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作为人口最多、资源相对不足、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前途影响深远。在进入21世纪的历史门槛，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却进一步凸显出来，对此如不认真加以解决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2003年春，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以始料未及的方式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严肃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身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发展、丰富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1.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人类生成繁衍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力求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直强调要有长远眼光，为子孙后代着想，反对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利“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定期开禁的法令。春秋时在齐国为相的管仲，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反对过度采伐。战国时期的荀子也主张把自然资源的保护纳入治国安邦之策，特别注意遵从生态系统的季节规律，重视自然资源的持续保存和永续利用。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提出的“驾驭自然，做自然主人”的机械论思想开始影响全球。人们放纵地把自然环境同人类社会，把客观世界同主观世界形而上学地分割开来，而没有意识到人类同环境之间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
经过资本主义的掠夺与扩张，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世人才开始震惊地认识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不断地在全球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传统的“增长第一战略”来发展本国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大力推行工业化，以谋求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传统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虽然使许多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较快增长，但却暴露了一系列严重的弊端。由于它是以人主宰自然为指导思想，以资源的大量消耗浪费来换取经济的繁荣，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
传统发展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发展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当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研究小组（罗马俱乐部）完成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也指出：经济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在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在实际行动上必须高度负责，切实解决。否则，人类社会就难以避免在严重困境中越陷越深，为摆脱困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
中国对于发展方式问题的关注，伴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深化。
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一次明确规定“环境保护机构统一组织全国环境监测”。为搞好环境监测工作，1980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决定每年要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报告。在此基础上，1981年8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全国环境监测工作，建立了环境监测报告制度。1983年7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了《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进一步细化了监测工作。1984年10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在总结环境监测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化”奋斗目标：“监测站点网络化、采样布点规范化、分析方法标准化、数据处理计算机化、质量保证系统化”。这为更科学地搜集数据，进行环境评估打下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这些措施的制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各地在实际贯彻过程中也不断摸索出一些关于保护环境的经验和做法。尤为值得一提的、较有特色的环境保护经验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贵州毕节地区的超前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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