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联合国：文山会海，明争暗斗
有位小品演员曾调侃道：许多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来开会的，大会、小会、总结会，会山会海，是会会到位，一直开到人生最后一个会，躺着也得列席！不容易啊！
这段话勾起了我多年来对联合国这一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特殊的感情。我在联合国大厦不知参加过多少会、主持过多少会。参与多边外交是我外交生涯的组成部分。
问题不少，作用不小
1993年3月，我离开北京到纽约，出任中国第6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我以前没有担任过这么重要的职务，心里有些不踏实。外交部和常驻团的一些同事也有些怀疑：李肇星长期在非洲常驻、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能胜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吗？
赴任前，我一一登门向5位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请教。
新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曾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领袖，当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他嘱咐我，工作要抓住台湾问题等重点。他夫人何理良同志提醒我要重视对外宣传，我永远记得做副司长时第一次对外介绍国际形势是在广州市委党校，就是她热心推荐并陪同我去的。
第二位是山东老乡陈楚大使，他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的总编，曾任驻日本大使、中央外办主任。他谦虚地说：“你去联合国有优势，英语好，比我强。”我诚恳地说：“反正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不懂外语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听会和发言；讲点儿外语有时容易挑剔翻译的毛病而忽略本职。”陈大使笑称：“小老乡还学过辩证法呀！”
第三位是凌青大使，伟大爱国者林则徐的后代，在延安时代曾任毛主席的译员，曾出任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他忠告我：特命全权大使实际上授权有限，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四位是李鹿野大使，多边外交大家，长期担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对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贡献卓著。他向我全面介绍了联合国的历史、现况和发展趋势。
第五位是李道豫大使，年轻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曾任国际司司长和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副代表，是文艺型外交家，离任后一直担任外交部老干部合唱团团长。他给我讲了眼下要处理的几件多边外交大事。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再加上“二战”战胜国的地位、综合实力和潜力，理所当然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50年11月，新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伍修权同志在安理会上发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此后21年，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一直窃据联合国席位。美国霸道无理，一直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据说，毛主席曾生气地说：进联合国干什么，美国不让我进，让我进我还不进呢。我们自己就是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纠正了一大历史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说，这是向全世界宣告，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联合国讲坛扬眉吐气了。
此前，针对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毛主席说，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2758号决议通过后，毛主席高兴地指示外交部：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要派团去开会。
这一年11月，我们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次派团出席联大。当风度翩翩的乔冠华团长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中国将在联合国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管，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蛮横做法。他的话说到了发展中国家心坎上。此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事务，美苏之争常使联合国无所作为。现在中国来了，人们希望中国能给联合国带来新气象。乔冠华发言后，几十位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团长排起长队，同他握手。
联合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机构复杂，议题繁多，文牍主义盛行，清谈成风，不免有些劳民伤财。用乔冠华的话说，联合国文山会海，会太长、太不定时，有的成了马拉松式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联合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是我国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重要阵地，是广交朋友的难得场所。外交也是事在人为，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做，怎么用好这个舞台。
在联合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实践中摸索，注意对原则问题旗帜鲜明，对具体问题表态适度，注意平等待人，依靠发展中国家，争取在中国外交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扬长避短，不断开创新局面，为祖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服务。
我们利用在联合国事务中美国有求于中国的一面比较明显的特点，巧妙运筹，推动美国在我关切的问题上表现好点儿。1994年，美国想推动安理会，授权向海地派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有一天，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找到我说，美重视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以及在海地问题上的立场，希望中国支持美有关解决海地问题的设想。为了打动我，她主动谈及台湾问题，表示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有些会员国鼓噪台“重返”联合国。
奥尔布赖特大使的话不无做交易的味道，但我还是给予积极回应，因为在海地问题上我们恰好持相似立场。后来我由何亚非参赞陪同搭乘美总统专机去海地看望联合国首批维和部队。
有一次回国述职，我到中南海向江泽民主席汇报工作。准备告辞时，江主席指着我身上的衬衫问：“肇星，这种衬衫在纽约卖多少美元一件？”我从不去商店，不知道行情，只好如实回答：“对不起，江主席，我不知道。”江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肇星啊，当大使，不仅要懂外交、政治，也要了解经济情况。”我虚心接受了江主席的批评。回纽约后要求常驻团加强经济调研，自己也破天荒地两次去超市看看，并在小本上记下一些服装的零售价。第二年回国，我又去见江主席，可惜这回他没问衣服的价格，而是问别的事情了。
过了几年，我到美国当大使，便特别关注美国经济了，专门让使馆研究室写过《美国经济200年》等文章报告国内。
在联合国，我发现一个怪现象：有的问题讨论了几十年也没有结果，像中东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没完没了；世界上有一种人不怕会失业，就是外交官。一位美国同行挖苦联合国说，在这里外交官不用干很多实事，就能打发很多时间。
我对同事开玩笑说，不来联合国不知道自己官儿小。在联合国开会，不小心撞到一个人，抬头一看，这不是某某总统吗？刚打完招呼往前走，又不小心撞到一个人，这不是某某总理吗？我由此想到一位退役山东老乡上将的顺口溜：官大官小，总有烦恼；身心健康、为民服务，才真正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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