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很体贴人，看到我在发愣，他立即笑着“哦”了两声，很亲切地说：“没事，没关系，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人是没法选择家庭出身的。我也出身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但每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我们都需要学习，需要改造。”
我抬起了头。我注意到，刚才总理说的是“‘我们’需要学习”，非常平等的口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也产生了一丝新的希望。
七妈也插话进来，进一步缓和了尴尬的局面：“孩子，你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为了你，我们特意加了一个菜。”
那会儿，我心里装满了佐料：苦辣酸甜全都有。不过，这顿饭吃得很香。记得的菜有伯伯爱吃的“狮子头”、梅干菜，还有一盆汤和一盘青菜。开饭时，七妈说：“今天请你吃二米饭。”我当时不懂什么是二米饭，一看有黄的，有白的，端上来一看，其实就是小米和大米。七妈说：“你们年轻，千万别忘了小米加步枪的战争时代。”二米饭不好吃，那盘梅干菜却非常合我口味。
临走，七妈笑咪咪地对我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
一听这话，我心里踏实了。心想，“面试”过关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吃总理家的梅干菜。
当时，尔均还在重庆工作，我们只能“千里共婵娟”。星期天没事，我常往西花厅看望伯伯伯母。有个星期天，见面时总理又问起我最近的学习情况。我说正在学声乐，学西洋唱法。总理哦了一声，问跟谁学。我说先是跟林俊卿学，眼下在中央乐团，老师是邓映义。
总理提了个问题，把我问住了：“你知道什么叫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吗？”
我心里一下子慌了。当时我的音乐知识非常少，只知道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肯定不一样，但区别究竟在哪里，我还说不清楚。
总理大概没想到我会表现得尴尬，他微微一笑，用心地给我解释说：“西洋唱法主要是源于欧洲，西洋唱法也是他们的民族唱法。他们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说的民族唱法，是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说王昆、郭兰英，就是用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我们的国粹京剧演员，发声的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有我们自己的传统，也很好，也有它的科学性。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但不能生搬硬套，学走了样，把自己好的东西也丢掉。”之后，总理和七妈还不止一次地让卫士给我送来一些艺术方面的书籍和政治理论书籍，我也开始注意加强自身的学习。
多年后，王昆、郭兰英大姐告诉我，在她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也曾多次聆听过总理的类似教诲，侧重点是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民族的优秀传统。王昆大姐给我讲了一件事：五十年代，她想去苏联进修音乐，总理知道了，支持她去，但是嘱咐她：“你学习可以，但你一定还是你王昆，不要我们在收音机里一听，哟，这是谁啊？听不出是王昆，那可就不行了。”学习回来后她给总理汇报演出过一次，那次总理似乎不太高兴，因为往常演出后总理都会要过来跟她握手，还会说一句：“谢谢你，唱得很好。”那天总理什么也没有说，她就觉得很难过。后来，她还是硬着头皮到总理跟前去了。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嘛！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你从前那种唱法还会不会？”她说：“会的，我马上就可以唱出来。”过了几天，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应她邀请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听了她唱的民歌。晚会后他俩到了后台，总理说：“唉呀王昆，你今天唱得非常好！”邓大姐也说：“今天听了你唱的歌，我们好像又回到延安了。”
回想起来，我这辈子能走进西花厅，还能够得到总理和七妈的认可与亲切教诲，真的是好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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