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字，重如千钧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是中国外交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国外交官讨论别的问题也许可以打盹儿，对台湾问题一刻也不能懈怠。
可能是我这根弦绷得太紧了，有一次我对部下发了脾气。一天，我在距联合国总部大楼不远的街上步行准备去开会。代表团一位年轻随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刚才有个陌生人向他散发材料，鼓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我对这位年轻人的政治敏感性不强有点儿不满：“外交授权有限，及时请示汇报是对的，但也要看什么问题。你看到有人散发鼓吹‘台独’的材料还要先汇报？你当场就应驳斥那人！快跑回去看那散发材料的家伙还在不在……”
20世纪90年代初，李登辉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大搞“台独”分裂活动，形势严峻。台湾当局似乎忘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1971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警告：“让我们现实地记住这一点：中华民国一旦被驱逐，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会员国——不管以什么名字或称呼——被重新接纳到联合国的可能性将会几乎等于零，因为根据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否决主张接纳它的任何建议。”
从1992年起，台湾当局开始策划“重返”联合国。那一年，它唆使拉丁美洲9个“邦交国”的总统或外长在第4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为“重返”说项。头一年他们只是嘴上说说，1993年就动真格的了。在“台独”势力重金拉拢下，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等7国在第48届联大上提出所谓台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要求联大成立特设委员会，“根据分裂国家在联合国平行代表模式审议台湾‘中华民国’的特殊情况”。
根据指示，我和代表团的同事们沉着应战，有步骤地反击。我们把目标定在联大总务委员会，让上述提案压根儿过不了总务委员会这一关，因为根据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提交大会的议题须先在总务委员会获得通过。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我的名义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作为联大正式文件散发。我在函中愤怒揭露台“银弹外交”分裂祖国的图谋，并指出中美洲7国提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大有关决议。我当面和加利秘书长谈了这件事。加利承诺，联合国及其秘书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联合国与台湾当局没有任何联系。
外事无小事，外事有重点。我注意做常任理事国的工作。奥尔布赖特说，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俄罗斯常驻代表称，俄“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中国的立场；英、法也都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仔细向即将出任第48届联大主席兼总务委员会主席的圭亚那常驻代表尹萨纳利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尹萨纳利说，发展中国家情同手足，他会像办自己的事一样办好这事，愿与中国代表团密切配合，将7国提案掐掉在萌芽状态。
我和同事们还注意做联大总务委员会成员、7个提案国和其他一些影响大的国家的工作。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要求联合国秘书处采取措施，决不让“台独”分子混入联合国总部。
我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发言说，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提什么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都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9月24日，第48届联大总务委员会开会，决定不将“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
我在联合国期间，台湾“邦交国”搞了两次提案。从1995年我奉调回国到2005年，台当局一直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但年年遭到惨败。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牵动中国外交的神经中枢。中国外交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绷紧着这根弦。在联合国守好阵地，是涉台外交斗争的重要一环。
我离开联合国快20年了，但旅途中仍习惯地随身携带《联合国宪章》，仍关心“国际大家庭”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和平之光和民主之光并未照亮每个角落，不公道、动荡、贫困、恐怖、艾滋病还在蔓延……世界期待各种信仰、各种肤色的人携手迈入更合理、更富足的明天，期待联合国多做好事、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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