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辉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纪实》

 

【基本信息】

作者：柳建辉 等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通俗党史读物，用纪实的手法、通俗化的笔调、图文并茂的形式、国际化的视野，分十五个专题，对十六大以来十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解读。全书真实记录了十年来的重要历史事件、披露了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陈述了各领域科学发展的巨大成就，并对十年宝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思考和提升，充分展示了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在克服重重困难中取得的各方面的辉煌成就。

本书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图书。
 

【作者简介】

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题组首席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学科评审专家。

多年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建史的教学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近年先后出版《科学发展观战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02--200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2—2011）等学术著作；主编《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1—3卷）、《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12卷）等著作或教材。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季刊》（英文版）等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文章多篇。

【目录】

导言

一、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1.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2.提出新的发展观

3.掀起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潮

4.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粗放型增长不科学、不可靠

2.党的十七大部署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

4.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1.启动大部制改革

2.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3.基层民主治理新气象

4.农民工有了自己的代表

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文化体制改革迈开坚实步伐

2.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马工程”

3.建设与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4.“三贴近”与“走转改”

五、大力促进社会和谐

1.“和”文化源远流长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不断创新社会管理

4.民生问题备受关注

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新农村“新”在何处？

2.新世纪有哪些“一号文件”

3.“新农合”问世

4.农村改革迈开大步

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2.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3.全方位拓展对外关系

4.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5.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6.金砖国家意味着什么？

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1.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2.西部大开发成效显著

3.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渐入佳境

4.中部崛起时不我待

九、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1.国以才立，政以才治

2.中国有人才

3.培养一流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

4.自主创新的典型——飞天梦想实现

十、妥善应对自然灾害

1.抗击非典

2.应对雨雪冰冻灾害

3.举国救援汶川特大地震

4.团结一心战旱灾

5.积极应对玉树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

十一、办好了一系列大事要事

1.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2.精彩纷呈的上海世博会

3.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4.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十二、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1.胡锦涛讲话的新亮点

2.两岸政党交流迎来春天

3.大陆人的台湾游

4.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5.香港、澳门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十三、国防军队建设的新进展

1.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

2.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3.提出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

4.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十四、扎实推进民族宗教工作

1.创新民族工作理论

2.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3.谋划民族地区长远发展

4.扎实推进宗教工作

十五、执政党建设向科学化进发

1.党的建设注重围绕“主线”

2.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3.创先争优活动蓬勃开展

4.反腐倡廉建设常抓不懈

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结束语

后记 

【导言】

2000年岁末的钟声敲响，标志着人类社会迎来新的千年，迈入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进入新世纪，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迎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史上的辉煌十年！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2012年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综观这十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进步。胡锦涛的讲话为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对于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学习领会胡锦涛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党和国家走过的很不平坦的道路，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的十年；是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十年。这十年波澜壮阔、气吞山河、极不平凡，中国社会发生新的深刻的历史性进步，是一个辉煌的十年、奋进的十年、磨难的十年、奠基的十年，也是一个值得国人回味而自豪、又不自满的十年。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为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其指导下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决策，使中国社会不断向前迈进。中共十七大，科学回答了党和国家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七大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大会及各次中央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隆重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万众一心，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全力保增长、促民生、抓稳定；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明显成效；推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健康开展，加快推进特大自然灾害灾区恢复重建，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大局稳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为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元素增添了许多新的亮点。

导言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开辟出的一条正确道路，是植根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社情民意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造福人民、振兴中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由中国共产党这个有着８２００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更高地举起来，在中国这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和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更高地举起来，继续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不移、扎扎实实、富有成效地向前迈进，这对于中国的繁荣昌盛，对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书所记述的，正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简要历程和辉煌成就。 

一、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作为人口最多、资源相对不足、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前途影响深远。在进入21世纪的历史门槛，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却进一步凸显出来，对此如不认真加以解决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2003年春，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以始料未及的方式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严肃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身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发展、丰富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1.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人类生成繁衍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力求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直强调要有长远眼光，为子孙后代着想，反对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利“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定期开禁的法令。春秋时在齐国为相的管仲，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反对过度采伐。战国时期的荀子也主张把自然资源的保护纳入治国安邦之策，特别注意遵从生态系统的季节规律，重视自然资源的持续保存和永续利用。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提出的“驾驭自然，做自然主人”的机械论思想开始影响全球。人们放纵地把自然环境同人类社会，把客观世界同主观世界形而上学地分割开来，而没有意识到人类同环境之间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

经过资本主义的掠夺与扩张，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世人才开始震惊地认识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不断地在全球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传统的“增长第一战略”来发展本国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大力推行工业化，以谋求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传统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虽然使许多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较快增长，但却暴露了一系列严重的弊端。由于它是以人主宰自然为指导思想，以资源的大量消耗浪费来换取经济的繁荣，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

传统发展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发展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当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研究小组（罗马俱乐部）完成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也指出：经济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在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在实际行动上必须高度负责，切实解决。否则，人类社会就难以避免在严重困境中越陷越深，为摆脱困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

中国对于发展方式问题的关注，伴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深化。

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一次明确规定“环境保护机构统一组织全国环境监测”。为搞好环境监测工作，1980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决定每年要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报告。在此基础上，1981年8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全国环境监测工作，建立了环境监测报告制度。1983年7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了《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进一步细化了监测工作。1984年10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在总结环境监测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化”奋斗目标：“监测站点网络化、采样布点规范化、分析方法标准化、数据处理计算机化、质量保证系统化”。这为更科学地搜集数据，进行环境评估打下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这些措施的制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各地在实际贯彻过程中也不断摸索出一些关于保护环境的经验和做法。尤为值得一提的、较有特色的环境保护经验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贵州毕节地区的超前性尝试。

位于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长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同时加上生态恶化、人口迅速增长和富集资源难以有效开发和利用，形成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三大难题，这成为阻滞毕节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瓶颈。20世纪80年代的毕节地区，只有大块的坝地，而且可以耕作的地方很少，能耕作的条件非常艰难，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发展严重滞后。1987年毕节地区人均粮食不到200公斤，人均纯收入才184元，文盲、半文盲比例达4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9人，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的95人和35人。（参见陈昌智：《毕节试验区开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新途径》，中央政府门户网站gov.cn，2008年3月29日。）

为探索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路子，1988年1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省乃至整个岩溶山区最具有典型性的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并提出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的三大主题。1988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报告，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试验区建立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全区各族人民紧紧围绕试验区三大主题，勇于创新，锐意改革，为推进岩溶山区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使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到2011年，试验区经济总量增长了327倍（1988年，毕节地区经济总量17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4元，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地方财政收入名列全省前茅，实现了综合经济实力从全省排名末位到稳居第三的飞跃；贫困人口（老口径）从312万人减少到3184万人，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解决温饱的跨越；森林覆盖率从149%上升到4003%，实现了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可喜变化；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下降到655%，实现了从高速增长到明显下降的转变。试验区强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开发人力资源，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两基”覆盖率100%，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9528%，引进项目160多个、资金300多亿元，培训各类干部近3万人次，新改扩建各类学校119所。据此，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加快推进毕节试验区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了试验区“两年有明显变化，向党的十八大献礼；五年大见成效，与贵阳、遵义一起，成为贵州省崛起的‘金三角’；十年实现跨越，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向稳定解决温饱并迈向全面小康的转变”的宏伟目标。（栗战书：《科学发展观在毕节试验区的探索与实践》，《人民日报》2012年2月 17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方式问题更是受到全世界的重视。1992年6月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和发展首脑会议，达成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在会议召开前，为表明对全球性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重大问题的重视，1991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率先发起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并通过《北京宣言》，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原则立场。

里约大会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行动。会后一个月之内，国务院就向各地转发了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国环境问题十大对策》，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当年7月，国务院环委会决定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并于8月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和领导《中国21世纪议程》文本和相应的优先项目编制工作。同时组织52个部门、300余名专家参加的工作小组，成立了“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承办日常管理工作。在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的同时，还组织各部门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它是议程的行动方案并分解为可操作的项目，成为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一个重要步骤。1994年3月，国务院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成为世界上率先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

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于1996年3月经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其中提出要实现两个战略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明确为中国共产党跨世纪的两大治国方略，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在“两会”期间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1998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江苏省考察乡镇企业时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天然林停止采伐，把砍树人变成种树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九五”到“十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发生转变。时任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和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两组数据说明，“拼资源换增长”已走到尽头，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呼唤绿色核算体系已经势在必行。牛文元指出：一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其脆弱性，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是：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二是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三是我国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数字：（1）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2）1952年我国人均耕地282亩，2003年减少到143亩，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建立开发区热潮中仅最近7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被占耕地大量闲置。同时，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的4/5。（3）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半月谈》2004年第4期。）这表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肩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堆累“金山银山”的同时，也要为我们的后人留下赖以生存的“青山”。

与此同时，2000年中国社会虽然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但仍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凸显。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进入21世纪以后，时代呼唤新的发展观。 

 

2.提出新的发展观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之后，正当全国人民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一心一意谋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时候，2003年3月中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重大灾害。

面对这一罕见的重大疫情，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发出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号召，确定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措施。2003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非典重灾区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表明了全党、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信心和决心。随后，他又来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同医务工作者亲切交谈。4月15日，胡锦涛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汇报时，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采取科学防治措施，经过从3月到6月陆续几个月的奋战，取得了夺取防治非典工作的伟大胜利，同时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

2003年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真正使这次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胡锦涛强调，从长远发展看，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狠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增强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共9个方面的工作。

8月底9月初在江西调研时，胡锦涛结合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的思考，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10月11日至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讲话和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全面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页。）

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胡锦涛在讲话中第一次对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明确阐释和界定。他指出：“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他提出，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去改。”（《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852页。）

为使科学发展观这一正在发展着的重大理论创新引起全党重视，2004年3月22、25、26、28日，《人民日报》连续四次发表社论进行宣传：《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一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二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三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领导水平——四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宣传过程中，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关问题，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思想加以阐述。《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在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注重加强薄弱环节，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重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重视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重视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进。”

此后，科学发展观在指导工作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深化。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科学发展观”出现10次，另有3处措词为“科学发展”。在《建议》第二部分，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大标题展开论述，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可以说，《建议》通篇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是论述构建和谐社会，却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决定》进一步强调“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已基本发展成熟，科学发展观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指针的地位进一步确立。

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上得到重申并进一步阐发。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四项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可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明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3.掀起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潮

自2003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的学习贯彻落实工作随即展开。

2004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委托，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在开班式上讲话指出，举办这次研究班，是中央为推动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关键。只要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对全党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作了《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讲话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我们要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

真正掀起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潮，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要求全党“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学习班上发表讲话，强调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央委员会每一位成员提高政治素养和工作水平、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交付的重要职责的必然要求。

先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是党领导国家各项工作的成功做法，也是推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正确选择。从2008年3月起，江苏省、江西省、四川省和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23个单位进行为期半年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试点。

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决策部署下，2008年9月19日，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向全党发出动员令：必须深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工作，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摆在突出位置，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组织基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印发全党，提出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要把握的主要原则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成为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南。

从这时起，全党自上而下分三批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截至2010年2月底，共有370多万个党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参加了这次波澜壮阔的学习实践活动。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为全党作表率。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参加学习实践活动，他们不仅全体出席动员大会，还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专门研讨科学发展问题的集体学习和专题民主生活会，分别深入陕西安塞县、广西田东县、四川江油市、吉林乾安县、广东增城市、浙江嘉善县、山东桓台县、湖北赤壁市、河北怀来县等联系点进行调研指导，为学习实践活动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在整个学习实践活动中，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9次听取学习实践活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先后8次听取情况汇报，进行专题研究，提出指导意见。

以习近平同志为组长、李源潮同志等为副组长的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加强对学习实践活动每个阶段、每个批次的统筹谋划和组织指导，先后15次召开领导小组会议、39次召开调研座谈会和研讨会等，研究问题、推动工作。针对不同批次特点，中央批准分行业成立了领导小组和指导小组，加强分类指导。中央先后派出23个指导检查组、14个巡回检查组，加强督促指导。

2010年2月3日，春节前夕，同样是在中央党校，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在深刻分析判断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总结应对经验后，再一次向全党发出了号召：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这一声号令，给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为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赋予了新的内容和任务。

党中央对学习实践活动全过程的坚强领导、有力指导，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率先垂范，使学习实践活动沿既定路径，朝预期目标，稳步推进。

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成立学习实践活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个指挥有力、组织严密、开展有序、运转高效的机制迅速形成。据统计，全国省市县三级共组建13万多个指导检查组、巡回检查组和指导小组，选派91万多名党员干部担任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员，加强督促和指导。广大党员积极参与，人民群众大力支持，舆论宣传引领推动，一个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热潮在神州大地迅速掀起。个人自学、集中办班，专家辅导、专题研讨，学习方法多种多样、因地制宜；理论探讨、知识竞赛，问卷调查、演讲比赛，学习形式丰富多彩、不拘一格；互联网、远程教育网、党建网，邮寄资料、刻录光碟、QQ群，学习手段不断创新、层出不穷。

2010年4月6日，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战略决策。党中央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高度重视，要求全党真正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中去，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奠定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组织基础。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主题鲜明，领导有力，组织严密，措施得当。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取得明显成效，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保证。广大党员、干部把参加学习实践活动作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的难得机遇，积极投身学习实践活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胡锦涛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次学习实践活动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学习实践活动在地区、部门、单位之间开展得不够平衡，一些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进一步解决好这些问题，把学习实践活动成果运用于经常性工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继续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引向深入，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引领时代潮流、履行历史使命的一条重要经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潮，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4.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创新并运用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表明，每到关键时期，党总要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体党员，带领人民去共同奋斗。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就孜孜以求的百年梦想。纵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历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磨砺和考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机和人民苦难的沉重现实，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命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还是义和团运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作为救国图强的唯一道路，在苦难深重的中国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带领人民英勇奋斗，才把中国引向了自由解放的道路，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农民人口占多数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对于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个崭新的时代课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要求和国情特点，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与实践。在毛泽东同志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的新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之具体化。正如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科学发展观揭示的是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全国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发展差异和不同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条件和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施，不能强求一律，搞齐步走、一刀切。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快更好地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一个长期起指导作用的理论。21世纪头2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此，需要做到：

——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才可以达到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这一目标，在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有新的发展：“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连上新台阶，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2003-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六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甚至面临衰退时，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并率先回升，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加。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101%。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3740亿元，比2002年增长45倍，年均增长208%。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投入，增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能力等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与此同时，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我国外汇储备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2009年末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末突破3万亿美元，达到3181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101倍，年均增长307%，外汇储备规模连续六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十年来，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互动和依存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64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9倍，年均增长217%。其中，出口额18986亿美元，增长48倍，年均增长216%；进口额17435亿美元，增长49倍，年均增长218%。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货物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额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在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占比由2002年的912%提高到2011年的947%；机电产品由482%提高到572%；高新技术产品由208%提高到289%。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快速增长，大宗资源能源产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机电产品进口7533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38倍；高新技术产品进口4630亿美元，增长46倍。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69亿吨，比2002年增长52倍；原油进口25亿吨，增长27倍。利用外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二。2003-2011年，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164亿美元，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排名也上升至第二位。对外投资从无到有，“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0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9亿美元，2011年增加到601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97倍。对外经济合作迅速发展。2011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034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62倍。）《新世纪实现新跨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2012年8月15日。）

成绩催人奋进，前程锦绣铺就。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2012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举行开班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工作，抓紧落实，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24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我们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向前进，在未来五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展望未来，只要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不懈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早日实现。到本世纪中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曾经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多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优美所触动，回到国内看着中国的蓝天不那么蓝、白云不那么白。有人说，中国四处都在搞建设，搞得乌烟瘴气、尘土飞扬，而在国外却很少见到建筑工地；有人看到，中国的江海湖泊大多生病了，鱼虾绝迹，而国外的河水依然清澈、鱼虾悠然自得。实际上这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有关系。至今，中国从上到下都已意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的大事件，转变已刻不容缓。新世纪以来，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粗放型增长不科学、不可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苏联学习，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条件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不注重效益、效率，产业结构不协调等弊端，粗放型增长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提出要走一条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但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一直未得到根本转变。1995年，中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一个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十几年过去了，转变虽取得积极成效，但离根本转变还有很远距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和高昂成本。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中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达到57%，铜达到70%，铝达到80%。2008年初，中国南方大部地区发生严重雨雪冰冻灾害，致使交通瘫痪，电网中断，上百万准备回家过年的外出务工人员滞留在火车站、飞机场。恰在此时，中国南方煤、电、油全面告急，中国能源脆弱问题凸显出来。2011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5%，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中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30多个省份中的18个省份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2009年，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目前全国有180多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理，多年平均年土壤侵蚀量高达45亿吨左右。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中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尚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中国不少城市沉陷在工业污染和汽车废气之中，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小小的PM2.5数据之所以牵动着国人的敏感神经，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已经增强、环保诉求比以往更加强烈。北京等城市率先开始检测并公布数据，实际是对民众关心的一个及时回应。

有的地方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打着招商引资旗号，引进的多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一时间带来了本地GDP的增长，但留下的却是环境灾难。如华东某地市，先后引进了铜厂、铝厂等高耗能产业，企业周围的村民都不敢喝地下水了。太湖蓝藻、松花江生态事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八百里滇池散发的异味成为云南人永远的心痛。

早在1873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告诉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出警示：为了人类美好社会的未来，我们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向自然界贪婪地索取、肆意地掠夺了。因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痛心地指出：“中国的环境是个什么样子？我经常说，‘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严重污染，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从根本上说，还是我们这种粗放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造成的。”

再也不能依靠粗放型增长发展经济了。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命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以往所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虽只有两字之差，但内涵却相差甚远。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注重量的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则更为广泛，不仅包含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既重数量扩张又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而且同时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更科学，体现了中国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精神相一致的发展方式。

2.党的十七大部署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党代会是观察当代中国的窗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都会部署未来五年发展方向，因此，国际国内都十分关注党代会的召开。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同样受到举世关注。

党的十七大专门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明确部署，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关键是做到三个转变。第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第二，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第三，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为何作此部署？一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30多年来，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20%左右的水平，可见，增长在相当程度上靠高投入支撑。中国的投资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都保持在30%以上，2000年以来又有大幅上升，2000年为35.3%，2006年上升至42.5%。同时，对外贸易从规模到水平不断提升，出口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而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1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迅速扩大。随着投资率的上升，中国消费率尤其是私人消费率却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3月，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比重相当，远低于美国的42%，也低于日本的11.1%、德国的7.3%、英国的6.6%。”（林兆木：《展望实现二〇二〇年奋斗目标后的中国》，《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讲，中国比较落后。国内消费不足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不能一味靠投资和出口，必须靠扩大内需，实现投资、出口、消费的协调拉动，否则，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是因为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至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村人口依然占据全国人口大半，农民增收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第一产业状况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系数。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多的行业和企业所占比重较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2年以来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2006年的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5%。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2年以来一路走低，从41.5%降到2006年的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5.7%降到38.6%。第二产业的发展不仅加大了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对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利。服务业方面，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中低收入国家也是43%的平均水平；在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在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有了长足发展，1978-2005年的27年间，服务业平均增速超过10%，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2%，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仅为31.4%，而且大多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综上看出，中国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应该加快服务业发展，使农业由弱变强，提升工业发展质量，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三是因为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七大召开前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拼资源。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为2.26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左右，但为此投入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却比产出所占比例高得多。2005年中国消费石油3亿吨、原煤21.4亿吨、粗钢3.5亿吨、水泥10.5亿吨和氧化铝1561万吨，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8%、39.6%、31.8%、42.7%、24.4%。可见，经济增长付出的能源、资源代价较大，长久不可持续。此外，自主创新能力不突出，核心技术缺乏，2004年中国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仅为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排在第24位。劳动者素质亟待提高，到2006年中国总人口中的大专以上学历仅有5.8%，小学初中学历水平占总人口的67.6%，尚有14.5%为文盲。如此状况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

党的十七大后，中央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3.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

正当中国人沿着十七大指出的方向，充满信心往前走的时候，大洋彼岸却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风波。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

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中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运行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

经过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党和政府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同时党和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及时制定完善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

首先，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应对金融危机，确定4万亿规模的一揽子计划，并制定相关实施措施。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工作和经济形势。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2009年经济工作，并商议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此后至2012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30多次会议，其中有6次研究经济形势经济工作，直接对如何在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如何抓好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2008年以来召开过4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作出了部署。中央政府方面，2008年10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中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根据上述判断，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大政策：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实施上述政策，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被媒体称为4万亿一揽子计划。会议还明确提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个要求，即“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11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又召开了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研究落实一揽子计划。会议部署了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七项工作：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积极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随后召开的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又陆续出台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如11月26日的会议主题是研究部署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12月3日的会议主题是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12月10日的会议主题是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2009年国务院又召开多次会议对应对金融危机进行了研究部署。仅上半年就连续召开了33次常务会议，研究讨论了74项议题。其中，31次会议、51项议题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直接相关。

其次，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策略。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发展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会议分析，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我们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经济呈现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会议认为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这一思想，会议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四是深化改革开放，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五是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为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会议对加强宏观调控和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出了要求，认为要继续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核心是提高宏观调控的应变能力和实际效果，要切实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努力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实效性。党在领导经济方面，要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加强学习、增长本领，转变作风、狠抓落实。

再次，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共商应对金融危机之道。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多数国家都成为利益攸关者。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谋求解决危机对策。中国积极参与解决金融危机的国际峰会，并提出了自己看法。第一，主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共商应对之策。会议于2008年10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对话合作，互利共赢”的主题，就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粮食安全及救灾合作、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亚欧携手合作共赢》的致辞，呼吁世界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这一全球性挑战。胡锦涛说，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第二，参加2009年3月召开的G20峰会。会议期间，胡锦涛发表了关于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的判断、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等看法。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仍处于动荡之中，全球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当务之急：一是要尽快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切实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提振民众和企业信心；二是要采取符合各自国情的经济刺激举措，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实现保发展、保就业、保民生；三是要努力抑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减少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害；四是要按照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避免类似危机重演。（《胡锦涛主席就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有关问题接受采访》，《光明日报》2009年4月1日第1版。）第三，参与2009年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会议7月9日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等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务委员戴秉国代表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对话会议并就上述议题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指出，当前我们要努力做好以下几件事情：第一，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第二，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第三，积极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第四，积极推动应对全球性挑战合作。

2008年10月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推出保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对于遏制经济下滑、防止通货紧缩、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显现，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7月7日和9日，国务院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经济专家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意见和建议，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判断，并形成下一步的经济部署。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经济出现向好的势头，并不意味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对形势要冷静观察，周密分析，做出科学和准确的判断，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兴利与除弊、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必须看到，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就业压力短期内尚难根本缓解，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根据形势变化，丰富和完善政策，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010年2月，迎着晚冬的微微寒风，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提出了金融危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命题。

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尽管与金融业的过度创新有关，但归根到底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体制不完善有关，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面临危机，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果断运用政府力量弥补市场体制不足，有效解决了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值得庆贺。但通过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也暴露出我们有很多问题，逼着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摆脱依靠外资拉动的问题。

一是必须加强金融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工作。因为中国金融体制相对比较封闭，并初步构建起防御屏障，所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但金融体制机制还需要改进，国际化方向不能变，还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等产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实体经济，而不能本末倒置。二是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处理好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把握好结构调整的力度、节奏和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发展，紧紧盯住GDP的发展，注定是死路一条。必须抓紧转变发展观念，更新发展方式。尽管我们在这次四万亿计划中，比较注意把调结构和保民生结合起来，但调结构依然还有很大余地。三是必须站在全局的、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努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发展不平衡很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尤其是一些落后地区，金融业不发达，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容易跟风。通过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能提高整体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而且能够提高单兵作战的能力。四是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面临金融危机，有的企业依然生产稳定，赚取利润；有的则陷入困境，寸步难行；有的还陷入破产倒闭的悲惨境地。那些能够经受考验的企业，大多是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企业；那些经不住冲击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仅仅是来料加工、简单安装而没有核心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必须把握时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五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与活力。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不仅要靠强有力的、科学的宏观调控，而且要靠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国家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国有企业发挥骨干作用，而且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投入。六是在实施扩大内需的计划中，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把公共资源配置进一步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就业问题是扩大消费的关键，就业问题解决不好，扩大消费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处理和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无论是积累的经验，还是经受的教训，都是我们一路前行的宝贵财富，是中国走向强国之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相信，经过历练的中国经济社会，在面临危机时，能够更加自信、从容、冷静，显示出大国的气度、气派和风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得更扎实。

4.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制定五年计（规）划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制定五年计（规）划。这是因为，中国不仅要和周边国家竞争，而且要和世界上23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竞争。有一项研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对1978年到2008年期间的168个国家，用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和人类发展指数三个指标进行测算。通过研究发现，前十个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有八个国家实行五年规划或四年规划，这绝非偶然。中国就是其一。

作为重大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全盘考虑。这一任务落在了“十二五”规划上。为了制定好这一规划，国务院在2008年就着手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基本思路阶段。在对“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的基础上，国务院委托和选聘了70多家研究机构对40多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于2009年底形成“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第二阶段是拟定纲要框架阶段。主要组织各地区各部门研究提出拟纳入规划的重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对“十二五”规划主要指标进行测算，对支撑“十二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予以初步安排。于2010年8月底形成了纲要框架草稿。第三阶段是起草纲要草案阶段。国务院成立了由12个部门组成的起草组，按照中央精神，于2010年12月完成了纲要草案的初稿，还请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大约50多位专家对纲要草案做了论证，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讨论和审议。在这个期间，为充分发扬民主，提高规划编制的开放度，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多次组织召开会议，听取各地方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组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言献策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仅在2个月时间里就收到了群众建言献策64700多份，对其中符合实际，形成共识的意见和建议，都尽可能吸收到纲要中。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部署。

党中央在给“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战略考虑，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第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第二，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第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2010年12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11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会议还提出，各方面要切实把重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使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在以上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国务院形成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对纲要草案进行了审查，国务院根据人大代表审查的意见，又对纲要草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纲要草案经大会主席团会议审定后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十二五”规划在2011年3月14日获批通过。

规划纲要无论在政策导向的确定上，还是在规划目标的设置上，无论是在战略任务的安排上，还是在实施机制的完善上，都充分体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的要求。

为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2011年这一年里，胡锦涛多次就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要求。他反复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2011年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一年，扩大了内需、拉动了消费，制定出钢铁、新材料等产业规划，全面启动了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出台支持内蒙古、西藏等地又好又快发展政策等等，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三次产业进一步趋向协同发展，东中西部发展呈现良性互动态势。这一年，中国成功实现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出台了鼓励软件、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对加快发展下一代互联网产业作出部署，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这一年，完成了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部署了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建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中国绿色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一年，资源税改革从试点向全国全面推开，出台电价改革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突破，为科学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从快字当头到好字优先有序转化。十年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但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内需得到扩大，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2011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92.4%提高到104.1%，外需贡献率则由2002年的7.6%转为-4.1%。在产业调整结构调整政策实施后，三次产业趋向协同发展。2003年至2011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6%，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1.9%，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1%，均保持了较快发展态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41.5%提高到2011年的43.1%。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提高。2011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2年下降12.9%。2011年，七大水系的水质监测断面中，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占56.3%，比2005年提高了15.3个百分点。区域呈现协调发展态势，2011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0.1%和19.2%，分别比2002年提高了1.3、2.0个百分点。我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此外，科技投入大幅增加，民生持续改善。（本段中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必将更加宽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取得新进步。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否相互适应的议论从未停止过。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还有的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多年没什么进步。无论是出于什么考虑，这些观点有意无意都掩盖了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脚步并未停止。无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间断演进，就无法讲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的原因。新世纪新阶段，立足于国情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效明显，已是客观事实。试行大部制，发布政府工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村民监督委员会的萌生，农民工党代表、人大代表的出现，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向世人展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实步伐，尽管这些改革还有待完善，但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会理解，这样已实属不易。只有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大背景下，才能看清楚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进步。

1.启动大部制改革

世界银行在《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历史反复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品。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一个法治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为了建设高效、法治、服务型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改革已进行多次。前几次改革都没有避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等弊端依然存在。一个小小的饭桌，就有工商、税务、卫生、质检等八九个部门管理，结果食品安全事件还层出不穷。“九龙治水”也未完全解决水安全、水干净的问题。怎么办？有些地方开始试点大部门制，虽然出现“局长当科长用，科长当科员用，女人当男人用”的奇特现象，不过，确实提高了效率，减少了职数，减少了推诿，增加了责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根据十七大精神，作出了大部制改革的部署。其目的在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突出公共服务，通过合并建立监督、执行、决策分离的运行模式，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逐步改变以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弊端。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部制改革也即第六次政府改革拉开帷幕。

让我们先回到2003年。这年9月，在培训高级党政干部的重要机构——国家行政学院召开了新政府第一期省部长班，主题就是行政体制改革。9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学典礼上说，行政学院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政府管理创新，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如果政府管理体制不改革，就相当于“一马挡道，万马不可前行”。温家宝在两个小时的讲话里用一半时间集中阐述了转变政府职能。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政府定位在服务型政府上。只有这个目标明确了，改革才能实现。因此，有媒体将这一年称为行政改革转折年，理由是此前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都是完善管理型政府，此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和完善服务型政府。

在历经五年探索的基础上，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这一改革新思路被称为大部制改革。所谓“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过程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大部门制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行政管理模式，其内阁部大多在15至22个之间，专司决策权，在执行上甚至引入了市场机制。如英国各部委执行机构的首脑不称局长，而是称总经理，这些部门有自己的业务经费和人员编制，其工作在年底经第三方审核后，有剩余资金可以在内部分配，总经理对人财物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如果没有决策和执行分离的话，是不可能引入市场机制的。

党的十七大以后，很多人都在猜测中国将来要设多少部，大能源部、大交通部、大文化部等等，不一而足。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出谋划策，谈及推行大部制的优点，也提醒政府要扎实推进。有的甚至说，推行大部制实际上就是要革政府自己的命。实际上大部制能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根治“九龙治水”的弊端，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其关键是政府职能从经济型政府转向依法服务型政府。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大部制改革给了最后说法。国务院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这次国务院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这次大部制改革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二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是按照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要求，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实行综合设置，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改革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出发，着力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迈出了重要的改革步伐，又保持了国务院机构相对稳定和改革的连续性，并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迈出的改革步伐，是建立在地方试点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并非空中楼阁。湖北随州市在这方面改革已经探索了好几年。2008年初，一个外地社会保险工作考察团到随州市取经。听完介绍，来宾们都愣住了：随州市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等“五保合一”，统一归口社会保险事业中心，该中心仅有27名公务员；而一般地级市此类机构至少有4个，人员编制80人到120人。有人当场就质疑：“你们随州的公务员，一个能当四个用吗？”“能！”随州市主要负责人肯定地回答。十七大期间，这位负责人关于“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现身说法，曾引来媒体和民众的热切关注。事实上，自2000年8月建市起，政府“瘦身”就一直在这个年轻的地级市进行着。“七成科室仅设一人，自己管自己”，市级机关编制少1/5，这是随州的写照。

如一位官员的名片上印有：随州市国资委、经委副主任、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等诸多头衔，这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的事实反映。随州市经委现有37个公务员编制，在当地算大部门，而相邻一个地级市仅经委一家就有70多个编制。随州市编办主任说，经委还算“大码头”，全市有七成科室仅设一人，自己管自己，什么工作都得干。一些部门诉苦要求增人，市里从不松口，这也逼着公务员提高工作效率。随州财政供养系数多年负增长，这一地级市成立时编制减少435名，以每人每年2万元开支来算，财政每年至少节支870万元。

大部门的建立，实现了机构精简，推动了干部作风转变，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能。按规定，地市以上国资委须单设，随州将其与经委合署办公，设3个专门科室。这样，一套人马，一个班子，一个方案，一竿子插到底，更有利于高效工作。龚某考公务员进了市经委，她没想到自己是3个科室“共用”的工作人员，“哪里需要哪里搬”，工作累一些但有条不紊，同事们笑称这是“一仆三主”。这虽是当地一些干部的戏言，却也是事实。“改革没有捷径，更没有退路。”随州市负责人表示，他们目前的机构设置并非足够精简，该撤并的要继续撤并。结合实际，进一步减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等，条件成熟的就交给市场运作。八年跋涉，八年坚守。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了大部制，这让随州市的有关人员放下心来，他们和中央接轨了。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是改革者改自身，用句老话来说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推行大部制就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会遇到阻力，遇到挫折，但无畏前行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2.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前些年，某个地方的领导干部竟说出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豪言壮语。此言一出，举国关注，民众愤怒。说到底，这和他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有关。权力关系到资源和权威的再分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导致握有权力的人会心理变得自大和狂妄。中国共产党一贯要求党员干部慎重对待手中的权力，时刻提醒领导干部权为民所赋、要秉公用权为民用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是权力运行有序的保障线。进入新世纪，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试点基础上实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探索制约权力的步伐迈出了关键一步。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瑞典《新闻报道自由法》（1776年）为先河，以美国《情报自由法》（1966年）为示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陆续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加快了信息公开。党的十三大首提政务公开，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都强调推行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2002年10月，广州市颁布了《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率先提出了政府信息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广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城市。随后，深圳、上海等地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决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为此专门发文强调各地要贯彻落实这一条例。条例开宗明义地规定了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条例还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内容做出了具体规定。如该条例第十条就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界定，并要求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财政预算、决算报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从上述规定看，信息公开范围十分广泛，如扎实实施，必将推动中国政治生态良性发展。因此，该条例公布被有些法律人士称为行政法治领域的“第三次重大革命”。

信息公开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是民主理念的表现，也是法治的必备要素之一，更是顺应信息化时代的明智之举。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政府真正地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话，人民必须能够详细地知道政府的活动。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公众没有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受管理，我们怎么能够管理自己呢？在当前群众时代的社会中，当政府在很多方面影响每个人的时候，保障人民了解政府活动的权利，比任何时代更为重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960页。）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问政的热潮此起彼伏，不公开都难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思想僵化，缺乏公开透明意识，封锁信息、隐瞒信息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落实条例，克服部分政府部门公开意识不强的弱点、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加强信息公开监督和评价，让老百姓切实看到条例的效用和威力。

在当代中国，上级对下级容易侵权，但下级对上级很难越权，容易造成有的领导干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说到底就是没有清楚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发布信息公开条例的同时，党在试点的基础上，推动了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郡县治，天下安”，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县一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由上到下的中转站，也是党中央接近民众的晴雨表。明晰县委权力边界、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规范权力行使、强化权力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在县一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从2009年3月起，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成都市武侯区开始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作为试点县，成安县做了大量推动县委权力公开运行的工作。目前，在河北成安县委大门两侧，树立着32块党务政务公开栏，里面不仅清楚地标明了各种行政事务的办事程序，而且还将成安县委、县政府党政领导的照片、简历、职责分工以及手机号、办公电话等信息全部在公开栏中公开。此外，还公开了全县各单位每个月的财政开支情况，以及重大工程、重大事项等信息。作为县委权力公开运行试点县，成安全面清理、详细编制了一份“县委权力清单”，绘制出73张权力运行流程图。针对职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成安还根据职权的重要程度、行使频率和问题发生的几率，对县委职权进行风险等级评估，确定县委本级职权行使风险点35个，县委常委职权风险点137个，县纪委、县委部门职权行使风险点54个，并对每个风险点采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进行预警，同时制定防范措施406条，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控。充分实现权力公开运行，必须保障全方位监督。成安实行县委党务工作社会监督员制度、重大事务决策听证咨询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县委事务例行公开制度，定期组织党员、群众对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情况进行评议，加强了群众监督的力度，有力促进了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特别是在进行重大决策或票决干部时，成安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通过党代表把决策情况传递给基层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反映给县委，实现了党内意见上传下达的“双向”反馈。（《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2日。）

其他试点县也各有特色，成效明显。如成都武侯区在被确定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以来，通过制度建设把试点成果固定下来，试点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最终形成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武侯区通过“民情专递”、“党代表提案”等制度机制，在重大事项决策前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实现了决策依据公开；开放区委常委会、区委全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区政府全体会、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常委会，实现了决策过程公开；开通“武侯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全面公开区委及其工作部门权力运行过程，搭建了群众监督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便捷平台。以区委常委会开放为例，凡涉及民生事项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民代表列席区委常委会，民生议题上会前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公开征集意见建议，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在干部任用等关键环节，武侯区健全并强化了选任全过程的公开透明机制。从公开空缺职位，到公开提名过程；从公开推荐结果，到公开考察情况；从公开票决结果，到公开票决过程，把干部选拔任用的全过程主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特别是在动议时，区委书记只提方向、不提具体职位，只提人选标准、不提具体人选，只提选拔要求、不提选拔范围。另外，领导干部人选要从后备干部中产生，后备干部人选要由群众进行无记名推荐产生，进一步规范了干部任免程序，实现了干部任免的公开透明。

在局部试点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扩大试点范围。2010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要按照党内有关法规文件，明确划分县党代会，县委全委会、常委会及其成员，县委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编制职权目录，尤其要加强对县委书记职权的规范；要坚持依法、高效、规范、透明的原则，编制并公布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运行流程，明确行使权力的主体、条件、运行步骤、完成时限、监督措施等，提高权力运行程序化、规范化水平；要公开决策事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决定、决议及执行情况，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重要人事任免，重要党务工作情况，县委管理干部评优表彰情况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等；要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整合监督力量，畅通监督渠道，加强情况反馈，形成县委权力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和反映问题处理工作机制，保证权力正确行使。中央纪委、中组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次全国共有11个市（县级）、15个区、40个县、3个旗成为试点单位。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一年多来，各地进行了积极稳妥的探索，取得了较好成效，在制定权力清单、明晰权力运行程序、加强权力监督等方面都有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推广。比如福建沙县制定《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在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事项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实施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评估。他们将风险评估分为ABC三级。A级，90%以上群众赞成，进入决策程序；B级，70%以上群众赞成，应修改完善工作方案，取得群众支持后再进入决策程序；C级，群众赞成率低于70%，应暂缓决策；没有评估坚决不决策。这就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有利于决策的实施、增加群众认同、优化党群关系。

推行县一级权力透明运行公开规模性试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在继续扩大该项工作的时候，还必须注意职权要“真厘清”，制度要“真管用”，运行要“真公开”，监督要“真到位”，群众要“真满意”。

3.基层民主治理新气象

农民列席参加县委常委会、居民直接打电话给县长要求解决问题这样的事情在以往很难实现，但在当代中国各地都在发生着。这是全国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在探索推动基层民主治理的真实表现。

温岭，浙江东部的一个县级市，因为民主恳谈而备受海内外关注。1999年6月，民主恳谈会诞生于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被当地的村民称为他们本地的焦点访谈。民主恳谈会的前身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建设论坛，本来目的是宣传政策，初衷是改变干部作风，实现干部与群众对话。这一论坛设计了让群众发言的环节，老百姓感慨“说话机会难得”，发言踊跃积极，效果很好，出乎主办方意料。为了统一组织，进一步规范这一民主参与决策的形式，温岭市决定采用“民主恳谈”这个名称在全市统一开展。2004年3月，温岭民主恳谈获得中央编译局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民主恳谈会通常由乡镇、村或乡镇部门党组织主持，由广大的群众相关代表参与，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乡镇、村、部门以及企业的民主恳谈活动；二是镇民主听证会；三是村级民主议事制度；四是“民情恳谈”活动。各类民主恳谈会都有一定程序，如镇级民主恳谈会的程序是：镇党委、镇人大、镇政府、市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各种团体、群众观点组成政府民主恳谈信息来源，镇党政人大联席会确定恳谈主题，办公室制定恳谈会实施方案，公布时间地点对象主题，会场布置人员分工准备材料，民主恳谈会程序，报告恳谈目的意义和恳谈主题及注意事项、报告主题内容、围绕主题开展平等对话，领导班子研究落实意见建议，公布，政府组织实施，党委人大监督并征求反馈意见。这一形式的实质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会，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会

2008年2月，温岭市泽国镇举行了预算民主恳谈会，泽国镇有关文件指出，举行这次民主恳谈会的目的在于“让群众参与决策，把听取群众意见引入决策过程，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民主恳谈会上，参会的197位民众代表是从12万本镇居民中随机抽取的，还邀请了镇人大代表旁听，保证了代表性。不是经过举手，而是经过票决的办法，这次财政预算得以通过。目前，不少单位部门也开始举行类似的民主恳谈会，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非竞争性、非选举性民主形式日益受到重视。

新世纪以来，以村民自治为重要载体的基层民主自治取得新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治理领域的新创举。如有些地方的农村为了约束村委会，建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形成了党支部、村委会、监委会三个治理主体同时并存的新型治理机制。2004年以来，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宁夏、新疆、吉林、河北、山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县（市、区）相继建立或试行村民监督委员会（或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尽管各地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名称各异、制度不一，但有共性。多数规定，村民监督委员会是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授权开展工作的村级自治组织中的监督机构，接受村党支部领导和镇办村民监督指导委员会的指导管理。村党支部与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委会与村委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任期与村两委会同届。有的地方文件规定，村民监督委员会为常设机构。村民监督委员会设主任1名，委员2-6名，具体名额视行政村的实际情况确定。关于村民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应由遵纪守法、坚持原则、诚实守信、公道正派、群众信任、熟悉村情，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监督意识，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监督能力的村民及返乡村干部职工，离退休教师等群众认可度高的人员担任。有违纪问题以及村党组织、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及近姻亲不得担任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村文书、报账员也不得兼任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关于村民监督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各地规定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它的职责主要是：（1）对日常村务公开情况进行监督。包括：财务收支；农民承担的各项税、费和劳务；宅基地分配；水电费收缴；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征用土地补偿费收支；土地、集体企业和财产的承包、租赁及收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和要求公开的事项。（2）对村民委员会决策进行监督。包括：村集体土地的转让和租赁；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村级财务预算决算、集体债务、集体资产处置、村民委员会成员及有关人员报酬和误工人员补贴；公益事业建设、公共基建项目的投资方案和资金使用；村民认为需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是否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等。（3）对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否及时、正确执行等进行监督。（4）对村干部廉洁情况进行监督。权限主要有：（1）参加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列席村委会会议。（2）收集整理村民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召开村民监督委员会会议，研究村务监督工作。（3）向村民委员会提交村民意见以及改进工作的建议；对符合实际的建议和意见，村民委员会应予采纳。（4）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应及时予以回复。对反映属实的，应在10日内反馈所采取的措施。（5）对村民委员会不按法定程序和民主议事规则擅自作出决定的事项，应予以制止，必要时可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质询，如村民委员会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可按程序向乡镇党委、政府和纪委反映。（6）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授权，可开展对村民委员会财务收支情况的年度审计、村民委员会成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以及村民要求审计的其他事项的审计，并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情况。（7）依法可行使的其他监督权力。

村民议事会是另一个村民自治进程中的新探索。以成都的村民议事会最为知名。村民议事会是在成都市2008年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按照约定，各村新成立的村民议事会是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由村民们民主选举产生村民小组议事会，再从每个小组议事会中推选3-5人成立村民议事会，不定期商议村级自治事务。村民议事会对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村两委成为村民议事会的执行机构，负责落实议事会的各项决定。成都双流县瓦窑村村支书唐朝阳说：“最开始我们以为，市里出台了政策，我们按着本本搞就是了。事实上，在产权改革推进过程中，暴露出许多不好解决的问题。”村里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采取村民不记名投票方式，村组按每10到15户“海选”出一位德高望重、做事公道的村民当议事员，并成立议事会，专门调解村民间的纠纷。村民议事会作用很大，很多让人头疼的矛盾纠纷被议事会和议事员轻松化解。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的新村发展议事会，是成都最早形成的村民议事机构。2008年4月初，马岩村被列入成都市扶贫新村建设项目。村里办起了养猪场，组建了竹业合作社，集体经济有了收入，但部分村民也在私下议论开来：“村里现在有了钱，花多花少还不是他们干部说了算。”群众的意见经新村发展议事会成员罗富友、何德荣提出后，议事会立即商讨该如何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更加有效地公开、监督村级财务。最后选举出了5名村民信任的代表，由他们共同对村上的财务进行民主监督。村民议事会这种新机制较好地实现了村级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经过2008年在10个村的试点，2009年初，成都市已将村民议事会制度推广到占全市总数20%的建制村。在议事会的基础上，一些村还设立了民主监事会，并让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脱钩”，运营负责人由村民选举产生，可以是村组织成员，也可以是外聘的行业“能人”，实现了村级自治组织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的分离。成都市委组织部还制订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计划，继续加强民主实践，使广大基层党员群众的民主议事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4月2日。）

4.农民工有了自己的代表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不断壮大的一个特殊群体。据粗略估计，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2亿人左右，规模不可谓不大。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有时遭受精神歧视，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权益有时也难以获得充分保障。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国务院曾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角度提出了40条政策措施。

国家重视农民工的结果是，2007年有一位农民工当选了党的十七大代表，2008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里面有了三位农民工代表。在新当选的2270名十八大代表里，农民工的位置更多了。

先来看这位参加十七大的农民工党代表是谁？在2000多名十七大代表里，有位外来务工代表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作为广东省唯一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当选十七大党代表的张树源。13年前，28岁的张树源和妻子一起，从河南省唐河县桐寨铺镇周庄村南下到广东省珠海市打工。张树源说，那时的愿望顶多就是打几年工，挣够一万元，当个万元户。他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没有钱，不要说找工作，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张家两口子曾露宿过海滩和街头，曾在放垃圾的窝棚里借宿。后经人介绍，他到格力电器集团筛选分厂当了一名搬运工。虽然工作比较辛苦，但经历了四处漂泊生活的张树源格外珍惜。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工厂，除搬运之外，还把打扫卫生、准备工作餐的活都包下来。每天加班加点，恨不得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工作上。张树源的努力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他一边下苦力干搬运，一边挤时间向厂里的大学生、技术专家请教空调的机械原理、数字电路和各种监测仪器的使用方法。张树源每天下班后，就抱着一本《电子入门》苦学，或者到公司的图书馆看电子方面的书籍。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一次厂里的一个小设备坏了，公司派来的师傅没找到问题，张树源倒发现了。有了这次经历，一到厂里有新设备要安装，厂长就把任务交给他。张树源带着新来的技校生，将原本要三四天干完的活，一天半就干完了。厂里成立机修班，张树源理所当然地成了机修班的骨干。光靠力气改变不了命运，知识才能改变人生。张树源说：“我不一定能做好大事，但一定要做好小事。”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工要领导一群技校生，张树源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学习。他虚心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仔细研究空调的组成部分和各种监测仪器的操作方法。下班后，张树源一头扎进宿舍读书自学，几乎没有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除了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他一听说哪里开设了空调维修技术及相关内容的培训课程，必去报名参加学习。

在日常工作中，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发现哪些可以改进的，就随时记在本子上。回到宿舍休息，脑子里却浮现出某个机器的模型，想出办法了就马上爬起来记在纸上，在研究中发现需要某些材料，他就到工厂的废品仓库去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张树源的第一个创新成果——电缆线线芯排序通断检验设备，改变了原来费工耗时的工作方法，效率提高了10倍，他也因此获得“1999年度格力电器科技进步鼓励奖”。靠着做好小事的精神，从1998年以来，张树源共自行研发制作实验、检验仪器设备40余台，其中大部分已成为工厂实验、检验不可缺少的主要设备。在张树源的技术创新成果中，最有名的是那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张树源氟利昂回收机”。经过3年多锲而不舍的钻研，终于在2000年年底成功研制出小巧精美、制作成本只有3000元的氟利昂回收机，代替了20多万元一台的同类进口设备。这一成果在国内制冷界引起了轰动。他已逐渐成长为大家公认的车间里的“万能专家”。

就是凭着自己的良好业绩和行为，2007年6月，张树源光荣地成为全国农民工中党的十七大代表。参加党的十七大前，张树源还在周围进城务工人员中做了调研，其中最为关注的是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教育培训等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着人民的利益。2008年3月3日，农民工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第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走进两会，走进公众视野。三人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和重庆。迄今有过五年代表经历的朱雪芹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希望获得体面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可持续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心灵的需求。最起码，希望获得尊重、理解和肯定。胡小燕回望自己的代表路，她自认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有记者问起她第一次当代表的感受时，她说：开心，第一次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去到人民大会堂。第一年嘛，也胆小一些，感觉自己是个农民工，不敢说话，也怕自己说错话。那时候主要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近年来，她呼吁大家维权要找工会，尽可能帮助农民工维权。5年的代表经历，她成长了。这种成长表现在对问题认识的高度、深度，也表现在通过各种帮扶，自身的意识提高了，各种知识丰富了。胡小燕表示，“我自己不评价自己，让人民去评价吧。”直言“是不是政治花瓶，可以去看她的建议”。康厚明代表每年在“两会”上提交的议案都涉及农民工问题，比如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工资待遇、技术技能培训等等。每个建议涉及的部门都有回复函。对此，康厚明表示效果比较令人满意。2012年他提交的是《关于农民工工伤诉讼维权的建议》，他说提这个建议是平时帮助农民工维权亲身经历的感受。他本身从事建筑行业，而建筑领域农民工受工伤的比较多。如果要维权，会面临很多难题。比如，用工单位否认劳动关系，治疗费用难以负担等等。确认劳动关系要几个月，鉴定工伤要几个月，申请工伤赔偿要几个月，真正进入执行的话，已经是两三年后了。好多都是拖、拖、拖、再拖，农民工可拖不起。他提这一建议主要是希望帮助农民工兄弟缩短维权艰辛之路。

在2012年3月8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就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做了说明。为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保证全国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决定（草案）规定：“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连任的代表应占一定比例。”真诚希望农民工的利益能得到切实维护。当然仅仅靠几个代表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立法上给予农民工以切实的关照。

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都有新的进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日益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成熟，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巩固。在实践层面也有很多亮点和特色。单单从上面的几点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民主是在沿着自己的路子成长中而不是停滞下来。

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独具特色，充满魅力，历经数千年而不衰。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面对新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文化体制改革迈开坚实步伐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中比较成功的企业案例。在集团子公司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内，有一条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数码POD生产线。POD是按需印刷的意思，可以实现“从一册起印、无一册库存”。它可以每本不一样不间断印，品种可以变化，数量也可以变化，成本大大降低。如果是200本，几乎节约到百分之五十。这样的印点，凤凰集团首期规划在全国布局30个，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数码印刷连锁印务企业。凤凰集团也从单一的出版发行向文化创意、文化生产、文化中介、文化资源供给、文化物流扩展，艺术品经营公司、凤凰传奇影业公司等新的市场主体纷纷亮相。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创新业态，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保持业内领先。

实际上改革探索在3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取得一定成绩，积累了初步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具体部署。200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未来五年文化发展蓝图。2009年7月，《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文化发展取得新的进展。其中，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取得决定性进展，涌现出一批总资产总收入超过或接近百亿元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截至2011年3月，共有461家国有文艺院团已完成或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共组建46家演艺集团，繁荣了演艺市场。35家国有电影制片单位、7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电影院完成转企改制。（《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第10版。）

文化事业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快速、稳定的重要发展期。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952个，比2002年末增加255个；博物馆2650个，增加1139个；艺术表演团体7069个，增加4482个。有线广播电视用户20209万户，增加10352万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1%，提高3.8个百分点；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8%，提高3.2个百分点。这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前所未有。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五”到2001年，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共计610.42亿元。而2007年至2011年，5年间国家投入的文化事业费达1454.99亿元，年均增长20%。5年相当于前50年两倍有余。（张贺、杨雪梅：《文化惠民照亮百姓生活》，《人民日报》2012年8月30日第1版。）文化惠民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005-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文化产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带来文化市场的繁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同时，国际文化贸易逆差局面明显改观，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逆差逐步减少。2010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43.9亿美元，国产影片海外销售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图书版权输出引进比从2005年的1∶7.2缩小为2010年的1∶3。此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更加完善，推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更加完善。截至2011年3月，7个省市成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或投资公司，资本总规模达到185亿元。26家文化企业在A股市场和H股市场上市，仅2010年就实现融资额104亿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中宣部等四部门负责人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行新闻发布》，《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第10版。）2011年，我国共生产电视剧469部14939集，动画电视261444分钟；生产故事影片558部，科教、记录、动画和特种影片131部；出版各类报纸467亿份，各类期刊33亿册，图书77亿册（张）。

2.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马工程”

“马工程”是指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它是中共中央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载体。当下中国，“马工程”已成为众多学者共享的文化大餐，社会各界特别是社科理论界对工程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4月，中共中央召开专门工作会议，正式实施这一工程。工程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中央宣传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工作，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等作为主管单位参与各项任务。“马工程”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委员大多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在国内享有较高威望，里面既有哲学家、经济学家，也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文艺理论家，主要负责政治和学术层面的把关工作。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工程总要求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主要任务是：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研究的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形成充分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学骨干队伍。具体工作包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建立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材；编写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工程的主要目标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培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

工程实施以来，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宣传普及取得重要进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不断深化，形成了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2009年出版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权威的中文译本，为准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工程集中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进行研究攻关，进行追根溯源的梳理，深刻总结经典著作基本观点传播、运用当中的经验教训，并立足于当今时代的新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判断。力求通过这项扎实的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研究工作取得的各项成果，广泛体现在已经出版和正在编写的重点教材之中，体现在理论武装和教学科研工作的方方面面。

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教材编写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国务院学位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设立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6个二级学科，设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大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地位。工程组织编写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骨干课程专业课教材，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每个领域既涉及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问题，也涉及如何充分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实现兼收并蓄，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水准教材体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咨询委员会和工程专家学者付出了巨大心血，反复研究，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李捷：《一项与时俱进、强基固本的战略性工程》，《人民日报》2012年3月28日。）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概论、文学理论、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多种教材已经出版使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

“马工程”不仅是凝聚人心的灵魂工程，也是凝聚人才的战略工程。马工程的实施，加强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队伍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队伍的交流团结协作，提升了这支队伍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攻关能力。工程凝聚着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术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也有在改革开放当中涌现出来的中青年后起之秀，还有在国外深造后回国的优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批著名高校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工程每年组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的研修培训，并将这种培训制度化、长效化。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发展。

近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方面，日益显现出重要的干部基础作用和引领作用。

 

3.建设与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近年来频繁曝光的干部腐败问题、社会诚信问题、暴力拆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老人跌倒、幼童被撞等事件，都说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价值观上表现出多元与冲突的时代特征。传统的集体主义、超功利主义、节俭美德正经受着个体主体意识、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强烈冲击。一部分人在思想价值观念上出现动摇，发生价值选择的困惑与彷徨，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

面对社会价值观念出现的新情况，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任务。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具体部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成为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以“八荣八耻”2006年3月，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一方面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思想库作用。另一方面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务提出后，遵照中央部署，各地很快掀起了学习和实践热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孕育出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成就的生动体现。

2011年，各地掀起了城市精神大讨论，表明国人正在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真正内涵。其中，北京提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是北京精神的表达，天津强调“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是天津特色，广东则认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体现了广东人精神。还有一些省市区根据地域特色提炼出本地精神，推动了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地。

到2011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已连续10年整。这一年参与此项评选投票的近7000万人次，各网站总票数达3.2亿。（张施芳、刘晓鹏：《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祖国的骄傲（人民观察）——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十年纪事》，《人民日报》2012年2月3日第1版。）截至2012年3月，“当代雷锋”郭明义已经拥有680万“粉丝”，很多“郭粉”表示他们关注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雷锋精神。这无一不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正逐步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3月发出《关于组织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的通知》，计划分3年推出优秀理论读物100种、优秀通俗读物100种。

目前，有些部门也正在积极开展研究，如何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核心价值观通俗化、大众化，让群众接受，让群众认同。

 

4.“三贴近”与“走转改”

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道出了情感源于生活的真谛和思想工作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基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大力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评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现象，要求一切宣传思想工作者都要当好群众的学生，使自己成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强调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江泽民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

发展是最好的继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思想。贴近实际，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实际出发部署工作，按实际需要开展工作，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具体实在、扎实深入。贴近生活，就是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客观现实，把握社会主流，从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汲取新鲜营养、展示美好前景，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奋发图强，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共同奋斗，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入情入理，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可亲可信、深入人心。这是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宣传思想工作战线为此做出大量努力。

全民抗击非典时期的《护士日记》撼人心魄，“神舟”系列一飞冲天，载人航天精神和奥运精神通过媒体的传播激荡人心，《张思德》、《杨善洲》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影视作品唤起多年来少有的激情；少儿电视频道的开播，受到亿万青少年的热烈欢迎；新闻频道的开播，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渴望了解国内外大事的要求；净化网络、扫黄打非、抵制低俗之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响应。在“三贴近”中，不少人体会到“心离群众有多近，作品离群众就有多近”；“联系起来、互动起来，工作越干越有味、越有劲”。

为了进一步落实“三贴近”思想，思想文化宣传部门2011年又展开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简称“走转改”）。在“走转改”活动中，一大批新闻工作者满怀热忱，深入大江南北、沿海边疆，上高原、下矿井，访农家、进社区，嘘寒问暖、感受民生，真实反映亿万群众欢度新春的热烈景象，生动展示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的风采风貌，充分报道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报道，一幅幅激情四溢的图片，一段段温暖感人的音频视频，为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浓厚氛围，激发了广大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热情。

浙江媒体注重在“走基层”中“转作风”“改文风”。浙江日报的“乡村微日记”中，最短的报道连标题、标点只有85字，都是群众语言，读来亲切生动。浙江广电集团推出为期半年的“改文风大赛”，力求使荧屏声频令人耳目一新。宁波广电集团反映，开展“走转改”之后，节目更贴近基层、更贴近群众，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也在上升。“走转改”活动中，以全国新闻战线标兵、齐鲁晚报社记者张刚名字命名的“张刚工作室”转型升级，变身为“张刚大篷车记者流动站”，每周由记者轮流把“大篷车”开进社区，向群众提供理财、健康、健身、美容、鉴宝等丰富多彩的民生服务，节假日也不间断。

在“走转改”活动中，产生了一大批“三贴近”的好报道好作品，新闻报道出现了新气象；推动方方面面为群众解决了一大批急事难事，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连心桥；一大批记者心灵受到洗礼、思想得到升华、作风得到锤炼，整个队伍精神面貌有了新的可喜变化。

“走转改”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如何保证这一好的形式能够持续开展呢？2012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走转改”活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努力探索“走转改”的长效机制，新闻战线各级班子、业务骨干要带头“走转改”，从中总结经验，为研究建立长效机制取得第一手资料。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各个部门都要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从基层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产生“接地气”、“有底气”、“聚人气”的精品力作，把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这为“走转改”指明了继续努力的方向。

 

五、大力促进社会和谐

西周幽王在位时，有一天郑桓公问周太史伯：“周朝是否很快衰亡？”博学多才又忧心国事的周太史伯答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周太史伯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说：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是不能连续不断永远长有的。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它们得到平衡，这叫作和谐，所以能够使物质丰盛而成长起来。如果以相同的东西加合在一起，便会被抛弃，就不能生存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临新的形势，针对新的实际，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并为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取得了巨大成就。

1.“和”文化源远流长

5000多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塑造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特有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和”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了“和”的概念，《易传》中就有“太和”的观念，《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随后在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佛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全社会的和谐，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谐文化传统。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于和谐的言论论述很多，体现出一种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的辩证和谐观。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主张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子思提出：“君子之中庸，君子而适中”，进一步提出“中和”思想。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认为只要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孟子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也是“和谐”观念之一。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看法，认为在一个组织内部，如果人们和谐相处，就会取得一致，并增大力量。

如果说儒家的和谐价值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的话，那么道家的和谐价值观可以说是一种崇尚自然无为、主张“和气生物”的“自然和谐”观。老子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言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认为，阴阳二气虽然处于不停的冲撞之中，但它们始终能够在道的基础上和谐相处。另外，《道德经》中还有许多与“和”相近或相关的概念，如“容”、“公”、“爱”、“美”、“柔”、“善”、“顺”、“祥”等。“和”与这些概念组合成“和善”、“随和”、“柔和”、“和气”、“和顺”、“祥和”等观念。庄子大致上继承和充实了老子的“自然和谐”观。其《天道》篇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运》篇说：“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天下》篇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这里所谓“与天和”，所谓“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所谓“醇天地，育万物”，都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人顺应自然之道；所谓“与人和”、“应之以人事”、“和天下”，指的是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和谐。

墨子有感于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致使社会严重破坏，人民不得安宁的生活状况，鉴于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提出了“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主张。墨家学说中有着比较完整的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其构思的被称为“尚同”的理想社会，主要包含以下几项原则：一是尚贤使能；二是人人劳动，各尽所能；三是兼爱非攻，没有战争。《墨子·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又说：“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在墨家看来，天下大治的标准是：人与人相亲相爱，国与国和平共处，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父子各守道德名分。这样的社会理想正是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与儒家“小康”社会理想殊途同归。

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陶冶心性、倡导平等和谐的和平主义宗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一套既治心又救世的和平和谐理论。在传统佛教的规仪中有所谓“六和敬”，即教徒生活的六大准则，其内容为：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这个“六和敬”既可以视为教内保持和谐境界的清规戒律，也可以视为佛教徒处世接物的人生态度，而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和”。2006年4月，在普陀山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普陀山宣言》，提出了当代佛教界的“新六和”理念，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这个“新六和”理念正是当代佛教价值观的生动表述，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同样是“和”。

历代先贤们的这些经典论述，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整合凝聚中华民族成为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多民族的和谐统一。与此同时，和谐观念成为治国安民的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诗·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可以说，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无论是封建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还是近代以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吸收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创新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吸收了相关的思想文化并进行创新的结果。概言之，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当中的和谐思想，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创新理论的灵感。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进入21世纪后，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着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等。

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重要一环，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从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顺应时代潮流的理念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深入人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5年2月19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共同研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胡锦涛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胡锦涛在讲话中还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和主要任务。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胡锦涛指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200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要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议题，成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任组长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历时近8个月的文件起草过程中，胡锦涛先后主持4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起草工作汇报并深入研究具体问题。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决定》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两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此基础上，《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遵循的六条重要原则：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二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四是必须坚持民主法治；五是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六是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又一个新的认识成果，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共十七大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此后，中国加快了社会建设的步伐，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