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通融”出来的9分钟
1998年3月16日，我作为新任驻美大使向克林顿递交国书。美国规定，大使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代表，到任递交国书时，可以检阅美国的五军仪仗队。美国不是三军仪仗队，而是由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作为大使，我检阅的五军仪仗队每个军种有两个礼兵代表。
根据美国礼宾规定，新任大使向总统递交国书时，可以带夫人和家属，但不能带馆员。我赴任时夫人秦小梅正好在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任国际部主任，我的孩子也不在美国，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吃亏”，便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提出，我想带一位同事去。礼宾司坚决不同意我另外带人，但“通融”了一下，把总统会见我的时间由5分钟延长到9分钟。就这样，我在白宫向克林顿总统递交了国书，并与他进行了和其他大使相比时间最长的交谈。那次，在我之前递交国书的是来自人口较少的一个国家的女大使，她带了丈夫、孩子、父母、公婆共十余人，但只与总统交谈约3分钟。
“9·11”事件前，美国白宫在圣诞夜是对外开放的。按惯例，美国总统当晚会邀请外国驻华盛顿使节到白宫过圣诞节，总统还会与这些使节一一寒暄。国务院礼宾司规定，到白宫过圣诞节的大使不能带同事，但可以带家属。
1998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我从白宫出来时，又看到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带夫人和五个孩子欢欢喜喜到白宫过节。
到了第二年圣诞节，我才带着已经到馆任参赞的夫人以及当时在美国学习的儿子、侄女、侄子到白宫过节。他们都是第一次到白宫，带着好奇和兴奋和美国总统一起过圣诞节，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热情接待。事后，我对美方礼宾官员表示感谢并开玩笑说，我可没有打破上述两位大使带的人数纪录。
克林顿属于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上台时才47岁，成为仅次于西奥多·罗斯福和肯尼迪的美国历史上第三年轻的总统。克林顿英俊潇洒，能说会道，深受美国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的喜欢。他记性好。据说有一次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会谈，可能谈的时间太长，克林顿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便悄悄写了张纸条，要求参加会谈的美方人员写出最近5任日本首相的名字。日本首相换得比较频繁，任期最短的只有几个月，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结果，陪同会谈的美国官员都没写全，只有克林顿自己全写出来了。
克林顿执政8年，美国经历了“二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但中美关系却大起大落，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有点儿让人应接不暇。
1993年发生了美国指责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双方围绕美国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问题激烈争吵，1995年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困难，一直延续到1996年。
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1989年后美国对华制裁政策的终结。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5月发生震惊世界的“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国会经过数月激烈辩论和反复较量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由克林顿在2000年10月签署成为法律。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经贸合作发展从此驶入快车道。
我觉得，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最大贡献是支持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最惠国待遇）。为解决这个问题，就中方而言，在前方我驻美大使馆刘晓明公使等劳动很辛苦，在后方杨洁篪副外长和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等我的许多年轻战友工作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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