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讲台，也是舞台
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年举行一届，9月至12月集中举行常会，其后的特别会议则根据需要而定，但必须在下届大会开幕前闭幕。特别会议应由秘书长经安理会或联合国会员国过半数的请求召集。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可派代表参加大会。每个国家不论贫富、不分大小，都有一票表决权。有关重要问题的决定，如关于和平与安全、接纳新会员国和预算事项的决定，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其他问题以简单多数决定。
联合国大会的辩论有时间限制。讲台上有个计时器，快到时间时灯就会亮，提醒发言者尽快结束发言。开会比较随意，听众可以随时出入。比较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或比较独特的人发言时，听众会多一些。
以演说天才而著称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发言，曾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件盛事。他常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霸权主义，并列举具体事例证明自己的观点，讲话时间常远远超过规定。计时器响了，他也不理睬，大家也特别愿意听，因为他说别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每当这个时候，美国外交官会走出会场，以示不满，而更多的人会挤进会场。
有一次，卡斯特罗登台讲话，一上去就掏出手帕，盖住讲台上的计时器。大家一看都乐了，今天卡斯特罗又要长篇大论了，等着看好戏吧。出人意料的是，时间一到，卡斯特罗的演讲结束。大家又失望又高兴，以热烈掌声欢迎他罕见的简短演讲。
我国领导人上台演讲时一般都准时。外交部在准备演讲稿时，有时会找个与领导人语速差不多的礼宾官提前试一下，适当调整演讲稿的篇幅。
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毛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并庄严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
外长一般都出席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003 年9月23至28日，我第一次率团出席第58届联大会议，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安理会外长会议、同安南秘书长与五常外长会晤，并参加77国集团加中国会议、与多国领导人和外长交流，会见纽约知名人士，共参加49场多、双边活动。
我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想起在常驻联合国代表任上含泪读过的一个故事。1970年北京医院院长吴桓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为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治病，他说：“陈老总，您放心，我一定能治好您的病。我等着您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出席联大会议，像在上海那样，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作大报告的日子！”可惜这一天没有到来，我却有幸沿着前辈搭建的台阶登上了联合国讲台。
那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我举行了一场招待会。联合国一位山东临沂籍雇员对我说：“真过瘾，第一次在联合国听到这么纯正的家乡话。”我不明白这位老乡是在表扬还是在批评我山东口音重，就笑着说：孔子、孟子等等都是咱老乡，我受他们的口音影响多年，改也难。好在联合国只大而化之地规定中文是工作语言之一，没有明确说不能讲“山普”——山东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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