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恩来伯伯
1955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当时，西南军区撤销不久，我也从重庆经云南昆明调到了北京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离开昆明前，我接到尔均从重庆的来信，信中有句话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你到北京后，应该去看看伯伯，看看总理。”对于信中的“总理”，我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尔均写掉了字。到北京我才问清楚，他所说的伯伯和总理，就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明白这一点后，我心里涌起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幸福感，并非简单地来自女人的虚荣心。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尔均和周总理的关系，但初恋的幸福已经弄得我如痴如醉，只要能经常和尔均见面，我就别无所求了；没想到，他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极高，在我心目中，更是高不可攀。突然之间，我可能要成为他的侄媳，这份额外的惊喜，让我感到了命运之神对我的特殊恩宠。
1955年部队整编，我调到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当时的天安门还没有悬挂毛主席像。
果然，调到北京不久，我那天正在练功房练舞，突然接到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他说总理要见我，让我等着，他会来接我。
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了。我赶快换了海魂衫，重新结好两条长辫子，梳洗打扮了一番。我猜想，总理派人来接我，这下可以坐一回小车了，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小卧车呢！接我的人来了，真的是“小车”，而且比一般的小卧车还小：是辆三轮车。
总理处派三轮车来接人，我非常惊讶，真的是总理派来的吗？会不会是个骗局？想来想去，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理由。走着瞧吧，我不再多想，坐上了三轮车。
中南海大门有当兵的站岗，通过门岗后，我的心放下来了。这里是过去的皇宫所在，又正是春夏之交的五月，琉璃飞檐，红花绿树，显得很有气派。这天阳光很好，花香扑鼻，可是，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紧张，就像个临考前的小学生。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见到周总理后该讲些什么。
西花厅终于到了。门前栽种有好些株秀美挺拔的海棠树，盛开的海棠花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绚丽，象征着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日子。
我从小就喜爱海棠，后来才知道，海棠花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四川又是海棠花最多的省份，自古以来就雅俗共赏，被誉为“花中神仙”。那天，突然看到这么多海棠花，又开得正艳，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快了许多，甚至隐隐有种“回家”的感觉。
让我意外的是，总理和七妈会在门口迎候我（按照周家的大排行，侄儿女辈通常称呼总理为“七伯”，邓颖超为“七妈”）。当时还没有电视，但从新闻纪录片上，我已经多次见过总理形象，因此一眼就认出来了。总理微笑着打量了我一下，连说：“好好好！”七妈很高兴，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他们一下就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我心里更加放松。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进沙发。七妈一直对我笑咪咪的，问我多大啦，工作怎么样啊，高兴地问个不停。当听说我是独女时，七妈更乐了，说：“那你跟我一样，我们家我也是独女。”又扭头对总理说：“她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总理也特别高兴。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舒畅了。
可是，当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总理问的，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往想到出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因为是业务骨干，在文工团的环境里，也还没有因此受过罪。这会儿，我忽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了。可是，我不能撒谎，只能老老实实回答，难过地吐出那两个很沉重的字：“地主”。
听到我的回答，总理似乎愣了一下，七妈的表情也有些变化。
注意到这种变化，我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陡然意识到，我的“出身”已经变得非常可怕，它可能是我和尔均之间的巨大障碍，甚至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时间我泄气地低下了脑袋。
周总理也出身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但他身为国家总理，在当时那个格外讲究出身成分的年代，我想，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周家的后代能找个成分好的对象。我这个“地主”后代的出现，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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