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书到用时方恨少
知识就是力量。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在加深。书到用时方恨少，越感到学习的必要。
“半瓶醋”也救急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时，我正在北大写毕业论文，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和我自己的人生路有何联系。这年7月，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先是安排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翻译班学习，没多久，领导找我谈话，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法建交是件大事，预示着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现在就要为此培养一批能说英、法这两种联合国主要工作语言的干部。就这样，我和应谦、庄伟刚同学被选派到了法语专修班。
我们三人大学本科都没学过法文，学校却派了一位不懂中文、不讲英文的法文老师教我们三人。她叫戴高乐，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一个远房侄女。她上课没有教材，第一节课就通过翻译告诫我们，从下一个小时起，她再也不想听到我们讲中文或英文，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熄灯都必须也只能说法文，而且她和我们之间再也不会出现翻译。她休息时，一位比利时先生和两位中国女老师分别辅导我们。国家为培养我们仨可费了心了。
戴高乐小姐把我们当作小孩，像教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教我们听法文、说法文。我们都20来岁了，开始觉得不好意思，后来发现这样学得快。3个月后，戴高乐小姐逼着我们陪她参观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让我们轮流用法文给她作介绍。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增加写作练习，她一丝不苟地为我们修改作文。一年的学习快结束了，我们进步很快。原计划当年9月去瑞士或法国深造，可1966年5月16日开始了“文化大革命”，6月学校停了课。我学习法文告一个段落。当时想，留不了学，自然也就去不了联合国，法文算是白学了，老师们苦也是白吃了。没想到，若干年后，我学的那点儿法文多次派上用场，20多年后真去了联合国。
1970年，我去非洲的肯尼亚工作。扎伊尔、多哥、马里等国的大使来拜会我们的临时代办，都由我凑合着用法文来翻译。同事们开玩笑说，我在使馆一个人当两种语言的翻译，应该发双份工资。
1982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不久的吴学谦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几内亚、赞比亚、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出差。我作为新闻司外国记者处副处长随同访问，为会谈会见写新闻稿，向中外记者吹风。
这次我那点儿法文又发挥了作用。有一场计划外的临时活动需要用法文，吴外长说：“我的法文不大够用，肇星，你学过法文吗？”我回答：“学了不到一年。”他马上说：“那就由你来当翻译，有些词我可以帮忙。”就这样，我靠“半瓶醋”——可能仅五分之一瓶法文给外长当了翻译，对付下来了。
在访问另一个国家的一次会谈中，一位第一次任外长英文翻译的小伙子不知道当年在南部非洲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种族隔离”。吴外长说：“这个词不宜用别的词替代。肇星，你在非洲多年，这段话你来翻译，下一段他接着来。”这样我又给外长当了一回英文翻译。
吴外长可能因为这两次翻译对我有了点儿印象。一天晚上他找我聊天，亲切地鼓励我：“能用两门外语，好。有几年在非洲工作的经历也好，就像在国内有机会到艰苦地区锻炼几年一样。”
那天吴外长兴致很高，谆谆教诲我：“一个人、一个国家千万别忘本，别忘记朋友对自己的帮助；要平等待人，不要染上嫌贫爱富的毛病。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要团结，要相互学习。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要真正记住个人很渺小，伟大的是我们共同的祖国、共同的党中央、共同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做人做官、内政外交都有相通之处。”
我跟吴外长提起我30岁时在肯尼亚外长办公室看到的一个座右铭：“永远不摆架子，架子是扔在地上也没人捡的东西。”他听后开怀大笑，连声说“好”。吴外长的教诲让我一生受用无穷。
读书少，我就按孔子说的“每事问”来弥补。我什么都想问。记得陪胡锦涛主席访问波兰时，我“钻空子”抢问当年踢过足球的波兰总统如何提高中国男足的水平，总统对胡主席笑着说：不难，就是要刻苦训练和加强配合。经请示两位元首，我把这段谈话发挥一下，用笔名写了篇短文，发表在《中国体育报》头版，稿酬给了云南红河州一所大山里的希望小学，可能够买两双运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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