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外交官
那时候，肯尼亚对中国驻肯使馆有一些限制，规定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一共不得超过8人，但家眷不计算在内。外交部干部司就选了我和秦小梅一起去驻肯使馆工作。小梅当时在国际司工作。我们俩去，只占一个名额，却可以干两份活儿。
这是我第一次到使馆工作，什么都从头学起，边干边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首次亲历了外交谈判、外交交涉，积累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和技能，不少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肯尼亚，我有生第一次看见空调、出租车、商业停车场、停车计时器、汽车电影院、野生动物园、动物收容站……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比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差很多。“内罗毕”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清凉的水”。
我有一次陪魏宝善临时代办去肯尼亚在印度洋沿岸的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出差。“蒙巴萨”在古代当地方言里的意思为“战争之港”，和邻国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意思为“和平之港”——遥相呼应。代办说屋里太热，让我打开空调。空调开到最高挡，我们仍觉得热，便又开了窗户，更热了。
我刚去的时候不是外交官，只是使馆职员，在使馆什么活儿都干，从小事做起，逐渐成了“多面手”。
我每天早晨都为代办（后来给大使）读报，把当地英文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读成汉语。我每天必须早起，将当日报刊细读一遍，星期日也不例外。代办要求严，对我说，外交官怎能有星期天呢？我经常读完报纸后，还要将重要内容写成简报发回外交部。
我负责回复肯尼亚群众来信，每天至少处理七八封来信，按领导的要求回复。如果实在没有内容可写，就寄一些英文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或小册子。我坚持每信必复。我觉得，肯尼亚群众来信，说明对中国友好、信任，想了解中国。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只有靠这点儿手段，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和有关政策，拉近与驻在国老百姓的感情。时至今日，我还保持着早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无论是国内朋友还是国外朋友来信，我都尽可能回信，至少回送我读过的书报和学习材料。
我还当签证官。当时两国间人员往来不多，记得只给应邀访华的肯尼亚乒乓球队、长跑运动员以及参加广州商品交易会的商人发过签证。
我每个月还负责给打扫卫生的肯尼亚雇员发工资，去当地税务局交税。第一次去交税时，我很认真，仔细核对交税的项目。我突然发现，使馆还交了不少地皮税，心里琢磨：在大学里学过，外交地产是不用交税的呀。
我们使馆占地面积大，也很漂亮。肯尼亚刚独立的时候，西方国家纷纷撤离，地皮价格便宜，我们买了5户英国人的大院子，围起来做大使馆。我们人数虽少，却是占地最大的使馆，当地人管中国使馆的围墙叫“长城”。
我向使馆领导汇报后回去对肯尼亚税务官员说：按照国际惯例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财产是免税的。过去，中国使馆交了，你们收了，我们也不计较，但从现在起，不该交的钱我们就不交了。对方说：说实话，我们没有要你们交税，但你们来交，我们也就收了。既然你提出来，那就不交了。
这位肯尼亚税务官特别可爱，特别诚恳。他好心地帮我查了前几年交税的账单记录，把前些年交的地产税也退给了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一大笔钱。
使馆领导为此给了我一点儿表扬。我很激动，想想我一个农村孩子，家庭不富裕，上初中每月拿3元人民助学金、高中每月拿5元钱人民助学金，上北京大学时每月拿到8元5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时每月更多达42元7角5分，自己节省一点儿还可补贴两个妹妹上学用。祖国和人民培育我的恩情没法用金钱计算，是永远没有办法报答完的。但这次我用老师教的知识，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要回来这么多钱，总算还上了一点人民给我的助学金。我觉得特别幸福，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流泪。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喜欢外交工作，觉得这项工作能为国家做一点儿实在的、有益的事情。
在使馆，我处处想着国家利益。为了节约开支，我平时采购货比三家，能省则省。内罗毕大小商店的许多职员成了我的朋友，好像别人买不到的便宜东西我能买回来，别人弄不到的飞机票我能弄到。后来，1993年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97年到驻美国使馆，我几乎再也不去商店：一来我不再负责采购，二来在肯尼亚的确干够了。
我在肯尼亚工作头绪挺多，给三秘以上领导做翻译，为厨师、司机当翻译，还当礼宾官、新闻官，对外宴请时帮厨、倒垃圾……我能熟练操作16毫米和32毫米电影放映机，当时的影片大多是演样板戏和纪录片。招待外宾看电影时，我做同声翻译。此外，我随时根据国内指示和驻邻近国家使馆的要求去机场接送来肯尼亚或路过的国内同志，包括信使、参与修建坦赞铁路的技术员和工人，有时整夜待在机场。退休后有时失眠，小梅会调侃我：没关系，就权当在内罗毕机场等人；有时犯困，她又会一惊一乍地说，信使到了，我立刻就会醒来。
我一个普通的使馆职员，但当了几次翻译竟认识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我曾有机会问总统，阁下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说，“肯雅塔”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武装带”。有意思的是，他主张和平夺权，对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不大感兴趣，但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曾让时任内罗毕市长的女儿访华，替他看看3 000年的西安，1 000年的北京，100年的上海。
我拜肯尼亚人，包括在使馆工作的司机和园丁为师，努力学习肯尼亚的历史和文化，诸如原始人类的进化、反殖民统治的“茅茅”独立运动、野生动物保护……
由于长期处于白人殖民统治之下，不少肯尼亚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打扮上以白为美，为此抹上厚粉，甚至花大价钱去整容。有一次，我去听肯雅塔总统演讲，他先用斯瓦希里语说，然后自己译成英文。肯雅塔说：我们只宣布民族独立还不够，还要精神独立。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文化，要爱自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皮肤颜色。他连喊三声：黑色是美丽的！我受到极大震撼，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后来写了本非洲游记，就以“黑色是美丽的”为名。
我跟使馆的当地司机学斯瓦希里语。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我参加了胡锦涛主席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有机会与奥巴马简短寒暄，跟他讲了几句斯瓦希里语。他感到奇怪，问我怎么还会这种语言，而且词汇量比他还大。
我还在使馆当业余英语老师，曾逐字逐词教四川籍炊事员老梁学一些肉菜的英语名称。三个月后，他就可以自己去买菜了。有一次，他去买猪蹄，可我没教他猪蹄怎么说，他就指指自己的脚后跟。售货员告诉他这里不卖皮鞋，他又指着自己的脚，不停地说“pig，pig”（猪），售货员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还有一次，他去市场买母鸡，准备给我们炖老母鸡汤喝。对方拿来一只公鸡，他连连摇头：“No，his wife.”（不，要他的夫人。）结果，他成功地把母鸡买了回来。我使劲地表扬了我这个“学生”。
我的“教学”也有不太成功的。当时不少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很高，却不懂外语。我教过一位参赞，他学习很刻苦，可能因为我教得不得法，他收获有限。一次他主持外事宴请，左右都坐着女士。他先问右边的女士：Are you married? （你结婚了吗？）对方答：No.（没有。）这位参赞接着练英语，问人家：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一愣，不高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左边的女士，这回他把提问的顺序倒过来，先问：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答：Three.（3个。）他又问：Are you married?（你结婚了吗？）对方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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