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李肇星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内容简介】
《说不尽的外交》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首部外事回忆录。作者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
【作者简介】
李肇星：
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交部翻译班进修；
1967年-1968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科员；
1968年-1970年，在山西离石、江西上高等地干校和广州军区汕头牛田洋农场劳动锻炼；
1970年-1998年，历任驻肯尼亚使馆职员、随员，外交部新闻司随员、副处长，驻莱索托使馆一秘，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3年-1995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5年-1998年，外交部副部长；
1998年-2001年，驻美国大使；
2001年-2003年，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2004年-2007年，外交部长；
2008年-2013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
【编辑推荐】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部壮阔的风云录，也许再没有一个外交官能够如此开诚公布了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劲爆的八卦集，也许再没有一本书能够爆料这么多大人物了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真诚的回忆录，李肇星首次全面细数多年的外交经历与心得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权威的指导书，李肇星基于丰富的阅历传授如何做好外交工作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写给老百姓的书，让每个人都能看懂中国外交到底在做什么
【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大国往事
第一章 美国：对手还是朋友
我所接触的美国总统
与美国国务卿打交道
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
处理“炸馆事件”
告别“最惠国待遇”
“9·11”事件发生后
大道无遮拦
第二章 俄罗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提意见，可以；欺负人，不干
领导人常来常往，老百姓互谅互让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第三章 法国：埃菲尔铁塔披上“中国红”
我把鹅肝捂坏了
法国人的礼数真是到家了
“抽，现在就抽”
“我的飞机问题就是你的台湾问题”
第四章 英国：走出恩怨
帝国虽死余威犹在
翻译也能化解尴尬
交涉未必那么正式
吵架也是一种谈判
“解禁”只为争取平等
第二部分 远亲不如近邻
第五章 朝鲜：友好相处
北大同学：友情虽无价，公私却分明
六方会谈：劝美国不易，劝朝鲜也难
第六章 巴基斯坦：不只是喜欢，更是热爱
中巴是哥们儿
路过一下就行
第七章 印度：99.9%与0.1%
印度学者：多亏了“当代玄奘”季羡林
邓小平：印度无须担心来自中国的战争威胁
毛泽东：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
第八章 泰国：“我们是亲戚”
“中泰一家亲”
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
海啸无情人有情
第九章 日本：剪不断理还乱
看日本民族一分为二
对广岛市民晓之以理
见小泉首相借古喻今
与麻生外相“厕所外交”
对日本大使严词“训斥”
谈历史问题寸步不让
第三部分 穷朋友·好朋友·真朋友
第十章 肯尼亚7年：我把青春献给了你
“红卫兵”添乱
学做外交官
“秀才”遇上兵
自负出洋相
小事见真情
第十一章 在莱索托当代办：第一次做“一把手”
钱其琛副外长：好好干，没问题
乔纳森首相：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
关宗山二等秘书：我们中国外交官的生活是严肃的
塞科纪亚外交大臣：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莱齐耶三世：你是莱索托人民的老朋友
第十二章 非洲七国行：心甘情愿苦亦甜
贝宁：疟疾是这样得上的
赤道几内亚：石油是这样改变国运的
几内亚比绍：总统是这样换来换去的
乍得：“邦交国”是这样被争取过来的
中非：援助是这样送到心坎上的
厄立特里亚：兄弟是这样反目成仇的
博茨瓦纳：“小康之国”是这样炼成的
第十三章 阿尔巴尼亚：关系好过头就容易出问题
此情难忘
倾力相助
反目成仇
回归正常
第十四章 南斯拉夫：一个国家的消亡
欧洲“火药桶”
冷战陪葬品
对华“一条心”
第十五章 古巴：卡斯特罗为什么能行
哈瓦那感人的一幕
“吓不怕、压不垮、打不倒的大胡子”
古巴的几个“为什么”
第四部分 多边舞台过招
第十六章 世妇会：为中国妇女事业做点事儿
顶着压力准备
憋着劲儿开会
静下心来总结
第十七章 人权会：中国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
为的就是争口气
中国大使好样的
我在一旁敲边鼓
美国成了孤家寡人
第十八章 反恐战：阿富汗战争何时休
“帝国的坟墓”
拉登的基地
中国的邻居
第十九章 联合国：文山会海，明争暗斗
问题不少，作用不小
开会迟到，听会睡觉
既是讲台，也是舞台
会费多少，按规矩办
台湾二字，重如千钧
第五部分 大事、小事、天下事
第二十章 外交“扩容”：从“非典型肺炎”到“非典型外交”
“非典”惊动全球
蝗虫不认国界
事事都有外交
第二十一章 外交为民：有困难，找使领馆
领事保护：能管尽量管
解救人质：有勇也有谋
外交为民：再累也心甘
第二十二章 人文外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音乐：用音符缔结友好
熊猫：比大使更受欢迎
体育：我的“乒乓外交”
语言：学说中国话
第二十三章 公共外交：与老百姓面对面
学当发言人
上好“必修课”
倡导“大外宣”
网聊天下事
启动开放日
第六部分 乐在其中
第二十四章 书到用时方恨少
“半瓶醋”也救急
词源学挺管用
“不知者”会露怯
好学者能感人
“小学生”快乐学习
第二十五章 我的礼仪入门课
饭桌上的学问
外国人的周到
领导人的风范
进行中的改革
第二十六章 多交朋友，善交朋友
送上门的朋友
聊出来的朋友
交出来的朋友
第二十七章 动口不动手
“忽悠”阿根廷外长
“偶遇”塞内加尔总统
第二十八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不知不觉中宣传
在依法依规中送礼
在意外情况下解围
第二十九章 外交官的基本功
心里有祖国
言行守纪律
语言要学好
时刻准备着
后记 读者喜欢是我的心愿
第一章 美国：对手还是朋友
中美关系谁不想搞好？“好”，是大多数人的希望，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美关系谁在想搞坏？“坏”，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的心思，但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视。一路走来，中美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但从未一帆风顺，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当过新中国第6任驻美大使，长期参与对美工作，对中美关系有不少亲身感受，有说不完的话……
我所接触的美国总统
多年来，我在工作中与6位美国总统有过交往：他们有的在台上，有的已离任；有的是短时间相处，有的是多年交往；有的是“不打不相识”，有的是一见如故。
尼克松：要当一次店小二
1989年10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我陪同尼克松乘飞机去杭州参观，之后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在车上我们俩天南海北聊得很愉快。
尼克松不知道是从中国电影还是书本里了解到，中国过去把服务员叫“跑堂的”或“店小二”，白毛巾搭在肩膀上，给人端茶倒水，嘴里吆喝着“楼上请”，就像老舍《茶馆》里演的那样。
那天，尼克松兴致很高，快80的老头儿突然萌发童心，笑着对我说：“李先生，我想当一回店小二。”我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便同意和他配合。
就这样，尼克松找了块白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拿着茶杯，走到我面前，点头哈腰，客气地说：“先生，请喝水。”我连忙说“谢谢”。然后，他又去为下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送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享受”总统当服务员的待遇。我喜欢尼克松平易近人的态度和童心未泯的心态，更钦佩他为发展中美关系所做的一切。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较长时间里，中美两国处于冷战对抗状态。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形势，美国认识到，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符合其战略利益。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通过“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然后有了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华，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创举。这次“破冰之旅”实现了中美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经过曲折和耐心的谈判，两国在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时发表了“上海公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尼克松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尼克松承诺，如果再次当选，他愿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1月，尼克松获得连任。同年7月，中美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两国关系迈出重要的一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下台，但他关心、支持、推动中美关系的努力一直伴随他走到人生的终点。
不管美国国内如何评价尼克松，作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名字已载入史册。
卡特：不吵不相知
美国有人对卡特总统的评价是：在任上几无建树，离任后成就非凡。卡特离开白宫后多次参与国际争端的调解，并通过“卡特中心”在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进程”。
起初，卡特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不理解，总喜欢拿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次，我同他争了起来，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权才是最大的人权。美国人没有饿过肚子，就理解不了。1960年、1961年我上大学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饭票。不丢饭票也常吃不饱，丢了就只能挨饿。失去自主谈民主，饿着肚子谈自由，究竟有多大意义！难怪中国有人说，你们美国有些政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和卡特是“不吵不相知”，慢慢成了朋友。有一年，卡特邀请我和夫人秦小梅去他在佐治亚州的庄园做客。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种花生和做木匠的经历，他夫人亲自给我们上茶。我呢，就讲起了小时候帮爷爷种花生和拉大锯锯木头的事。听我说到爷爷一会儿要我“别怕弯腰累，小孩子没有腰”，一会儿又说“直起腰来，歇一会儿吧”，卡特总统笑得开心极了。
我离开外交部长的岗位后，和卡特共同参加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倡议、由前总统或总理以及大学者等组成的“国际长老会”。我官儿最小，年龄最小。2007年，我们一起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开会。卡特见到我就说，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5岁，津巴布韦女性平均寿命才34岁。这么大的差距说明一个问题，平等是具体的。人人平等只是一个理想，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实现。瞧，卡特在人权问题上境界大为提高！
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确有不同看法。如果你在美国的大街上随意采访美国人，问他们就人权而言什么最重要，他们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如果去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问同样的问题，人们会说“有房子住”、“有一份工作”、“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医疗保障”等等。可见，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所理解的人权问题是有很大差异的。通过交流，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些误解和偏见是可以减少和改变的。
在另一次国际会议后，卡特给我提意见：“李先生，你说的话怎么和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一致？你现在不当外交部长了，能不能说一点儿心里话，说一点儿自己的话？”我笑着回敬道：“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能碰巧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致。”
玩笑归玩笑，我对卡特是敬重的，因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中美实现了建交。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后表示：“没有什么事态发展比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被誉为谈判能手的美国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被卡特派到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开始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直接沟通。
1978年12月15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废约”、从台湾“撤军”三原则，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这份公报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明确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比“上海公报”又进了一大步。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应卡特邀请成功访问美国，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不过，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又一个障碍。
卡特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他说，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美中建交。事实证明，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的历史性飞跃，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里根：从敌视到友好
2004年6月11日，我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使参加了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里根前总统举行的国葬仪式。
那一天，华盛顿天空阴沉，细雨绵绵，仿佛也在哀悼里根的逝去。美国总统布什，几位健在的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福特、卡特，美国政府各部门高官，美国各界人士及各国贵宾共约4 000人参加了仪式，为里根总统送上最后一程。
上午11点，里根总统的灵柩从国会山运抵教堂，由8名仪仗兵缓缓抬进教堂大厅，灵柩上覆盖着美国国旗。随着唱诗班数十名少年清澈的颂歌响彻教堂，国葬仪式正式开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里根当年的副总统及继任者老布什先后致辞。最后，小布什代表美国政府致悼词。仪式结束后，仪仗兵护送灵柩至停在教堂外的灵车上。这时候，教堂鸣钟40下，以表达对这位第40任美国总统的哀思。
看着里根总统的灵柩，我不禁想起曾陪同他参观西安兵马俑那次快乐旅行，更感慨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影坛跨入政坛的总统，是当选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也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总统之一。里根上台后，在国内推行减税计划，放宽政府控制，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据美国朋友说，他改造了共和党保守派，是美国现代保守派的主要政治代表，他的政治理念至今仍对美国政坛有着重要影响。在外交上，美国媒体认为他的外交政策为结束“冷战”奠定了基础。里根以直率、乐观、幽默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1989年他离任时的支持率高达63%，创下了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里根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是“低开高走”，用美国人的话说，是“先敌视后友好”。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赢得选票，里根公开表示，如当选总统，他将与台湾互设“官方联络处”，恢复“官方关系”。里根还承诺，将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需要。这说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里根一开始感情上是倾向于“老朋友”台湾的。当选后，里根准备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出席就职典礼，打算允许台湾在美国增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分支机构，酝酿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同美国开展一场斗争，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要准备中美关系倒退到1973年互设联络处时的水平，甚至退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前。那个时候，荷兰向台湾出售了两艘潜艇，我们果断地把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也给了美国人一个警告。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也要讲策略、注意方法，我们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多方努力，迫使美方让步，让已经抵达华盛顿的台湾官方人士以因病“住进了医院”为由，没有出席里根就职典礼。后来，双方就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并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方做出三项承诺：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至最后的解决。
1984年里根访华是中美关系好转的标志。这一访问推进了两国在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此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里根曾把中国称作“战略盟友”。中美开展军事合作被视为里根任内一项有魄力的决定。有美国专家评论说，在里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逐渐进入“蜜月”期。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务实合作得到发展。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高潮，中美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对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里根在任上为中美关系所做的好事，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老布什：知子莫若父
老布什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英雄。他那时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作战中，他的飞机被日军击中坠毁，他跳伞落到了海里，几天后幸运地获救。有人后来问他：“你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他回答：“是为了逃生，因为日本兵打中了我的飞机，我没有勇气就没命了。”他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实话实说，告诉人们：生命可贵，生存第一。
老布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喜欢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转悠。1989年初就任总统后，他打破惯例，很快就偕夫人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中方在钓鱼台国宾馆送给他们夫妇的礼物就是自行车，一辆男式的，一辆女式的。
按理说，对中国比较了解和友好的老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应该发展得顺利一些。但是，他访华后不久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后来，中美关系又受到冷战结束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冲击。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老布什为了扭转竞选颓势，争取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这件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损人未必利己，老布什还是败在克林顿的手下。
国际形势的发展常有一些“想不到”。老布什时期，中美关系有理由更上一层楼，结果却“高开低走”，麻烦不断。
2001年初，我从驻美国大使的任上调回北京工作。临走前，老布什专门让我坐他的专机到休斯敦他的家中吃饭。他的大儿子小布什即将就任美国总统，我也想与老布什好好聊聊。
吃饭的时候，老布什说：“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值得骄傲的父亲。北京有的人是不是对我的儿子当总统有点儿担心？”我说：“没那事儿，对你儿子当选，我们很高兴，也发了贺信。你儿子跟中国是有感情的，在你常驻北京期间他到过中国。”老布什说：“当时他对中国的印象不是太好。”我说：“这也没关系，不少中国人对当时中国的印象也不太好。那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彻底否定了‘文革’，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你儿子如果现在再去中国的话，他的印象肯定会很好。”老布什说：“那就请你转告江泽民主席、转告中国人民两句话，第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这个当父亲的更加了解自己的儿子，这叫‘知子莫若父’；第二句话就是，我儿子一旦上台，会为发展美中关系而努力，他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竞选期间把中国说成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那是竞选语言，还有好多人说他对中国不好，那不是事实，中方不必担心。”
老布什的国务卿贝克在旁边插话说，新政府不会像克林顿那样凭“民意调查”制定外交政策，不会根据《纽约时报》某篇有关人权问题的社论或文章攻击中国。我开玩笑说：“现在有两个布什总统，我们不好区分，怎么办？”老布什和贝克出了个主意：“以后你给国内写报告时就说‘B–ONE’（B–1）是老布什，‘B–TWO’（B–2）指小布什。”我调侃道：“那不成了美国两种战略轰炸机吗？”
克林顿：“通融”出来的9分钟
1998年3月16日，我作为新任驻美大使向克林顿递交国书。美国规定，大使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代表，到任递交国书时，可以检阅美国的五军仪仗队。美国不是三军仪仗队，而是由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作为大使，我检阅的五军仪仗队每个军种有两个礼兵代表。
根据美国礼宾规定，新任大使向总统递交国书时，可以带夫人和家属，但不能带馆员。我赴任时夫人秦小梅正好在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任国际部主任，我的孩子也不在美国，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吃亏”，便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提出，我想带一位同事去。礼宾司坚决不同意我另外带人，但“通融”了一下，把总统会见我的时间由5分钟延长到9分钟。就这样，我在白宫向克林顿总统递交了国书，并与他进行了和其他大使相比时间最长的交谈。那次，在我之前递交国书的是来自人口较少的一个国家的女大使，她带了丈夫、孩子、父母、公婆共十余人，但只与总统交谈约3分钟。
“9·11”事件前，美国白宫在圣诞夜是对外开放的。按惯例，美国总统当晚会邀请外国驻华盛顿使节到白宫过圣诞节，总统还会与这些使节一一寒暄。国务院礼宾司规定，到白宫过圣诞节的大使不能带同事，但可以带家属。
1998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我从白宫出来时，又看到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带夫人和五个孩子欢欢喜喜到白宫过节。
到了第二年圣诞节，我才带着已经到馆任参赞的夫人以及当时在美国学习的儿子、侄女、侄子到白宫过节。他们都是第一次到白宫，带着好奇和兴奋和美国总统一起过圣诞节，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热情接待。事后，我对美方礼宾官员表示感谢并开玩笑说，我可没有打破上述两位大使带的人数纪录。
克林顿属于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上台时才47岁，成为仅次于西奥多·罗斯福和肯尼迪的美国历史上第三年轻的总统。克林顿英俊潇洒，能说会道，深受美国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的喜欢。他记性好。据说有一次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会谈，可能谈的时间太长，克林顿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便悄悄写了张纸条，要求参加会谈的美方人员写出最近5任日本首相的名字。日本首相换得比较频繁，任期最短的只有几个月，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结果，陪同会谈的美国官员都没写全，只有克林顿自己全写出来了。
克林顿执政8年，美国经历了“二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但中美关系却大起大落，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有点儿让人应接不暇。
1993年发生了美国指责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双方围绕美国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问题激烈争吵，1995年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困难，一直延续到1996年。
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1989年后美国对华制裁政策的终结。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5月发生震惊世界的“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国会经过数月激烈辩论和反复较量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由克林顿在2000年10月签署成为法律。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经贸合作发展从此驶入快车道。
我觉得，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最大贡献是支持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最惠国待遇）。为解决这个问题，就中方而言，在前方我驻美大使馆刘晓明公使等劳动很辛苦，在后方杨洁篪副外长和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等我的许多年轻战友工作很给力。
小布什：冷雨中的就职典礼
有一次，我应邀在武汉一所著名高校谈国际形势。有同学问我老布什和小布什最大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我说，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老布什是父亲，小布什是儿子；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是美国总统，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小布什获得了美国历史上的一项冠军和一项亚军。冠军是，小布什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由最高法院裁决而产生的总统。一项亚军是，他和老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对父子总统。第一对父子总统是亚当斯父子，他们分别担任美国第2任和第6任总统。
2000年的总统大选堪称美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大选。当时我在华盛顿。选举结果当天出不来，原因是小布什与民主党竞争对手、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票数差距太小，按当地法律规定可以重新计票。两人在全国所得选举人票数差距不大，佛州的选票将决定谁当总统。
按惯例，美国新总统选出后，我国领导人会发贺电。那天江泽民主席从北京亲自打电话到驻美使馆了解情况，我在电话中向江主席详细汇报了美国新总统为什么还定不下来。
佛罗里达重新计票和打官司拖了30多天。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小布什获胜。戈尔不失风度地说，他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接受裁决。没当上总统的戈尔后来致力于环保事业，200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对小布什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就职典礼。那是2001年1月20日，华盛顿下着小雨，天气寒冷，美方为客人们准备了一件小雨衣，典礼办得庄重、节俭。老布什、克林顿和不少政要都来了。小布什宣誓就任第43任美国总统，并发表就职演说。
我和夫人秦小梅参加了典礼，在寒冷的小雨中坐了两个多小时。秦小梅和同去的几位大使夫人在现场就病倒了，被紧急送往海军陆战队设在白宫的临时医疗站接受治疗。
小布什上台后，不少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有一定期待。殊不知，小布什的外交理念与其说像他爸老布什，不如说更像里根。他任用了一批强硬的新保守派，一开始就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声言要全力协防台湾。后来两国军机在海南岛近海上空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国人民极为愤慨。
2001年的“9·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全球战略，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合作。2002年10月，小布什邀请江泽民主席到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私人牧场做客。总体看，小布什在任8年，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美国人普遍认为，由于伊拉克战争，小布什的外交遗产乏善可陈，而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小布什的国务卿鲍威尔说过这么一句话：中美关系处于30年来的最好时期。一方面，这是客套话，是外交辞令；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希望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我们来说，中美关系在小布什任上8年避免了大起大落，这对中国外交和国内建设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有利的。在同一时期，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二者之间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
与美国国务卿打交道
美国国务卿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打交道的主要伙伴。美国国务卿的权力比多数国家的外长要大，是美国政治架构里的第5号人物，礼宾排序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兼参议长）、众议长、临时参议长。
基辛格、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这4位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和他们有过比较多的交往。
基辛格：被“忽悠”去澳门
基辛格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著名的战略家。他先后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人。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中美严重对抗、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之一。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并于次年陪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双方谈成著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2009年，一位中国台湾学者问他：“38年后，您会不会修正这个说法？”基辛格很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现在要重写公报，只会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观点。”
2012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二轨高层对话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问基辛格当时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是第一个使用者。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想不到提出一试，中方就接受了。”对双方来说，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表述是最大公约数。那天晚上我是研讨会有关台湾议题的中方主持人，我利用同基辛格一起去洗手间的机会赞扬他在关键时刻虚心向部下学习，并说：“你看，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点头称是。
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中美之间的重要非官方渠道。
2009年5月，我和基辛格一起去参加澳门理工大学校庆。我原先得到的消息说，基辛格表示，李肇星去他就去。我到了澳门后才知道，有人对基辛格说：“李肇星已答应去，他希望你也去。”反正我们一起被“忽悠”去了一趟澳门。
演讲前，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在基辛格的坚持下，我和他各讲半个小时，各回答问题一刻钟，一共45分钟都是站着说话。我在开场白中说，当基辛格博士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在遥远的非洲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和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同台。我曾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基辛格参与起草的中美“上海公报”，并且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好外交官，就必须从基辛格身上、从大洋彼岸学很多东西。
2009年底，基辛格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见到我时，基辛格来了点儿幽默。他说：“李先生，你看我的眼睛。我有只眼睛动过手术，现在看不见了。”我安慰他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说明你手术做得很成功。”他说：“是的，手术的效果很好。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却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书法有改进，原来我的字只有我的秘书克里斯能认识，现在大家都能认识了。二是现在精力更集中，看问题更准确了。”我忙笑着说：“那恭喜你了。”
有一次，国内有家电视台拍摄了有关基辛格的节目，找到基辛格请他提意见。他友好地拒绝了，很幽默地说：“相信中国朋友说的和报道的都会比我本人更好。”
2011年，基辛格带着他的新著《论中国》来北京。当他把这本600多页的英文书赠给我时，不无调侃地说：“李，这本书的作者并不伟大，但你要是能看完它，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读者。”
美国人大多坦诚、直率。和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假客气，如果我说一定会读完你的大作之类的客气话，基辛格也不会相信，不如实话实说。我笑着说：“我恐怕难以从头到尾读完，但会仔细阅读我关注的部分，争取当半个或四分之一个‘伟大读者’。”这位“伟大的作者”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忙里偷闲，有选择地读书。
在聊天中，基辛格还问我：“李，我一辈子与无数人打过交道，你知道我当国务卿的时候与哪个国家的外长打交道吃过亏吗？”我想了想反问他：“苏联外长？”他说：“不是，是一个小国的外长。”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么精明的人也会吃亏。”他说：“高明的外交是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便宜，同时又让对方能够接受。”
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可能是，多年前我跟他提到他很早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管是否有苏联存在，中美关系都极为重要。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有远见，那么早就预见到苏联解体？”他说：“感谢你还记得我那句话，我很感动。”
我感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自常驻联合国代表任上奉调回国前，他专门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设宴为我送行，而且特意安排了“西餐中吃”，就是点西餐，但像中国宴会那样上七八道菜，还上了他不喝、只收藏的中国茅台。我说我不喝白酒，他就把餐厅老板叫来，老板说他什么酒都有。我其实什么酒也不喝，便说：我只要青岛啤酒。饭店老板耸耸肩，说青岛啤酒没有。不久，这家饭店便有了青岛啤酒。我无意中为家乡特产做了广告，也多亏基辛格博士给我提供了机会。
奥尔布赖特：14条领带和1条裙子
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后随父亲移居美国，上过大学，做过教授，后来到美国国会当过议员助手，还曾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克林顿的外交顾问。克林顿上台后，奥尔布赖特受到重用，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属“内阁级大使”。
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后，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当时被美国媒体誉为“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奥尔布赖特以强硬著称，伊拉克人骂她是“蛇一样的女人”。她却得意于这个称呼。有一次，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要见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特意戴了一枚蛇形胸针。
1993至1995年，我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奥尔布赖特。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安理会各保持两项纪录：我是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中最年轻和唯一能说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中文的，她是学历最高的和安理会15个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奥尔布赖特在一篇文章中风趣地写道：那一届安理会由14条领带和1条裙子组成。
我们交往很多，时间长了，也就很熟悉。她跟我说过一些知心话。有一次她拿出一张几个年轻人合影的老照片给我看。她说，上面一个长得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当年喜欢她，可捷克后来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她随父母来了美国，这事就黄了。还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离婚后按照中国孔子说的，不再嫁人，而且保留夫姓。
那个时候，非洲的索马里发生内战。安理会讨论索马里问题的时候，多数国家主张联合国不要干预。美国不同意，摆出一大堆理由，硬是推动安理会同意派兵。最后，克林顿政府向索马里派了兵，挺一派、打一派。
没过多久，索马里内战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被美国人打击的一派占了上风，与美国大兵打起巷战。美军拥有很多高精尖武器，确实很厉害，但打巷战、打“麻雀战”不行。在一次战斗中，索马里一派军阀一下子打死了18名美军士兵，还拖着他们的尸体游街示众。
美国老百姓从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十分震惊，向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克林顿顶不住了，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应奥尔布赖特的要求，安理会再次讨论索马里问题。和之前出兵很有理由一样，现在美国人提出撤兵也很有理由。奥尔布赖特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索马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属于内部事务，应由索马里人民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应干涉。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她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大使调侃说，奥尔布赖特今天搞错了，把中国大使李肇星的稿子拿去念了。大家哄堂大笑。
有一次，联合国开会讨论亚洲问题。这次会议是开放的，游客可以旁听，记者可以采访。朝鲜大使到会发言，讲话很长，几十分钟都没停下来。他在讲话中多次点名批评“美帝国主义”，强烈程度比较罕见。
全场都在静静等待着被点名批评的美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做出反应。她像是胸有成竹，又像是临阵磨枪，举手要求答辩。
在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后，奥尔布赖特先简要重申美方立场，然后故作严肃地说：“听了朝鲜大使阁下的发言，我感到很高兴，听到那些只有在五六十年代才能听到的话，我自己好像也回到了那个年代，觉得一下子年轻了二三十岁。朝鲜大使让我更高兴的是，今天旁听会议的人当中有我的女儿，她快临产了。要像朝鲜大使这么讲下去，可能会议还没结束，我就可以得到‘提拔’当姥姥了。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吗？”众人听罢，大笑不已。
担任国务卿之后，奥尔布赖特比较重视改善与朝鲜的关系，试图结束美朝之间的敌对状态。2000年她应邀访问平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朝的美国国务卿。她得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酷爱篮球，经常收看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就赠送了一件独特的礼物——美国著名球星乔丹签名的篮球。当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奥尔布赖特访朝标志着美朝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
奥尔布赖特回国后本想着手筹备克林顿总统对朝鲜进行历史性访问。在白宫最后的日子里，克林顿却决定集中精力斡旋巴以冲突，而把朝鲜领导人邀请他访问平壤的事搁到了一边，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后来都后悔不已。
1995年5月，我离任回国。年轻同事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奥尔布赖特给中国外交官出了一个谜语：中国有三位男大使曾与她共过事，但与她“拥抱过”、“贴过脸”的只有一位，请猜他是谁。谜底是李肇星。原来，我到纽约赴任后，奥尔布赖特来拜会我。不知是出于西方礼节，还是为了显示友好，她在朝我走来时伸出了双臂。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想了，自然而然伸出双臂迎了上去，左右左地贴脸，友好地拥抱，然后落座交谈。
1997年，我与奥尔布赖特再度重逢时，好言劝她：“你荣任国务卿，我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我们过去在联合国时是同事，现在你高升了，我为你高兴，也为你当过外交官的爸爸高兴，但希望你当国务卿后美方不要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搞反华提案。你们一搞提案，我们就得反对，你们又得失败，这样很伤感情。”听完我的话，她不为所动，固执地说：“我知道我们会失败。但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即使失败，我们也得搞！”
这就是奥尔布赖特。
鲍威尔：“官职常有变迁，朋友总是朋友”
鲍威尔出身贫苦，“美国梦”在他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他父母是牙买加移民，父亲是码头搬运工，母亲是缝纫工。鲍威尔大学毕业后参加过越南战争，指挥过海湾战争，军衔升至四星上将，登上美国军界的最高位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黑人。他涉足政界较早，担任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鲍威尔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他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是一本鼓励美国年轻人奋发向上的畅销书。
我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半开玩笑地说，美国有个怪现象：文官好战，武官好和；女官好斗，男官温柔。鲍威尔被认为属于温和派。他积极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对小布什政府内的“鹰派”起过牵制作用。
有一年，鲍威尔访华。在正式会谈之前，他让双方的译员和陪同都离开，和我单独说了几句话：“我们是好朋友，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我看，我们不必在人权问题上浪费时间，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但我也不能不向公众作个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会谈结束后，我们在记者会上就说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我说：“那好啊。”看来，美国朋友是很务实的。
有一次，我与鲍威尔通电话，他在家里接听。我在电话中好像听到狗叫，就问他是怎么回事。鲍威尔调侃道：“我的狗也知道是我最好的朋友来电话了，它想参加我们的讨论。”说完，鲍威尔叫着夫人的名字，让她把狗牵走。
还有一次，我们在柏林见面。我对鲍威尔说：“我给你打电话，要是打扰了你的家人，你多包涵啊。”他说：“没关系，不过有时你找我的时候，我在飞机上；还有的时候，我在睡梦中。记得有一次，你的部下与我的部下联系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我说：“也难怪，两国首都之间有十二三个小时（美国实行夏时制时为12个小时）的时差。”鲍威尔指着陪同会见的外交部美大司刘结一司长说：“可能是他把时差给忘了。”我马上接过话茬儿说：“没准儿是他那块美国制造的手表不准。”
2007年4月28日，我从外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鲍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时间当天就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好，成了好朋友。一个人的官职常有变迁，部长会成为前部长，总统也会成为前总统，但朋友总是朋友。”
这段话让我很感动，我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赖斯：我们都成了“孤儿”
赖斯国务卿也不一般，她年轻时就在老布什政府当过高官，小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她是外交政策顾问。在小布什8年任期内，她先是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又出任国务卿。赖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先后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女性。
赖斯从政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拥有博士学位。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我即将从驻美大使的岗位上奉调回国。记得第一次同她见面前，我和驻美使馆的同事还研究过如何称呼她，是叫官衔还是叫博士，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按美国人的习惯叫她“赖斯博士”。
2006年8月26日，赖斯国务卿给我打电话谈伊朗核问题。事情都谈完了，她冷不丁地向我抱怨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说美方刚刚获得消息，中国已经表示支持委内瑞拉竞选2007至2008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美方对此甚感惊讶。如这一消息属实，对美方将是一个大问题，也将给美中关系带来损害。美方反对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进入安理会。
我不知道赖斯提出此事的具体背景，但我清楚，美国人一向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不对付，却又从委内瑞拉大量进口石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人自己和委内瑞拉做生意，却对中委加强互利合作心怀不满，现在又不允许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进入安理会，有点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我手头没有准备好的表态口径，就直截了当把赖斯给挡了回去：“我对国务卿女士表示惊讶也感到‘惊讶’。委内瑞拉是联合国会员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原油都出口到美国。中美都与委内瑞拉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美国对中委之间的那点儿事不要大惊小怪。”赖斯可能觉得理亏，只好表示美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可就具体问题保持联系。
2005年初，赖斯国务卿访华，我要和她举行会谈。年轻的同事们忙了好长时间，为我准备了大量材料。
会谈一开始，考虑到赖斯是客人，我让她先讲。她说，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现在美国政府正面临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向中方施加压力，推动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升值。希望中方能理解，并采取行动。
我没想到她先谈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决定反守为攻。我说：“赖斯博士，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都离不开政治。这没有错。但你们美国好像什么事情都政治化。这使我想起中国多年前那场没有什么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中国的这段历史，当时‘四人帮’搞政治挂帅，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文革’那套在中国没有市场了，怎么在你们美国受到了追捧？你们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情绪化，必然会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国有许多好的东西可以学，但希望你们不要学‘四人帮’那一套，不要受‘四人帮’的影响。”
赖斯表示，她知道“文革”，但不了解“四人帮”。我向她作了比较通俗的介绍。
我接着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你应该清楚。中国把好东西卖到你们美国，而你们美国的好东西却不肯卖给中国，这不公平，也没道理。你们不卖给我们高科技产品，只卖给我们小麦、大豆、葡萄酒。但你们美国大豆做的豆腐没有我们东北大豆做的豆腐好吃，你们加州的葡萄酒也不如我们山东的张裕葡萄酒好喝。”
我还说：“我们将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国人有个特点，讲得好听一点儿是民族秉性，难听一点儿是倔脾气，对别人的压力或指手画脚一向很反感。你说你面临很大的压力，你受的压力哪有我大？你们美国才有535名国会议员，中国有近
3 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你们美国只有3亿人，我们中国有13亿。现在中国老百姓都在提意见，说中国外长对美国太客气了，我承受的压力才大呢。”
我当时琢磨，国家领导人还要会见赖斯，吵架的事情应该在工作层面做，领导人那儿要多谈友好、多谈合作。我劝赖斯，人民币汇率问题最好就此打住，你说得越多，越没有用；你不干预，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独立自主地”动起来。在后来的会见中，她果然没有再谈这个问题。
在欢迎宴会上，赖斯对我说，中方派了高级礼宾官去机场接她，还安排滑冰运动员和她一起滑冰，她非常高兴。她还谈到小时候并不顺利的经历。我也告诉她我小时候受的苦以及解放前我姥爷得病没钱治、姥姥后来饿死的情况。她说，这有利于她了解今天的中国。
若干年后，我们作为前外交部长和前国务卿再次相聚。她告诉我，她的父母都过世了，她现在更加体会到父母当年对她有多好。我说，我有同感。我安慰她说：“我比你更早失去父母，现在我们都成了孤儿，更可以集中精力为巩固和发展中美友好多做些事情。”她点点头。
在和赖斯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过去没太注意的中美人民的共同点：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但小时候又都对父母的一些要求有过不理解。用外交套话说，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很多，孩子对父母的“关注”则少得不成比例。意识到这一点，往往为时太晚。所以，我常对年轻同事说，事态纷繁，做事则应简明扼要——“在家孝敬父母，在外热爱祖国，可也。”
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
中国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在中美建交以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无论是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副部长、部长，还是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听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台湾，说得比较多的是台湾问题。像我在美国工作那几年，1999年驻美使馆就台湾问题与美方交涉70多次，2000年达93次。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台海危机：化危为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台湾岛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美国国内的亲台反华势力蠢蠢欲动，企图进一步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1995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分别通过议案，敦促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不久，克林顿政府违背当初向中方做出的承诺，允许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参加活动。
美方允许李登辉赴美，是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行为，是对李登辉及“台独”分裂势力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活动的鼓励和支持。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包括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与美方斗争。中方强调，发展中美关系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就是台湾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会让步。克林顿政府多次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变化，重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第一次表态反对台湾独立。美方还对台湾地区领导人今后访美做出了严格限制，宣称美国今后处理这个问题将遵循“非官方的、个人的、逐案考虑，并且是很少的”这一原则。美方提出，克林顿总统希望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活动期间与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会晤。
1995年10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江主席就台湾问题进一步做了克林顿的工作，克林顿表示，美方将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但台湾问题的麻烦并未到此结束。1996年台湾地区举行领导人选举。为了警告“台独”分裂势力，解放军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导弹演习，而美国竟然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以东近海游弋，炫耀武力。外界把这次紧张对峙称为“台海危机”。美国的举动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中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经过我们的斗争，美国人看到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也担心被“台独”分裂势力拖入一场危险的战争，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我们每每要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斗争一次，美国才会有所收敛，“规矩”一段时间。然后美方“旧病复发”，又干坏事，我们又要进行斗争。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关系得到改善。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访华，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进一步阐述了美对台政策：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这就是美对台“三不”政策。当时，我作为驻美大使正好在现场，觉得克林顿的“三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美国国内亲台反华势力是一个警告。本来三个联合公报里面都有类似的内容，“三不”是三个公报原则的应有之义，但这些话由美国总统公开、系统地讲出来，意义就不一样了。克林顿回国后，因为对台“三不”政策受到国内一些人的批评指责。
我担任驻美大使期间，除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还经常就台湾问题做美国民众的工作。有一天下午，我来到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向出席美国全国记者年会的媒体“大腕”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中美关系，我介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的政策立场。我讲完后是30分钟的问答。我明白，这30分钟才是真正的考验，那些“大腕”会向我提出各种问题。
有一位记者问：“这里有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文学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名字并不能说明什么，玫瑰不管叫什么名字，闻着都是香的。似乎你们与台湾的争论主要是名字及其被认可之争，难道中国就不能按莎士比亚的精神放松一些吗？”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人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最关切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据我所知，莎士比亚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他的许多著作闻名于世。这些著作不仅是英国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但是，我想他当时对台湾问题肯定还是一无所知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近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美国为自己的统一曾竭尽全力，我相信美国朋友能理解为什么台湾问题对我们那么重要。”
另一位记者问：“大使先生，像中国一样，我们也十分关注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希望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但大陆方面在台湾对面部署了数百枚导弹，且不断增加数量。请大使先生对此做出评论。”
问题提完，全场一片安静，等待我的答案。我先心平气和地说，关于台湾问题，我刚才已经谈了基本看法，不再重复。随后，我故意提高声调，话锋一转，对那位提问者说：“关于所谓部署导弹的问题，你能保守秘密吗？”
那位记者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国大使愿意回答这么敏感的问题？他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句：“什么？你问我能够保密吗？”我肯定地答道：“是的，你能保密吗？”他有点儿吃惊，沉默片刻，高声回答：“我当然能保密！”
这时，在场的记者都以为我会“爆料”什么重要新闻。一阵短暂的骚动之后，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全场静得几乎能听到人们的呼吸。我迎着众人的目光，微微一笑，轻松地说道：“先生，你能保密，我也能。”
众人一听，马上明白那位记者上当了，全场很快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笑声。我这样回应记者，是向一位美国前总统学的。
反对“台独”：说话算数
小布什上任之初，美国的两岸政策大幅度向台湾倾斜。当政百日，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节目主持人查尔斯·吉布森采访。当吉布森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有责任去保卫台湾时，布什说了“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这样的话。自尼克松以来，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表示。我们对布什的谈话提出了严正交涉。
2001年4月，美国宣布将向台湾出售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常规动力潜艇和12架P–3C反潜巡逻机等先进武器，总额达40亿美元。布什政府的做法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信息。陈水扁在推进“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中美关系不断改善，而台海局势却趋于紧张。布什政府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在各种场合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同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美国政府立即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到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做客时，当面做布什工作。江主席指出，“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是对台湾地区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威胁，“台独”就意味着灾难。小布什听后，第一次明确表态反对“台独”。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在记者会上，小布什以十分清晰的语言、近乎指名道姓地反对陈水扁搞“统独”公投。他说：“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要做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对此我们是反对的。”小布什的话表明，美国认识到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符合美国自身利益，而“台独”分裂势力与此背道而驰。
通过我们做工作，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必须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允许台湾问题引发中美之间新的对抗。这一共识对保持此后5年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10月，鲍威尔国务卿访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这实际上是给“台独”分裂势力当头一棒。无论是2006年陈水扁制造废除“国统会”事件，还是2007年陈水扁极力推动“入联公投”，均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时间长了，美国领导人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就熟悉了。有一次，小布什与胡锦涛主席见面，小布什一上来就主动说：“主席先生，我知道你最关心台湾问题，我愿再次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我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那就是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我说话算数。”胡主席对此表示赞赏。
议员找茬儿：愿意奉陪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不得不和别人打了一次笔仗，起因就是台湾问题。
1999年3月，亲台的联邦参议员赫尔姆斯提出了《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鼓吹美国向台湾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潜艇等先进武器。赫尔姆斯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
根据国内指示，驻美使馆全力以赴做工作，争取阻止美国国会通过上述议案。2000年2月3日，刘晓明公使就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举行记者会，阐明了中方立场，并告诫美方，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指参众两院都通过），其后果会比当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严重得多，将不仅仅是中国召回驻美大使的问题。
刘晓明在与旅美华人华侨座谈会上分析说，在国会推动议案的只是少数反华议员，多数投赞成票的议员并不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有的议员连议案的案文都没有认真读过，还有的议员随大流是指望总统否决。如果他们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国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就不会这样投票了。刘晓明开玩笑说，国会有些人对台湾问题的了解还不如中小学生。会后，台湾“中央社”记者对座谈会作了断章取义的报道。
几天后，我收到赫尔姆斯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刘晓明先生几天前在记者会上批驳《加强台湾安全法》的某些言词令他目瞪口呆，这番话是不是表明一旦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中国就要对台动武？刘晓明还批评支持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对台湾问题的了解“只及小学生的水平”，这是对国会议员的“人身攻击”。显然，赫尔姆斯对刘晓明的评论是借题发挥。于是，我回了封信，回应了他在信中的指责，再次就《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做工作。我在信中说：
我在查阅了有关记录后得出的结论是：刘晓明公使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话并无错误或不当之处。他确实提醒过人们，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的决定曾经使两国关系严重倒退。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果真成为法律，其后果只会更加严重。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某些议员对台湾问题的由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缺乏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他们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缺乏了解。你自己的这封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已逾20年，而你仍然称中国的台湾省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称台湾地区领导人为“总统”。仅仅说这是“无知”或“不了解”，实在是很客气的了。
据我记忆所及，他（刘晓明）从来没有把你和任何一位国会同事比作过“小学生”。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比较是，有些美国学者曾经说过，连小学生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许多政治人物好像还不懂得这个事实。
我愿与你私下讨论相互间存在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但是如果有人硬要把公开辩论强加在我的头上，本人愿意奉陪到底。
祝你新年快乐！
我原以为赫尔姆斯在收到我的回信后会认真反思一下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料，几天后赫尔姆斯把他给我的信和我的回信都刊登在《华盛顿时报》上。舆论评称，中国大使与美国参议员为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这件事也成了我外交生涯中唯一的一次“笔仗”。
赫尔姆斯反华已渗透到骨子里。他从来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我在美国工作的那几年，从来没有听见或看到赫尔姆斯说过中国一句公道话，只要他谈起中国，都是指责之词。美国国会审议的所有涉华议案，只要是批评或反对中国的，他都投赞成票；反之，他都投反对票。仅在过去的三届国会，赫尔姆斯就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提出了46个反华议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他的工作。
这就是外交。搞外交和平常过日子不一样，两个人不是吵一架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如果平常我们不喜欢一个人，不搭理他就得了。但在外交工作中，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甚至讨厌一个人，如果工作需要，还得同他打交道，还得想办法做工作。
后来，赫尔姆斯通过中间人传递口信说，他不想与中方公开对抗，愿与中国大使私下会晤。他敬重中国人民，但与中国政府的看法确实不同。他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持积极态度。
笔仗没有改变赫尔姆斯的反华立场，但对他还是有所触动的，使他认识到不要轻易得罪中国。更重要的是，通过使馆和国内一起做工作，我们取得了对美涉台外交斗争的一场胜利，赫尔姆斯提出的《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最终在美国国会流产。
台湾问题：核心利益不容挑战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就台湾问题向美方交涉过很多次，最严肃的一次交涉是找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谈话”。
那是2002年初，美国政府允许台湾的所谓“国防部长”汤曜明访美。3月16日，我在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就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关系的行径，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说：
美国政府日前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允许台湾所谓“国防部长”汤曜明赴美开会。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政府官员居然煞有介事地会见汤曜明，还与他讨论什么台海局势等问题。据报道，美方又在酝酿让台湾军方某官员和臭名昭著的“麻烦制造者”李登辉于近期去美活动。更有甚者，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公然声称，美国的核力量要为应对台海可能的冲突作好准备。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方做了一连串践踏《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坏事。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对美方的上述行径，人们不禁要问：美方究竟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你们口口声声讲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难道这样做是在推动和平吗？你们再三说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可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点符合三个联合公报？中美曾就核武器“互不瞄准”达成了协议，美方也多次表示无意威胁中国。现在为何要向中国人民炫耀核武力？
中国从未干涉过美国内政，从未做过对不起美国人民的事。同时，必须明确告诉少数政治偏执狂：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威胁，包括核讹诈。中国人民受欺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搞威胁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只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人民对某些人的警惕，更加坚定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西方人喜欢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不无道理。中美关系从来就是双向、互利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予或恩赐；只有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才能稳定和发展。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美国政府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是作了严肃承诺的。东方人常讲“人无信而不立”，这同样有道理。人尚且如此，一个国家如果言而无信，又如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自己国家的内政受到干涉，而让美国少数死守冷战思维、混淆是非、认友为敌的人从中渔利。相信务实、聪明的美国人民也不会允许那些伪善、愚昧的所谓“鹰派”一味蛮干下去，损害美国人民的名声和切身利益。伟大的中美两国人民不会任由那些人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将世界引向动荡。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做害人害己的事，多做有利于加强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希望美方做出明智的选择。
雷德大使不得不极其耐心、认真地听完我的长篇大论，并答应把我交涉的内容如实报告美国最高当局。
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时至今日，美国不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有一次，我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不点名地批评美国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我们在进行友好交流、加强友好交往的时候，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就像弟兄二人正要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首，其用心何在？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两岸关系改善，中国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主动权会越来越多。这让美国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容挑战的，在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要小心行事。有些美国专家甚至提出，美国继续把台湾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越来越得不偿失，倒不如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进而从美中合作中获得更多好处。长远看，这种明智的想法会在美国逐渐为人接受。
从整个外交来说，台湾问题的存在，始终是中国外交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1993年我到联合国工作时，很快就有一种悲壮感。当时联合国大大小小189个会员国，像我们中国这样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却没几个。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投入了不少外交资源。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只要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你就得感谢人家。更不用说，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还经常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或达到其他目的。在美国当大使时，我就听到一个敌视中国的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唯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人的神经”。
外交部流传着一个笑话，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喝高了开始说“酒话”，嘴里一直念叨着两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位发言人的真言恰恰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国外交官心中的分量。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还总是对年轻同事说，中国再发展再强大，也不能骄傲自满，也不能丢掉忧患意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世界上其他大国不同，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这一点中国外交官千万不能忘记。我曾听过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一次讲座，他说毛主席曾说，一个国家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就谈不上强大。我还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具体出处，但我赞成。
处理“炸馆事件”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的日子莫过于1999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科索沃战争。原来，南斯拉夫联盟内部不和，科索沃要独立，南联盟不同意，双方发生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地区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对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5月7日凌晨，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轰炸机使用了5枚精确制导的重型炸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他的爱人朱颖当场牺牲，使馆20多位同志受伤，馆舍遭到严重损坏。
我是那天下午（美国东部时间）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这个消息的。直觉告诉我，中美关系将会因这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陷入危机。我马上召开使馆党委会，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订好机票回国述职，又马上向国内请示留在华盛顿。
祖国和人民愤怒了。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北约野蛮侵犯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中国尊严的罪恶行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以及新闻单位纷纷发表声明或举行座谈，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血腥暴行。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义愤填膺的高校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他们高呼“强烈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侮”，发出了“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呼声。这些自觉、正义的行动，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民族凝聚力，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其间也有少数愤怒的学生游行时向美国驻华使领馆抛掷了矿泉水瓶等物品，砸坏了一些窗户的玻璃。
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要作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看到北约的暴行以及事件发生后美方的狡辩，我心中燃起万丈怒火；一想到祖国和人民，又增添了无穷力量。
人们常说，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外交官身处斗争一线，肩负着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重大责任。作为驻美大使，当时我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在处理“炸馆事件”过程中，驻美使馆处在风口浪尖；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严峻考验。多年的外交经历告诉我，对坏人坏事既要疾恶如仇，又要从容冷静。我心里明白，光有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巨大挑战面前，需要严格执行国内指示，依靠使馆同志，还要有应对复杂局面的智慧与能力。
“逼”出来的道歉
“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皮克林，时间是5月8日晚。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我说，美方对事件所作的种种辩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轻描淡写地把事件说成“意外事故”，而且没说过一句公开道歉的话，怎能不令中国人民感到气愤？美国一向以所谓人权卫士自居，却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请问美国人权何在？良知何在？
皮克林离开使馆没多久，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带着皮克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几个保镖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11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听了她的话更不想给这位在联合国共过事的老朋友好脸色。我神情严肃，口气强硬，当即回应道：你见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对记者的谈话和她致唐家璇外长的信都表达了这种心情。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方关切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说，美国自诩人权卫士，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人权，将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轻描淡写说成是所谓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反而阻挠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这一暴行。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
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5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后对我说，为表示美方的重视和歉意，请我再次报告北京，克林顿总统和她愿分别同江主席和唐外长通话，向中方表示道歉。
这时，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都赶来了，围在会客室外面。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问我，使馆有没有后门。她的意思是想走后门，避开会客室外面的中国记者。我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我故意很认真地告诉奥尔布赖特：“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没有后门。”
会见一结束，我顾不上送奥尔布赖特出门，立刻跑回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她同我告别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她将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但不回答提问，记者可以摄像和拍照。
奥尔布赖特在声明中说：“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我们并没有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意图。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向唐外长发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说我理解这一事件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情绪。我也与李大使讨论了我国外交官在中国使领馆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最后，奥尔布赖特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使馆，她始终没开口。
“炸馆事件”初期，美国政府不仅错过了道歉的最好时机，更是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美国这一行径后，轻描淡写地将事件称为“误炸”，并用“惋惜”和“遗憾”等说辞来搪塞。中国人民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的，不是美方的真诚歉意，而是趾高气扬的傲气。美国人自己都说，克林顿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起初所作的道歉不认真、不真诚，更错误地把“炸馆事件”与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联系在一起，没法让人理解。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我当时看到报道心里还有点儿不高兴，那家报纸的记者凭什么这么看低中国人，把中国大使比成一名小学老师，我即使当不了美国大学教授，起码也够得上中学老师。可美国朋友后来安慰我说：说你像小学老师是很高的评价；在美国，只有小学生才最听老师的话，最尊敬老师。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多年后，有人问及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这件事，之后也没有美国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后来听说，一些不喜欢克林顿的美国政客也攻击他，说他对中国太软。
“吵”出来的尊重
除了与美国政府严正交涉，我和使馆还积极主动争取美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当时受《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通过发射美国卫星窃取美国技术）的影响，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的气焰比较嚣张，中美关系的气氛不太好。“炸馆事件”发生后，一向标榜公正、客观、“自由的”美国舆论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的声音，但总体上很“讲政治”，与美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未如实报道中国驻南使馆无端遭到袭击的惨剧，却更多关注和报道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中国民众“包围”、“袭击”等情况。
我信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觉得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事实和道理讲给美国老百姓听，让他们去评判。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在美国，主持正义的人也肯定占多数。我和使馆的同事们想方设法争取美国舆论，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中国人民的愤怒，积极配合国内，迫使美国政府真心实意地向中国人民道歉。
我知道，美国媒体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李大使，你上美国电视的谈话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授权和答问口径，这行吗？要是出了差错怎么办？如何向国内交代？”但是为了做工作，我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分别接受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电视台的访谈。
第一场采访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著名节目吉姆·莱勒的《新闻时间》。主持人莱勒一上来就问我：你相信“炸馆事件”是一次错误和意外吗？难道你不相信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迄今所作的解释吗？
我一听就感觉到，这是美国人的普遍想法，必须进行有理、有力的回击，就有意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在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前，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次‘误炸’。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北约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你们一向自诩你们情报如何准确，难道你们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吗？美方必须认清这一事件的实质，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普遍抗议。中国外长唐家璇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正式道歉、调查、公布结果并处罚责任人的4项要求。”
5月8日，我来到美国广播公司《本周》专题节目直播室，较量的对手是美国电视界最负盛名的“铁嘴”之一山姆·唐纳德。10日，我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名牌主持人拉里·金在电视上“打擂台”。
5月16日，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著名新闻评论家、金牌电视主持人拉瑟特的采访。那时，江泽民主席已应约与克林顿总统通话，围绕“炸馆事件”的较量已从美方正式道歉转到调查真相和惩处相关责任人。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美国总统至少已经向中国道歉5次。中国是否接受了美国的道歉？”听得出来，拉瑟特的发问有指责中国之意。
我必须抓住最有理的地方与对方进行辩论，便理直气壮地说：“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轰炸，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这是暴行，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时，承诺要进行彻底、全面的调查。现在，中国人民在等待着这样的调查。”
“那么，你们还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的道歉？”拉瑟特紧追不舍地问。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义正词严地指出：“我所说的是，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中国人民有权知道调查的结果，有权知道这场暴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拉瑟特开始进攻，他说：“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对中国反应的议论。让我念几段《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中国对这次轰炸的反应就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控制的媒体用不真实和不全面的报道煽动老百姓的怒火，政府为示威者提供汽车、布告和事先批准的口号。中国政府是否在煽动老百姓？”
这番话让我很生气。我这人有个毛病，越生气，嘴就越快。我连珠炮似的以最强烈、最直接的语言表达一个中国人的愤怒：“只有精神变态和扭曲的人才会说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话。自5月7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以来，我一直在读这类东西。在那一天，中国人民受到伤害，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那一天，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破坏国际法和侵犯人权的日子而被载入史册。”
我不能被动防守，必须进行反击。我接着说：“有些人说，是中国政府‘煽动’老百姓示威。你认为中国老百姓还要由政府来‘煽动’吗？是这一暴行本身引发了这场示威。中国人民被激怒了。这是理性和合法的行为。关于对轰炸的调查，我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山上一些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一个擅长调查的国家，有一个擅长调查的国会。但是这样一场暴行发生了，造成那么多死伤，他们在做什么？试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沉默、那么冷漠？”
拉瑟特又提出了“政治献金”、“中国间谍”等问题，我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掉进他设下的陷阱，始终把对话集中在谴责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主题上。
采访结束前，早有准备的拉瑟特拿出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念完有关段落后说：“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在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中国是否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允许妇女不被强迫堕胎和绝育？”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读过中国的《宪法》，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法律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赞同。至于人权问题，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对你们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人权记录感到震惊。这就是你们所要提倡的人权吗？”
在舌战美国媒体的同时，我注意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发出声音，以正视听。5月17日，我接受了驻美中国记者的联合采访，批驳了美国一些政府高官及西方媒体在“炸馆事件”上的奇谈怪论，全面介绍我们的立场和要求。
在这次危机中，我和美国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较量，我作为中国驻美大使被美国媒体描绘成“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我经常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也正是在这次事件后，我被媒体形容为“铁嘴钢牙”，一个咄咄逼人、不肯退让半步的斗士。其实，我真不是什么铁嘴钢牙，我的心和嘴都是肉长的，我嘴里说的只是普通好人的心里话。
在向美国群众阐述我们的立场时，我心平气和。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美国女士见到我开口便问：“我们美国说过对不起了，怎么中国还没完没了？我们炸了你们使馆，你们的大学生也砸了我们使馆的玻璃。我们错了，你们也错了。”我说：“我们的学生是扔石头砸了玻璃，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事情，而且毕竟你们使领馆人员是安全的，怎么能与你们军队的导弹袭击我们使馆造成重大伤亡相提并论？”那位美国女士说：“砸玻璃也不对嘛。”我回答：“你很有教养，阅历也丰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母亲，有没有孩子。你可以不回答……”听到美国女士说有孩子后，我接着说：“那好。假如你的孩子在自己的使馆无端地被别国导弹炸死，我相信，作为母亲你不会将孩子被炸死与个别人砸坏几块玻璃当作一回事，你同意吗？”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斗”出来的赔偿
“炸馆事件”发生后，驻美使馆时刻与首都北京保持着密切联系，严格执行国内指示，及时与美方进行交涉，报回情况并提出建议，供国内决策参考。我和使馆的同事们化悲痛为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们的强大压力和坚决斗争下，美国政府纠正了危机初期的错误，逐步满足我方提出的基本要求。克林顿本人和美国政府高官多次表示道歉。5月12日，我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他说，凭他对克林顿的人品、对华政策和美国政府决策机制的了解，美国总统绝不会故意下令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致信江主席并公开表示道歉是真诚的。据他所知，克林顿上台6年多来就美国的过失行为向外国政府和人民道歉，这还是头一次。
一个星期后，美方向我方提出解决“炸馆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国务卿皮克林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报告调查结果；一个月后奥尔布赖特访华；再一个月后伯杰访华；克林顿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江主席举行会晤，全面恢复两国关系。
使馆身处一线，是国内决策的参谋。我们注意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尽可能对形势做出准确分析与判断。不少美国朋友告诉我们，“炸馆事件”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犯的“超级错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对我说，他和克林顿政府没有什么个人交情，但相信美国不会有意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的道歉和调查承诺是诚恳的。
6月份，中方接待了美国政府特使皮克林访华，美方向中方表示道歉，并通报了其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后来，美方解聘了1名责任人，处分了其他6名责任人。我们与美方经过多轮谈判，于2000年初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方支付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金450万美元、中国驻南使馆财产损失赔偿金2 800万美元。中国人是讲道理的，我们也赔偿了美驻华使领馆的财产损失。
几年后，我作为外长去东欧某国访问，在使馆碰到一位职员。他告诉我，当年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时，他在驻南使馆工作，那天晚上正在睡觉，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从浓烟中跑了出来。他说，他也是捡了条命，事后想起来还后怕。我对美国人说过，中国政府一向重视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使馆的每个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个人的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美国人赔几个钱算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炸馆事件”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对外交官来说，永远是祖国和人民利益至上。当祖国母亲受到欺凌的时候，我们作为她的孩子无不怒火万丈，恨不得马上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但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牢记，我们是外交官，必须服从大局，服从组织，要想大事，谋大局。中国的大局是什么？无疑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不是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就意味着，我们外交官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作为祖国的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把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祖国发展的实际行动。我们国家只有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有人问我，在应对这次事件中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什么？
我会说，是对主权、生命、尊严的捍卫。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通话时坚定地说：“我们是一个有12亿人民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这句话掷地有声，震动了美国人。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美国媒体不得不收敛。
我会说，是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在“炸馆事件”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震撼了美国一些人，使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产生了敬畏之心。有祖国和人民做强大后盾，我们外交官在前方就更能挺起腰杆，有所作为。在关键时刻，外交官需要有勇有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祖国和人民争一分利，赢得尊严、赢得朋友。
我会说，公道自在人心。极少数美国政客与媒体罔顾事实，缺少良知，但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中国是友好的，是讲道理、明是非的。数以千计的人来我驻美国使馆吊唁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近5 000位美国各界朋友和旅美侨胞、留学生发来慰问信，一天之内我接到上百个美国朋友打来的电话。
我还会说……
“炸馆事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账，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大度的，本着向前看的态度，继续发展与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勤劳、勇敢、智慧、团结的十几亿中国各族人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祖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也能为逐步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应有贡献。
告别“最惠国待遇”
2000年10月10日是我担任驻美大使期间难忘的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签署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消除了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
最惠国待遇：为何是个事儿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贸易中一项通行的做法，常指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
这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在美国却走了样。美国1974年《贸易法》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除了与美国缔结贸易协定、允许“自由移民”的，不能享有美国最惠国待遇，但总统有权提出免予执行一年。这就是俗称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当时主要针对苏联。这样，美国总统要给予任何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就得向国会提出免予执行该条款的要求。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武器用来对付中国。从1990到2000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和1993年克林顿上台第一年除外），每年美国国会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持续两个多月，但讨论的不是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而是人权、宗教、计划生育、台湾、西藏、核不扩散、贸易逆差、劳改产品等不相干的问题。这实际上成为美国国会牵制政府对华政策和要挟中国的重要手段。
那些年，不管两国关系出现什么问题，都会反映到美国国会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美国国内各种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制造噪音、杂音，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干扰，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上半年波动、下半年稳定”的怪现象。美国这么做还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美国每年都要恩赐什么东西给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中国得听话，否则就会被美国国会“修理”。中国老百姓很不高兴，明明是互利共赢的事情，美国凭什么拿最惠国待遇说事儿，向中国施压？这不是霸权主义又是什么？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了当时中美关系的一大不稳定因素，也是对美工作的难点。
中美入世谈判：黑发人谈成白发人
从1986年正式提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缔约国地位的要求起，中国积极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有些进展较快，有些遇到困难。我们锲而不舍，前后谈了十多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中国要价很高，中美又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美国自然是我们入世谈判的重点。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我作为驻美大使陪同访问。当时由于《考克斯报告》、政治献金案、人权等问题，特别是中国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坚持原则，美国反华势力闹得很凶，给双方有关中国入世的谈判造成很大干扰。代表团和驻美使馆想尽办法，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阶段的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后来朱总理到外地访问，克林顿后悔了，打电话希望朱总理能延长访问，双方再谈一次。朱总理淡定回答：要再谈就到北京来，做客出了门，哪有回去的道理。在机场送行时，大家心情比较沉重，我与朱总理拥抱告别。这是我外交生涯中唯一一次与我国高级领导人拥抱。
不过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双方达成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这是关于中国入世谈判一揽子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承诺，美国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
后来，我们多方做工作，美方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不得不趋于务实。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美国政府未能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遭到国内的普遍批评。不少国会议员认为克林顿政府坐失良机，担心中国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批评克林顿不签协议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美国工商界对克林顿临阵退缩更为恼火。在他们看来，白宫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前畏畏缩缩，只是因为害怕在国会山会有一场恶战。媒体也批评克林顿缺乏政治勇气。
二是美国国会给予行政部门贸易谈判的5年“快轨授权”将会在2000年3月1日到期。如果中美在此之前达不成协议，国会反华势力可能会借重新授权之机发难，拿中国入世协议开刀。克林顿政府担心前功尽弃。
这样，1999年11月15日，经过长时间、多回合的谈判，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最大障碍。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谈及中国入世谈判，朱镕基总理曾感慨地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成员之间应相互给予对方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入世后，美国1974年《贸易法》就会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美国面临选择：要么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改称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使美国能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获得好处；要么援引互不适用条款，将中国开放市场带来的机会拱手让给别国。
美国政府向中方承诺，全力推动国会解决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问题。克林顿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和任期最后一年的外交要务，并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内阁协调班子，负责政府的游说活动。
美国工商企业界将是中国入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以“支持美中贸易企业界联盟”为核心，以“企业界圆桌会议”、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委员会、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为骨干，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游说活动。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长时间播放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广告：从太空俯视地球，看到美国和中国，接着出现中国商人、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还有人在打篮球。画外音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新的贸易协议将使中国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市场大门。现在是国会做出选择的时候了，是选择孤立还是接触？我们对国会说，投赞成票与中国开展贸易。
在那段时间里，驻美使馆的同志们把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清“敌”“友”，在策略上团结和依靠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尽可能把工作做到每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和选区。
我在各种场合对美国人说：除美国以外，中国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正常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国家间相互给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不是一件礼物，更不是恩赐，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平等安排，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少数人吹毛求疵，企图无事生非，为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制造麻烦，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美国的利益也许损失更大。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本人对这一问题作过承诺。你们总要求中方做这做那，而自己却做得很少。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也希望美方拿出具体行动。如果国会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着想，真为中美关系着想，就应该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
我与美国人对话时，眼睛也盯着国内老百姓。当时国内对入世也有争议。一些脆弱行业，如农业、纺织业等，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有专家担心，2 000万纺织工人、上亿农民会受到影响。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努力可以趋利避害，更何况其他许多行业会从中得到好处，显然利大于弊。我注意不把入世的好处说得太满，而是突出互利双赢。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5月24日、9月20日通过有关议案。议案总体上是积极的，但也埋下一些“钉子”，包括建立由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组成的所谓“中国问题委员会”，“评估”中国的人权、宗教、劳工状况并提出建议。这是国会与白宫妥协的产物，也是国会与白宫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结果。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9·11”事件发生后
我是无神论者，但人也许有时真的会有某种感应。2001年9月11日的晚上，德国交响乐团访华，我应邀去保利剧院看演出。看着看着，我好像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演出还没结束，就走出剧院，想回办公室看看有什么事没有。因为没到约定的时间，司机不在。正巧一位好心的哈尔滨人认出了我，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回外交部。几年之后，我在哈尔滨向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提到此事，向黑龙江人民表示敬佩。吉书记笑答：我们这里就是雷锋多。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视随便看看，立马看到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冒着浓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正报道美国遭到恐怖袭击。没过几分钟，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肇星，你在办公室加班，很好。你看电视了吗？我说，我正在看，美国好像发生恐怖袭击了。江主席说：就这事，你马上带助手过来开会；带谁、带几个，你随便，要快！
我来不及和别人打招呼，叫上正在部里加班的亚洲司司长傅莹和美大司参赞张昆生，一起赶往中南海。
一路上，我在想，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国该怎么办？当时，发生在同年4月的“撞机事件”给双方造成的对立情绪还在。美国对华政策强硬的一面上升，小布什政府事实上已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中国民众对美国在“撞机事件”中“欺人太甚”和小布什关于“保卫台湾”的论调十分不满。同时，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一向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谁对，我们就支持谁、赞成谁；谁不对，我们就批评谁、反对谁。我们一贯坚定反对恐怖主义，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现在，从国际道义和原则立场出发，我们都不能因“撞机事件”而对美国发生的灾难幸灾乐祸，不能因为心里有气或不喜欢美国搞霸权主义就对恐怖主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码归一码，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反对恐怖主义。我们不愿意看到无辜平民受到伤害，应该让美国政府和人民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大家在会上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决定，中国政府应该对“9·11”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
事件发生后仅5个小时，江主席就紧急致电小布什总统，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江主席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第二天晚上，江主席又与小布什通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表示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小布什在电话中表示，非常感谢江主席的慰问电，江主席是最早慰问他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专门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表示：“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对此深感震惊。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在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
唐家璇外长给鲍威尔国务卿发去慰问电。我连续打电话给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中国出席“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坛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何立强表示慰问。中国驻美使领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降半旗致哀。
国内舆论也很关注“9·11”事件，觉得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
说起来，美国人永远是很“讲政治”的。有一个国内新闻代表团那时正好访问华盛顿，看到电视里的画面随意评论了几句，美国人听了不高兴，立即要求他们中断访问、提前回国。
有一位美国记者问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听说你们国内有人对‘9·11’事件的发生表示高兴，你对此有何看法？”张宏喜说：“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遇到一件事情，你总不能让13亿人说哭就都哭、说笑就都笑吧！中国对‘9·11’事件怎么看，你应该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表态，看我们政府的态度，看我们使领馆的态度。”他回答得很精彩。
我们不光说得好，做得也好。中国政府很快派出多名专家向美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中国在“9·11”事件后给予美方的支持，小布什政府多次表示“感激”和“高兴”。尤其考虑到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美国人感到这一支持难能可贵。鲍威尔国务卿在一个外交场合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反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江主席与布什总统10月19日在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小布什说：“美国感谢中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立即做出反应，毫不犹豫地明确支持美国人民反对恐怖主义。我多次对同事讲，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在目前情况下，我离开美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还是来到中国，因为美中关系太重要了。如果此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其他国家举行，我很可能不会参加。”我知道，小布什心直口快，他的这段话不像外交辞令，而是心里话。
外交工作讲究审时度势。“9·11”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政府的及时反应和积极应对，拉近了中美人民之间的感情，对于推动小布什政府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人说“9·11”事件救了中美关系，这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没有“9·11”事件，中美关系肯定也会好转，只是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太多了。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中美关系转圜提供了一次机遇。
大道无遮拦
2009年1月12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我作为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在开幕式上讲了下面这段话：
中美建交具有划时代意义。30年后，回顾这一事件，更深感如此。
30年前，中美老一代领导人秉持和平与发展理念，摒弃战略对抗，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如今，中美友好正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广阔前景。
30年前，中美严重对立；如今，两国已成为建设性合作伙伴，拥有60多个对话机制、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
30年前，两国人民相互隔绝；如今，两国缔结友好省州35对、姊妹城市132对，每天有5 000多人往来于太平洋上空。
30年前，邓小平同志问卡特总统：“中国能否派5 000名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总统说：“可以派两万！”30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生总数已达40万人。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极富远见卓识、慷慨大胆。
30年前，中美年贸易额只有9.9亿美元。据一篇报道透露，1971年，基辛格博士悄悄访华时曾允许每位随行人员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而到了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达3 337亿美元。
30年前，中美金融交往为零；如今，两国利益交织。地球变小了，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美也成了需要相互关照的“邻居”。一位美国学者甚至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表明两国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随着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加深，彼此的影响已在不经意间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从芭比娃娃、可口可乐、耐克、麦当劳到米老鼠，从遍布各地商场的“中国制造”、姚明参与NBA到郎平执教美国女排并获北京奥运会亚军，中美友好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
我说的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回顾过去，中美关系的发展让我们这些参与者高兴，也让两国人民高兴。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前后在美国工作过6年，到过美国50个州，经历过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尤其珍惜中美友好合作。我们一向坚持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对中美关系也应当这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共同责任。两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是难以想象的。中美关系搞坏了，两国谁都承担不起，全世界也会跟着遭殃。中美只能友好合作，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由中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用全球视野、战略思维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大道无遮拦”。我喜欢福建一位僧人为日本一座大庙写的这句佛语。中美关系就是不怕遮拦、不可遮拦的大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必须长期友好下去。通过共同努力，中美两个伟大国家一定会走出一条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第五章 朝鲜：友好相处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朝鲜半岛能否实现和平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环境的好坏。半岛形势涉及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等各方，多年来一直跌宕起伏。
北大同学：友情虽无价，公私却分明
1963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三年级。有一天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不少朝鲜同志在北大留学，其中有一位初学英语的，希望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他。
这位朝鲜同学叫姜锡柱，比我大一两岁，后来担任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我们俩一见面，就感觉性情相投。一问才知道，姜锡柱同学是烈士子弟，他父亲是一位深得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器重的师级干部，在朝鲜战争初期牺牲了。姜锡柱小的时候还曾在辽宁丹东生活过，这次又被送到北大留学。
就这样，我承担了帮助姜锡柱学习英语的任务。朝鲜留学生住在北大26斋，两个人一间屋子。中国男生是七人一间。自那以后我自己带着被子，和姜锡柱一起住。我们吃饭、上课是分开的，晚上我辅导他一个小时，用英语给他讲发音、语法。姜锡柱很努力，除了关心政治外，一心只学习英语。因为性情相投，我们成了好朋友。学校组织什么活动，我总是拉着他一起参加。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我毕业。他对我的辅导表示感谢，我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英语发音有山东味儿，那全是我的责任。
那个年代纪律严格，他留学回国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但我们都曾表示，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努力工作。无巧不成书，若干年后，我们都成了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在为推进中朝友好出力。我们的同学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缔造和培育的中朝友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浴血奋战，赢得胜利。先后有240多万优秀中华儿女前往朝鲜，成千上万的官兵长眠在朝鲜的国土，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我曾不无得意地告诉姜锡柱，我本人也对抗美援朝做过微薄的贡献。朝鲜战争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豫剧大师常香玉一个人就捐钱购买了一架飞机。那时我还小，能力有限，就利用星期天割草，卖给养驴的人，得到5分钱，星期一上学的时候交给老师，转送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时，我的小学老师张敦兰还教了我们一首歌——《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帝国主义害了怕呀……姜锡柱听后很感动。
1983年，我到莱索托工作。有一次我碰到朝鲜驻莱使馆的临时代办，请他向已经是朝鲜副外相的姜锡柱转达我的问候。朝鲜代办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只是一等秘书的中国外交官怎么可能是他们副外相的同学呢？1993年我到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又托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问候这位老同学，还是没有回音。
后来，我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见过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却没有机会与姜锡柱见面。2001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终于见到姜锡柱。几十年后两位室友学友第一次见面，都很高兴，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
我没有去过板门店、三八线，朝鲜同志就作了特殊安排，派三辆专车送我们去。在从板门店回平壤的路上，朝方陪同人员让我们休息一下，说要代表姜锡柱副外相请我喝咖啡。我感谢老同学的好意，我知道朝鲜还不太富裕。下车后一看，我发现只有一杯咖啡，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我明白这是老同学对我一个人的特殊关照。我不爱喝咖啡，也不好意思搞“特殊化”，就让代表团的年轻翻译替我喝了咖啡，心里领下老同学的盛情。
我担任外交部长后，认真贯彻中央对朝方针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同志告诉我，领导（指姜锡柱）有交代，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他还特意关照部下，给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别是把床头灯弄得亮一点儿，因为他知道我睡前爱看书。他还特别指示，把电灯的开关弄成拉线式的。他说我在北大上学时爱用脚指头拉线关灯。是否真是那样，我自己倒不记得了。
在平壤的时候，朝方还作了特殊安排，让我参观当地商店。这是我第一次逛朝鲜商店。商店很整洁，商品不算丰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商品奇缺。
姜锡柱见到我时，显得非常高兴，拥抱着我，提前打招呼，说有一个好消息，半个小时后就知道。
果然，30多分钟后，朝方礼宾司官员通知，“伟大领袖、伟大指导者”金正日同志要见我。
见到金正日，我转达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和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的亲切问候。
金正日说：“我很少中断对军队的视察。你是第一次以外长身份来访，我特地从外地赶回来，主要是因为重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见完你后，我还要马上走，去视察朝鲜人民军。”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气氛亲切。
金正日最后说：“希望中国同志多理解朝鲜，多相互帮助。我还有很多心里话没有说完。不过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姜锡柱的老同学，请他代表我请你吃饭。”
会见中，我注意到，姜锡柱与金正日的关系非同一般，多次与他耳语。
金正日走了之后，姜锡柱就和我谈了起来。我问他现在英语怎么样了。他说：“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记得一些英文单词，比如apple（苹果）等，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我开玩笑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当时对你帮助不够。”他说：“你夫人我认识，当年她经常到咱们宿舍玩。她是好同志，漂亮的同志。遗憾的是，我夫人你不认识。”我说：“不管认不认识，她肯定也是好同志。”姜锡柱说：“我已经有了第三代，当了外公。”我说：“我应该永远向你学习，无论思想觉悟还是其他方面，你都比我进步快。我现在还没有第三代。”
闲话一过，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与朝方深入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姜锡柱说：“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是唇，你们是齿……”
朝鲜同志在核问题上有他们的逻辑，中方有自己的看法，双方应该秉持开诚布公、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好。我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是尽可能详尽地重申我们的原则立场，多多地摆事实，讲道理。我恳切地说：“我们两国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俩是好同学、好室友。”他点头。
我最后说：“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现在又退出了。我们希望朝鲜同志重新考虑，回到原来的立场。我们希望朝鲜同志在六方会谈框架内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接触和对话与美国改善关系。请朝鲜同志放心，对于霸权主义，我们一向是坚决反对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含糊过。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朝鲜真诚合作，共同处理好朝核问题。”
晚上，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他先讲了一段话：“我代表金总书记敬老同学——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40年前，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不好意思说，有时还挤一个被窝。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李外长学习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老同学也偷懒，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用脚关灯。但关灯入睡后，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李外长翻身或伸脚时，灯就时亮时灭，影响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学睡得香，学得好；而我学得不如预期好，可能与此有关。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学是外长，我还是副外相。”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致答辞时说：“老同学所言属实，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于要学习友好邻国呼噜的考虑。”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六方会谈：劝美国不易，劝朝鲜也难
在中朝以及其他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朝核问题走上了谈判解决的轨道，先是中国、朝鲜、美国三方会谈，后来俄罗斯、韩国、日本参加进来，成了六方会谈。中国是主办方，会议地点设在钓鱼台国宾馆。
2003年8月27日第一轮六方会谈举行。在欢迎宴会上，我说：“我代表中国政府，欢迎各位来北京参加六方会谈，祝贺会谈的举行。钓鱼台曾是中国清朝一位年轻皇帝送给他一位老师的生日礼物，是一个充满善意和可能给来这里的人带来好运的地方。身处此地，一种历史感会油然而生。这座花园见证过许多重大外交事件，钓鱼台历史的最好启迪就是：和平最可贵，通过对话争取和维护和平最可贵。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发生，在使我们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为有关各方尽释前嫌、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与稳定提供了机遇。今天的会谈就是各方求同存异、增进互信与和解的契机，值得珍惜。希望并相信各位同事将以自己的远见、智慧、耐心、勇气和对和平事业的诚意寻求共赢。”
一开始，朝美之间戒心很重，没有双边接触。我觉得，没有朝美双方直接接触，解决问题会很难，恐怕要想办法“拉郎配”。我们在会场特意安排了一些小桌子，以方便各代表团的双边接触。这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双边接触不算单独会谈，为美朝双方接触提供了便利，也找了台阶。
在我为各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礼宾司在安排上也费了心思。我是主人，我的右边是朝鲜代表团团长，以显示中朝友邻关系，我左边是俄罗斯代表团团长，美国代表团团长被安排在朝方团长的旁边。整个宴会，我有意把一多半的时间用在与俄罗斯代表团团长的交谈上。我注意到，朝鲜与美国代表团团长通过翻译进行了“双边”交谈。
细节在外交中也很重要。朝美如此接触，是双边又不是双边，是多边中的双边。美国和朝鲜对中方的这种安排是感谢的。实际上，他们也需要直接接触接触。
2003年4月25日，我与中朝美北京会谈朝方和美方代表团团长告别，当时没有确定下次会谈的时间，谈不谈还不一定。我先见朝鲜代表团，后见美国人，又特意让礼宾司的同事多留出几分钟，能让朝鲜人与美国人“碰上”。我把朝鲜代表团送到门口，一出门就“巧遇”美国代表团。这个时候，我拿出主人的权威，笑着说：“现在行了，正好大家都在一起，我们把下次会谈定下来。你们还希望在北京见面吗？”在这种场合，美方和朝方都不好驳主人的面子。美方团长说，好，希望下次在北京见面。朝鲜同志也顺着说，好，希望下次见。双方团长客气地握了握手，半情愿、半违心地道一声“再见”。下次开会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有一次，正当推动召开新一轮六方会谈的努力快要取得进展时，美国突然点名批评朝鲜，给朝鲜贴上“无赖国家”之类的标签，朝鲜不干了。中国只好两边做工作，先批评美国人：你们有点儿不讲道理，本来六方会谈的召开快有眉目了，你们来这么一出，这不是不给朝鲜人面子，让人家下不来台吗？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作了改正“错误”的表示。我又约朝鲜同志做工作，说美国人不对，经过我们做工作，他们答应改正“错误”，条件是朝鲜同意参加六方会谈，美方还希望朝鲜不要公开称他们“美帝国主义”，双方在会谈中应称对方“先生”。
还有一次，在六方会谈中，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永日对美国人很不满，发了脾气，说美国人坏，他明天不参会了，要立即回国。
在钓鱼台国宾馆准备会务的亚洲司同事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让我去一趟。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我赶到钓鱼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亚洲司主管朝鲜事务的一位副处长，马上叫金永日来一趟。
不一会儿，朝鲜驻华使馆传来消息说，金永日副外相晚上喝了点儿酒，睡着了。我知道，这是托词，便对那位副处长说：“他承担那么重要的工作，还喝酒，就不怕误事吗？你负责叫他，叫不来不行！”
半个多小时后，金永日副外相来了。一坐下，我就说：“听说你要回国。”他说。“美国人太坏了。”我当时想，不能让他先说话，他先说我就不太好办了，于是像连珠炮似的把道理给他讲清楚。
我说：“金日成同志曾教导我们，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你饭还没吃完，就走人，这恐怕不太好。你得听我的劝，留下来。”金永日副外相想了想说，不走了。我说：“太好了！你好好休息一下。我见到我的好朋友姜锡柱的时候会说你表现优秀。现在快过节了，我托你带两瓶茅台给他，祝他节日快乐。”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方会谈取得一些进展。2005年9月第四轮会谈后，六方于19日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六方一致重申，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六方会谈的目标。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之下。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9?19”声明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那几年，中国政府先后主持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六方会谈。会谈是为了和平，也是为了中国和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态度诚恳，为会谈提供了不少便利。比如，各国代表团到北京开会都是自费，但是开会的时候，代表团的人可以免费喝咖啡。我们还免费为记者提供绿豆汤。我后来经常对美国人说，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朝鲜半岛稳定，为了六方会谈，好几美元一杯的咖啡我们也愿意提供。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独特作用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体现，对有关各方和全世界人民都是建设性的。
经常有记者问我如何评价朝鲜拥有核武器问题。有一次，我很“谦虚”地回答日本记者：“在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我想这方面你可能知道得比我更多，换句话说，我不比你知道得更多。”
朝核问题十分复杂，六方会谈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种种原因，六方会谈后来陷入停顿。
2006年7月5日，朝鲜一声不吭地往太平洋发射了7枚导弹，第二天日本联合美、法、英三国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一份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中俄也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呼吁朝鲜中止导弹试射活动，呼吁国际社会不向朝鲜输入导弹以及可用于导弹发展的资金、技术和材料。中俄两国认为，采取这种务实、温和的方式，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有助于地区稳定。中俄在安理会进行了艰苦斗争、耐心工作，又一次化解了半岛可能升级的危机。
那一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我同朝鲜外相白南舜见了面，谈了导弹问题，双方有共识，也有分歧。我抱怨说，朝鲜同志试射导弹怎么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他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活了快80岁了，懂得如何为人处世；我参加革命那么多年，知道如何应对风浪。
白南舜外相刚开始说的时候情绪还算稳定，后来越说越激动，声音也上去了。最后，他批评我说：以前听姜锡柱副外相说李肇星外长很明事理，懂得把握形势，但今天见面，发现你太年轻，也“不够公正”。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没当回事儿，仍好言相劝，重申我们的公正立场。他后来到北京医院看病，我专门去看望他，两人友好如初。
再好的朋友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外交上也一样。重要的是要认定和努力扩大共同点。在共同利益面前，分歧是次要的，可以通过耐心磋商解决或者超越。谁也不容易，干啥也不容易，关键是要与人为善、平等相待。我自豪的是，我自命善良，心里牢记《联合国宪章》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等规定。我退休后，还告诉儿子、侄子、侄女、孙女、孙子……同学同事，甚至陌生人之间的小事也要注重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告诉他们搞不搞外交都要多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
第十章 肯尼亚7年：我把青春献给了你
说起来是缘分，从1970年开始，我在肯尼亚工作了7个年头，把平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留在了非洲，把自己最朴实的一份感情、最烂漫的一份劳动献给了中非友谊。我总是对朋友说，对非洲的感情溶入了我的血液里。非洲是美丽的，黑色是美丽的，中非友谊是美丽的。
肯尼亚是我外交生涯的一个起点。在那里，我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悟到的，都是财富。它丰富了我的阅历，磨炼了我的意志。
“红卫兵”添乱
中国于1963年12月14日与肯尼亚建交。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较好，可是很快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文革”开始后不久，红卫兵对肯尼亚一位驻华外交官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直接原因之一是，这位外交官在一个雨天开车外出，在长安街上溅了几个红卫兵一身水。当被拦下盘问时，他谎称自己是另一个国家的外交官。红卫兵“小将”警惕性很高，最后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后，要他赔礼道歉，并威胁要给他戴“高帽子”（“文革”时批斗人的一种方式）。还有个原因是，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向当地群众散发过《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军事文选》。肯尼亚政府认为，这是干涉其内政。
为了表示对中方的不满，肯尼亚决定召回驻华大使，也不让在国内参加“文革”并被“批斗”的中国驻肯大使王雨田返回使馆工作。1967年10月，肯尼亚撤回其驻华使馆人员，并宣布中国驻肯使馆随员张宗绪为“不受欢迎的人”，还对中国驻肯使馆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不让发放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像章，特别是不准散发《毛泽东军事文选》，使馆新闻橱窗还几次被砸。1969年，肯政府宣布禁止毛主席著作在肯发行。
同年3月，肯尼亚单方面宣布将两国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要求外交部冷静处理，并指示外交部派人在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上找到正准备回国的肯尼亚大使谈话，尽量把这件事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005年6月，我在北京接待了肯尼亚外长姆瓦奎雷。他访华前对中国驻肯大使郭崇立说，他在学生时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为了能读到毛主席著作曾私下到中国驻肯使馆索取。政府有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下令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中国使馆。
经过60年代那段不正常时期，中国开始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国际上更加注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这一背景下，中肯关系逐步走上正轨。
学做外交官
那时候，肯尼亚对中国驻肯使馆有一些限制，规定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一共不得超过8人，但家眷不计算在内。外交部干部司就选了我和秦小梅一起去驻肯使馆工作。小梅当时在国际司工作。我们俩去，只占一个名额，却可以干两份活儿。
这是我第一次到使馆工作，什么都从头学起，边干边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首次亲历了外交谈判、外交交涉，积累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和技能，不少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肯尼亚，我有生第一次看见空调、出租车、商业停车场、停车计时器、汽车电影院、野生动物园、动物收容站……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比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差很多。“内罗毕”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清凉的水”。
我有一次陪魏宝善临时代办去肯尼亚在印度洋沿岸的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出差。“蒙巴萨”在古代当地方言里的意思为“战争之港”，和邻国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意思为“和平之港”——遥相呼应。代办说屋里太热，让我打开空调。空调开到最高挡，我们仍觉得热，便又开了窗户，更热了。
我刚去的时候不是外交官，只是使馆职员，在使馆什么活儿都干，从小事做起，逐渐成了“多面手”。
我每天早晨都为代办（后来给大使）读报，把当地英文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读成汉语。我每天必须早起，将当日报刊细读一遍，星期日也不例外。代办要求严，对我说，外交官怎能有星期天呢？我经常读完报纸后，还要将重要内容写成简报发回外交部。
我负责回复肯尼亚群众来信，每天至少处理七八封来信，按领导的要求回复。如果实在没有内容可写，就寄一些英文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或小册子。我坚持每信必复。我觉得，肯尼亚群众来信，说明对中国友好、信任，想了解中国。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只有靠这点儿手段，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和有关政策，拉近与驻在国老百姓的感情。时至今日，我还保持着早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无论是国内朋友还是国外朋友来信，我都尽可能回信，至少回送我读过的书报和学习材料。
我还当签证官。当时两国间人员往来不多，记得只给应邀访华的肯尼亚乒乓球队、长跑运动员以及参加广州商品交易会的商人发过签证。
我每个月还负责给打扫卫生的肯尼亚雇员发工资，去当地税务局交税。第一次去交税时，我很认真，仔细核对交税的项目。我突然发现，使馆还交了不少地皮税，心里琢磨：在大学里学过，外交地产是不用交税的呀。
我们使馆占地面积大，也很漂亮。肯尼亚刚独立的时候，西方国家纷纷撤离，地皮价格便宜，我们买了5户英国人的大院子，围起来做大使馆。我们人数虽少，却是占地最大的使馆，当地人管中国使馆的围墙叫“长城”。
我向使馆领导汇报后回去对肯尼亚税务官员说：按照国际惯例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财产是免税的。过去，中国使馆交了，你们收了，我们也不计较，但从现在起，不该交的钱我们就不交了。对方说：说实话，我们没有要你们交税，但你们来交，我们也就收了。既然你提出来，那就不交了。
这位肯尼亚税务官特别可爱，特别诚恳。他好心地帮我查了前几年交税的账单记录，把前些年交的地产税也退给了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一大笔钱。
使馆领导为此给了我一点儿表扬。我很激动，想想我一个农村孩子，家庭不富裕，上初中每月拿3元人民助学金、高中每月拿5元钱人民助学金，上北京大学时每月拿到8元5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时每月更多达42元7角5分，自己节省一点儿还可补贴两个妹妹上学用。祖国和人民培育我的恩情没法用金钱计算，是永远没有办法报答完的。但这次我用老师教的知识，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要回来这么多钱，总算还上了一点人民给我的助学金。我觉得特别幸福，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流泪。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喜欢外交工作，觉得这项工作能为国家做一点儿实在的、有益的事情。
在使馆，我处处想着国家利益。为了节约开支，我平时采购货比三家，能省则省。内罗毕大小商店的许多职员成了我的朋友，好像别人买不到的便宜东西我能买回来，别人弄不到的飞机票我能弄到。后来，1993年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97年到驻美国使馆，我几乎再也不去商店：一来我不再负责采购，二来在肯尼亚的确干够了。
我在肯尼亚工作头绪挺多，给三秘以上领导做翻译，为厨师、司机当翻译，还当礼宾官、新闻官，对外宴请时帮厨、倒垃圾……我能熟练操作16毫米和32毫米电影放映机，当时的影片大多是演样板戏和纪录片。招待外宾看电影时，我做同声翻译。此外，我随时根据国内指示和驻邻近国家使馆的要求去机场接送来肯尼亚或路过的国内同志，包括信使、参与修建坦赞铁路的技术员和工人，有时整夜待在机场。退休后有时失眠，小梅会调侃我：没关系，就权当在内罗毕机场等人；有时犯困，她又会一惊一乍地说，信使到了，我立刻就会醒来。
我一个普通的使馆职员，但当了几次翻译竟认识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我曾有机会问总统，阁下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说，“肯雅塔”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武装带”。有意思的是，他主张和平夺权，对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不大感兴趣，但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曾让时任内罗毕市长的女儿访华，替他看看3 000年的西安，1 000年的北京，100年的上海。
我拜肯尼亚人，包括在使馆工作的司机和园丁为师，努力学习肯尼亚的历史和文化，诸如原始人类的进化、反殖民统治的“茅茅”独立运动、野生动物保护……
由于长期处于白人殖民统治之下，不少肯尼亚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打扮上以白为美，为此抹上厚粉，甚至花大价钱去整容。有一次，我去听肯雅塔总统演讲，他先用斯瓦希里语说，然后自己译成英文。肯雅塔说：我们只宣布民族独立还不够，还要精神独立。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文化，要爱自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皮肤颜色。他连喊三声：黑色是美丽的！我受到极大震撼，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后来写了本非洲游记，就以“黑色是美丽的”为名。
我跟使馆的当地司机学斯瓦希里语。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我参加了胡锦涛主席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有机会与奥巴马简短寒暄，跟他讲了几句斯瓦希里语。他感到奇怪，问我怎么还会这种语言，而且词汇量比他还大。
我还在使馆当业余英语老师，曾逐字逐词教四川籍炊事员老梁学一些肉菜的英语名称。三个月后，他就可以自己去买菜了。有一次，他去买猪蹄，可我没教他猪蹄怎么说，他就指指自己的脚后跟。售货员告诉他这里不卖皮鞋，他又指着自己的脚，不停地说“pig，pig”（猪），售货员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还有一次，他去市场买母鸡，准备给我们炖老母鸡汤喝。对方拿来一只公鸡，他连连摇头：“No，his wife.”（不，要他的夫人。）结果，他成功地把母鸡买了回来。我使劲地表扬了我这个“学生”。
我的“教学”也有不太成功的。当时不少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很高，却不懂外语。我教过一位参赞，他学习很刻苦，可能因为我教得不得法，他收获有限。一次他主持外事宴请，左右都坐着女士。他先问右边的女士：Are you married? （你结婚了吗？）对方答：No.（没有。）这位参赞接着练英语，问人家：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一愣，不高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左边的女士，这回他把提问的顺序倒过来，先问：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答：Three.（3个。）他又问：Are you married?（你结婚了吗？）对方无语……
“秀才”遇上兵
1973年4月8日下午，我和使馆司机顾思文去内罗毕机场送外交信使。信使上飞机后，思文正准备上机场外面的免费看台等飞机起飞，突然被一名肯尼亚士兵拦住，要搜身。我见状赶上前去，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使馆工作人员，你无权搜身。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请去问你们的外交部。”对方称：“我在执行任务。不管是谁，接受检查后才能去看台，否则就请离开这里。”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们也是在此执行任务，是在等我国外交信使乘坐的飞机起飞。对我们搜身毫无道理，绝不能接受，我宁可不上这个看台，也不允许你搜身。”
随后，我们来到50米外的收费看台，买了票上去，等待飞机起飞。大约10分钟后，刚才那名士兵同另一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尾随而来，再次要求搜身。一名士兵的手指还扣着扳机，看到这架势，一开始我心里有点儿紧张，幸好几年前在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待过，打过枪，扔过手榴弹，心里有底。我很快镇静下来，想好了怎么应付：不刺激他们，防止擦枪走火出意外，但要和他们讲理。我拿出使馆工作证给他们看，说：“我已经说过，我们是中国使馆人员。中肯有外交关系，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对的，事情是很严重的。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也一定请你们把名字告诉我们。我要去你们外交部把问题讲清楚。”
那两个士兵开始吞吞吐吐，往后缩，手也不再扣在步枪扳机上了。我们转守为攻，肯士兵不知所措，一时形成僵局。这时，一位和我熟悉的肯尼亚内务部驻机场安全官赶到了，问明情况，便说士兵不对，要他们道歉。那两个士兵偷偷地溜了。
回到使馆，我们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表扬说这件事我们处理得当。使馆觉得，这件事情并不偶然，一段时间以来肯方对我馆采取限制措施，给我们造成不便。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容易酿成意外。
当天，使馆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情况，国内指示使馆找肯尼亚外交部交涉。对方表示歉意，承诺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还很认真，要求我们提供有关书面材料，以作为追查肇事者的依据。后来肯外交部专门给使馆发来照会，对这件事表示遗憾。
这是我第一次亲历的“外交事件”。
自负出洋相
我刚去使馆时，两国还没有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看来，要加快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应从民间开始；根据肯尼亚朋友喜欢长跑运动的特点，最好从体育交流入手。
1972年上半年，我们先邀请肯尼亚的马拉松运动员访华，在东北鞍山与我国运动员竞赛。当时中国还没有举办过国际马拉松赛，得过马拉松国际赛冠军的肯运动员在比赛中大出风头，把我们几位运动员落下一两圈。为了搞点儿“平衡”，我们便请国内派乒乓球和羽毛球队访肯。
1972年9月，中国乒乓球队来到肯尼亚，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这里访问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是乒乓名将梁丽珍。代表团访问了内罗毕、纳库鲁、基苏木三个城市。内罗毕市市长在会见中国运动员时，第一句话就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请你们像在家里一样。”
两国运动员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多次共同训练。正式比赛时，双方运动员互相照顾，我渴了，你送水；你流汗，我递毛巾。仅仅一场比赛之后，中国女选手陈兰群就和她的肯尼亚对手法蒂玛形影不离了。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精湛球艺赢得肯尼亚观众的喝彩。当地报纸说：“中国运动员的球打得神秘而不可捉摸，是绝妙无比、惊心动魄和扣人心弦的。”的确，我们有的运动员在比赛中糅进了武术动作——有时故意仰躺在地板上回球，或绕球桌快跑一圈再回来把球接过去……记得乒乓球代表团教练是我国1958年首届全运会乒乓男单冠军王传跃的弟弟王传琪。
后来，我们的男子足球队来到非洲，赢得了友谊，也出过一次洋相，好在外人并不知情。当时来的是一个得过全国冠军的省队，这次来有3场比赛。队长首先请使馆指示要赢几场，第一场中方是赢还是输？当时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非洲朋友更是如此。使馆领导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第一场还是赢一下吧，可以少赢一点儿；赢太多，主人面子上不好看。
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我们就输得一塌糊涂，第二场、第三场也输了，只是输得一场比一场少，是人家非洲朋友给客人留了面子。
时间长了，我跟肯尼亚体育界上至奥委会主席卡西奥卡下至普通运动员都成了好朋友。肯奥委会后来一直热情支持恢复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同我国体育界的领导荣高棠、李梦华、伍绍祖、何振梁、万嗣全、魏纪中等都熟悉。
记住上面提到的“内部洋相”，我意识到，谦虚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肯尼亚朋友向我祝贺，说中国伟大，第一次办奥运就拿下金牌总数第一名。我说，谢谢，但我们13亿人才得了51枚金牌，肯尼亚3 000多万人就得了5枚金牌，按人均算是中国的好几倍。而且闭幕式上给肯运动员发的马拉松赛金牌分量也非同一般。我们要向肯尼亚学习、祝贺。肯尼亚朋友开心地和我亲切拥抱。
1976年，中国歌舞团到肯尼亚访问演出，肯方负责接待的是外交部主管亚洲和大洋洲事务的一位官员。他留学美国时得过博士学位，我们都叫他“博士”。为确保演出成功，博士流的汗水不比歌舞团的演员少。他参与制订演出计划，帮忙办理旅行手续，负责安排住宿交通，起草演出广告，亲自将广告送往报社和电台。因人手不够，他把夫人也动员出来担任义务售票员。当首演开幕、人们谈笑风生步入肯雅塔会议中心大厅时，博士夫妇正紧张地验收门票，明亮的眸子里含着微笑，黝黑的脸庞上挂着汗珠……
中肯体育文化交流为两国较快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也第一次学习了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开展多种形式的外交活动。
即使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中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仍相互支持。1971年10月25日，肯尼亚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年，中国支持肯尼亚成功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酝酿建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过程中，中国主张联合国专门机构不应集中在欧美国家，明确支持把规划署总部设在肯尼亚。事后，蒙盖外长说，感谢中国，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肯尼亚的大国。我个人则有幸当了中国出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大会代表团的顾问。这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也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最美丽、最绿色的。后来，我在里面栽过一棵小树，爬过两棵大树。
中肯关系的疙瘩慢慢解开了，两国间的误解得以冰释。1974年9月，中国大使又出现在内罗毕，我也刚于几个月前从代办的译员提拔为大使的随员兼译员。
小事见真情
7年间，出于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我的足迹几乎遍及肯尼亚全国各地，从北方的图尔卡纳湖到南方的马加迪湖，从维多利亚湖畔的基苏木到印度洋之滨的马林迪，从肯尼亚山下的树顶旅馆到马赛马拉的原始村寨，耳闻目染，深深地体会到非洲人民的友好、勤劳、智慧。
肯尼亚人讲义气，重友谊，总是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宁到朋友家喝水，不在富翁家吃酒”。在民间，能够给别人帮忙是一种光荣。那儿牧区和农村邮电局不多，通信不方便。但是，你可以放心地托任何一个顺路的人带信或捎口信。如果受委托的人不能直接把信送到目的地，他会像参加接力赛一样把信传给一个人，继续往前走。谁也不会拒绝为别人提供这种帮助，谁也不会接受了委托而又漫不经心。
无论在乡间小道，还是在工厂、学校，只要说明你来自中国，迎接你的便是诚挚的微笑、亲热的“江胞”（斯瓦希里语“你好”）和紧紧的握手。有一次，我送一位生病的同事上飞机，急需买一种药品，但带的钱不够。机场小卖部的服务员知道后，马上拉住我：“没关系，药先拿走。钱，下次见面再说。”还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在野外抛锚了，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真急死人。几个路过的肯尼亚司机都主动停下车来帮着修理。几个步行的青年人也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推推车。他们知道，人一推，发动机兴许就能顺势发动起来。
一天上午，我去内罗毕大街一家小百货商店买文具。一位素不相识的售货员突然叫住我，指着我的手臂说：“怎么不治一下你胳膊上的汗斑呢？很容易呀，用半熟的木瓜汁涂几次就会好。”原来，我在广州军区牛田洋农场劳动时，可能由于不适应水土，身上长了不少汗斑，一直没有想到要治疗。想不到在异国他乡得到了肯尼亚朋友的关心。
小伙子向我仔细介绍了治汗斑的方法，并表示要把他家的木瓜摘几个送我。他的热情友好让我深受感动。我告诉他，我办公室门口长着木瓜树，就不用麻烦他了。告别时，小伙子用真诚的目光望着我，像是说：“可要相信我，照我的话试试呀！”
我相信他，照他说的做了。没出两个星期，身上的汗斑果然消失了。我去向他道谢，他抚摸着我的手臂，满意地笑了，显得比我还要高兴。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每次去买东西，都同他聊几句，他也抽空问一点儿关于中国的事。我们彼此从没有相互通报姓名——他满足于知道我来自中国，我满足于知道他是肯尼亚人。回国后，我把这件事讲给亲人听，他们也没问那个年轻售货员的姓名，但却记住了那个遥远而又亲切的国家——肯尼亚。
这些都是小事，却常常使我想起杜甫对春雨的描绘：“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可不是么，正是这许许多多“区区小事”在静静地培育着我们的友情。
在肯尼亚的几年里，我慢慢地体会到外交工作的真谛。中肯两国有不同之处，但相同的地方更多。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似的历史、相连的命运。我们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都致力于让老百姓逐步过上幸福生活。这就构成了我们友好关系的基础和互利合作的动力。
经历是人生的财富。肯尼亚7年岁月使我在平凡、琐碎的工作中慢慢走向成熟，也享受为祖国外交事业奉献的快乐。
人生的第一次总是难忘。肯尼亚的经历让我养成了非洲情结。非洲朋友总让我觉得特别亲切。我担任外交部发言人、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时，去过非洲很多次。
2005年6月，肯尼亚外长姆瓦奎雷来北京访问。除会谈、宴请外，我特意陪他游览长城。这是我任外长期间唯一一次陪外国外长登长城。
2006年4月，我陪同胡锦涛主席访问肯尼亚，惊喜地听内罗毕孔子学院的学生在胡主席带领下用中文齐唱中国民歌《茉莉花》。这所学院是中国设在非洲的第一家孔子学院。
我最近一次去肯尼亚是在2007年底。我去看了我住过的房间、栽的树……驻肯尼亚大使张明告诉我，他时常要工作到半夜。我开玩笑说，这说明我们那时工作比你们效率高。其实，我能理解他所担当的重任。中肯合作内容越来越丰富，两国的外交官当然会更加忙碌。
张明大使送我一件特殊的礼物——我在肯尼亚7年经常乘坐和驾驶的那辆汽车的旧车牌，不知道使馆同志是怎么翻箱倒柜给找出来的。睹物生情，我很感慨，肯尼亚是把我培养成外交官的温暖摇篮。
第十九章 联合国：文山会海，明争暗斗
有位小品演员曾调侃道：许多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来开会的，大会、小会、总结会，会山会海，是会会到位，一直开到人生最后一个会，躺着也得列席！不容易啊！
这段话勾起了我多年来对联合国这一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特殊的感情。我在联合国大厦不知参加过多少会、主持过多少会。参与多边外交是我外交生涯的组成部分。
问题不少，作用不小
1993年3月，我离开北京到纽约，出任中国第6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我以前没有担任过这么重要的职务，心里有些不踏实。外交部和常驻团的一些同事也有些怀疑：李肇星长期在非洲常驻、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能胜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吗？
赴任前，我一一登门向5位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请教。
新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曾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领袖，当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他嘱咐我，工作要抓住台湾问题等重点。他夫人何理良同志提醒我要重视对外宣传，我永远记得做副司长时第一次对外介绍国际形势是在广州市委党校，就是她热心推荐并陪同我去的。
第二位是山东老乡陈楚大使，他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的总编，曾任驻日本大使、中央外办主任。他谦虚地说：“你去联合国有优势，英语好，比我强。”我诚恳地说：“反正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不懂外语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听会和发言；讲点儿外语有时容易挑剔翻译的毛病而忽略本职。”陈大使笑称：“小老乡还学过辩证法呀！”
第三位是凌青大使，伟大爱国者林则徐的后代，在延安时代曾任毛主席的译员，曾出任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他忠告我：特命全权大使实际上授权有限，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四位是李鹿野大使，多边外交大家，长期担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对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贡献卓著。他向我全面介绍了联合国的历史、现况和发展趋势。
第五位是李道豫大使，年轻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曾任国际司司长和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副代表，是文艺型外交家，离任后一直担任外交部老干部合唱团团长。他给我讲了眼下要处理的几件多边外交大事。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再加上“二战”战胜国的地位、综合实力和潜力，理所当然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50年11月，新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伍修权同志在安理会上发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此后21年，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一直窃据联合国席位。美国霸道无理，一直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据说，毛主席曾生气地说：进联合国干什么，美国不让我进，让我进我还不进呢。我们自己就是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纠正了一大历史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说，这是向全世界宣告，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联合国讲坛扬眉吐气了。
此前，针对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毛主席说，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2758号决议通过后，毛主席高兴地指示外交部：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要派团去开会。
这一年11月，我们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次派团出席联大。当风度翩翩的乔冠华团长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中国将在联合国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管，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蛮横做法。他的话说到了发展中国家心坎上。此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事务，美苏之争常使联合国无所作为。现在中国来了，人们希望中国能给联合国带来新气象。乔冠华发言后，几十位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团长排起长队，同他握手。
联合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机构复杂，议题繁多，文牍主义盛行，清谈成风，不免有些劳民伤财。用乔冠华的话说，联合国文山会海，会太长、太不定时，有的成了马拉松式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联合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是我国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重要阵地，是广交朋友的难得场所。外交也是事在人为，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做，怎么用好这个舞台。
在联合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实践中摸索，注意对原则问题旗帜鲜明，对具体问题表态适度，注意平等待人，依靠发展中国家，争取在中国外交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扬长避短，不断开创新局面，为祖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服务。
我们利用在联合国事务中美国有求于中国的一面比较明显的特点，巧妙运筹，推动美国在我关切的问题上表现好点儿。1994年，美国想推动安理会，授权向海地派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有一天，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找到我说，美重视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以及在海地问题上的立场，希望中国支持美有关解决海地问题的设想。为了打动我，她主动谈及台湾问题，表示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有些会员国鼓噪台“重返”联合国。
奥尔布赖特大使的话不无做交易的味道，但我还是给予积极回应，因为在海地问题上我们恰好持相似立场。后来我由何亚非参赞陪同搭乘美总统专机去海地看望联合国首批维和部队。
有一次回国述职，我到中南海向江泽民主席汇报工作。准备告辞时，江主席指着我身上的衬衫问：“肇星，这种衬衫在纽约卖多少美元一件？”我从不去商店，不知道行情，只好如实回答：“对不起，江主席，我不知道。”江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肇星啊，当大使，不仅要懂外交、政治，也要了解经济情况。”我虚心接受了江主席的批评。回纽约后要求常驻团加强经济调研，自己也破天荒地两次去超市看看，并在小本上记下一些服装的零售价。第二年回国，我又去见江主席，可惜这回他没问衣服的价格，而是问别的事情了。
过了几年，我到美国当大使，便特别关注美国经济了，专门让使馆研究室写过《美国经济200年》等文章报告国内。
在联合国，我发现一个怪现象：有的问题讨论了几十年也没有结果，像中东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没完没了；世界上有一种人不怕会失业，就是外交官。一位美国同行挖苦联合国说，在这里外交官不用干很多实事，就能打发很多时间。
我对同事开玩笑说，不来联合国不知道自己官儿小。在联合国开会，不小心撞到一个人，抬头一看，这不是某某总统吗？刚打完招呼往前走，又不小心撞到一个人，这不是某某总理吗？我由此想到一位退役山东老乡上将的顺口溜：官大官小，总有烦恼；身心健康、为民服务，才真正美好。
开会迟到，听会睡觉
安理会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联合国内，只有安理会和管会费的第五委员会的决议才有强制性。
《联合国宪章》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它由联合国15个会员国组成（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只有11个成员国，当时联合国只有51个会员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定期选举联合国其他10个会员国为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选举时考虑会员国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的贡献，并考虑各大洲平衡分配。安理会会议一般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如安理会主席认为必要，或经联合国大会、秘书长或任何理事国请求，可随时开会。
我在的1994年安理会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每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磋商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了至少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
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对记者和专家开放的会、闭门会、绝密会……更数不胜数。这还没提宴会、酒会、茶会，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6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参加内部当日工作总结会。我“晋升”为爷爷后，有一次3岁的孙女佳馨听妈妈说她姥爷阎维文要去“开会”，她天真好学地问：“爷爷，什么叫开会？”我一时语塞，甚感惭愧。我开了那么多会，却说不清“开会”的定义。还是她妈晶晶聪明，帮我解围，说：别问了，快吃饭。开会就是两个人以上在一块儿说话，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有的会开完要投票。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沟通、讨价还价，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个多年形成的习惯：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上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第一排位子空着，就被视为弃权缺席。据说这与朝鲜战争有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操纵下，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授权组成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当时苏联代表不在，没有否决上述决议，让美国钻了空子。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１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为安理会贡献的‘李氏铃’搬到这间小屋吧！”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１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故作严肃状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中澳外长的谈话超时1分半才结束。我匆匆与荷外长握手，肩并肩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外长仍不依不饶：“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1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如一个字母相同，再按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风光一两次。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标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乏味，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他祝贺的那位大使还没有发言。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让气氛热烈一点儿。”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热点问题上会有不少共识，有分歧也会高调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常的作用极为重要，在非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外广大国家心目中却恰恰暴露出国际秩序不太公平。五常年年月月有代表待在安理会，也不太把这当回事。会外国家却很羡慕，个别国家甚至忌妒。据说中东某国等了几十年才头一次被选进安理会，便百里挑一，找了位正部级官员去当两年大使，并通过广播向全国介绍这位大使的履历，说他是位优秀公民、杰出公务员，曾任镇长、市长、省长、议员等等。一般只有名人谢世才如此介绍，他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从头听，越听越害怕，以为出意外事故了，赶快打电话问，才知道，原来是重大喜事！还有一个大洋洲国家，争了若干年才当了两年非常任理事国。它的大使，我的好朋友，离任时告诉我：来的时候很兴奋、幸福，走的时候发现，国际秩序不合理，安理会的秩序也不合理，五常，尤其是超级大国太厉害。我是陪五常来休闲了两年啊。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她是教授出身，早就会用电脑写书。但英国大使说他年纪太大，不想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是著名作家梅里美的侄子，爱好广泛，他表示，他有空得打马球，没时间学。我在当时五常大使中最年轻，资历最浅，最后发言：“就发扬民主吧，我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那么好的一个建议没能通过，我至今没有学会电脑打字。
既是讲台，也是舞台
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年举行一届，9月至12月集中举行常会，其后的特别会议则根据需要而定，但必须在下届大会开幕前闭幕。特别会议应由秘书长经安理会或联合国会员国过半数的请求召集。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可派代表参加大会。每个国家不论贫富、不分大小，都有一票表决权。有关重要问题的决定，如关于和平与安全、接纳新会员国和预算事项的决定，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其他问题以简单多数决定。
联合国大会的辩论有时间限制。讲台上有个计时器，快到时间时灯就会亮，提醒发言者尽快结束发言。开会比较随意，听众可以随时出入。比较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或比较独特的人发言时，听众会多一些。
以演说天才而著称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发言，曾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件盛事。他常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霸权主义，并列举具体事例证明自己的观点，讲话时间常远远超过规定。计时器响了，他也不理睬，大家也特别愿意听，因为他说别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每当这个时候，美国外交官会走出会场，以示不满，而更多的人会挤进会场。
有一次，卡斯特罗登台讲话，一上去就掏出手帕，盖住讲台上的计时器。大家一看都乐了，今天卡斯特罗又要长篇大论了，等着看好戏吧。出人意料的是，时间一到，卡斯特罗的演讲结束。大家又失望又高兴，以热烈掌声欢迎他罕见的简短演讲。
我国领导人上台演讲时一般都准时。外交部在准备演讲稿时，有时会找个与领导人语速差不多的礼宾官提前试一下，适当调整演讲稿的篇幅。
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毛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并庄严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
外长一般都出席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003 年9月23至28日，我第一次率团出席第58届联大会议，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安理会外长会议、同安南秘书长与五常外长会晤，并参加77国集团加中国会议、与多国领导人和外长交流，会见纽约知名人士，共参加49场多、双边活动。
我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想起在常驻联合国代表任上含泪读过的一个故事。1970年北京医院院长吴桓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为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治病，他说：“陈老总，您放心，我一定能治好您的病。我等着您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出席联大会议，像在上海那样，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作大报告的日子！”可惜这一天没有到来，我却有幸沿着前辈搭建的台阶登上了联合国讲台。
那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我举行了一场招待会。联合国一位山东临沂籍雇员对我说：“真过瘾，第一次在联合国听到这么纯正的家乡话。”我不明白这位老乡是在表扬还是在批评我山东口音重，就笑着说：孔子、孟子等等都是咱老乡，我受他们的口音影响多年，改也难。好在联合国只大而化之地规定中文是工作语言之一，没有明确说不能讲“山普”——山东普通话。
会费多少，按规矩办
联合国是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运转全靠会员国缴纳的会费维持。会费包括经常性预算、维和费用和国际法庭费用，由会员国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分摊。分摊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一些影响支付能力的因素确定，对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还会打一定比例的折扣。会费每三年重新审议一次，由会员国充分讨论和协商，经大会审议决定。从2001年起，会员国的会费上限为22％，下限为0.001％。
大多数会员国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富翁、唯一超级大国，经常拖欠会费，大家都有意见。但美国会钻《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的空子。《宪章》第四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会费总数时，即丧失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美国会在快到上述期限时补交一点儿钱，保住它的投票权。
一天，我在安理会休息厅准备下一场会。一位职衔为三等秘书的同事向我报告，刚才在走廊里听到一位日本年轻外交官在煽动说：“安理会早就该改革了，有的国家缴的会费比日本少得多，但享受的权利比日本多得多，有否决权，有使用本国语言的权利（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我们日本出了那么多钱，讲日文还得自己找翻译。”
我听后生气了：“你堂堂的三秘，不应该跑来把问题交给大使。三秘在国内相当于镇长、乡长或者部委里的科长了，要管多少事？领导多少人？你该当场告诉那日本人，联合国不是银行家俱乐部，不是企业董事会，不是按钱数分配权利。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无辜死难者的遗体上建立起来的，是为了警告和惩罚那些侵略者，防止他们再度发动侵略战争。你还应问问那个日本人，是谁让他在这里胡说八道的？是他们大使允许的，还是外务省授权的？你快跑回去找那个日本人说理。”
这位年轻同事回去狠狠数落了那个日本小伙子，对方吓得哆哆嗦嗦，说他知道错了，千万别告诉他的领导。
1993年我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时，中国缴纳的会费占联合国会费的0.94%。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向联合国缴的会费一度达到5.5%。后来根据小平同志要实事求是的指示，该交多少就交多少。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比例降为1.62%。随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等变化，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会费有所增加。
有一次，朱镕基总理开玩笑地问我：怎么回事？联合国会费怎么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中央不在香港收一分钱的税，香港的GDP怎么也算在中央头上？我解释说，联合国只认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所以找中国中央政府要钱。收不收税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联合国管不着……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了，中国交的会费会更多。朱总理笑了。
中国经济发展快，差不多每次调整会费，中国都要增加。2009年第64届联大批准了2010年到2012年会员国会费分摊的比例，中国的会费又有较大增长，光是正常预算部分就从2.667%增加到3.189%，还要另加维和费用和其他费用。
台湾二字，重如千钧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是中国外交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国外交官讨论别的问题也许可以打盹儿，对台湾问题一刻也不能懈怠。
可能是我这根弦绷得太紧了，有一次我对部下发了脾气。一天，我在距联合国总部大楼不远的街上步行准备去开会。代表团一位年轻随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刚才有个陌生人向他散发材料，鼓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我对这位年轻人的政治敏感性不强有点儿不满：“外交授权有限，及时请示汇报是对的，但也要看什么问题。你看到有人散发鼓吹‘台独’的材料还要先汇报？你当场就应驳斥那人！快跑回去看那散发材料的家伙还在不在……”
20世纪90年代初，李登辉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大搞“台独”分裂活动，形势严峻。台湾当局似乎忘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1971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警告：“让我们现实地记住这一点：中华民国一旦被驱逐，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会员国——不管以什么名字或称呼——被重新接纳到联合国的可能性将会几乎等于零，因为根据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否决主张接纳它的任何建议。”
从1992年起，台湾当局开始策划“重返”联合国。那一年，它唆使拉丁美洲9个“邦交国”的总统或外长在第4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为“重返”说项。头一年他们只是嘴上说说，1993年就动真格的了。在“台独”势力重金拉拢下，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等7国在第48届联大上提出所谓台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要求联大成立特设委员会，“根据分裂国家在联合国平行代表模式审议台湾‘中华民国’的特殊情况”。
根据指示，我和代表团的同事们沉着应战，有步骤地反击。我们把目标定在联大总务委员会，让上述提案压根儿过不了总务委员会这一关，因为根据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提交大会的议题须先在总务委员会获得通过。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我的名义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作为联大正式文件散发。我在函中愤怒揭露台“银弹外交”分裂祖国的图谋，并指出中美洲7国提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大有关决议。我当面和加利秘书长谈了这件事。加利承诺，联合国及其秘书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联合国与台湾当局没有任何联系。
外事无小事，外事有重点。我注意做常任理事国的工作。奥尔布赖特说，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俄罗斯常驻代表称，俄“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中国的立场；英、法也都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仔细向即将出任第48届联大主席兼总务委员会主席的圭亚那常驻代表尹萨纳利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尹萨纳利说，发展中国家情同手足，他会像办自己的事一样办好这事，愿与中国代表团密切配合，将7国提案掐掉在萌芽状态。
我和同事们还注意做联大总务委员会成员、7个提案国和其他一些影响大的国家的工作。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要求联合国秘书处采取措施，决不让“台独”分子混入联合国总部。
我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发言说，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提什么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都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9月24日，第48届联大总务委员会开会，决定不将“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
我在联合国期间，台湾“邦交国”搞了两次提案。从1995年我奉调回国到2005年，台当局一直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但年年遭到惨败。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牵动中国外交的神经中枢。中国外交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绷紧着这根弦。在联合国守好阵地，是涉台外交斗争的重要一环。
我离开联合国快20年了，但旅途中仍习惯地随身携带《联合国宪章》，仍关心“国际大家庭”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和平之光和民主之光并未照亮每个角落，不公道、动荡、贫困、恐怖、艾滋病还在蔓延……世界期待各种信仰、各种肤色的人携手迈入更合理、更富足的明天，期待联合国多做好事、实事。
第二十四章 书到用时方恨少
知识就是力量。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在加深。书到用时方恨少，越感到学习的必要。
“半瓶醋”也救急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时，我正在北大写毕业论文，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和我自己的人生路有何联系。这年7月，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先是安排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翻译班学习，没多久，领导找我谈话，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法建交是件大事，预示着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现在就要为此培养一批能说英、法这两种联合国主要工作语言的干部。就这样，我和应谦、庄伟刚同学被选派到了法语专修班。
我们三人大学本科都没学过法文，学校却派了一位不懂中文、不讲英文的法文老师教我们三人。她叫戴高乐，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一个远房侄女。她上课没有教材，第一节课就通过翻译告诫我们，从下一个小时起，她再也不想听到我们讲中文或英文，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熄灯都必须也只能说法文，而且她和我们之间再也不会出现翻译。她休息时，一位比利时先生和两位中国女老师分别辅导我们。国家为培养我们仨可费了心了。
戴高乐小姐把我们当作小孩，像教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教我们听法文、说法文。我们都20来岁了，开始觉得不好意思，后来发现这样学得快。3个月后，戴高乐小姐逼着我们陪她参观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让我们轮流用法文给她作介绍。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增加写作练习，她一丝不苟地为我们修改作文。一年的学习快结束了，我们进步很快。原计划当年9月去瑞士或法国深造，可1966年5月16日开始了“文化大革命”，6月学校停了课。我学习法文告一个段落。当时想，留不了学，自然也就去不了联合国，法文算是白学了，老师们苦也是白吃了。没想到，若干年后，我学的那点儿法文多次派上用场，20多年后真去了联合国。
1970年，我去非洲的肯尼亚工作。扎伊尔、多哥、马里等国的大使来拜会我们的临时代办，都由我凑合着用法文来翻译。同事们开玩笑说，我在使馆一个人当两种语言的翻译，应该发双份工资。
1982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不久的吴学谦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几内亚、赞比亚、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出差。我作为新闻司外国记者处副处长随同访问，为会谈会见写新闻稿，向中外记者吹风。
这次我那点儿法文又发挥了作用。有一场计划外的临时活动需要用法文，吴外长说：“我的法文不大够用，肇星，你学过法文吗？”我回答：“学了不到一年。”他马上说：“那就由你来当翻译，有些词我可以帮忙。”就这样，我靠“半瓶醋”——可能仅五分之一瓶法文给外长当了翻译，对付下来了。
在访问另一个国家的一次会谈中，一位第一次任外长英文翻译的小伙子不知道当年在南部非洲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种族隔离”。吴外长说：“这个词不宜用别的词替代。肇星，你在非洲多年，这段话你来翻译，下一段他接着来。”这样我又给外长当了一回英文翻译。
吴外长可能因为这两次翻译对我有了点儿印象。一天晚上他找我聊天，亲切地鼓励我：“能用两门外语，好。有几年在非洲工作的经历也好，就像在国内有机会到艰苦地区锻炼几年一样。”
那天吴外长兴致很高，谆谆教诲我：“一个人、一个国家千万别忘本，别忘记朋友对自己的帮助；要平等待人，不要染上嫌贫爱富的毛病。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要团结，要相互学习。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要真正记住个人很渺小，伟大的是我们共同的祖国、共同的党中央、共同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做人做官、内政外交都有相通之处。”
我跟吴外长提起我30岁时在肯尼亚外长办公室看到的一个座右铭：“永远不摆架子，架子是扔在地上也没人捡的东西。”他听后开怀大笑，连声说“好”。吴外长的教诲让我一生受用无穷。
读书少，我就按孔子说的“每事问”来弥补。我什么都想问。记得陪胡锦涛主席访问波兰时，我“钻空子”抢问当年踢过足球的波兰总统如何提高中国男足的水平，总统对胡主席笑着说：不难，就是要刻苦训练和加强配合。经请示两位元首，我把这段谈话发挥一下，用笔名写了篇短文，发表在《中国体育报》头版，稿酬给了云南红河州一所大山里的希望小学，可能够买两双运动鞋。
词源学挺管用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有幸碰上英共产党员克鲁克老师。他讲课生动有趣，说有两条船在海上相遇，其中一条船的船长傲慢，打出旗语说：“没有谁比我们强。”（We are next to none.）另一条船的船长不紧不慢地用旗语回应道：“我们就是那个‘没有谁’。”（We are the none.）
克鲁克讲的词源学课尤其令我着迷。他说，人类创造了文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不是随便来的，就如同父母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都是有含义的。他问全班同学，谁知道学校（school）这个词的来源？见大家都摇头，克鲁克娓娓道来：“学校”这个词最早是从法国传到英国的，但这个词的老家并非法国，而是希腊。古希腊的孩子上学和旧中国的孩子上私塾一样，老师看谁不听话，就用板子（戒尺）打学生的手心。古希腊文中，那块木板就叫“school”。
克鲁克教的词源学激发了我一生对学习语言文字的兴趣。不管人家是否会被问得不好意思，也不管是否有什么用处，我和一个人认识后，总会找机会问他名字的含义。至于不熟悉的地名，我也会向当地人打听其来历以及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几十年来，我乐此不疲，国内国外莫不如此，并从中了解到当地一些民俗风情和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有时还为外交谈话提供了素材。
2004年1月，我去非洲的科摩罗访问，在飞机上从同行的非洲司同事那里得知，“科摩罗”在当地语言中是月亮的意思。到了之后，科方对我们很热情，总统为我举行欢迎宴会，全体内阁部长出席。宴会上，埃尔–阿明外长致祝酒词。他说：“中非关系密切，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援助，平均每4个非洲人就有一人被中国大夫救过命或治过病。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帮我们修建了首都最好的公路，农业技术人员帮我们提高了粮食的产量。中国是最早承认科独立并与科建交的国家之一。我们是好朋友、好兄弟。”
听到这么一大堆好话，我蛮舒服。随后，埃尔－阿明话锋一转，开起了玩笑：“当然啦，中国朋友也不是一点儿缺点没有，我们对中国朋友也不是一点儿意见没有。唯一的意见是，不久前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遨游太空，可他为什么不带上一个科摩罗兄弟一起上天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好事却忘记了非洲朋友呢？我们有意见。希望中国朋友记住，我们愿与中国朋友一道，不仅在地面上共同发展，也愿在太空中加强合作。下次中国发射宇宙飞船，请一定不要忘了科摩罗。”这段话引起哄堂大笑。
我在答谢时先讲足关于中非友好的正确套话，然后认真地说：“刚才外长阁下的意见提得很好，我将带回首都，向中国航天部门反映。但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一直羡慕科摩罗朋友，因为你们世世代代就住在美丽的月亮（科摩罗）上，中国人到了21世纪才遨游太空，比科摩罗落后多了，你们干吗要羡慕我们？倒是有一件事情，我想问问外长。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个名叫嫦娥的姑娘，聪明善良，优点很多，唯一的缺点是不听丈夫的话，偷吃了丈夫没完全做好的仙药，只能升天，不能返回。她偷偷离开家乡，去了美丽的‘科摩罗’。如果科摩罗朋友知道她在哪里，请给她办个护照，让她回家乡看看，她离家太久太久了。”在场的科摩罗朋友听后心领神会，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访问也门，别人告诉我“也门”一词在古阿拉伯半岛方言中的意思是幸福、吉祥、快乐等词的结合。在为我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我在致祝酒词时最后说：“祝也门朋友‘也门’！”全场一片笑声。
2005年我访问以色列时，了解到以色列外长的名字沙洛姆（Shalom）是从希伯来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和平、安宁，就在同他会谈和对国会议员演讲时祝愿中东各民族能够实现“沙洛姆”，并表示愿和沙洛姆外长一起为各国人民的“沙洛姆”而努力。说者有心，听者有意，气氛一下子欢快起来。
“不知者”会露怯
我曾出乎意料地当过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会长，和老同学、莎学专家郑土生一起编过由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有人说我能背多少多少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太夸张了。我上大学时背了不少，工作后已经“还”给老师了。
因为莎士比亚的诗，我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露过怯。有一次，外交部欧洲司为江泽民主席会见外宾准备了一份谈话参考要点。这份“谈参”引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我审批并签字后，呈送江主席参考。
晚上10点多，我家电话响了，是江主席亲自打的：“肇星，你们上呈的‘谈参’写得很好。我就想问一下，莎士比亚是在哪里说的‘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这么晚了，你不必帮我查原文。我这里有莎士比亚全集，你就告诉我是第几首诗就行了，我自己去查。”我知道莎士比亚一生写了154首十四行诗，但不记得这句话出自哪一首。没办法，我只好说：“对不起，江主席，我不知道。”
放下电话，我立即问欧洲司司长，他也不知道。我又赶紧找翻译室主任张援远帮忙，他找到莎学泰斗、原驻英国参赞裘克安。裘老说，“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这句话应该出自莎翁的第107首十四行诗。欧洲司也很快传来消息，结论同样是第107首。
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我给江主席办公室打电话，问江主席休息了没有。秘书说：没有，还在看你们外交部的材料。我赶紧向江主席报告结果，江主席高兴了，说：“外交部不错，查东西还挺快。”我很惭愧地接受了江主席这一“表扬”。
在此后的一次部务会上，我告诫自己和同事，作为下级，我们再也不要向领导报送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材料；要像江主席那样学而不厌，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听说，周恩来总理批评过类似的事儿。有一年，他去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当地领导汇报说，这是世界大江大河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周总理问，哪座是第二长？当地领导说不知道。周总理说，不知道第二怎么知道自己是第一呢？
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工作中，回答领导问题和做学问有点儿类似于开百货商店。店里即便有一千种、一万种货，也有顾客想买而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得尽量多准备一些。向领导汇报，准备一百句，汇报时能用上十句八句就不错了，关键是要经得起追问。
上世纪80年代，一位领导人访问非洲，我随团担任新闻官。在阿尔及利亚，有天早晨我正给领导读当地报纸，驻阿大使来了。他是广东人，70来岁（那时的大使多是老革命）。他汇报说：“昨天国内通报，我们又同一个国家建交了。”领导问：“哪个国家？”老大使本来记得那个国家的名字，但突然愣是想不起来。他说：“是哪个国家我给忘了。好像叫什么瓜来着。”领导笑了：“是什么瓜？”大使说：“忘了。”领导问：“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大使答：“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老大使吓得够呛，我站在一旁替他着急。领导倒体贴老大使，说老了都爱忘事，没关系。那时候还没有退休制度。后来一查，是安提瓜和巴布达。
2000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在扬州参观时正值国际运河论坛召开。大家由运河谈及隋炀帝，不知怎么就说到“隋朝有几个皇帝”的问题。我们一位同志不假思索地说：“两个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希拉克说：“不对，隋朝有三个皇帝，最后一个是恭帝。”希拉克自有道理，隋炀帝被推翻后，有个小孩被拥立为帝，尽管实际上只是傀儡。江主席说，外交部的同志们啊，要加强学习，人家一个法国人都比我们知道得多。
有一次，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我正吃饭时，他的警卫员来找我，说温总理让我查一位英国作家的一段话，还说要是我答不上来，就算了，不用再找问别人了。我感谢领导的信任，但那次我就是答不上来。
学而知不足，干而知不足，学习永无止境。
好学者能感人
2001年4月，江泽民主席准备出访拉美。大约在出发两三个月前，他要我推荐一位西班牙语老师。原来，江主席打算在智利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我推荐了外交部拉美司司长李金章。
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江主席利用所有的周末时间学习西班牙语。金章告诉我，江主席学得非常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发音会练上十来遍。有一次，钱其琛副总理带我去汇报工作，警卫拦住我们，说：“对不起，江主席正在上课。”我们只好等着。20分钟后，江主席与“李老师”才兴致勃勃地从屋里出来。
在智利，江主席用突击学会的西班牙语就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当地一些官员还以为江主席大学学过西班牙语。当他们得知江主席是两个月前才学的，情不自禁赞叹他的勤奋，更赞叹中国领导人对拉美国家的重视——为了更好地沟通，年逾七旬的老人居然从头开始学一门外语。
江主席有一次访问英国，去拜谒马克思墓。他在那里看到“Workers of all lands，unite”，就问我，为什么这句话会译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点，我去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想过。经请教老朋友、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才知道，这是从德文“Proletarieraller Lander, vereinigteuch!”翻译而来的。
还有一次，江主席到一个东欧国家访问。抵达宾馆后，我和驻该国大使一起向江主席汇报。江主席虚心地问大使：“当地话‘你好’怎么说？”这位大使说：“我刚到这里，还不会。”江主席又问：“那‘谢谢’怎么说？”他回答说：“对不起，江主席，我学的不是这个国家的语言。”
江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和你一样，也不是学这个国家语言的。但是，既然我在这个国家访问，你在这里常驻，为了显示对当地人的尊重，起码要会说“你好”、“谢谢”、“再见”这些常用语，而不需要翻译。
江主席的话引起在场所有同志的深思。第二天，我在活动中发现，江主席能用当地语言说“你好”、“谢谢”。对方听了先是一愣，后是欣喜。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要到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姊妹高校）演讲，想在演讲中举些例子，其中会提到著名品牌Nike（耐克）。我当时是驻美大使，朱总理把我叫去，说，Nike是开音节，如果按照英文发音规则来说，后面的e应该不发音，这与大家现在的念法不一样，这是为什么？Nike到底是不是英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赶紧去了解，问了几个中国人都不知道。一家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Nike不是英文，不能按英文的发音规则来念；这是希腊文，大家平时念的是希文发音。Nike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是“胜利女神”，这也是许多运动员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我马上报告朱总理，他听后很高兴，可马上又问另一个品牌Adidas这个词重音在哪儿？什么含义？我还是答不上来，周围的同志也一样，后来才了解到，Adidas是该品牌两位创始人姓名缩写的结合。
“小学生”快乐学习
我常对外交部的年轻同事说，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是甘当小学生。要勤于和善于学习，向领导学，向群众学，向外国对手学；向成功学，向挫折学，在不同的环境向不同的人学习。
1965年9月，北京外国语学院安排正在该校进修的我随文化部代表团出国，任务是考察西欧最先进的印刷技术，特别是彩色胶印技术，为高质量地印刷毛主席画像和人民币作准备。为了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领导要我暂停上课，专门去新华印刷厂劳动一个月，并向一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专家学印刷领域的英文表述。我很用功，很快掌握了铅印、胶印、排字等方面的术语。劳动之余，我查字典、找资料，编了一本供我自己用的英汉对照印刷词典。印刷厂领导表扬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英文对照印刷词典。
1967年，我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指派，陪6位非洲“自由战士”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步兵系接受培训。为了准备给许世友等我少年时代就仰慕的教官做翻译，我在两个月内通读了《毛泽东军事文选》中、英文版。课堂上我认真翻译，晚自习时尽我所能辅导学员读毛主席的军事论文，不明白的地方第二天再一起请教教官。几个月下来，我的军事理论和英文水平有所提高。
在美国华盛顿工作的时候，我常去国会山找议员聊天。我问过不下10个议员，国会山（Capitol Hill）这名字中的Capitol是什么意思，因为英文里似乎没有这个词，而它和“首都”（capital）仅有一个字母之差。出乎我意料的是，竟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有的议员说，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直觉告诉我，他没学过词源学。也有的议员说，一定有意思，只是他不清楚，这倒是中肯的回答。
我离任辞行时，向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告别，觉得这位老太太有学问，便向她打听国会山名字的来历。她说：“我原来知道，一下子又不记得了。我的助理是词源学爱好者，我叫他过来。”之后，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男士利用送我上车的时间，耐心地向我解释：Capitol一词源自古罗马文。美国的创始人在小山丘上建起国会大厦后，觉得自己的国家太年轻，为了显示深沉，认为至少应给它取一个富有历史感的名字。他们知道古罗马是建在七座小山上的，就将古罗马文中“山”（capitoline）这个词适当简化，以capitol命名了美国国会大厦。我恍然大悟。
学外语的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由于文化差异，中国与外国的成语或典故互译比较困难。比如，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英文如何翻译？在上大学的时候问过许多人，没有得到满意的译法。工作后，我一有机会就请教英国、爱尔兰、美国等国的教授，也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后来我在美国当大使，第一次有机会观看美式足球（即橄榄球）。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雅典镇，州长陪我一起看。我又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我仔细地用英文把“事后诸葛亮”的故事和意思解释给他听，他听完大喜：美式英语中有与之对应的表述，“事后诸葛亮”可以译作“monday morning quarter back”。原来，美国橄榄球一般都是周末比赛，周一上午总结，而四分卫（quarter back）由于能看见全场队员在比赛时的表现，总是在总结会上被要求先发言，点评全体队友的优缺点。
只要有心，处处能遇上好老师。我用英文写过几首诗，想找人指教指教。有一次乘飞机去洛杉矶，发现邻座坐着一位阿肯色大学的文学教授，他热情给了我鼓励和指点。在天津，意外获悉党校好学友赵启正的妈妈在南开大学教英国文学，英文诗写得好，我又登门求教，并与她成为忘年之交。
我个人不大喜欢排比“八股”，特别是当模仿排比句成为时髦、“一是二是三是……七八是”成为风气的时候。但我老能记住两个排比句。第一个，在胶州湾畔红石崖村上初中一年级时潘明玉老师多次讲：列宁说人一生有三大任务——学习、学习、再学习。其次，在美国“政治风”和天然风都多的“风城”（Windy City）芝加哥我请教一位智库名士：在你们美国能竞争当总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他答，主要有三条：有钱、有钱、还是有钱。
我体会，学习是一种习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哪里都是教室，无论何时都有老师。笨鸟先飞是正确选择，学习是走向不笨和越来越适应工作需要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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