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重视并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以往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今后仍然要十分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
改革是动力。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使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发展是目标。长期蒙受贫穷落后之苦的全体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发展经济。近些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在世界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高地估计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拥有世界1/5的人口，每年新增加的人口即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不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当然，我们也反对脱离实际的高速度，我们主张经济的发展既要快速又要持续、健康。稳定是前提。我国和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稳定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各项事业都难以进行。因此，我们提出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十分注意把握好人民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以便把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震动缩小到最低限度。总之，不深化改革，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重视发展，就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保持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当然，没有改革和发展，也难以实现和保持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是我们研究处理中国问题始终重视的一大原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瑞典瑞中贸易理事会的演讲》（1994年5月9日）
必须慎重地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诞生、发展和完善的全过程中，始终存在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问题。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我们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悉心体察群众的情绪，把握好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努力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必须慎重地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统揽全局，审时度势，见微知著，力争改革在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顺利进行。
《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8日）
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20年。这20年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20年我们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基本实现温饱并接近小康，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20年是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着国际经济和政治新格局的形成。中国今后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为此，我们将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积极性，坚持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群众承受程度三者的关系，坚持全面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环境。现在中国的形势很好，改革开放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会见西班牙参议长巴雷罗时的谈话》（1998年5月22日）
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说到底取决于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
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说到底取决于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有了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即使有极少数敌对分子捣乱也容易解决；而没有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都不可能巩固。
《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几个问题——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4月11日）
稳定的程度就是多数人承受的程度。
我们要随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注意按照邓小平关于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察一切，深化改革。我们这几年反复讲，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稳定的程度是什么？实在地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承受的程度。我曾说过，改革应坚持两大原则，叫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多数人受益就应当办，多数人受损就不能办；多数人承受得了就可以办，多数人承受不了就不能办。
《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21日）
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
劳动用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现在的难题是，如果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员就富余，而如果大量多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疏解，没有必要的生存条件，就会造成社会不稳，人民就不能正常地生产、生活，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我们搞改革，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要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能过分强调“危机感”，不允许使大多数人都感到危机。“危机感”强调过分，也有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人们多年向往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怎么能够一下子都搞成人人自危了呢？真要是造成一支失业大军怎么得了？要“先挖渠后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减人，哪个厂裁下人来，哪个厂就必须就地消化掉。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这个分寸一定要掌握好。
《谈当前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989年1月5日）
在一个大的改革步骤出台以后，有必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
对于改革，我们讲了三句话：第一，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难免有些不完善；第二，改革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利益的再分配，难免有些不公平；第三，改革是调整上层建筑的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系统工程，难免有些不协调。因而，在一个大的改革步骤出台以后，有必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
《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到渐进性、同步性，有时在某些方面也有迂回性。
社会主义国家不进行改革不行。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领导人能力不能说不强，人口比现在少得多，但那时没有现在这种景象。过去我们每月二两肉票，一年十几尺布票，电视机几乎没有。说实话，过去我们会见外宾时穿的衣服都是借的。之所以有现在这样大的变化，是十年改革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的反映。在怎样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过曲折，甚至出过毛病，但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尽可能使改革少走弯路。我们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这是我们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首先应该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之所以要求改革，首先是因为经济方面有问题，如经济效益低、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等。改革应同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密切联系，使他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生活有明显改善，这样他们对改革就会关心和支持，改革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到基层与工人农民群众谈，对他们说，你们可别放弃改革。群众说，我们从来不想放弃改革，倒担心你们头头们放弃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敏感，必须谨慎，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不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不可能太快。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到渐进性、同步性，有时在某些方面也有迂回性。
《会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代表团时的谈话》（199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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