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肯尼亚7年：我把青春献给了你
说起来是缘分，从1970年开始，我在肯尼亚工作了7个年头，把平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留在了非洲，把自己最朴实的一份感情、最烂漫的一份劳动献给了中非友谊。我总是对朋友说，对非洲的感情溶入了我的血液里。非洲是美丽的，黑色是美丽的，中非友谊是美丽的。
肯尼亚是我外交生涯的一个起点。在那里，我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悟到的，都是财富。它丰富了我的阅历，磨炼了我的意志。
“红卫兵”添乱
中国于1963年12月14日与肯尼亚建交。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较好，可是很快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文革”开始后不久，红卫兵对肯尼亚一位驻华外交官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直接原因之一是，这位外交官在一个雨天开车外出，在长安街上溅了几个红卫兵一身水。当被拦下盘问时，他谎称自己是另一个国家的外交官。红卫兵“小将”警惕性很高，最后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后，要他赔礼道歉，并威胁要给他戴“高帽子”（“文革”时批斗人的一种方式）。还有个原因是，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向当地群众散发过《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军事文选》。肯尼亚政府认为，这是干涉其内政。
为了表示对中方的不满，肯尼亚决定召回驻华大使，也不让在国内参加“文革”并被“批斗”的中国驻肯大使王雨田返回使馆工作。1967年10月，肯尼亚撤回其驻华使馆人员，并宣布中国驻肯使馆随员张宗绪为“不受欢迎的人”，还对中国驻肯使馆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不让发放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像章，特别是不准散发《毛泽东军事文选》，使馆新闻橱窗还几次被砸。1969年，肯政府宣布禁止毛主席著作在肯发行。
同年3月，肯尼亚单方面宣布将两国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要求外交部冷静处理，并指示外交部派人在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上找到正准备回国的肯尼亚大使谈话，尽量把这件事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005年6月，我在北京接待了肯尼亚外长姆瓦奎雷。他访华前对中国驻肯大使郭崇立说，他在学生时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为了能读到毛主席著作曾私下到中国驻肯使馆索取。政府有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下令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中国使馆。
经过60年代那段不正常时期，中国开始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国际上更加注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这一背景下，中肯关系逐步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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