥坚。
三年前，尔均查体发现患有肾癌，301医院及时为他做了手术。我和孩子们在医院日夜陪伴照顾，术后他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得不错。尔均另一个肾的功能也不好，几个孩子争着表态，如果需要，就用他们的肾替换。其实，他们也都是四五十岁，携家带口的人了。有如此可爱的儿女，有如此美好和谐的家庭，我和尔均什么都不怕了。我俩会继续互相勉励，相互扶持，以坚强乐观的精神，应对疾病和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为我们的相知相爱、相濡以沫，风雨共度五十年，阎肃好友书赠我俩诗作一首，并亲自在聚会上朗读：
伴君行
一叶扁舟浪花中，
去年海北，今岁江南，明朝河东，
任黄花碧水，青山红叶，白发秋风，
随你奔波这久，也算是五彩人生。
咽下了千杯喜，百盅泪，万盏情，
仍留得一颗心，七分月，三更梦，
淡定从容伴君行。缘分已注定，心海早相通，
携手坎坷路，遥对夕阳红。
将惆怅、怨恼、寂寞、悲凉都抛却，
把忠诚、理解、宽容、和善拥怀中。
人生难得是相逢，
记得年年定情夜，香飘渺，月朦胧。
阎肃兄与我合作多年，他才思敏捷，功力深厚，我一直很敬佩。他这首《伴君行》，是一首深刻表达两情缱绻、生死不悔的难得佳作，也是我们收到的极好礼物。感谢阎肃老哥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
生活在继续，每天都有太阳升起。这几年里，每当遇到喜庆的日子，孩子们都会纷纷涌到我和尔均跟前，送上礼物和鲜花。外面阳光灿烂，屋里欢声笑语。瞅着亲人们的张张笑脸，恍惚间，我觉得就像在看一部好莱坞的生活大片。好莱坞的电影里，主人公通常都会历经磨难，但到了后来，总会有一个令人欣喜的美满结局。我前面大半辈子，虽然谈不上有太多惊涛骇浪，但精神和身体也是磨难不断，一波三折，最后，靠了自己的奋斗和亲人们的扶持，也靠了命运的恩宠，让我一次次柳暗花明，遇难呈祥。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感受到生活的阳光无比灿烂，全身心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谷建芬大姐，在我俩“金婚”庆典上，她说的一段话，既真诚感人，又富有教益：
“我和在军1988年相遇，一首《思念》，使我们成了不需要说任何多余的话的好友。我们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也常常互通电话，她称我为姐，这样，我俩就成为比朋友更深一层的姐妹。她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她对所有的弟子，教他们的不只是怎样当导演，怎么取得成就，而是如何做人。因此今天这个场合，营造的就是一个“情”字，我很受感动，自己也融在其中。七十岁只是人生的从头开始，八十是青老年，九十才是中老年，活一百岁没有问题。生活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感受到的是阳光越发灿烂，世界越来越美丽。我俩既以姐妹相称，就让我们携起手来，健康再健康，快乐再快乐，一起走向最辉煌的时刻！”
建芬大姐说得好，人生从七十开始，生活需要健康和快乐。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我的身体没有老化，每天都能在游泳池里使劲扑腾；心灵也依然活跃，不时涌动着创作激情；甚至嗓门也还响亮，人们经常能听到我的开怀大笑。生活给了我丰厚的馈赠，我很感激，我觉得我不该贪婪，应该继续奉献我的经验和智慧，回报社会，回报生活。作为个人，我很渺小，但许多“渺小”形成合力，是伟大的。
爱，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
爱，使我们热爱的事业不断腾飞。
爱，也让我在每个早晨，都会将怀着感恩的心情，打开家门，和尔均紧紧携手，在孩子们鲜花般笑脸的簇拥下，走向我们生活的下一个站台——钻石婚。
我衷心祝愿：
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天下的家庭都像我们一样美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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